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作者：王 晨
回想起来，“文革”期间的日子难过，不但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恐怕还因为精神上的空虚与孤独，在无书可读的日子里，我才意识到书实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部分，精神上的干涸与寂寞，让我越来越怀念曾经拥有的那些书。那时候被允许读的书有限，马恩列斯毛以外，可读的书也只有鲁迅的，于是，我就反反复复地读它，居然读懂了许多年轻时未曾读懂的内容，这当然使我获益匪浅。然而毕竟难以满足，我就开始四处踅摸别的可读之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狼藉遍地的图书馆里，拣出了一些没有头没尾的书刊，回家偷偷地翻看，判定那些残缺的书中有《巴黎圣母院》《高老头》《邦斯舅舅》和契诃夫的小说等，还有一本《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虽然没头没尾，这本书却在昏黄的灯光中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文革”后期各单位还有一批仅供内部参读的书籍，由政治可靠的人专门保管，我自知没有资格借阅，就通过政治上可靠的朋友，悄悄地借来读，《丘吉尔传》《戴高乐传》《希特勒传》《第三帝国的兴亡》《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居然也一本本地读下来。极空虚的日子里，饥渴一般的阅读，又重新勾走了我的灵魂。
我也曾有过一回购书的惊喜，如同久饿的饥民，突然被带进面包房一样，那是1979年的夏末，远在上海的朋友告诉我，上海的旧书店已经重新开张，因“文革”中抄家和砸烂图书馆而流落到社会的一些书籍，书店里已陆续有售。闻讯以后，我连夜去说服了学校领导，又亲自陪图书馆馆长急速赶赴上海，在我曾熟悉的福州路附近的小旅馆住下，开始紧张地淘书。我们那次曾买回一小三轮车的旧书，书籍的记忆较为模糊，印象深刻的是一大批解放前的期刊，《新潮》《新青年》《小说月报》《语丝》《莽原》《战国策》《中流》等等，虽不完全，却品种很多，又每种都有一点。我知道这些期刊属于买一点少一点的那一类，很觉珍贵，就使劲地鼓动我们馆长多多地买，结果把我们带去的钱花了个溜光。我当然也不无遗憾，倘自己有钱，我必会将那些期刊全都买下，可惜我那时基本上是个穷光蛋。书运回到学校，一度曾向中文系学习现代文学的学生开放过，后来就珍藏在学校图书馆的特藏室，成为一笔重要的财富了。
大半生爱书，又大半生和书打交道，口袋里多少有几个钱就总想去逛书店，我的书就慢慢地多起来，虽然几起几落，还是积赞了十四架的图书。那些书密密地笔立在我家中的四壁，无论日夜冬夏，它们都陪伴着我。在一个浮华与躁动的世界上，它们时时地给我抚慰，让我觉得宁静，心里也感到了几分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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