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语体构成成分研究
作者：丁金国
一致，不外乎上位有立论与驳论，立论的下位有因果法、例证法、引证法、比喻法等；驳论下位有驳论点、驳论据、驳论证。立论与驳论在语篇中也不是绝对对立，常是以一种为主，另一辅之，或是二者结合，有破有立。
2．5．4对话(conversation)“对话”是人类语言发生的原初形式，是儿童语言习得的最初途径，也是人一生中言语活动的主要手段。其基本表现形式是：话语主体相互交替言谈。相互交谈至少是两人，因此而定义为：人们基于交际的需要，两人或多人相互交谈的连续语段即为“对话”。西方在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了对“对话”的多角度研究，其中成绩卓著者，有Sacks，Schegloff,Jefferson(1974，1977，1998)等。他们从对大量的言语行为的观察中，提出了人们言谈的依次交替理论(tum taking)，建立了对话结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苏俄的Бахтин就已对对话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至今仍有启示作用。他的研究异于他人，强调对话的人文性，认为对话是人类语言文化的基本单元，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对话规则。对话的宏观结构包括三个要素：说者、听者和话题。这三个要素互动、互补，相互依存。三者间互动的润滑机制是语调(intonation)。语调介乎语言与言语、自我与他者、听者与说者之间，清晰地显示着对话者各自在对话中的地位、身份以及态度。在双向的言谈中，显示着喜、怒、哀、乐之情，传递着支持、反对、疑惑、怜悯之意。对话看似自由、漫无，无拘无束。实际上，发话先后、顺序、长短，语篇的详略、语言成分的重复率、言内义与言外义等，都要受对话结构的制约，其内在都有“对话规则”所调控。任何对话从构建伊始就是诉诸性的，就等待着应答。诉诸可不针对具体的个人，但针对某一话题而发却是实在的，为此，Б氏认为诉诸性和针对性是对话的基本特征。
2．5．5描写(description)在言语交际中，对人或事物的某些部分予以“突出”和“强调”的表述可视为描写。描写的功能在于“再现”客体的情貌。既是再现，那就不能“无中生有”脱离客体原质态作奢言侈语。描写与叙述的区别在于．：叙述重在事件的过程，强调的是线性序列；描写并不关注事物的整体演进，而注重对人和事物局部的精细观察。所谓的“形象化”的刻划或描绘，重要的原则是：追求“逼真”，而不能失真。这就要求“描绘或刻划”都必须有度，适度则宜，离度则悖。对于“度”的把握，应以话题为轴心，凡是有利于突出话题的描写则谓之宜，违于话题的艳词丽调铺陈，都是语篇的赘疣。描写表述的难度在于不趋俗，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细部，能够脱陈立新地凸现出来，是描写表述所欲达的目标。写作学中对描写的分类，可谓周详务尽。实际上，凡是语言运用功能域所涉的任何“点”，都可设立一种类型。我们认为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和运用这种方法，从事语言实践或理论研究。因此，从描写的作用看，无非是两类：展示作用和激活作用。展示是基本要求，激活则是描写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对客观物象的描写，激起语用者的联想。“描写”与文艺语体息息相关，可说是文艺语体的基本表达方式，尤其是散律文艺语体，离开了描写也就失却“文艺性”。与上述其它表达方式不同的是，描写本身不能独立成“体”，多广散在各种语体之中，即使是论证语体，也不完全排斥描写。
2．5．6抒情(expression) 语用主体因客体而激发出的内在感受，用抒泄的方式表述为“抒情”。所谓“抒情”，既不同于叙述，也不同于说明和描写，更异于“以理服人”的论证，它们都偏重于对客观物象的表达，而抒情则是以主体内在的情愫唤起接受者心理上的回应。前者重在再现客观外在现实，后者则是主观表现内在意绪。在中国语用史上，最先论及此种表述的是汉《毛诗序》，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指宫商角徵羽五声之调，郭绍虞注)”；对此作进一步阐释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倡言“为情而造文”，认为“情者文之经”，“五情发而为辞章”(情采)。抒情在语篇形式上由三个要素构成：听觉符号、视觉符号及其所承载的情感语义。抒情表达就是借助于可感性的听觉、视觉符号，释放个体内心的主观情思，藉以达到主客体相谐的境界，以发挥其感化功能。既然抒情是以主观表现为基本特征，那么抒情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主观评价程序，其所表现出来的任何感情都必定隐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抒情方式在表达过程中，较之其它形式更为自由，但其自由度既受制于社会文化观念，也受制于个体的整体素质。
2．6 风格形态风格与语体都是语言运用的产物，但二者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是一种隶属关系。语体是语用的基础，风格是附着在语体之上对语体起着一种藻饰作用的审美形态。语体是第一性，风格是第二性，风格是语体的基本构成成分之一。由此观之，风格对语体的伴随性是绝对的，是人类语言运用中的普遍原则，它对于任何话语都是一视同仁，不存在有无的问题，更非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和成熟的作品才有风格，或唯有文学作品有资格承受风格的褒奖。风格之于语体伴随的普遍性，Aristottle在《修辞学》和《诗学》中，较为深透地弥漫着这一思想。《修辞学》在区分诗歌戏剧体与散文体的基础上，着重对散文体中的演说体予以重点论述，认为司法诉讼应精确质朴，典礼演说应壮丽雄伟，议会辩论应逻辑严谨，他还特别强调“不要忘记不同的风格适合于不同的演说。”。可见，早在古希腊时代，对于语体与风格的关系，就认识得如此深刻。即使到了二十世纪，西方在强调文学文体学与语言文体学区分的同时，也并未否认非文学语体的风格属性。在古代中国，风格论的大家们在谈论风格时，从来就是与“体”联系在一起，所谓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当是很自觉的理论概括。经陆机到刘勰，对这种“风格”与“体”的依附关系的认识，擢升为“循体成势”的理论，并加以系统化：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刘勰《定势》)
兴起于上世纪后半叶的汉语语体学，汲取了中国古代风格论的功能思想和西方文体理论的精华，创立了具有实用价值的汉语语体学，把风格之于语体的依存关系表述为“语体的语言特点系统”、“语体的语言特征”、“语体风格”(与表现风格相对应)。这种从语言的物质性切入，对语体的各种语言特点作的离析，无疑标示着学术上的进步，但本质上讲的仍是风格。如讲学术语体，则界定其语言特征是：逻辑严谨、语词典重；日常谈话体，则是自然疏放、生动灵活；讲文学语体，则是洒脱流畅、跌宕起伏等等。可见，讲的都是语体的风格属性，为了与突显语体，所以才绕了一个弯儿，结果还是绕到“风格”上来。既然语体与风格是语言运用的产物，语体是风格的内在基础，风格是语体的表现形态，那么，风格作为语体的构成成分，不仅理论上顺理成章，事实上也是有据可征，不仅为汉语的语言事实所证实，也为其它语言的语用事实所证实，由此看来，风格对语言运用的普遍性这一命题无需再证明下去。
3 结语
对于语体构成成分的研究，我们试从形式着手，初步离析出了：体目标记、体脉结构、体材性质、韵律模型、表达方式、风格形态诸项。还可从语义人手，离析出语义结构的构成成分。语义结构是一种隐性结构，它存储于语用者的心理底层，潜隐在语体的背后，限制与规定着具体语篇在实际操作时语义选择的大致范围，并调控着语篇运行中各个部分之间意义上的连贯和形式上的衔接。对于语义结构成分的离析，鉴于相关学科研究的滞后，我们对语义结构成分的提取也只能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