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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私拟”语文课程标准的当代价值
作者：魏本亚
中国现代语文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引进工作。1919年，我们引进了美国的新学制；1920年，我们引进了美国的道尔顿制；1922年，我们引进了设计教学法；1928年，我们引进了文纳特卡制教学法；1934年，我们引进了合科教学法；1940年以后，我们又引进了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1956年，我们又引进了前苏联的分科教学……我们一次次引进，但是我们又一次次地失败。叶圣陶对引进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始终持清醒的认识：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吸收，不合中国实际的理念要改造，引进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消化，为了促进中国教育的变革。1933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修订语文课程标准时取消了选修课程，叶圣陶在《新课程标准与中学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选科制是‘花旗货’，民国七八年间才由留美教育学者输入……选科制本身确自有它的教育上的价值……取消选科制，使课程硬性化，只是表示思想的落后和复古而已。”面对外国新的教育理念，叶圣陶始终是“洋为中用”的实践者。大家知道，“教育即生活”是杜威的教育主张。我们在叶圣陶私拟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可以看到消化了的杜威理念：“出题练习时诱导发表的途径，目的在达到自由发表，要就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出各式各样的题（题虽然由教师出，仍是学生本身所固有的材料），不勉强学生写他们所没有的材料。”写作文就是认识生活，就是提升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能力，叶圣陶没有用“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的时髦词语，但是叶圣陶关注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这本身就是最好的消化。
3.现实是理想的土壤
语文教育不能没有理想，但是理想不是空想，它必须植根于语文教育的现实。语文课程标准一方面展示着国家的语文教育政策、语文人才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展示着语文课程标准制定者的教育理想。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理想与现实距离越远，理想的达成度越低。叶圣陶是一位关注语文现实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想与现实总是靠得那么近。第一，教师是课堂讨论中的主席。叶圣陶一贯主张要打破教师课堂教学的一言堂局面，要给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课内多采用讨论的方式，教师也是一个会员，至多处于主席的位置。”“课内讨论以‘提示’或‘纲要’所列的各项目为中心，最后由教师作总结。也可以由学生作总结，教师看情形予以承认或订正。”不难看出，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教师不是可有可无的，教师必须置身其中，参与讨论，引导讨论。第二，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要使学生尽量自求了解”，“要强调预习，预习是自求了解的重要步骤”，“语法、修辞法、作文法、思想方法要从实际的听、说、阅读之中多多提出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发见种种的法则”，“自己修改不限于课内作文，要使学生养成习惯，无论写什么都要修改，把修改看做一种思想过程”。自求了解、自求发展是一种教育理想，但是这种教育理想是植根于现实的语文教育实践的土壤之中的。第三，文学不能等同于语文教学。面对语文教材文学化倾向，叶圣陶明确指出：“中学语文教材不宜偏重文艺，虽然高中有文艺欣赏的项目。语文的范围广，文艺占其中的一部分。偏重了文艺，忽略了非文艺的各类文字，学生就减少了生活上的若干受用，这是语文教学的缺点。”第四，学习明易文言文，传承民族文化。大家知道，叶圣陶是一位明智的语文改革家。在林纾、汪懋祖等人提倡“读经”复古的主张面前，叶圣陶旗帜鲜明地反对“读经”复古。但是叶圣陶又一再指出学习文言文和读经不是一回事，学习文言文是学习民族传统文化。在新中国诞生前期，叶圣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在这份课程标准中，他还对学习什么样的文言文作了具体说明：“所谓普通文言文就是明白易晓的古文。为接受以前的文化，为参考需用的书籍，高中学生有通解普通文言的必要。”经过文言白话之争、读经反读经之争，叶圣陶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的中学生需要学习文言文，继承民族文化传统。
制定语文课程标准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因为它承载着国家的语文政策和民族的语文教育理想。叶圣陶是中国著名的语文课程论专家，参与或主持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工作，他私拟的这份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本身就是一项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去发掘与继承。但愿叶圣陶私拟的语文课程标准能够引起当今的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者和课改实践者的关注。
参考资料：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2〕王策三《教学认识论》（修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黎锦熙《新国语教学法》，商务印书馆（上海）19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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