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传媒时代的作家身份危机

作者：周根红

　　
　　四、作家身份的误读和遮蔽
　　
　　在大众传媒中，作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被误读和被改写。传媒对文学事件的呈现显示出其一贯的商业炒作伎俩。在文化新闻或者娱乐新闻中，作家往往被处理成娱乐的边角料，甚至许多对作家的关注已经超出了作家身份这一范畴，转而将其认定为是一种娱乐身份。2007年著名作家王朔的重出江湖，经过传媒的大肆渲染，俨然成为年度热点事件。而王朔面对传媒一贯的姿态，更是加深了整个传媒报道的娱乐性。在公众的视野中，人们不再将其作为一个作家进行身份定位，而是将其更多地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各种解读。王朔复出后的“自暴吸毒事件”、“大骂记者事件”、“央视心理访谈事件”等似乎都跟文学没有关系，跟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王朔的作家身份都是被传媒抽空的，然后传媒再对其进行了新的身份塑造，于是他便拥有了一个“毒枭”、“病人”的身份。传媒对作家身份的重塑和改写，正是契合了传媒的商业本质属性。
　　传媒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遮蔽作家的身份，并进一步压制作家的创作。本雅明曾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说，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小说的传播才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讲故事的艺术却也走向了衰落，“人们一边听故事，一边纺线织布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7}本雅明的论述是敏锐的，当文学进入传媒时代以后，文学作品中“讲故事的艺术”正在衰败，作家的身份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的创作已经不再是以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所进行的写作行为，而是迎合传媒阅读趣味的工业化写作，在文化工业的书写中作家身份开始迷失、被遮蔽、被误读。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手工艺品时代，他们不停地重复着自己，浪费自己的资源和精力。正如余华在其《兄弟》一书出版后所说的，《兄弟》的写作是在失控状态下写出来的，字数越写越多，然而评论界对其作品的反响并不叫好。更多的作家进行着大量重复性的写作，几乎都没有超越自己的高度，只是对文字所进行的一种简单体力劳动，只是对作家身份的一种自我覆盖，只是对传媒技术时代阅读的一种献媚。他们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手工时代的技术，而不具有一个创造性的内心表达。这些作家的写作日益切合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是传媒对作家身份的一种颠覆和消解。作家的这种“专业化”写作模式，无疑促使作家流向权力和资本，并直接为权力和资本所雇佣，从而使作品失去应有的唤醒功能、使得作家在面对灵魂内心、公共事件时大多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难怪学者王彬彬指出，“当代中国作家，正在总体性地非知识分子化，在非知识分子化的同时，是总体性地走向工匠化。” ⑧
　　
　　结语
　　
　　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急剧发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传媒渗透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时代，传媒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并对很多人和事件产生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作家依然如此，尤其是以图像为代表的“声色之潮”，正在制造着“体验和主体性的新模式”。{9}如果我们把作家和传媒的关系置身于消费社会的语境里，进而与符号、象征和意义的“商品式的”消费关联起来，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作家身份在传媒中的真实存在。只是在这样一个传媒时代，作家是否也会被传媒“娱乐至死”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1}［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2}［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在《历史的现场直播——媒介事件》（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一书中，作者把媒介事件定义为“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本文对“媒介事件”的运用与此不同，不仅仅是指电视媒体，而是扩大到其他相关媒体。
　　{4}夏榆《鲁奖：七票定终身》，《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日。
　　{5}周宪《知识分子如何想像自己的身份》，转引自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6页。
　　{7}［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张耀平译，载《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8}王彬彬《作家的工匠化》，《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9}［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