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乡土文学的挽歌情调
作者：徐肖楠 施 军
这一点。
纯正的乡土文学可能借乡村世界的素朴性和单纯性，去深入市场中国，避开利益、欲望和享乐的纠缠，用中国古典田园式生存的美好怀恋，去返顾现代城市文明和市场化生存。这样的文学描述出的纯朴恬静的田园生活和人伦社会情景，会带来一种遥远和悠然的感觉，它们引导读者体验和想像非常中国化的古老生活——单纯、平静、悠然，带有一些熟悉而清新的家园感受，使人们无法用市场中国的乡土颓败去感受和体味，只能通过被叙述的生活去怀恋，因为那不属于我们的现实体验，而只是遥远的回想和记忆。
由此，乡土文学在这个时代真正含有意味的是：如果人们的现实生活能够被某种古典的挽歌情调所浸染，就会在消费生活现场和市场化时尚中反叛和突破，让自己返回到一种被怀恋而逝去的生活和生命中，从而得到一种人性净化和精神安慰。市场中国与时尚生活使人变得看不透，而在古朴平静的乡土中人是透明纯净的，这使人向往和怀恋田园式生活以及与土地亲近的生命情感。
当古典与现代相交，怀旧的生活根基和挽歌情调被破坏时，田园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就无以为存，乡土文学自然也无处可去。在市场中国的乡村文学叙事中，古典家园的情味、意趣和追求已经风流云散，几乎丧失殆尽。当市场中国的文学描写着大批在城里求生的乡村人和逃离乡村的人时，乡村和土地的怀恋在哪里?在古典文化中淬炼的、在20世纪的乡土文学中保持的乡土纯净意识在哪里?如果确定来到城里的打工者代表着乡土，并将对其生活的叙述命名为新乡土文学，那么来自乡下而读完大学后在城市工作的人代不代表乡土?这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这两种人只是收入、地位和谋生方式不同而已。因此，什么是乡土文学已经混乱不清了。
如果乡土文学的内容和风格情景都弄不清，将莫言、贾平凹那样的作品看作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也就很困难：那样的作品离20世纪初中国乡土文学的典范作品，如鲁迅、郁达夫、许地山、王统照、废名、沈从文的作品相去甚远。在郁达夫的笔下，乡村纯朴曾经被带进了城里，写出了《春风沉醉的晚上》那样的作品。沈从文的《边城》在神解体的年代重新给神以赞颂，描述了一种神圣乡土的美好淳朴，在一个普遍背叛和决裂于乡土传统的年代里构筑了一个乡土家园的神话。郁达夫、废名和沈从文笔下那种停留于宁静自足中的神圣乡土情结，已被市场中国的乡村文学彻底打碎，这使其不能轻易自命为乡土文学。
与之相关的是。替代挽歌情调的是苦难崇拜。进入市场中国以后，精神性叙事资源缺氧一样突然短缺，在现实和文学精神都晕头转向、发傻发蒙的情境中，生命扭曲伴随着现实苦难而张扬起来，其中主要地是以乡土文学名义在乡村山野背景中描写苦难和野蛮。甚至制造苦难和推崇野蛮。苦难叙事成为市场中国乡村叙事的一个突出理由和成功标志，当缺乏挽歌感受时，在纯正的乡土文学中被淡化为田园意趣的苦难变得格外扩张。
最早的中国乡土文学中的苦难，多半是以精神性苦难为主要叙事意向。最初的乡土文学中所描写的现实苦难伴随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性化的同情，二是风俗化的生活情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乡土小说家描绘乡村风景民俗，是依附于五四新文学写实的和为人生的主流文学，以赞美自然美好、乡村淳厚，慨叹人生艰辛，批判愚昧麻木等为主题，其意图仍然是以理性和人性来批判封建文化体制和传统。所以中国传统的道德风化、民俗乡情大都被当作批判的对象，而中国乡村在现代文学中的这种形象，也会是一个麻木、愚昧、冷漠、荒蛮、原始、落后的形象，但这种苦难叙事和启蒙叙事中的乡村形象并不是一些苦难和非人性的畸形集合物。
乡土文学的另一些重要作品，如废名、沈从文、郁达夫的一些作品，不专事乡村苦难，其乡土文学意趣在这种对苦难淡化的情境中发生，借乡土表达人的纯朴和生活的平静，一般不包含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而是表达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有序的生活。在这样的乡土文学传统中，生活苦难被淡化，更多地表现人性淳朴和山水田园风情，表现一种安静的生活和初民社会，让人忘情地向往一种似乎亘古不变的古朴生活。
这样的乡土文学描述。试图用一些美好精神去改变人们生活的苦难感受，把苦难生活写成了一种追求田园和诗意的生活。这样的田园抒情和古典怀恋，恰好是对当时遭受批判的乡间风俗文化传统的赞美，表达一种乡村文化理想和一种质朴天真的人性。因此所有的田园景物都被赋予了诗性的想像和诗性的生命含义，出现了一种田园化、梦幻化、遥远的乡村理想形象，有一种田园挽歌情调和生命净化的感受。
市场中国的乡村叙事对这种乡土文学追求并不了解，因此，在市场中国的乡村文学中，苦难的情景被格外放大，而对于废名、郁达夫和沈从文所创造的抒情的、田园的、挽歌的风格和情调却淡漠疏忽。于是最初的乡土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对生命苦难的同情和获救，在市场中国的乡村文学中突然被瓦解了，这样描述的乡村苦难与精神性苦难没有什么联系，很多作品写了现实的庸俗和粗鄙、肮脏和丑陋，热衷于写人性恶、写人与人的互相伤害，而不是追求生命的美好与崇高，难得看到对理想、正义、自由、尊严和灵魂的思考与表现，难得看到对生命的敬意和沉重感。
与这样一些市场中国乡村作品中欢腾喧嚣或者水深火热的生活不一样，纯正乡土文学的生活中，有一种内心的静穆和情感的忧伤，古典的平静和素朴浸润着人物，他们生存在乡土单纯和田园天真中。这种乡村田园的逃亡抵抗着现代生存的扩张，那些回忆中的遥远生活，在文学的想像世界中保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那种遥远的、流逝的美好是一种生活的人格化想像和渴望，是从现代立场对古老乡村、从现在立场对过去生活的审美创造，如果不是在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交错的想像中，历史和实际中的乡村就不会是这个样。
在中国古典时代很难产生挽歌情调，它只有在一个时代替换另一个时代时、在新与旧相撞击时才会产生，像李煜的词那样的挽歌情调也主要是对个人过去生活的怀恋。主要不是对一个时代的怀恋，只有《红楼梦》这样的极少数作品才具有对一个时代的怀恋意味、具有挽歌情调。乡土文学正是在这方面具有与中国古典时代以往文学不同的特点。也具有以后文学不易具备的特点，而这种挽歌情调本来是市场中国文学有可能继承和发挥的文学特点。
但实际上，到了市场中国，一方面古典的精神叙事资源没有延续下来，另一方面挽歌情调也无从产生，因为作品中并没有呈现出一种对古典与现代关系的思考，也没有深刻的古典依恋，而常常是对市场中国的现实性依附，作品内容也常常是借乡土生活演化市场化生存情景。伴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市场化的过程，纯乡土文学因古典意识的消亡，也因与市场意识悖离而与现代意识不一致，从而渐渐远离中国文学的叙事视域。当现代化进行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而延伸出市场化意识和行为时，乡土文学中对现代文明的迷惑与古典怀恋情结的融合已旧景难现。也很难与市场化现实相一致。
乡土文学的挽歌情调是作为一种现代诉求出现的，没有现代进程的激发。便没有对古典式乡土的怀恋，古典的田园情调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古典怀恋。对古典远去和现代走近、城市崛起和乡村衰落的迷惘，在市场中国仍然存在，只不过这种现代诉求不符合人们市场中国的利益愿望，单方面的利益化、实用化生存愿望，使人们不再考虑更多的精神性问题，也不再对市场化完全替代现代化的可疑性进行置疑，不再对市场化的乡村进程持怀疑态度，也就难以产生乡土文学的挽歌情调。
市场中国的挽歌情调、古典怀恋不再产生，因为缺乏生存的精神资源，于是叙事的精神性资源也极为匮乏，乡土叙事中不再包含精神生存问题。乡村文学作品中古典怀恋和挽歌情调的失去，不仅是失去了乡土文学的品位和魅力，也标志着一些文学作品正在失去提升精神、思考生命的本来品质。乡土文学并不是仅仅把乡村中那些尘封古旧、在几百年几千年阴暗中没有见人的东西挖出来把玩观赏，而是要赋予乡土生活一种风情和品位，给人一种美好感受和向往。在这样的时刻，美好向往与挽歌情调是难以分离的。
可以这样希望：什么时候我们见到了震撼我们的挽歌情调，什么时候我们就见到了有大气魄的、纯正的乡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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