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深赭：无奈的作别
（1949-1952）
那些曾在上海遮云挡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官员们仓皇不可终日，纷纷出渡，在台湾，他们作张作致，梦想着重新营造昔日的欢乐洋场；未能出渡的人们感受着生命无着落的强烈担忧，他们茫茫然，也惶惶然，恐惧迎接自己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命运；一般的小市民也在揣测中等待命运的宣判，是福?是祸?不管是福还是祸，不是大福便临大祸，时代的冲击力如此巨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时代如轰鸣的五四列车，浩浩荡荡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只感到模糊的恐怖。在模糊的恐怖中，人们默然，茫然，只有等待，等待时间给他们揭开这生命变化的答案。张爱玲也在等待中，虽然等待是这样无着落的烦心，虽然不是没有离开这烦心地的机会，但是，她是这样喜欢中国脏乱喧闹中可爱的月夜；她是这样亲近上海圆滑世故中踏实安稳的人生，她更愿意留在这里，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熨贴的地方。
上海解放了，解放——从禁锢到解禁的过程，最大最难的解放在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个毛孔都必须承受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是非曲折必须完全倒个，完全更替，更迭浪潮中的人们照例茫然失神，惴惴不安地度过一个白天与黑夜。所幸，这样情绪低落的气氛持续时间并不长，历史很快翻开新的一页。共和国百废待兴，上海，这个开埠历史悠久，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是全国建设棋盘上一颗顶重要的棋子，共产党把这颗棋下得又快又精彩，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时代的新答案：每个人都有一试身手的舞台。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真正翻了身，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平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甚而成为他们的“主人”，人们空前兴奋，到处是宣写欢乐的红旗标语，到处是歌唱喜悦的敲锣打鼓扭秧歌。
在窗外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屋内的张爱玲依旧保持着生活的平静安宁。前几年所遭遇的政治风波依然让她心存一丝隐忧，但她又想：我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职业文人以写作为生，以读者为上帝，在职业道德上心怀坦荡，理直气壮。依恃这最后的心理屏障，她依旧坦然地和姑姑住在一起，同时也用新奇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思量着如何将之形诸笔墨。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爱玲写作之余，经常和姑姑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见了熟人点头微笑，不多喧嚣应酬，性格、生活一如从前。有时姑侄俩人到书店淘淘旧书，回家翻阅，她们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间相互传阅。外面的天地已发生了翻山倒海的变化，但她们一贯的舒适惬意还没有沧海成桑田。在这样宽松自如的环境中，爱玲心中的一丝隐忧逐渐被拨开了，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人们现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吗?她想记录下自己眼中的历史真实。
人们在政治上不可思议的狂热，左翼作家对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写作，爱玲心里是诧异而不敢苟同的。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总觉得那是太大的事情，跟她眼中的百姓生存之间隔着层楼高阁，隔着千山万水。而且，政治使人发烧、狂热、失去理智，爱玲是一个坚贞决绝、理性为上的人，她爱清静和冷静，不喜热闹和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从小浸渍其中的家庭历程给了她潜意识中对待政治的态度：她那浓墨重彩的家族不正是在与政治多年的牵牵绊绊之中，戴着绚目辉煌的光环走过来的么?最后有什么呢?只有颓唐的后裔，无尽的苍凉。父亲、母亲、弟弟，儿时的玩伴，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这些都是她爱的人啊!可是，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的那层悲剧的阴影，就是一直压在爱玲心头无形的墓碑，她害怕，她反感，她只有逃避，她不想与政治这没有形状却有无穷力量的敌手交锋。
在文艺观上，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简直可以视作张爱玲文艺观的反面教材。她总觉得他们是在毫无艺术感地图解人生，缺乏对人生透彻的体悟空谈主义。1948年因为《太太万岁》等影片还遭到了左翼作家猛烈的抨击，空气如此紧张，有一些很欣赏影片的左翼文艺家也不能正常地表现自己的好恶。爱玲以前曾说：别人的评论不管说得有无道理，只要说她好她就喜欢，说她不好她就反感。可对于这些左翼的抨击，爱玲打心底里感到不是同道中人，她不喜欢他们的评论，没有说好话倒在其次，更极端反感他们不解艺术之道，不配谈文艺。当历史的书页翻至今日的时候，我们才有爱玲式的清醒：那时左翼作家们虽然在笔墨中充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救世之心，但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非常拙劣的。爱玲认为，作家要迎合读者的心理，方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论写作》。)
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表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这本就犯了取悦读者之嫌；作家一定程度上取悦读者并没有错，但最紧要处，左翼作家对于他们为百姓愤愤然揭露的社会苦难，往往“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最终不外总归到阶级斗争上去。可在战争中得益的真是百姓吗?谁为战争流血?回溯不远的历史，爱玲清楚她知道是该肯定还是该否定这热情而幼稚的药方。
“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论写作》。)爱玲说，这是历代男人的习惯，显示着男人救天下百姓的雄心壮志，“达者兼济天下”是男人永远的梦想，“穷者独善其身”只是梦想达不到时一个酸溜溜的借口罢了。而自己，一个女人，只爱独善其身，只愿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看这个世界，仔仔细细，或许还嗦嗦地评说一番这个世界，男人这些狂妄盲目的毛病犯不着去犯。“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真的革命与革命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该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自己的文章》。)爱玲一直对“男女间的事情”这一题材无厌倦之心。可是，既然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可以“一滴水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作家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这是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为避重复，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爱玲认为：“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P.134)。抱着这样的写作理念，新时代新气象对爱玲的触动也就在于：让她从一个不同的境遇来写她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恋爱结婚、生老病死，不管怎样活着，都必须以一种方式完成一个人生历程。而这种方式，方式中的细节，方式本身，在爱玲眼中，就是这个时代最真的面貌。
矛盾真太多，困惑也太多，迷惘何其多!爱玲就挣扎在这些矛盾、困惑与迷惘中。她想提笔，提笔，用自己的方式写这个时代最真的面貌，但心中一片茫茫然：翻身的人庆解放，自己是什么呢?自己以前也不是最底层的百姓，现在也无所谓翻身，不值得这样狂喜与激动；自己的经历并不丰富多彩，前几年所写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的人物，贵族之家从繁华到衰败的剧变她是熟悉的，其中角色的转折心态她也是亲切的，可是现在这一批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们已彻底烟消云散了，他们被重新安置在社会建设的各个角落里，那个借以倚托的潮湿阴暗而又带着末世华丽的背景也已不复存在了。工厂、农村、偏远的农场这些地方与张爱玲，一个从旧的大家庭里走出伊始的小姐作家，两者之间隔着一片宽阔的中间地带。她能走过去吗?即使能在新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熟识的旧人物，这些旧人物能在新时代露面吗?沦陷区特殊的氛围成全了她的一举成名，在这两个政权都管不到的中间地带，她可以谈性论食写她的世界，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们的精神空前地高涨，在人们欢乐的期待视野中，社会制度的解放——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幸福已指日可待，她如一再演绎家庭伦理、心理悲剧，会不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末世挽歌?但是，爱玲啊，除了你曾生存于其间的那种大家族的各色人等，除了那些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没落、尴尬、骚动、苦闷、小奸小坏着的嘴脸，你又能写什么呢?
爱玲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尴尬着。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
她的头脑里对“无产阶级”这一类政治概念是模糊的，对现实中“无产阶级”的面目印象也是模糊的，要真论无产，大概只有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流浪汉才真够格(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比较，无法不感慨智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本来这些风行的社会理论她是一窍不通的，还是胡兰成于1946年6月因为“左派”批评日盛的趋势在《天地》上化名胡览乘写了一篇文章《张爱玲与左派》为张辩护，文中说，“革命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胡兰成不愧为张爱玲难遇的知音，爱玲心中反感的，或许正是社会剧变时无产阶级这“审判人类”的盛气，令她有一种对不平等的本能抗拒，她渴望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施舍亦无盛气的平等。
在尴尬、疑惑、矛盾、不安中，张爱玲还是提笔写了，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到她。
在新中国生气勃勃的童年，一个崭新的社会充满了崭新的希望，那时，爱玲身边的朋友都对未来的社会图景充满了斗志与信心，他们带动着她一起行动。著名编剧桑弧在黎明曙光到来的前夕即与爱玲有过合作，他与她切磋，自编自导的《哀乐中年》搬上了银幕。全国解放以后，桑弧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拍了鲁迅的《祝福》等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重新组织上海文艺界人士办刊物报纸。1949年5月，曾与张爱玲两度亲密合作的出版人龚之方与唐大郎，又兴兴头头地办了一张通俗性的小报《亦报》。《亦报》还是《大家》的旧人，这些老朋友又来催她写稿，张爱玲被这些朋友的热情感动，同时写作也是她最喜欢的事情，激情与理性、困惑与清醒、茫然与坚贞的综综交错中，爱玲拿起搁了一年的笔，重新走进她在门外徘徊良久的文学世界。会有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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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一生只用过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她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时所用的笔名：梁京。《十八春》于1950年3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在《亦报》上连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爱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颇有投石探路的意味。
爱玲，是女作家小学入学时，母亲因为心境不好为她随手拈过一个英文单词ailing而得的音译，在英文里它的意思是烦恼，在中文里这是个俗名，是一个中国女人最普通的名字，但是，因为是母亲取的，爱玲爱屋及乌地对她怀有不胜的爱母之情，再俗她也一直保留着，即便发表再绚烂脱俗的文章她也一直用着这俗气的名字。事总随人愿吗?到了爱玲写《十八春》的时候，情境实在另当别论了。况爱玲向来是个为求生活一己的安稳而识时务者，上海沦陷的时候她太出风头了，与苏青、胡兰成的亲密关系又使她在声名上与汉奸文人挂了钩，这是当时社会舆论最忌讳的一个污点，再大胆泼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更何况张爱玲这样敏感小心的人呢?于是取“梁京”为笔名，她只是把“张爱玲”的“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而已，用“玲”的声母切“张”的韵母为“梁”，再用“张”的声母(古音)切“玲”的韵母为“京”，并无特别深刻的含义，与人们所揣测的政治顾虑也无牵挂。从中，我们不难看到，爱玲对于母亲给她的这个简单清晰有余而高雅渊洁不足的名字永远怀着难舍的浓浓情愫。
《十八春》所述的生活范围基本上还是爱玲所熟悉的城市中上层的旧家庭，主人公命运中决定性的事件也几乎都发生在旧时代，结尾时，主人公迈着看似轻快简单的步伐跨进新时代的门槛，在对过去的唏嘘怀念和对未来茫然憧憬的矛盾中告别了读者。《十八春》的主线依旧是恋爱婚姻，是爱玲看来最素朴最放恣地体现人性的题材，从表面看来，它和爱玲以前的作品一贯的主题并无不同。
小说的主人公顾曼桢是一个纯洁善良独立的女孩，念完书以后在厂里做事，和同事沈世钧相爱。本来是最简单的两个年轻人相爱的故事。不简单在于：养育曼桢的不甚明白的旧家庭，这维系着她的过去。曼桢幼年丧父，母亲祖母还有一大群弟弟妹妹无以生存，是姐姐曼璐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做舞女供养一家大小十来口人。曼桢出来做事以后，年老色衰的曼璐嫁给一个无固定职业，靠做投机生意发财的人物祝鸿才。祝鸿才对曼桢存心不良，用离婚来刁难曼璐，对曼璐来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威胁，但还不足以促使她跨出实际的步伐。促使她下定决心把妹妹拉入深渊的，是一个女人受伤后不可理喻的心：曼璐当初因为养家而放弃的初恋情人张慕瑾出乎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移情于自己的妹妹曼桢，对于曼璐而言，这是作为一个女人最难以忍受的伤痛，相信无法厮守的那个人依旧爱着自己，是她梦想与情感惟一的寄托。在现实逼迫与精神失落的双重磨难中，对妹妹有恩的姐姐成为妹妹一生的罪人，她和丈夫设了圈套，让曼桢上当，又让沈世钧对曼桢误会，于是一对有情人被成功地拆散了。曼桢被禁闭，为祝鸿才生了一个儿子，曼桢逃出，曼璐死掉，曼桢为了孩子将错就错地与祝鸿才结婚……中间经过了那么多的是非磨难，等18年后他们再相聚的时候，时代已是全然不同的50年代了，18年来的一切恍如旧梦一场，人生的韶华已在这难以自控的磨难中悄然远逝了，“一切都回不来了，”包括当年热烈澎湃的情感，今日回首，也只能化作凄然的一笑。曼桢和祝鸿才离了婚，带着孩子生活；张慕瑾和太太倒是很恩爱，可太太生孩子死了；在一起过着看似美满生活的夫妻谁能说他们就是有情人?沈世钧和石翠芝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再了解不过，因为了解，他们互相不喜欢，因为了解，他们成了婚，在一起生儿育女，可他们的心永远难拢到一起，石翠芝心中的人是丈夫的好友叔惠，而世钧心中永远存着曼桢……《十八春》讲述的是时间的故事，开篇说：“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18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在故事的前因后果中，充满了那么多难料而又合理的人生偶然，无论是剧中人还是旁观者都始料不及。明白的只有爱玲自己，她静静地，不动声色地驾驭着这一切，她深深地，不形于色地参透了这人世间的生活，所有的人都是时代的沉重的负荷者，太多的负荷，谁都当不成英雄，只能在命运预设的轨道中运行，即便前面就是悬崖或者陷阱，你也只能沉下去，沉下去……所有的人物，毋论世钧、曼桢、叔惠、翠芝这样的生活感情天地中的伤心人，即便是曼璐、祝鸿才这样扼杀了别人幸福的人，其实都难自主，前后左右规定着它，它只有这样，它只能这样。“所有可恨的人，细细探他的内心，终究不过是可怜人。”(宋淇，《张爱玲语录》，《永远的张爱玲》，P.215)。
这是20年以后爱玲在香港时对宋淇说的话，勘透人心。
《十八春》走进文学大世界的时候，当时的背景中多的是类似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一个大作家参透人心与人生的功力绝非人人可企及。曼桢的悲剧深深地牵动着读者的感情，引起了许多连爱玲也始料不及的轶闻。当连载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一位胖太太忍不住了，把报纸愤然摔到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声称要找梁京，“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当着别人的面，这位胖太太愤慨地说：“梁京不应该把这样悲惨、残酷、丑恶的事体来博得读者的感动。”她说她不知道曼桢以后怎样活下去，说着说着，呜呜地大哭起来。(陈子善，《〈亦报〉载评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
另有一个女青年从报社打听到化名梁京的张爱玲的地址，找到她住的长江公寓，倚在她门前痛哭，说她就是小说里的曼桢，想来见见她。张爱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由她姑姑出来劝说。《亦报》报社也接到无数读者的来信，为曼桢共洒同情之泪，有的呼吁张爱玲非要把祝鸿才与顾曼璐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也请求作者对曼桢行行好，“笔下超生”。(陈子善，《〈亦报〉载评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
时代精神对作家的影响在这部小说里非常昭然，与张爱玲往常优秀的小说不同，《十八春》在黎明前最艰难的黑暗中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虽然牵强，倒可见时代之影子，亦可见张爱玲在时代更迭中曲折的心路历程。她曾与叔红(桑弧)谈起她的感想，说，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有一种突兀或不尽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怪。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旧社会的一个牺牲者。正如当世钧家中知道了曼桢的家庭背景，知道了世钧父亲与曼璐过去曾有的关系以后，曼桢对世钧说：“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我们来看，是姐姐害了妹妹，可又是谁害了姐姐?此时写此文的爱玲，除了她一贯注重的人生无常偶然性，心里微妙的阴差阳错、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之间的无奈错位等思考以外，已经开始对个人命运的社会根源进行探究了。曼璐所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不得不走过的蜕变历程。直至最后完全成了鬼，大家还要唾弃她。曼璐陷害曼桢，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可从社会的和经济的根源上去找，读者在理智上可以去推演悲剧演化的社会导因，可以去诅咒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的社会制度蕴藏着培育曼璐恶性的诸种条件。然而，在爱玲的笔下，并不是说曼璐作为一个人的行为，她造成的恶是有理由可以被宽恕的。同为寻求社会制度对个人命运的作用，张爱玲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她笔下的人物不那么全然可用理性去分析，他们有不可捉摸的“小性子”，在故事一层层的进展中，往往一瞬间微妙的心理成了所有悲剧的导因。比如曼璐，她原本对这个妹妹是如此爱护，这个她用青春的屈辱养大的妹妹，代表着她那纯洁无邪的过往，她像怀恋自己的青春与美貌那样爱护这个妹妹，可是为何突然之间充满了恶意!太大太突然的转变!除了家庭与经济等等求生的本能以外，直接也最恳切的原因是来自人性与心理，她们忽然之间成了同行——都是女人。曼璐心中一直有个淡紫色的初恋幻影，可它将被青春纯洁的妹妹击破，那是在种种的屈辱痛苦中惟一可以自慰的美丽过往。
可是，现在，慕瑾喜欢上了妹妹，这是太不能忍受的挑战——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同行之间怎能没有竞争?竞争不成也要破坏。正是因为有了类似的心理暗示和人性挖掘，人物的丰满程度就绝非单纯的社会问题小说可比；之所以有这，又因为爱玲参透了人性，并爽直明了而迂回曲折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在现实中自立切实的心境，炎樱和她是一生不舍的知己，她们关于嫉妒曾有过一段极富意味的“双声”，讲的是假如自己的丈夫喜欢自己的朋友，嘴上说不出来，心里还是妒忌的。
可见，女人之间的心是深谙彼此，张爱玲将这彻悟之心化到作品中，增添了社会问题小说在人性深度上的感染力。
凭借着他人难以比肩的功力积累，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亦报》的连载刚结束，就有读者给编辑去信，问“梁京先生”有没有新作继续在《亦报》刊载?此前，唐大郎就曾对张爱玲说：“你写这么好的小说，别说读者们不放松你不写下去，就是《亦报》同人，也不放松你不发这个稿子呀!”张爱玲不能拂别人的好意，说：“写还是要写的，就是写得太慢，要等《十八春》杀青后，再构思下一篇小说的内容。《十八春》登完的第二天，唐大郎又去看了张爱玲，等着她的稿子。这时张爱玲正在补《十八春》里的漏洞。因为这篇小说一边在报上登载，一边写，写到后来，明明发现前面有个漏洞，却无法修改，于是心里老是有个疙瘩，只好花一段时间来弥补小说的缺陷，准备再写新作时，非要全部写完再拿出来不可。《十八春》修改完后，交给《亦报》社出版了单行本。接下来是新中国里张爱玲的第二部小说《小艾》，亦是她在成名地上海的收梢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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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翻页转瞬之间，侵略粉碎，张爱玲也美丽成苍凉，她预感到生命沧海将成桑田的恐怖。“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爱玲预感。张爱玲是敏感的，她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地，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炎樱曾经为她设计了《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是个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的现代人。当时，这种新与旧之间窥视与被窥视的不安感正是爱玲希望造成的气氛。当时，她就是一个窥视着古中国闺房最幽暗一角的现代女子，骄傲盛气地居住在大都会亮堂的公寓房子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位置剧变，曾几何时起，她蓦地成了在古中国跑马楼一厢房黯然坐着回忆过去的没落小姐，而窗外又有更年轻更盛气更跋扈的现代人孜孜窥视着她。
她憎恶这种被打量被评价被审判的悲剧人生，她一生都竭力摆脱旧家族没落的梦魇。故而，爱玲一直努力靠近最日常的百姓感情，她一直渴望书写和生活最近距离靠在一起的大众的哀乐人生。于是，和着大众命运的节律，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夕她写了预示光明的《十八春》，又在新中国的诞生啼声中写了证明光明的《小艾》。
光明是确然存在的，对于1949年前后这场全国沸腾的社会革命，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在剑桥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论道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随之而来的几十年的历史是有史以来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
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什么时候成了内行，人生的故事也就快完了；或者到故事快完了，还是成不了内行?张爱玲曾是个自信的外行。可她也只能在揣摩中选择自己的路。1950年7、8月间，张爱玲听从夏衍的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两个多月，从此时起到离国赴港的两年间，是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历程。
那个时候发配给布，张爱玲发到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一条裤子。去排队登记户口的时候，就穿着这套家常衫裤，街边人行道上撂着一张巷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有个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大概是老八路提干。轮到爱玲，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她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这倒是爱玲希冀的面目。惊喜不像个知识分子，倒不是因为趋时惧祸，成功地冒充了工农所以很高兴；也不是因为反知识分子，她一直都是个知识信仰者。她惊喜的是成功地脱去了知识分子望之俨然的面具，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举重若轻，百姓对她亲近，她很开心，因为都是中国自己人。她曾在1947年写有一首《中国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
现在，真的沉到了中国的底。她曾快意于这种沉落。记得买菜回来的路上，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瓷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倒，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搀着，虽很吃力，倒很开心；把卖菜老头衔在嘴里过的网袋绳子提在手里，不觉得什么，倒有一种落魄公子浪漫的味道；冬天的阳光虽微弱，可正当正午，而且路走得多了，晒得久了，在像黄蜂一样营营扰扰的日光里竟痒刺刺地出了汗。爱玲是快乐的，因为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连手与脚都觉得是年轻有力的。因为快乐着，所以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都有自己的一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时代在变，中国在变，中国的底也在变。真的与之靠近，它倒又面目模糊起来了。以前的弄堂里多繁杂多热闹，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子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在公寓房子里住着，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照样能十分如愿——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篾篓子本身就够美的。在爱玲眼中，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她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就快乐的原因，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成熟了也生气勃勃，任何一点的生活细节都透着中国人奇异的智慧与作风。张爱玲曾慨叹，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对于她，无疑这些最最日常的东西就是她对中国的最爱。可在革命与战争的翻山倒海之中，这些日常的底子也随着飞扬的时代而渐渐被置换了内容。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酸楚的。因为现存的丰富与和谐时时遭到破坏，虽然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大更广的丰富与和谐，但对于爱玲这样关注日常乐趣甚于关注时代风云的人而言，在烽烟中被破坏的任何一点凡人小趣总是令她心酸欷。现在，小弄堂里，霞飞路上，黄浦江边，单纯得太单调了。
时代在变，生命中有一些欢乐再不能畅快地来到她这里。
比如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摆出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姿态。对于张爱玲而言，衣服恐怕永远不只是人体轮廓的烘云托月而已，衣服的深情款意，有颠沛沦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状态的寄寓，张爱玲之于衣服的牵牵挂挂，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还是她自己的概括最精僻：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或者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40年代的上海背景中，张爱玲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确实可算是位奇装异服的奇女子。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为“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
时代变，一切皆变，在衣物上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本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制造它，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是烦难的事。在动荡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更没有闲暇改良他们的贴身环境——衣服。建国初期，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或灰布中山装，顶多有爱美的姑娘在领子上翻出小碎花的衬衣或红毛衣的领子，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称号。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为求和谐也只好衣着平淡一点，从前那些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衣服也没有亮相的舞台了。衣着的变化随时代转换是如此壁垒分明，一位和张爱玲差不多同时代的、家世比爱玲富有得多的豪门小姐这样区分她那些已全然记不起拍摄年代的照片：穿旗袍的，是1949年以前的；穿长裤的，是1949年以后的；然后，蓝罩衣，小小的平翻领、齐耳短发、紧系着第一粒扣子的，是被抄走了所有衣物的50年代末期。爱玲没有等到50年代末期，1952年她就走了，中国诸如衣食这些生活底子里，由热闹到单调的失落或许也是爱玲忍痛离开祖国的原因之一，因为她一到香港以后，马上又旗袍短袄、红绸黑镶，极度放恣地穿戴起来。
衣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选择离开，衣食上的困挠也是原因之一，这本是她生命里最有兴趣的驻留地。也是她生活哲学与创作哲学的重要寄寓——不单单是因为安于生活，留恋华丽，怀念惬意。其实有些华丽和舒适在哪里也不为她所有，但看着它们被毁坏还是令人伤心酸楚的事，她根本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安稳，不喜欢毁坏。这是她的哲学。在那些相信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时代革命家眼中，张爱玲的人生哲学是胆小懦怯的妇人之见而已。但是，在亲历亲闻了两代亲人两个家族没落历程的爱玲眼中，还有什么比毁坏倾颓破坏更令人悲伤的事情?爱玲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硝烟中曾记述了这样一段体验，是在一次较紧张的可又没有逃难能力的空袭中：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嗒滴嗒走。蜡烛……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会为我们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呀。
爱玲说：现代纵有千般不是，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所以她不忍见它们被毁坏，文明的进程是缓慢而悠长的，人们像搭建自己的小屋一样层层垒起了它，可转眼又要用烽火枪炮打破它，这样的日夜是蛮荒的。从乱世归于和平，就如同夜晚投宿到荒村忽然听见钟摆的滴嗒，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可现在整个气氛是四处起着无声的烽烟，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爱玲有惊恐更有心痛。要为一个人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不是难的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可越在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大。实在不和谐，总不能期望社会为个人而改变，那只好选择离开。
不忍见破坏，所以离开，离开闹烘烘的集体，还能和自己靠得更近。让生命的欢乐畅快地来到自己这里，爱玲觉得，在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日子里，是她离自己最远的一段日子。说到底，她始终也只是个旁观者，取着审美的态度，对 这样的生活觉得可爱只能是在“道路以目”的距离中。穿着一样的配给布，吃着一样的配给粮，肚子里装着一样的配给粮身上穿着一样的配给衣排队去登记户口或去等待分配工作，在爱玲看来是荒谬的事，即便不觉得荒谬，也是她做不到的事。
这是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的时代，对多少人来说，民族的事业就是私人生活的全部，人们的头脑被政治热潮冲击着，最后完全淹没了。在崇高的名义下，人类的爱管闲事的天性极大地得到了满足，日常生活的秘密必须日日夜夜地暴露在集体的视野中，常年地向彼此的私生活里看着，看的人渐渐很少觉得欢愉，被看者也渐渐麻木到不觉得有多大损失。爱玲融不到这样的集体里去，她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
精神上，她始终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现实里，张爱玲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政府一直没有给她安排工作。但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领导人物夏衍一直关注着她，安排她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安排她随文代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也一直在力图排除左倾派的干扰给张爱玲安排一个能展现才华的位置。从30年代初期开始，夏衍就一直领导着上海电影公司包括艺华公司、联华公司和明星公司的编剧队伍，他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路先锋；抗战胜利到上海后，他看了柯灵推荐的张爱玲的作品，又看了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不了情》、《太太万岁》，大为欣赏；上海解放后，夏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他本人亲自任所长，柯灵被委任为副手，夏公告诉柯灵，他要邀请张爱玲当编辑，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有稍待一时。柯灵一直把这话放在心上，想寻合适的机会告诉张爱玲。与此同时，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桑弧一直与张爱玲有着正面接触。张爱玲为文华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产生了轰动效应之后，桑弧又动念想再请张爱玲写个剧本，于是把一个喜剧腹稿的框架告诉爱玲参考，爱玲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和桑弧商量就把剧本写好了，这就是张爱玲为文华编剧的第二个成功的剧本《太太万岁》。他们的合作是愉快而成功的。龚之方也受到夏公的委托，在和爱玲有事接触之时，曾顺便问过她今后的打算和她是否留在上海?张爱玲笑了笑没给答案，似乎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也似乎是默然婉拒，龚之方都向夏衍作了汇报。不光是夏衍，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栽和唐大郎也非常希望张爱玲能留下，所以他们一力撮合张爱玲和桑弧的婚事。桑弧师从导演大家朱石麟，对电影艺术颇有造诣，而张爱玲又是无师自通的电影行家，两人男未婚女独身，不正好是天生一对吗?于是，桑孤的朋友起劲地“起哄”，上海的小报更是兴风作浪，一时仿佛真有此事，流言四起。其实张爱玲的心中一直牵挂着与胡兰成的恋情，对胡兰成说的话言犹在耳：“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心中牵挂着一个人，她的心中也不可能盛得下另一个人。再说桑孤性格内向而拘谨，和张爱玲只谈公事，即便有爱慕之心也绝无胆表示。所以当龚之方受文华公司的委托婉转地向她提起与桑弧一事，同时劝她留在上海时，她的回答依旧是默然良久，只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已决意离开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慰贴的地方。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她在抗战期间辉煌的声名，这是她心里最大的隐忧，在1946年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她这样为自己表白：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中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家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辩白归辩白，事实总是在的，在激愤的民族情感这是难以被原宥的错误。而且当时全国的政治气氛又是那样浓烈而紧张。连夏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夏衍知道张爱玲离开上海，一片惋惜之情，但他未置一词。这个温情的左翼领导人一直喜欢张爱玲的作品，调到北京当文化部副部长以后还嘱托柯灵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给他。爱玲到香港以后，夏衍又曾托人带信给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希望爱玲能为《大公报》、《文汇报》写点文章，可是姑姑说，爱玲离开上海前，两人曾约好互不通信，所以无从通知起。
1952年，张爱玲赴港，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她永远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人，从赴港时她对新政府的态度中也可见一斑，她曾有这样一段临行絮事：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爱玲惟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他瞥见爱玲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她从来没听见过这等夸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两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爱玲说：幸而调查得很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王爷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人民政府的亲切的体贴。
话语的讽喻性是有目共睹的。但还不刻骨，因为有对中国大众理解后的善意，就像她说她的好友苏青“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她深谙每一颗可笑的心背后的可怜，所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懂得太透，是没有罗曼蒂克的。对于什么都是一样的道理。只好，她选择离开，离开这片她深爱的土地。上海已经呆不下去，而台湾也非理想之地，五六十年代台湾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恐怕同样不适合张爱玲这样的人。因而，她选择了香港，那里有她很多的回忆。后来，她连香港也放弃了，去了大洋彼岸——一个没有中国政治影响但比谁都更关注中国的地方。
她走了，在她后来43年的生命里，她去了很多地方，可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她在异国的漂流中永远心怀着上海的地图，怀着对上海无言的亲近。上海是一座堪称奇怪的城市，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在此生活20年对它视而不见或鄙视它的一身俗骨，又可以让这个人把几十年的海外旅居生活都用在对它的探索，在纸上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与疑问。她去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她的心永远留在她离开43年的那个城市；她去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只在此中一再发现了它的影子，就像一个性格易变的情人一次又一次萌生对同一个旧情人更深的爱意，那样不甘可又无可奈何。她始终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里拖着沉重背影的末世人物，作为作家，这是个缺陷，后人这样淡漠地评说着。
张爱玲的才情是纯中国式的，只有自己人——中国人才能揣摩她的话里有话；她的传奇只有在中国才能成就，不幸成就于乱世。但适逢乱世，又是她的幸运，因为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容不下她。所以她的背景是荒凉，不管前台多么热闹绚烂；她急急地赶路，孜孜地忙碌，就是因为思想里一直有这惘惘的威胁。出名的时候，她曾与苏青惺惺相惜。
苏青：“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爱玲：“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这就是她们的理由。彼此心知肚明。一言以蔽之：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是的，平安是就近的，谁能看穿未知的将来?我们后人看到了爱玲走后的历史，只能愧怍，无言以对。乱世之后的将来即便是平安的，韶华易逝，他们也已不复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时代精英，而是寄人篱下的垂垂老者了，这是她们最不愿意的。历史把一些人推向前台，又把一些人推向幕后，是这样无情而又多情的公正。多年以后爱玲在美国得遇胡适，更验证了她关于时代的威胁感。一位是中国现代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位是满清贵族的后裔，40年代上海滩的当红女作家。如果在国内，如果1949年的胡适，革命没有发生，那么，他们俩人可能永远不会相遇。而当年，胡适之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喧嚣一时，像张爱玲的姑姑、母亲等受着胡适之的影响而走出家门，它又使得许多传统的文化人成为遗老遗少，遭到时人的唾弃。没想到30年后，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如火如荼，挟政权的威势席卷全中国，胡适们被视为资产阶级，从而被扫进了历史的暗角。当爱玲看到在异国落寞度着晚年的胡适，无疑感到了时代之残酷性，又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一代又一代后人为前人哀悼，势必如此，无可逆转，如果不想可怜地寄在后人的篱下，只有放逐自己，随风到远方去。就像大树永远推陈出新绿，而落叶飘零下坠，在泥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姿态从容。
落叶的爱
大的黄叶子朝下掉；
慢慢的，它经过风，
经过淡青的天，
经过天的刀光，
黄灰楼房的尘梦。
下来到半路上，
看得出它是要，
去吻它的影子，
迎上来迎上来，
又像是往斜里飘。
叶子尽着慢着，
装出中年的漠然，
但是，一到地，
金焦的手掌，
小心覆着个小黑影，
如同捉蟋蟀——
“唔，在这儿了!”
秋阳里的，水门汀地上，
静静睡在一起，
它和它的爱。
《中国的日夜》里的一首诗，写于1943年。褐赭色的落叶，是成熟的颜色。越黄得深，越可从上联想到它在热烈的夏季里曾有过怎样青翠逼眼的绿色与勃勃的生命。
张爱玲就是一片深赭的落叶。她的生命曾绚烂得让人觉得不安。
可当她从枝头掉落，没能妥贴地归于大地，甚至隔着水门汀也没有，没能像那片幸福的落叶，和它的爱，一起静静地睡在秋阳里的大地上，隔着上海亲切的水门汀。
她得不到这样安宁单纯的快乐。
她是一片焦黄轻灵、随风而逝的落叶。从枝头飘落，她的根，再也捉不住她去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