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谈谈修辞学的发展取向
作者：沈家煊
(二十二)李贺出生十四年之后，杜牧闯入人间。
(二十三)大约杜牧出生十年之后，李商隐出生。
(二十四)大约李商隐出生之后二十年到三十年之间，黄巢一声初啼，来到唐曹州冤句一个商人之家。
这些诗人“出场”的句子使用以下两个句式：
a Y小Xn岁
例如：李白小王维一岁。
b X出生之后n年Y出生
例如：高适出生之后十年，杜甫出生。
作者交替使用a和b这两种句式，其中有什么规律?是不是作者开始习惯用b式，后来嫌冗长而改用较简单的a式?显然不是，后面段落用b式的很多。是不是诗人的名气越大越倾向用某一式?也不是，李白(十二)用的是a式，杜甫(十四)用的是b式，两人的名气差不多。是不是作者为了避免单调划一，随意地参差使用这两种句式呢?不是。仔细观察后发现，这跟前后两个诗人相差的年龄有关系：
1)相差1～3岁的，都用a式。(如，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九)
2)相差10岁以上的，都用b式。(如，二、三、四、七、十一、十四、十六、十七、二十一至二十四)
3)相差3岁和10岁之间的，a式和b式混用，a式少(八)，b式较多(如，五、六、十八、二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几种情况?回答是，这是语言组织的“距离象似原则”在起作用。在三个层次上距离大小相互对应：客观时间、心理达及、话题接续。
“客观时间距离”即实际年龄的差距，是相差1岁2岁还是7岁8岁。这是客观的存在。当然“时间距离”的说法本身也是对“空间距离”的摹拟，因为A和B之间的空间距离大，由A到达B的时间也就长。
“心理达及距离”是指，人从记忆库中提取或从周围环境中识别某个对象的难易程度。这种难易程度可用提取或识别所需的时间来衡量。在作者的记忆库中有唐代各位诗人，作者要开始讲述某位诗人，也就是要从他的记忆库中提取某位讲述对象。由于两个诗人出生相隔的时间距离不一样，有的大有的小，因此作者在讲述完诗人A之后要讲述诗人B，假如间隔时间比较长，提取所需的时间就比较长，花费的时间就比较长；假如相隔时间比较短，提取所需的时间就比较短，花费的时间就比较短。这有没有心理学方面的证据呢?有。有实验证明(Santa1977)，信息在头脑中的存储有两种方式：构成一个序列的信息以线性的方式存储，例如语词信息；不构成序列的信息以意象的方式存储，例如地图上的信息。不管是哪一种存储方式，从信息点A到B的距离越大，由A达及B的时间就越长。Steinberg(1969)的数字序列实验和Kosslyn、Ball&Reiser(1978)的地图实物分布实验分别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话题接续的距离”是指，作者在行文中从一个话题接续另一个话题时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当然，直接距离小，间接距离大。譬如，在讲述完王维之后，开始讲李白：
(9)李白小王维一岁。“李白”放在头里，这是李白直接登场，李白接续王维的距离小。在讲述完高适之后，开始讲杜甫：
(10)高适出生之后十年，杜甫出生。这是通过高适间接地引出杜甫，高适放在头里，杜甫接续高适的距离大。
接续距离小则用紧缩形式a，如(9)中“李白”和“王维”挨得近；接续距离大则用松散形式b，如(10)中“杜甫”和“高适”隔得远。显然，跟这两种形式对应的正是上面说明的两种不同的时间／心理距离。
我谈论这个问题，跟修辞研究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吕叔湘先生说，修辞研究要避免“盲目的修辞格崇拜”。修辞学要研究什么是“适度”或“恰当”的表达方式。我就是想说明，篇章中旬式的选用也有个“恰当”问题。第二点，修辞学要研究这个修辞效果究竟是怎么达到的?它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我觉得，修辞学研究可以而且应该跟认知心理的研究结合起来。第三点，就是摆事实也要讲究个摆法，事实摆到了位，要讲的道理也就在其中了。
最后谈谈《修辞学习》杂志或修辞学学科的定位。中国的修辞传统和西方不太一样。中国的修辞传统与文学结合紧密，实际上修辞与语法也是不分的。西方则注重修辞的辩论作用和它的社会参与性，在国外杂志的分工很明确，有的专门搞传统研究，为写作服务，有的专门与公共事务挂钩；和语言学有关的研究，有语用学杂志，名称是PRAGMATICS，不会用RHETORIC。我们国内就一本修辞学杂志，怎么发展好?我前面说修辞学可以有两个拓展方向：一个是传统的、与文学有关的，也就是偏重修辞语言的特殊性；一个是与语言学有关的，是语用学的方向，偏重修辞语言和一般语言的共性。现在看来还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这方面我们还很薄弱。是专攻一项还是兼顾三者?或是以某一项为主，兼顾其他两项?这需要大家讨论。还要考虑到现有研究人员的配置。现在只有一本修辞学杂志，中国这么大，经济发展这么快，我想以后会不止一本。如果发展得好的话，可能会分化出几个不同方向、不同特色的杂志来。关键是杂志里的文章的质量要提高，使得大家觉得有看头，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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