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
作者：孙小力
如果我们把游国恩对金圣叹的批判，和张国光有关的评论放在一起对照，尤其对立和可笑。
游国恩认为金圣叹删去第五本，是出于维护封建礼教的需要。他说：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现实主义的杰作，它对于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热情歌颂，特别获得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的喜爱。这样，它必然要招来封建统治者的排斥，指为“诲淫”。明代中叶以后，更有人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只到《草桥惊梦》为止，以下是关汉卿的续作，加以丑诋；到后来金圣叹批本流行，影响更大。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第五本的团圆结局同《莺莺传》的“始乱终弃”不合，也就是“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反封建思想同《莺莺传》以张生的“始乱终弃”为“善于补过”的思想不同。
对于游国恩的观点，张国光在他校注的《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例言”中针锋相对地加以否定。张国光认为第五本的大团圆结局恰恰是封建正统观念，而金圣叹的“腰斩”，则“提高了旧本的思想性”。因为金圣叹“清除了旧本宣扬夫荣妻贵、衣锦还乡的封建正统观念，使大团圆的《西厢记》变成震撼人心的古典悲剧”，功劳极大。
游国恩说金圣叹的“腰斩”是封建思想作祟，张国光却说金圣叹的处理使喜剧变成了悲剧，“清除了封建正统观念”、“提高了思想性”、“震撼人心”。同样的一个评论对象，结论居然完全对立，且都振振有词，斩钉截铁。假如金圣叹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上述游国恩的评论只是比较极端的说法，类似批评在其他文学史教材中都能看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说《西厢记》最后“中状元大团圆”的结局是调和矛盾，“满足了封建势力代表老夫人的一些愿望”；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说金圣叹的议论和对原文的改动，“有损于《西厢记》固有的反封建思想”；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王实甫写“第五本”，是为了“展示年青一代和封建家长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乍一看去，似乎都有道理，其实仔细想想，硬要给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戴上“封建势力代表”的帽子，实在滑稽可笑。家长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个门当户对的体面人家，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直到现在也还是比较普遍的心态，但现在早已不是封建社会了，又该如何上纲上线呢?
类似的例子，在文学史的教材和相关评论中并不罕见。而这样深挖作者主旨或思想性的做法，不但无益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学习，还容易促成钻牛角尖的学风和动不动上纲上线的文风。但是，教师讲课的时候，却常常会关注这些尚无定论、引人关注的矛盾，似乎有分歧有争论，就有学术价值，能够引起学生的重视。至于具体的剧本学习和作品赏析，却常常被忽略了。
长期以来，按照这样的套路教学，因袭这样的分析讲解，我们几乎成了金圣叹讽刺过的“冬烘先生”。金圣叹说，“冬烘先生”到处讲《西厢记》是“淫书”，其实他自己并未认真读过一遍。我们现在的教师大概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常常把“封建”、“反封建”作为分析作品思想价值的最高原则，近年来套路多少有些改变，改变为分析挖掘人性的闪光点或作家作品蕴藏的反叛意识和超前思想，似乎不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就没有批判的力度或思想的深度。更要命的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分析讲解，已经成为教师讲课时的心理定式。其他诸如艺术特色方面所谓风格、手法的分析，常常也是一些习惯性的套路或术语，什么“源于生活、有感而发”，“题材扩大、推陈出新”，“学习民间、风格多样”、“生动别致、细腻传神”，等等，这样八股式的东西传授给学生，又有什么益处呢?
据说现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已经出版了上千种。除了受利益驱动随意编制的以外，即使是那些比较严肃的教材，是否应该代替作品选的学习而作为课本讲解，可能也还需要重新考虑。因为一方面，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在接触原始材料之前，学习背诵现成的理论观点，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的提高，用处不大，反而限制了学生的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讲台应该是教师发挥创造的舞台，现成的文学史教材仅仅是一家言，结论未必正确，反而限制了教师创造性的教学。更为重要的是，强调观点结论而忽视基本材料的阅读理解，不利于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学习能力的提高。
有关作品的分析和文学史的认识，其实应该是在教师的帮助和督促下，让学生自己从系统认真的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获得。现成的文学史教材，不妨作为参考资料或补充读物。
三、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设想和难点
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对于一般本科学生来说，主要作用和根本目的，大概还是为了培养提高人文素养。所以，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让学生接触学习更多的文学作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下一步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计划时，初步拟订的方案是：以作品选的学习代替目前的文学史论的教学，并尽可能地增加课时数。
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成以作品学习为主，也会遇到不少问题，现在提出来，求教于大家：
首先是如何平衡点和面的关系。如果将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学习，必然要选择大家名作，而且入选的作品应该尽可能保持原貌，不作删减。那么，课时有限，一般作家作品如何兼顾?史的线索如何贯穿?如果一般的作家作品不讲，学习的系统性就难以保证。当务之急应该是编撰一部合适的教材，既要保证有足够的作品数量，又要能够点、面兼顾，使得学生通过这些作品的系统学习，对于中国文学史有大致的了解。教材如何编，还是个问题。
其次，教师如何适应?一旦以学习作品为主，课堂教学就不可能是灌输式的，而必须是讨论式的、互动式的。教是为了不教，真正上乘的教学，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应该是方法，因此教师要主动学习，要认真备课。要课内课外兼顾：要布置思考题和练习题，要批改大量的作业，要答疑解惑。这样一来，对于教师的要求更高，要求教师付出的业余时间也更多，教师是否适应?教师已经习惯了以前的教材和教法，真正要大刀阔斧地改动，一时还真不容易适应。当然，不适应不要紧，只要愿意投入。那么，教师是否愿意投入呢?
教师是不是愿意投入，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教师本身，二是督促和激励机制。从教师自身的角度来看，按照现有的教材、按照讲了多少年的讲义照本宣科，毕竟省心省力。平时授课时的局部创新，是临时增加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相对容易。真要另起炉灶，彻底变样，则比较麻烦。因为文学史和一般的选修课不同，教师对于自己课堂上讲授的作家作品，未必都已经做到认真阅读和真正理解，真要深入分析，讲出自己独到的认识，教学上的盲点其实不少。尤其课堂上讲的，还有许多与自己的研究课题、科研领域有距离的作家作品，以前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上课前势必要认真准备，需要抽出大量时间来认真读书。但是这样付出的结果，又无法直接反映在自己当前的研究成果方面，吃力不讨好，所以未必心甘情愿。另一方面，目前高校强调科研成果的评审机制不利于教学，教师的积极性不易调动。课程的改革，对于教学管理部门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值得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机制的改革更为重要。变管理为服务，变监督为激励，大概是唯一的出路。
最后，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更高，学生是否能够主动配合也是问题。学生已经习惯了现在的教学模式，上课听听记记，课后不看不学，考试突击背诵。真要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学习，一篇一篇地撰写学习心得，没有相应的配套机制和激励措施，没有助教在课堂内外的辅导，很难做到。
但是，不管有多少困难，不改革是不行的。课程改革是为了学生，为了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分析作品的能力，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诗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底气”，有助于抵御目前日益明显的精神庸俗化倾向，有助于改变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人群的精神面貌。大学生必须多读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以此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这不是其他的课程可以替代的。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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