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深切怀念吴士文先生

作者：濮　侃

教师、中学语文教学直接发生关联。把这些实际问题解决好了，就提高了教学质量。他的讲课极其生动，根本就在于他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并能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他写的著作也是深入浅出的，既生动又深刻。1979年由丹东日报翻印《修辞知识》一书就是明证。该书原系讲稿，经整理而作为内部学习材料。这是使作者欣喜若狂的一本书，由此开始，他的著作可以敞开心扉发表自己的修辞学见解了。这本书提出了“一般性修辞”和“特殊性修辞”的新认识，在’特殊性修辞”中根据辞格的特定结构形式分为以下各类：描绘体描绘对象体，换代体换代本事体，引导体引导随从体，形变体形变原形体。这是极富开创性的工作，颇具新意。在这本书中，他还根据语言发展的事实，提出了新建的几个辞格：增动、伸缩、换算、疑离、扩义，为充实汉语辞格宝库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在这本书的最后，附录了《修辞格结构形式初探》一文。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论文，也就是事先我所看到油印稿，事后发表在《辽宁师院学报》79年第4期上的学术论文。它标志着吴士文研究修辞格的新进展，在向形式化、科学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可见吴士文又是注重创新的人。80年代是我国修辞学空前活跃、蓬勃发展的时期，仅修辞格的论著就让人刮目相看。研究辞格的人数不少，我也忝列其中，但最值得提出的代表人物是两位，一位是创建辞格最丰的谭永祥先生，另一位就是既创建新辞格又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吴士文先生。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辞格的论文，并于1986年出版了《修辞格论析》的专著。这本专著在吸取前人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辞格研究中各方面问题，可以说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新时期辞格研究的顶峰之作。它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关于辞格的定义：正如张寿康先生在该书《跋》中所言，“士文同志把辞格定义为‘辞格是言语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的”。而“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提法，正是吴士文先生的创造；(2)关于辞格的分类，划分“描述、换借、引导、变形”四大类，具体联系37个辞格，也比较合理，而从辞格的结构形式着眼，不仅很有新意，而且便于操作；(3)关于辞格系统性，他提出了“范围上的全异性、标准上的同一性、命名上的一贯性、层次上的平面性”四个原则，也是一种创造，至少可以解决相当多的因认识不清带来的麻烦问题；(4)关于辞格和非辞格的关系问题，书上论述颇为全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辞规”和“辞风”，而这两个名称是吴士文先生的创新。本来是“消极修辞”研究的内容，作者认为难以掌握其规律，容易产生某些弊病，从实际发展看，拟将“消极修辞”改为“一般性修辞”，下位区分为“辞规”和“辞风”，以便与“特殊性修辞”中的“辞格”和“辞趣”相对。这样层次井然，更显系统性、科学性。他的这一思想，曾与我交谈过。我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工作期间，曾在学报1993年第6期上亲自发表了他的大作《应该继承、完善“两大分野”的修辞学说》。他身体力行，带头并组织一些中青年学者撰写一批有关’辞规”和“辞风”的文章，刊登在有关刊物上，曾引起了相当的重视，也有过一场不大不小规模的学术论争。这种继往开来的探讨精神在修辞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2005年举行的中国修辞学会成立2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代表在讨论中又一次对“辞规”“辞风”的研究进行了呼吁，又一次缅怀了吴士文先生对修辞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继承、发扬，继往开来是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亦必须这样，老一辈学者是这样，我们当代的学者也应该是这样。吴士文先生在我辈学者中作出了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完成他的未竟之业，让中国修辞学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1] 2

本文为全文原貌　请先安装PDF浏览器　 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