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试论弗洛伊德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传播与接受
作者：张良丛
现代作家沈从文先生的文学观点和创作都显示出了精神分析的因素。在《小说的作者和读者》这篇演讲中，提出写作要表现“人事”即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认为作家的创作动力来源于性本能加上一种想像的贪心而成。这些观点的提出显示出了作者受到厨川白村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作者也提到了理性和本能之间的冲突，精神受到压抑的痛苦，从而在创造故事中，排遣痛苦， 解决冲突。这种看法其实是弗洛伊德思想的升华说的翻版。另外，沈从文对家乡湘西的风情民俗的解释也是从弗洛伊德的学说出发的。他认为湘西的迷信风俗与人的性心理因素有关系，主要是女性本能欲望、精神被压抑后，通过敬神演戏、朝山拜佛、放蛊、行巫等行为排泄这些心理能量。沈从文先生不仅理论上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而且通过创作来实践。他认为人类正常的性欲是人性美的表现，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从而反对封建卫道士禁欲主义对人的性欲的压抑。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充分描写了人的原始的生命力，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包括情欲。如小说《边城》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当然沈从文的小说肯定人的正常的情欲之外，还有着特殊的思想意义：同情妇女的命运，认为妇女和男子在婚姻、爱情、性欲等方面应该有同样的选择的权利；如《旅店》、《爱欲》等作品。同时把这些描写同反对封建道德、世俗观念结合起来。如《夫妇》等。当然沈从文的理论和小说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继承、运用也有其偏颇性，但是这与弗洛伊德本身的局限性和那个时代反传统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现代文学还有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如杨振声的《玉君》暗合精神分析的原则。这篇小说在写作的时候，作者并没有意识到是按照弗洛伊德学说写的。写完后看一遍才自己吓了一大跳，索性写了一篇弗洛伊德的序。抗战初期以小说《鬼恋》而成名的徐訏，他自己曾说过20世纪的作家多受两大思潮的影响，一是马克思思潮，一是弗洛伊德思潮。就徐訏来说，他本人主要是受弗洛伊德影响较大。他的小说《禁果》、《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都反映出了这种倾向。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作品也隐现着弗洛伊德的影子。《沉香屑 第二炉香》、《金锁记》《心经》等作品都表现了性压抑、性变态乃至恋父情结等内容，或许是无意中的巧合，但在客观上却显示了弗洛伊德的影响。
三、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现在看来，弗洛伊德思想在五四后的中国的传播是非常热烈的，在当时它是一门显学。它波及的不单纯是文学界，在思想界它的影响或许更大。某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观念。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国内学术界似乎成了一个禁区，甚为可惜。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它才重新在中国学术界泛热。与上世纪80年代的传播相对照，五四之后弗洛伊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其特色的，对我们现在重新来接受、阐释弗洛伊德思想不无启示。
五四之后，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传播是适应当时反传统的大气候而动的，这是其首要的特点。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救亡图存的思潮，改革的思想一直左右社会的动向。洋务运动的发端，改良运动的深入，乃至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一些运动一个总体的目标就是救亡图存，使中华民族摆脱这种屈辱境况。文化界、思想界把这些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反传统。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关键在于传统文化的落后，有些人甚至要废除汉字、打倒孔家店。这些观念现在看来有点奇怪，不无其偏激性。但是正是在这种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思潮中才消除了中国自古就具有的夜郎自大的盲目的心态，开始学习国外的新的思潮。弗洛伊德思想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介入中国的，主要是为了反对传统的封建礼教对人欲的压抑。另外，弗洛伊德思想的介入，同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样，很多是通过二手资料引入的，评价问题存在着不少缺失，不是对他的价值做了过分的肯定，就是做了过分的否定，缺少统一的公正客观的评判。由此可见，建国前的引入，存在着特定时代的特定的需要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现在再来接受弗洛伊德思想就必须注意客观性和公正性。最后，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翻译，也存在着特定的问题。着重于精神分析学的翻译，而缺少对其著作全面的翻译。这也为后代继续研究弗洛伊德的思想留下了空间。
该如何接受弗洛伊德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众多的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例子中，鲁迅先生似乎对我们现在如何接受弗洛伊德思想有很重要的启示。鲁迅对外来思想的接受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拿来主义。他本人在文学实践和思想融合中就贯穿了这个原则。鲁迅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是通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来接受的。在这本书中的弗洛伊德思想其实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了，而是经过厨川白村的理解、批判之后的思想。鲁迅通过这本书接受了弗洛伊德思想的也具有厨川白村一样的特点，及批判分析之后的接受。因此鲁迅借鉴弗洛伊德思想并不是一味的盲目崇拜，而是在肯定弗洛伊德对人的生命力赋予新的意义上来进行的。他借此解释文学创作，剖析人性。所以精神分析学说在鲁迅的手里不啻于一把手术刀，用来解剖中国社会的各种各类人物的精神异态：封建卫道士的虚伪、被压迫的劳动者的精神痼疾、创伤性精神分裂人物的自我言说的真实性，还有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由此精神分析学在鲁迅的运用中，并非套用，而是在深刻地认识、分析之后，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具有了鲁迅自己的特点。鲁迅并没有单纯地固守弗洛伊德的原则，而是结合中国的现实把社会和文化与弗洛伊德的思想结合起来运用。
由此，当代我们重新接受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鲁迅先生的做法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启示。首先，我们应该肯定精神分析学对人的精神活动，尤其是异于常态的精神活动具有解析的有效性。我们可以借此来深入开掘人的深层次的精神世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人的精神世界本身的复杂性，精神分析学缺少对这方面的关注，决定了它本身也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过于迷信。其次，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具有特定的意义，他对艺术具有向内开掘的可行性，但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社会文化因素，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可信。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生理、心理、文化等因素的多重融合是人性的基本构成。美学的建构需顾及人的各方面因素，早期的弗洛伊德思想缺少多方面的兼顾。因此其后来的发展也往多个方向展开。这给我们现在重新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美学提供了一面自观的镜子。
总之，就弗洛伊德学说来讲，我们研究现代中国的文学、文化、思想是无可跨越的。它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西学东渐的一个热潮，我们必须对它加以重视，不能忽视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文学审美的潮流迥异于传统的时代，欲望叙事的浮现，审美的刺激性等潮流的出现，似乎都在呼唤着精神分析美学重新复出，来对现在的文化审美重新解释、引导。或许，现在就是我们重新研究精神分析美学的较好时机；或许精神分析美学会给我们未来的审美带来一个新的方向。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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