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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荆棘人生的刺痛
作者：张学昕 于 倩
三
文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让人震惊的不仅仅是城市里的车水马龙，而是潜伏在“文明”下的日益蔓延而无法遏制的“恶之花”的盛开，城市渐渐成为虚伪、呆板、冷漠和欺骗等等丑恶现象的集散地。道德的灰色烟雾已经扩散到城市之外，使得与之相对的乡村也不再是人们记忆中可以让灵魂惬意栖居的天堂。城市与乡村互相瞭望，它们互相都希望对方成为可以让自己暂时避难的“诺亚方舟”，然而在乡村与城市同时沉沦和衰退的时候，它们对于对方的希冀也成为一种不能。在孙书林的近作《临摹》中，作家开始向下看去，他将视角投注在一群城市的边缘群体——妓女的身上，这是一个失语的特殊群体，她们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外，既被城市所摒弃，又为乡村所不容，她们被迫用自己的身体完成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的艰难生活，然而却一直站立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难以喘息，这１２个花季少女的悲剧是作家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控诉，更让我们面对着心灵与道德的双重拷问。如何捕捉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与渴望对方的矛盾心态中特有的、凌乱而混杂的历史纵深细节？如何在其中重新发现灵魂的重量成为作家新的关注点。
应该说，孙书林的每一部作品都能让人感到一丝欣慰与惊喜，我们明确感到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与探索，每一部小说都有新的东西在闪光。《临摹》中的１２个女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她们都叫“二丫”，１２个二丫有着不同面孔，却有着相同悲惨的命运。二丫们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来到城市，“老村长说了，谁给家挣的钱多谁光荣，还让大家叫二丫，打二丫名字品牌”。让女人靠身体为农村发家致富竟然成为合理和光荣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二丫用自己身体换来的钱让哥嫂住上新房，然而他们在享用着妹妹用血泪赚来的金钱的同时却将她排斥在家庭之外，即使亲生母亲也觉得女儿的存在是自己的羞耻。一个身患绝症的二丫在曾经的妓女身份被拆穿之后，为她捐款治病的人们一夜之间暴怒，甚至救死扶伤的医生眼中流露出的也是冷漠和鄙视，她和恋人几乎瞬间就被城市抛弃，人们的爱憎突变让人领悟到城市热闹中的寒冷。二丫们被农村送到寄予无限希望的城市，城市将她们无情地糟蹋、抛弃，她们回不去生长的土地，又为脚下的土地所不容，在城市与乡村共同堕落的背景下，这群女孩子的遭际无疑让人心痛。作家此时的深刻在于，他没有让城乡完全对立，而是让乡村与城市靠拢，让乡村与城市的道德溃败靠拢，在这样一个渐渐趋同的背景下，“二丫”们的命运就显得极为可怜，因为她们无处容身！一个二丫用画笔描摹了１２个城市的全景图，这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与其说记载了１２个城市的繁荣和虚华，不如说临摹了城市的罪恶与城市边缘人的痛苦。这里的痛苦是一种分裂的意识，它指向一种被分割的体验，也指向某种合一的愿望。
从《穹庐惊梦》、《血恋》、《百世苍凉》到《临摹》，作家不断地追求着叙事手法的创新。《穹庐惊梦》由于受到章回体小说叙事模式的限制，作家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视角对故事进行讲述，这多少还未脱离传统的叙事方式。在《血恋》中，作家让“我”（王来福）用三天时间讲述１３年的故事，并让故事的主人公各自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讲述，两种人称的叙述方式交叉进行，可见作家在叙事探索上的良苦用心。到了《百世苍凉》，作家则采用了复调的形式，是小说具有叙述上的现代性特征。小说中的“我”是书中的作者，他在小说中起到回忆、见证和书写的作用，而已故的古人们也用自己的声音讲述故事，在“我”的现实考察与梦境中与古人相遇交流下，历史与现实没有分开隔离，而是紧紧缠绕在一起达到历史与现实进行对唱的效果，多种声音交合在一起有如交响乐一般给小说带来出色的美学效果。《临摹》中作家采用了放射性结构对１２个妓女的命运进行讲述。焦点即故事的中心是对城市边缘人——妓女命运的关注。同一个轴心下，散射出１２个姑娘不同的悲惨命运。作家仿佛在故意制造一个叙事迷宫，然而读者却并没有感觉到阅读的障碍，而是完全投入到阅读快感之中。另外，作家还在《临摹》中全篇都大胆地使用了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为读者描摹１２个妓女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在小说创作中非常罕见，比起第一、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第二人称会增加作家的叙事难度，对作家的艺术功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小说中作家新的叙述视角不但没有损害艺术的表现力，反而增强了个人生活的细化与感觉化的叙述效果，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更加丰富，这说明孙书林在文体试验以及艺术探索上无疑又向前迈出了成熟的一步。
故事构成了小说，但故事仅仅只能是故事，它并不是小说本身，它只构成小说的一个要素。“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对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灵魂叙事大放光芒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对人与事物心中有爱、对未知的世界抱着好奇、对生命的衰退怀有伤感、对灵魂的寂灭充满疼痛的作家，才堪称是面对人类、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某种意义上，对于一个具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写什么并不重要，写出什么也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写着，是否还关注着。生命在其自身的历程中往往产生碎化与僵化的形态，把碎化的生命整合起来，把零散的生活经验重新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还原给人，也许是一个作家更应该思考的东西。孙书林的小说是有一些遗憾的地方的，比如他描写漠南蒙古，但是他对草原风物的关注很少，使人感觉他的小说注重故事情节多于文化表现，作家虽然从漠南走出，但是并没有为读者构造一个完整的漠南世界。想要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当代文坛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我以为孙书林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当下，作家时刻面临着一个“表述”的问题，尤其是当作家试图构造一个完整的“世界”，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世界”来隐喻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的感知时，表述的方式恰当与否则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沟通的自由与可能性，孙书林一直在努力着，这里，我们无法预言作家会带着自己的文学梦走向哪里，也许，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最好的答案，毕竟生存是用短暂的时间满足肉体需要，却要用一生的感知来满足心灵的过程。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王尧《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一期｡
②卢波米尔·道勒齐尔《虚构叙事与历史叙事:迎接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新叙事学》,2002年版, 195页｡
③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1月, 87页｡
④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 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页｡
⑤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1月, 141页｡
⑥孙书林《临摹》,远方出版社,2004年4月, 61页｡
⑦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华夏出版社,2004年4月, 135页｡
⑧谢有顺《重申灵魂的叙事》,《小说评论》,200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