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最不实用的最美

作者:孙绍振




  对主人翁的反讽还渗透在对他们的描写之中。如对德拉头发的描写,用语极其夸张,说她只要把头发晾晒一下,示巴女王都要妒忌;吉姆把怀表拿出来看一下,连所罗门的财富都要黯然失色。这些都是以夸张失实为特点的幽默话语,尽量把事情说得显而易见的不切实际。字面上的意思是说吉姆的表如何了得,实际上是说男主人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了。表面上说女主人公美貌,隐含的意思却是除了头发,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
  对主人公的反讽还表现在对女主人公爱美的调侃上。把她的爱美和穷酸的镜子结合在一起,这一段文字很精彩:
  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细看一连串的竖条影像,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
  作家不是直接说穷得连一面完整的穿衣镜都没有,也不说虽然有一面穿衣镜,但是破得不够照出完整的面貌和躯体,而是说,第一,只有“非常瘦小”的人才能使用。让读者去想象如果是胖子或正常人,就无法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身影。第二,就是瘦小的人,还要看一连串的竖条的影像。那就是说,看一次是不够的,而要从多次的观看中揣摩出来。可见这个穿衣镜是如何狭窄了。如果光是这样,还只是对物质穷困的调侃,欧·亨利的幽默还在于,调侃贫穷的女主人公,在这样的镜子面前,仍然不改爱美的天性:
  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子艺术。
  “德拉身材苗条”,这既是对镜子狭窄效果的强调,又是对女主人身材的赞美,而“精通了这门子艺术”,则是对她的调侃了。实际上说的是,她已经从多次的练习中掌握了在狭窄的镜子面前照出自己全部容貌的办法。这本是迫不得已的事,而作家却用“这门子艺术”来形容。就是说,要把自己全貌都照出来,要谨慎严肃,要像进行艺术创作那样专心致志。这种比喻本来是不伦不类的,可是对于表达作家对女主人公的调侃来说,却是相当准确的。
  作家就是对非常赞赏的爱情,也充满了调侃,字里行间流露出谐趣。如写德拉卖掉了头发之后:
  回家之后,她的狂喜有点儿变得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着手修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损失,这永远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件了不起的任务呵。
  本来是说,虽然从情感上说,为了爱情可以牺牲漂亮,但是牺牲了以后,漂亮还是要的,而且是要极力挽回的。对于这样的努力,作家用了这样的语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损失”“艰巨的任务”“了不起的任务”。这明显是大词小用。原文比课本上的译文更加明显:
  When Della reached home her intoxication gave way a little to prudence and reason. She got out her curling irons and lighted the gas and went to work repairing the ravages made by generosity added to love. Which is always a tremendous task, dear friends--a mammoth task.
  译为“狂喜”的那个字是“intoxication”,更准一些应该是“陶醉”,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课本上翻译为“损失”的那个字,原文是:“ravages”,应该是“蹂躏”和“劫掠后的痕迹”的意思。试想一个爱美的女人的头发遭到了“蹂躏”,留下一片“劫掠后的痕迹”,其中有多少调侃的意味,语言是何等的幽默!翻译成“损失”,感情色彩就荡然无存了。至于tremendous和mammoth都是书面的、文雅的、庄重的词汇,在修剪头发这样一件小事上,用了这么一系列郑重其事的大词,这种错位构成了明显的幽默感。
  更加富于谐趣的是,她用了这样大的努力,结果却是这样:
  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小卷发,使她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
  这和女性追求的漂亮已经相去甚远了。而她却仍“在镜子里老盯着自己瞧,小心地、苛刻地照来照去”,心里想着丈夫看她一眼,就会把她“宰掉”。一方面是如此认真,一方面效果又是如此之差,作家就这样把同情、赞赏和揶揄结合到一起。
  从人物刻画来说,欧·亨利设计这样的情节,实际上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难在何处?小说中的人物不管如何情投意合,要具有性格就必须在行为逻辑上互相拉开距离,最好是构成冲突。如果像恋爱中的人物那样心心相印,行为逻辑完全一致,就只可能有诗歌。要小说中的人物有性格,就必须让他们心心相错,只有这样,在戏剧舞台上才有戏可演。例如,在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中,两个女主人公,一对好友,在行为逻辑上总是不一致,一个总觉得绝望,没有信心生活下去,而这样,据医生说,就可能只有死路一条。这是她朋友无能为力的。这种情感的错位,就是个性冲突。如果没有这个矛盾、错位,就无法构成小说,只能写一首友谊之歌。最后这个矛盾,被另一个人(老画家)解决了,而且解决的途径是病人根本没有想到的。有了这样三个心灵的距离,情感的意志的错位,小说才有了感染力。小说之难,就在要让两个友好的人物,在行为逻辑上拉开距离。两个人物,行为逻辑如出一辙,就很容易构成性格雷同,此乃小说写作之大忌。但是,作家却选择了夫妻二人行为逻辑完全一致的构思,这样虽然也有好处(比较鲜明的喜剧性),但是喜剧性不能违反小说的基本规范,故作家也在行文中十分注意尽可能区分两个人物的行为方式。如女主人公比较神经质,反应比较快,语速比较快,在丈夫出现的场景中,她不是滔滔不绝地说话,就是“欣喜若狂”地“尖叫”,而男主人公则比较沉稳。这一设计相当艺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一样敏感、神经质,他一进门就发现妻子的头发变了,马上就有反应,小说的情节进展就太简单,读者的期待就可能遭到削弱。而现在则是,女主人公极其紧张地期待丈夫的反应,不等他说话,就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复杂的表情:
  吉姆站在屋里的门口边,纹丝不动地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他的两眼固定在德拉身上,其神情使她无法理解,令她毛骨悚然。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
  接下来,就是德拉滔滔不绝的话语。这样的区别,有利于让两个行为逻辑一致的人物之间的感知距离尽可能地得到延宕。这正是设置情节悬念的技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卖关子”。这种技巧恰恰又是建立在人物个性的基础上的,这就叫情节与人物的统一。情节既为人物的刻画服务,又是在人物的心理特点上延伸的,二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从这里可以看出欧·亨利驾驭小说技巧的娴熟。
  
  参考资料:
  〔1〕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孙绍振《论幽默的二重错位逻辑》,《审美价值与情感结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