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关于大学文学教育的目的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作者:郭海燕

育的目的何在?
  其实文学教育的目的,重要的应该是情趣的培养。所谓情趣,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幽默感、乐观精神、感染他人的能力,等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颗淳朴的赤子之心。而文学的特质恰恰是“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难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艺术想象与现实的关系,犹如布之于麻的关系一样。作家并不需要把看来朴讷的“拙辞”变成花言巧语,并不需要把大家熟悉的“庸事”变成怪闻奇谈。作家在作品中所写的仍旧是生活中常有的“拙辞”,仍旧是生活中常见的“庸事”,他只是凭借想象作用去揭示其中为人所忽略的“巧义”,为人所未见的“新意”罢了。因此,文学教育所应培养的情趣,也可以说是一种视野的拓展,视角的更新,所谓的创造性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现代教育注重的是知、情、意、行的合一,只重“知”是不行的,必须从感情上打动他,必须让学生内心真正领悟到他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才会去做。大部分时候,即使没有特别受过伦理学的训练,人们不假思索仍会知道什么是道德上该做或不该做的事。例如,超市的收银员如果多收了钱而没有发现,该怎么办?很简单,做人“不该”贪得非分之财,钱既然不属于自己,就应该退还给别人。然而,知道归知道,在不少时候,人的所行与他的所知之间却是相背离的。这就是“知行不一”的问题。“知行不一”的深层理由在于道德没有内在化,成为人生中的绝对坚持。既无坚持,自然谈不上贯彻实践的动力。问题是,道德为什么没有内在化呢?因为道德观与人生观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有怎样的看法,就会决定他是或将是怎样的一个人。承包商为什么会偷工减料?公务员为什么会拿回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不道德,而是因为他们都想赚钱远胜于想把房子盖好。问题是:他们为什么想赚钱远胜于想把房子盖好?答案恐怕是因为赚钱是自己花,而房子是别人住,压死人也是别人死。他们又为什么那么想赚钱,而不把别人的命当命呢?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则金钱是一切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只有累积财富,才能获得地位与权力。但他们又为什么要追求地位与权力呢?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了地位与权力,就有了真正的幸福,也就保证了成功的人生。问题是,身份、地位、财富与权力真的能保证幸福与成功的人生吗?这个问题值得再三思索,答案当然不是简单的。而大学文学教育课中常有这类有关“终极关怀”的诗文,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和《临江仙》、《定风波》二词,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和小说,它们用美的形式提供了对无常的人生有没有意义、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问题的思考。学习它们,可以从根本上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产生影响,并有可能内化为生活当中的道德操守。因为诗人们状物写景,可以让读者睹物生情和触景生情,可以创造一种氛围,对他们有一种直接触动。读者在种种景物的接引之下,唤醒人们可能已经沉睡了的纯情。这就好比一个在自己的家乡友善朴实却在官场上贪污受贿的人,出现了不同的情况的原因在于,特定的一棵老树、一缕炊烟的气息,可能唤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背景下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
  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使命》一文中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日本古时候有一个妙龄的尼姑,名叫慈门。有一次群盗掩入,将其缚之柱上,抢劫财物。慈门不能反抗,便很超然地唱出一首和歌:“编织就的篱栅,本来是难波地方的芦苇,逾过来也是当然的道理呀,夜里的白波。”意思是说:庵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外面取来的,强盗拿去也是当然的。想不到,和歌中的超然情感竟打动了群盗,他们不仅没有抢劫财物,反而把慈门从柱上解下来,主动散去。这就不是以理服人的说教,也不是直截了当的劝谕,而是依凭情感的沟通或震撼,激发人的心灵中潜在的真善美和追求自由的天性。宗教家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把教堂建设得肃穆、威严、幽深、空阔或者挺拔,是为了让教徒们首先受到一种氛围的震慑和感染,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敛其俗态和涤其俗心,重启自己可能已经尘封了的善念。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宗教是人们精神的家乡,它们总是努力使人能够重返少年,重返赤子之心。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主张“生活模仿艺术”和英美新批评的文学赋予生活以秩序的观点也是说明文学的这种审美作用。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传统相当薄弱的国度里,坚持和弘扬人文精神是凝聚民族信心的主要力量,而对美的感受和美的创造是人文精神的基础部分。而文学,正是美的载体。
  “盖使举世惟知识是祟,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情感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鲁迅1907年的这番话,颇能说明文学的特性。与别的人文读本比较,文学作品更感性,更易被接受,更能起到救化的功能.在当今重实用、文学荒芜的情况下,有的人目光短浅,只是急功近利,殊不知“欲速则不达”,而情趣的培养是慢功夫,是细活,是“春风化雨”般的“润物细无声”,能让一批大学生在美的文学的潜移默化下对社会的公义有自觉捍卫的理想,这已是文学的大用了。因此,能够坚持按照文学的特性进行文学教育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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