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阔故事汇 > 杨小云 > 水手之妻 > | 上一页 下一页 |
十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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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摇头。 “她是我母亲!” “?!”我停下脚步,惊愕地望着她,说不出半个字来。 “很吃惊是吧?走,找个地方坐下,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在一家僻静的咖啡馆里坐下,惠如给自己点上一根烟,慢慢地吸了一口之后说: “心仪,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我点点头。 “听了我的故事后,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一定。” “好,我信得过你。同学这么久,你一定奇怪,我怎么从来不谈自己的家庭、父母吧?” “嗯。” “怎么讲呢?假如你的母亲有精神病。” 我同情地看看她,不知说什么好。 “已经十几年了。你看,她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父亲呢?” “在船上。” “跑船?!”我又是一震。 “不错,资深船长。” “他为什么?……” “为什么丢下我母亲不管是不是?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不能原谅他的地方。最近几年自己仔细去观察,才慢慢发现他的心境和苦处,也许是逃避,也许他是有意在惩罚自己吧!” “?……”我真是越听越迷糊。她了解地点点头,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 我父亲出生在淡水,世代捕渔为生,从小就与海洋为伍,从小就看着大人们出海打渔,少年时期,对神秘而变幻莫测的海洋,更是怀着一份莫名的敬畏和崇拜,同时也更向往大海彼岸的国度。在十六岁那年,他独自离家在商船上当水手,由于他年轻、肯学,人又聪明,没几年功夫就当上水手长,在船长大力推荐下又升上三副,学了不少航海方面的新知识。廿二岁那年,在父每安排下与我母亲成婚,二年后,生下第一个孩子——我哥哥。那几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黄金时代,妻子、儿子、事业,样样称心如意,在镇上真是风光极了,直到民国二十六年战事爆发,头几年,他仍旧时常回来。到三十年左右,战事进入激烈状况。我父亲因为常来往大陆各港,硬被日本人视为重庆份子,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整天来家里骚扰调查,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其实父亲自从二十九年底上船之后就一直再没有消息,母亲一方面忍受着日军的压迫与欺辱,一方面又日夜挂念着生死未卜的丈夫,终日以泪洗面,担惊受伯,还要工作赚钱维持一家的生计,侍奉公婆,照顾孩子。一个白天接着一个黑夜,永远无尽的等待,想着下落不明的丈夫,望着穷困的家,多少次想一死了之,又都忍下来。但是残酷的命运之神并未放过一个孤弱的女子,先是公公病逝,为埋葬公公入土,用尽了家里最后一样财产——她的结婚戒指,没多久,我哥也被死神夺去,家里只剩下二个孤苦无依的女人,整日愁苦相对,生活在绝望之中。 战争一直延续下去,日子越来越艰苦,父亲依旧没有半点消息,各种臆测及传说都不断涌来。有人说他在海上失踪了,有人说可能被抓去打仗,或者战死,甚至有人说他到唐山不想回来了……。黑夜依然伴着残酷的宁静按时来临,母亲开始吃不下东西,也很难入睡,身体一天坏似一天,就这样等着,盼着,什么也模不着,什么也不知道,战争哪一天结束?没人告诉她;丈夫哪一天回来?也没人能回答她。他还活着或者尸骸在海上漂流着? 她一天比一天衰弱,精神也开始有点恍惚不定。 终于,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许多人都纷纷返乡,父亲却没有回来。 一直到卅五年底,在一个寒冷的夜里,离家七年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父亲一身褴褛,形容憔悴而疲惫。面对着这样一个残破的家,年老多病的母亲,脱了形的妻子,心里那股子悲怆就再也忍不住地迸溢出来,大家相见,抱头痛哭,恍如在梦中一般,但是现实是毫不留情地在压挤着人们,为了生活,他必须工作,眼前能做的只有上渔船出海打渔,于是又开始讨海人的生涯。 对父亲的再次出海,母亲真是万般无奈,每回父亲一走,她的精神就陷入紧张状况,吃不下睡不好,一直到父亲平安回来,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第二年,母亲生下了我,在月子里,父亲的渔船久久不归,使原本精神衰弱的母亲,再受到惊吓而变得歇斯底里的疯狂,她不顾产后虚弱的身子,整天跑到港边苦等,注视着汪洋无际的海水发呆,再不就高声地喊叫,用头去撞停在附近的舶沿……等到父亲的渔船满载而归的,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地崩溃了! 父亲伤心欲绝,四处借钱找医生诊治,不断到各庙字去烧香拜佛求神。为了想早一点治好母亲的病,不惜任何代价,钱有如流水般地花出去,最后只有卖掉房子搬到台北,在朋友介绍下再次回到商船上工作。 自从母亲生病,整个家就由我姨妈来照管,我可以说是她一手带大的。母亲的病时好时坏,有时跟正常人一样,很温顺,对我也挺慈祥,可是一到春天,就会没理由地发作,凶起来时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又撕又咬,又吼又跳,那样子实在可怕;要是父亲在家,情况就更糟,好几次,她拿着菜刀追砍,有一回躲避不及,父亲右手的小指被剁下一截。许多人都劝父亲把她送到疯人院,父亲执意不肯,总是不断地托人打听延请名医,抱着希望地等着奇迹出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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