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2卷 清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中国清代经济史》论述了从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开始，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为止，清代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历程。在这２６０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经济从长期战乱和破败中得到恢复和调整，以至在乾隆年间出现封建经济的最后一次中兴。然而，中国封建经济已经病入膏肓，其繁盛之极即是其衰微之始，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袭下，遭到彻底崩溃和瓦解。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从清晚期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由此产生。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十分羸弱，而且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击下，难以得到健康成长，但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伟大进程，从此发轫。
　　一、清代经济概述
　　从顺治元年到宣统三年（１６４４- １９１１年），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
　　在这２６０多年的时间里，清代经济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清代前期经济、中期经济和晚期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其间，清代经济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由繁荣到衰落的发展变化。当中国封建经济衰败之际，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兴旺之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清代晚期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现代化运动的发端。
　　顺治元年到康熙六十一年（１６４４- １７２２年），是清代经济的前期阶段。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由于清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第二代皇帝康熙，大胆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改革措施，特别是抓住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个关键环节，使清代经济从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经济崩溃中得到恢复和调整，并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由于明末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十分严重，再加上满族取得统治地位后，还要解决新的民族矛盾，因此，清代建国初期调整和恢复社会经济的时间，较以往的封建王朝都要迟缓。
　　从雍正元年到道光二十年（１７２３- １８４０年），清代经济进入它的中期阶段。由于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代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出现了清代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局面，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这种繁荣局面的取得，其重要原因，在于清政府在这个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在赋税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增长。 摊丁入亩 赋税制度的改革，是康熙时期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政策的直接延续，它从雍正初年开始，直到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结束，历时５０多年。它简化了税收的手续，按照土地多少征税，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状况。 摊丁入亩 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赋役制度的改革，它从名义上废除了长达２０００年的人头税，这是封建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削弱的标志。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使早在明中叶就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就在清代经济出现高度繁荣局面的时候，由于封建经济制度的弊端和清王朝的腐败，土地兼并加剧，清代经济从乾隆嘉庆之际开始，出现由盛而衰的转变。由于清前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清代人口的增长，到了清代中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人口的激增，加速了清代经济由盛而衰的过程。当清代封建经济日渐衰微，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受到遏制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闭关自守和贫穷落后的大清帝国，自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进攻的重要目标。他们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把中国一步步拖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轨道。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贩卖鸦片的特权，打开中国的大门，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行程发生中断，清代的经济从此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清晚期经济从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起，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止。
　　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侵略和资本侵略，以至最后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过程；是中国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逐渐解体的过程；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机器工业的影响下，开始产生并初步发展的过程；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腐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进一步通过财政搜刮等手段，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封建剥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顽固也是最大的障碍。而太平天国革命，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机器工业，戊戌维新的改革运动，以及一批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提出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则从不同方面构成了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革新力量。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从清晚期开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生了大规模的解体，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不断发展。但是因为中国整个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水平十分低下，各地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再加上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所以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很不彻底。这个时期，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游离出来的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虽然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没有导致农村中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
　　同样，这一阶段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很不充分，商品市场十分狭小，货币财富积累极不充分，劳动力亦过多剩余。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也只有从国家经营开始，跃过工场手工业阶段，直接通过引进技术的道路产生。走先军事、先重工业，后民用、后轻工业的发展道路。
　　并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不能摆脱资金短缺的困境。虽然在清末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有了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阻挠，始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破坏与恢复——清前期经济
　　自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开始衰退。到了明末，由土地兼并而引起的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最终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的总爆发。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夏，清军入关，镇压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满族贵族建都北京后，继续破坏生产力，大肆屠杀人民，在北方实行圈地，在南方实行 迁海 ，使已经破败的社会经济走上了穷途末路的绝境。
　　清王朝的统治便是建立在这种极度垂危的经济基础之上。残酷的现实使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正视明朝覆亡的教训，他们毕竟是新兴者，有着改革的勇气和胆量，特别是清朝第二代皇帝康熙，大胆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尤其是抓住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一关键环节，使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复苏和发展。
　　（一）社会经济的凋敝
　　１。明末社会经济概况
　　明中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社会生产仍旧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内缓慢地前进。受商品生产发展的刺激，大地主、大官僚为了填充自己的欲壑，疯狂地掠夺土地，从而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恶性发展。庄田的不断扩大，使得土地急遽集中，从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到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年），全国赋田数从８５０７６２３顷减少到４２２８０５８顷， 天下额田，已减强半 ①。这种从明朝中叶开始的土地掠夺，到明末时更为严重，花样更多，手段更加狡猾。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年），潞王朱翊镠得到景王在湖广等地故籍田四万顷②。天启年间，瑞王常浩占有陕西、山西等省庄田三万顷③。遂平与宁国两位公主的庄田也在万顷以上④。大太监魏忠贤也有土地万顷⑤。缙绅地主占地数量也十分惊人，万历年间，松江大学士董其昌占有 膏腴万顷 ⑥，江苏、陕西、河南等地也都出现了占地数千顷，奴仆数百人的大地主。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个体农民所仅有的小块土地，以至于中小地主的私有土地，被强占为大土地所有者的皇庄或庄田，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大量农民破产，江南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佃农占农户９／１０的现象⑦。
　　①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②　　 《明史》卷一二○，潞王翊鏐传。
　　③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
　　④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⑤　　 谈迁：《国榷》卷八十八。
　　⑥　　 《民抄董宦事实》，《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长》第 35 册。
　　⑦　　 《日知录集释》卷十。
　　广大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租佃关系自然相应扩大，而许多非分的经济负担却不断增加。如在苏州府和松江府，明末与洪熙元年（１４２５年）相比，地租最多的提高了两倍。地主利用他们对土地的垄断权，更加残酷地剥削压迫佃农，勒租杀害佃农的暴戾行为屡屡发生，不绝于史书。土地兼并愈烈，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量下降了数倍，使社会生产日益萎缩。
　　由于自耕农破产，官田制度遭到破坏，大土地所有者又千方百计隐漏赋役，使得明政府的赋税来源越来越枯竭。明政府为了弥补空额，只有加重赋役剥削，加派田赋和杂税，再加上地方私派的层出不穷，使得人民无法应付，社会生产难以为继。始于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的 三饷 （辽饷、剿饷、练饷）加派，除去崇祯八年（１６３５年）助饷不计外，三饷前后共征银１７４５４０６２两，与当时全国田赋的正额几乎相等。田赋加派之外，明朝政府还加派关税、盐课并增收 杂项.杂项的税目十分广泛，包括卫所屯田银、优免丁粮银、平粜仓谷银、房主税契银、典铺酌分银、抽扣工食银、马夫祗候银以及督抚公费银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的征收，那些地方性的私派，更是多如牛毛。明政府还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年）开始，派太监充当矿盐税使，在全国各地征税，大肆掠夺，使发展中的民间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
　　从万历初年起，明朝政府已处于明显的瘫痪状态，再加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较丰富的物质条件，因此，他们在生活上更加奢侈、淫逸和腐化。仅皇帝的伙食费这一项开支，就从嘉靖时的每年１７万两增加到万历中期的每年３０万两①。封建统治者为了显示威风大兴土木，仅皇宫中三大殿建筑工程的采木一项就费银９３０多万两②。如此巨大的宫庭开支，是国家财政收入所难以承受的，更加促使已经枯竭的国家财政陷入全面危机的深渊。统治者为了扭转国家的财政危机，必然加紧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上面提到的田赋加派等赋役剥削的加重，只是其剥夺劳动人民的手段之一。此外，明对清战争的费用，镇压农民起义的消耗等等，也都转嫁给了人民。
　　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政治机构的瘫痪，黄淮长年失修，水患不断发生。
　　广大农民因为生活日益贫困，无力抵御自然灾害，从而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现象。从万历到崇祯的７０多年间，全国出现自然灾害年份较严重的就有６０多个。如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陕北大旱，草木枯焦，灾民争相采食山间的蓬草、榆树皮和石粉，甚至 煮人肉以为食 ，哀鸿遍野， 死者枕藉，臭气薰天 ①。人祸天灾，迫使广大人民死亡逃散，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明政府的残暴统治，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社会经济陷入绝境。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三月十五日，崇祯皇帝命赵士锦盘点国库，存银不满四千两，国库处于极度空虚的状态。在城镇，曾经极度繁华的市井衰败。由于明政府的横征暴敛，城镇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出现手工业生产停滞，商业萧条的局面。如嘉定的外冈镇，在万历初年时还是 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 的 雄镇 ，到了崇祯年间则 殆不可为镇 ②。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萎缩，商人的减少，商品奇缺，物价腾贵。崇祯年间各地的米价，比明中叶时上涨了数倍以至百倍。而统治者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发行铜钱，且粗制滥造又促使私钱盛行，结果造成金融混乱，信用呆滞。城镇人口却由于城镇官僚地主的增加，特别是大量破产农民的流入而不断增加，致使城镇人口中非生产人口和失业队伍扩大。那些被生活所迫流入城市的流民，有的卖儿卖女，有的沦为娼妓，依然生活无着。在农村，农业产量急遽下降，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化，到处流离失所，濒临绝境。正是由于全国性的生产萎缩，社会经济的凋敝，广大人民欲生不得，只有揭竿而起，导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明末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震撼并最终推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①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
　　②　　 《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
　　①　　 《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
　　②　　 殷聘尹：《外冈志》卷一。
　　２。满族入关前的社会经济形态
　　满族是原居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的后裔。明中叶以后，他们南迁到开原以北、浑河上游一带居住。１５世纪以后，他们先后进入奴隶社会，从狩猎走向耕稼，并使用大量奴隶从事生产。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嘉靖三十八年至天启六年，１５５９- １６２６年），满族的奴隶制又向前迈进一大步。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统治区域扩展到４０００余里，人口增至四五十万，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这时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农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努尔哈赤统治地区扩大后，首先是耕地面积扩大了，而开原以东，经浑河、苏子河、佟家江，直到鸭绿江边，有许多河谷平原，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很适合农业生产。辽东地区有许多汉民不甘忍受明朝的封建统治，纷纷逃往建州地区谋生。再加上当时被掠去的汉民，也在后金定居。这些汉民流入后金，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同满族人民共同开发这一地区。努尔哈赤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广铁制农具和牛耕，严禁宰杀耕牛，倡导养蚕和播种棉花。因此，建州地区的农作物品种已经比较齐全，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后金满族社会的手工业也迅速发达起来。他们开始掌握冶铁和铸造技术①，开采金、银矿，基本上改变了铁器依赖从明朝和朝鲜输入的状况。手工业中已经有了专业分工①，在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铁匠居住在北门外，专门制造铠甲，而南门外则居住着制造弓箭的匠人②。纺织业、陶瓷业、造船业、建筑业、银器制造业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步，使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商业贸易随之繁盛。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本部后，贸易地区和规模逐渐扩大，商品交易取得显著发展。他通过马市和朝贡扩大与明朝的商品交换，万历十六年（１５８８年）就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与明朝互市③，用人参、貂皮等土特产品，换取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粮食、布匹、绸缎等生活用品。仅在抚顺马市一处，按照明朝人的估计，努尔哈赤每年通过人参、貂皮的贸易，获利不下数万金④。在大量人参进入市场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商品输出，防止霉变，改进人参的保管技术，采用了 煮熟晒干 的制作方法。随着交换的商品不断增多和交换区域不断扩大，过去的马市和女真各部落间的狭窄市场被打破，许多以经商为业的女真商人往来于建州、明朝和朝鲜之间。为了适应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努尔哈赤于天命元年（１６１６年）开始铸币，称为 天命通宝 ，也叫 天命汗钱 ，并在全辖区通行⑤。
　　①　　 参见《满洲实录》卷三。
　　①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②　　 《筹辽硕画》卷一，奴尔哈赤考。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④　　 《筹辽硕画》卷三。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满族奴隶制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努尔哈赤时期，是满族社会由家内奴隶制向庄园奴隶制的过渡时期。随着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成为女真的最高统治者，他以奴隶制的国家政权机构八旗制度进行统治，既统军、又治民，组织整个社会生产。八旗制度是在氏族公社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牛录是社会生产的基层单位，按制度规定３００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汉语译为旗），其八固山，标以红、黄、蓝、白、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八种不同旗色，故称为八旗。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八旗的士兵是各旗的平民， 出则备战，入则务农 ①，每旗 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 ②。努尔哈赤统治初期，兵无粮饷，民无赋税，这种落后的经济制度，难以适应统一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八旗制度建立后，努尔哈赤改革部落的屯田生产形式，实行牛录屯田和劳役地租。
　　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努尔哈赤下令每一牛录出丁十人，牛四头，开始在空地耕种③。两年后，为了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他曾想征收赋税，却又怕 向国人征粮作贡献，国人必定困苦 ，便规定每一牛录出男丁十名、牛四头，耕种荒地，收获粮谷，充实仓库，并任命十六名大臣，八个巴克什办理记录此项粮食的收发事宜④。各牛录派出屯田的郁是自由民，生产的粮食交给官仓，供后金支用。这种屯田的性质，是自由民向后金提供的劳役，显然包含着封建徭役的因素。
　　努尔哈赤占领沈阳、辽阳地区以后，后金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为了适应辽沈地区汉族人口众多、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封建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改变后金原有的生产方式。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后金天命六年），即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当年，努尔哈赤便下令实行 计丁授田 制度。将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僚丢失的土地３０万日（一日约合土地五亩）收归后金所有，分给八旗士兵。每一男丁分给田地六日，以五日种粮，一日种棉。其纳税的办法，每三丁种官田一日，每二十丁以一丁充兵役。一丁服差役①。对于辽沈地区的汉族居民，也逐步改革政策，缓和将汉民奴隶化的过程，同样采取 计丁授田 的方法，将他们编入贵族田庄中进行生产。把一百日土地的八十日平均分配给十三个男丁自耕自收，维持生计，其余土地则由十三个男丁共同耕种，收获全部交给庄主，男丁还要服徭役②。在 计丁授田 制度下面，尽管生产者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通过贡赋形式，征收租赋合一的赋税及兵役、徭役等，但生产者毕竟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有归自己耕种的土地，使生产者有可能从生产物中获得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比奴隶制有了重大的历史进步。
　　⑤　　 《清文献通考》卷十三。
　　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八册，第 765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三。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皇太极即位后，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大力促进后金的封建化过程。
　　天聪初年，皇太极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土地，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许再立庄田。又把原来每十三名壮丁编为一庄，改为每八名壮丁编为一庄，其余汉民，分屯别居，编入民户③。为了进一步削弱旗主贝勒的权力，打击奴隶制，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年），皇太极颁发了《离主条例》，明确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允许奴仆告发， 准其离主 ④。所谓离主，就是奴仆与牛录下人告发主人审实后，按法律制裁主人以应得之罪，而原告可以离开主人，拨与其他牛录。天聪六年，皇太极又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强调首告离主要重事实，反对诬告，又特别规定除了反叛逃亡而对上不忠外，不许子告父、妻告夫、兄弟同胞相告，即使告实也不许离主。改变了任何人可以相告的传统，接受了汉族封建伦理观念。《离主条例》成为后金政权打击奴隶主的武器，许多奴隶也利用这一条例，争取改变自己的地位。许多奴婢因告主属实转化为农奴，有的则拨与他人为奴。
　　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年），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占领辽东时被俘为奴仆的人，起到了削弱奴隶制度的作用。皇太极一面削弱奴隶制，扶植封建制；一面奖励农业生产。后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汉人。皇太极采取了一些保护汉民生产的措施，如令满汉分屯居住，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 擅取庄民牛、羊、鸡、豚 等财物①，对缺少耕牛的汉民 给以牛具 ，取消以前不许汉民迁移的禁令等等。同时，皇太极也积极鼓励满族参加农业生产。从天聪年间开始实行 三丁抽一 ，即三个男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供给披甲人的生计，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皇太极即位不久就停止了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还实行纳粟赎罪制度，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要求管理屯地的官员讲求 树艺之法.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
　　在屯监禁军的庄田中，出现了 私赁田 的封建租佃关系②。
　　由于后金政权对封建制的扶植和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满族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封建的农奴制已经基本上取代了奴隶制，完成了满族封建化的过程。尽管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明朝内地已经腐朽，并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对满族地区而言，却是适应满族社会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在满族地区的确立，对清朝能够取代明朝，并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就使整个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③　　 《清太宗实录》卷一。
　　④　　 《清太宗实录》卷九。
　　①　　 《清太宗实录》卷一。
　　②　　 《沈阳状启》，载《奎章阁丛书》第一册第五二七页。
　　３。清初社会经济的凋敝
　　清军入关后，镇压农民起义军。在江南各省，清军先后对南明政权和农民抗清斗争的镇压将近二十年，明末以来的战乱仍在继续。同时，清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民族高压手段，残暴屠杀人民，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清军攻破扬州，屠杀十日，死者竟达数十万人①，一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繁华古城倾刻成为废墟焦土。同年八月，清军攻陷江阴，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 ，城内外惨死者１７２００Ｏ余人，仅有几十人幸免于难②。顺治二年，清政府强制推行剃发令，提出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并以抗拒剃发为口实，残酷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无辜人民。原来纺织业极为发达的江南苏、松、嘉、湖、杭等地区，经过清军的洗劫，生产极度萎缩，城镇严重毁坏，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
　　清初，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保障八旗士兵的给养，清王朝在经济上实行了大规模的圈地和投充。顺治元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圈地令，强行圈占民田，将近京各州县的民田， 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①。此后，又于顺治二年九月，第二次大规模圈占土地，下令将圈占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顺治四年正月，再次下令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４２府州县内，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
　　这三次大规模地圈占土地，约占清初圈占土地总数的９０％。清初的圈地涉及州县地区８１处，北至开平（今内蒙多伦），西北至张家口，东北至辽阳、海城地区，南至德州，北京附近的直隶地区几乎无一幸免。圈地的数量，有人推算在北京地区约占该地原额民地的８２。８％②。全国圈地的总数，因后人所据材料和计算方法的不同，估计的数字有较大差距。一般在１５万顷到２２万顷之间③，而全国耕地面积，到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时仅为２９０万顷。
　　圈地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首先在社会上造成了大批流民，因为圈地令的推行，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满族贵族手中，迫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流亡他乡。清军入关后，仅皇帝所圈占的内务府庄田就达到９０００顷，属于各族王公、宗室的庄田达到１３３００多顷④。其次，被圈占的良田，分给八旗宗室贵族后，尽管有些土地仍在耕种，但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产量降低，有些良田则被变成牧场，减少了耕地面积。再次，那些被迫 圈换 土地的自耕农，由于生产条件恶化，使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随着圈地的大规模进行，许多丧失土地的汉族农民被迫投向满族统治者为奴，便出现了所谓投充问题。顺治二年，多尔衮多次下令，允许丧失土地的农民投旗为奴，在允许汉人投充满人为奴的幌子下，实行对圈地人民的掠夺。投充有两种方式，一是贫民空身投充，二是汉族地主带田投充。清政府允许满族贵族收投充人，使满洲贵族掠夺土地和占有奴仆合法化，也使大量自耕农和贫农以及他们的子孙降到世袭奴隶或农奴的地位。仅在直隶一省，就约有６６万男丁处于满族贵族的奴役之下①。大量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必然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此外为了防止投充人逃亡，清政府又施行了严厉的逃人法，又造成许多人员死亡，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破坏。
　　①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②　　 韩菼：《江阴守城记》。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二。
　　②　　 参见雷大受：《清初在北京地区的圈地》。
　　③　　 戴逸：《简明清史》第一册第 202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①　　 李文治：《论清代前期的土地占有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 5期。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清政府为了防止郑成功从海上与沿海人民联合抗清，实行了大规模迁徒濒海居民的政策，即 迁海.在此之前，福建沿海少数地区已经采取了迁徙居民入内地的措施。顺治十八年，清政府派出官员到各省去立界，构筑墙垣，发兵戍守。实行迁海政策的范围，北起河北，经山东、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边界的距离，山东为离海４０里，福建是３０里，广东则为５０里。清政府还规定，边界确定之后，限二日内迁走，过期则派兵驱赶，迁走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
　　迁海政策的推行，严重破坏了沿海地区的社会生产力。不愿迁徙或误入界外的沿海居民大批惨死，被迫迁入内地的居民则颠沛流离。大量肥沃的土地抛荒，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由于文献缺少全面的统计数字，据清人的统计，仅广东省的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等７府所属２７州县，２０卫所沿海迁界并海港岛州的田地，就有３１６９２顷①。江苏兴化县白驹场有四座闸口，为防止居民出海，清政府下令填塞，使水利事业遭到严重破坏②。渔业和盐业也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处在沿海界外的民间集市完全被禁毁，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年（１６６１- １６８１年）的２０年间，对外贸易全部中断。所有这些，使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摧残和阻碍。
　　清代初期，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民族矛盾尖锐，再加上清政府实行圈地、 迁海 等弊政，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到处呈现出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原来富庶的湖广地区，变为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③。四川直到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年），还是 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④。中南地区的河南， 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 ⑤。社会经济状况的凋敝，使当时的中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也使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清朝统治者面临极度危难的绝境。
　　①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三。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
　　③　　 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六。
　　⑤　　 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奏议》。
　　（二）社会经济的调整与恢复
　　１。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战乱不已，地荒丁亡，生产萎缩，以及由此而来的田赋收入锐减等现实，使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正视明王朝覆亡的教训。为了巩固政权，维持国家的田赋收入，不得不适应既成的现实，采取一些措施来恢复社会经济，调整政策，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条件。
　　从清世祖福临到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从而使垂危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和发展。
　　①调整和改革赋税制度清王朝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取得的政权，首先采取了 轻徭薄赋 的政策。因为他们从明朝的灭亡中看到，苛重的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只有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才是巩固清朝统治的唯一途径。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布取消 三饷 加派的命令，并在命令中揭露和抨击 三饷 加派的严重危害。决定 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①，规定赋税的征收，以万历初年的《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顺治三年，清政府下令重修《赋役全书》，于顺治十四年修订完成，以此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从《赋役全书》的规定来看，与明朝万历时期相比，对农民的剥削有所减轻。
　　康熙亲政后，特别是在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以后，进一步采取了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开始，清政府以 更名地 的名义，下令将曾为明王朝藩王的土地， 免予变价 ，归种地者所有，即实行 更名田.原来这部分明朝藩产，早在明末农民起义期间，已归农民所有。清政府原想把这项土地分荒、熟 酌量变价 ，要求农民购买这些本已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因此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康熙在清除了鳌拜集团之后，下令停止出卖， 将未变价地亩改为民户 ，承认了农民对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这些土地坐落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等８省，共有十七、八万顷，数字十分可观，从事这项土地耕种的农民也不在少数。一部分农民对 藩产 土地占有合法化，成为自耕农，可使他们免遭 变价 和 重租 的剥削，从而提高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康熙亲政时，田赋制度承袭前朝，征收赋役也仍以《顺治赋役全书》为据，而当时的土地和人口数字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康熙不仅派遣官员清查地亩，而且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下令重修《顺治赋役全书》，规定删除田赋尾数，进一步减轻农民的赋税。康熙还进一步对田赋制度和征收手续进行改革。顺治以后，征收赋税使用二联票（旧称 串票 ），一联给纳户，一联存在官府。但地方官吏往往将纳户联强留不给，从中贪污自肥。康熙二十八年，清政府将二联改为三联，一联存州县，一联付差役，一联给纳户。
　　后来又曾实行四联，因手续繁琐，又恢复三联制。还规定在纳税时，如果官吏指不与填，及无票付执 时，允许民间告发，以监守自盗论处。康熙三十九年，清政府设立滚单法，以防止各级官僚的 私行科派.滚单，是指催征田赋的一种文件。滚单法就是规定每里中以５户或１０户为一单位，使用滚单催赋，单上逐户写明田亩数和银米数，以及应分期缴纳的数量和期限，由官府发给甲首，依次催征。纳粮时，粮户亲自缴纳，以免大户包揽从中作弊。
　　这些改革对于营私舞弊和负担不均，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也使农民免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负担，对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康熙在调整和整顿田赋制度的同时，重视实行蠲免赋税的政策。康熙初年以后，除自然灾害照例全免外，几乎 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 ①。
　　据统计，从康熙元年至四十九年，全部蠲免 已逾万万 ②。康熙五十年开始，又实行轮蠲，即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每三年轮免一次。尽管这些蠲免对封建地主最为有利，但拥有少量耕地的自耕农和佃户，其生活和生产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明代的赋役制度是按田亩数和人丁数的原则征收，但地亩数和人丁数变动很大，统计很不准确，这既给贪官污吏营私舞弊提供了很多便利，也造成了许多负担不均的现象。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长，清政府日益感到必须进行更大的赋役改革，特别是要消除征收赋役按照地亩数和人丁数双重标准所带来的混乱和弊病。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户口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到达成丁年龄的称为 盛世滋生人丁 ，再不承担丁役，永不加赋；人丁遇有减少时，用新增人丁抵补，保持原额不变。这便是所谓 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一重要措施的实行，并不是取消人丁税，而是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固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它使农民的负担比较固定，减少了因丁税太重而到处逃亡，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定。这一改革措施，不仅把农民重新吸引到土地上来，而且增加了人口的增长，适应了当时生产对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据统计，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相比，人口增长近１５０％，耕地增长１１０％，田赋征银增长４４％。 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政策，虽然较一条鞭法前进了一步，把赋税的总数固定了下来，但仍未解决负担不均的问题，直到雍正时期实行 摊丁入地 的政策，才使这一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②鼓励垦荒农业生产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支柱，清王朝建立后，农业生产能否恢复与发展，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顺治时期，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使广大农民重新回到荒芜的土地上进行耕种，清政府多次颁发鼓励垦荒的命令。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年），规定贫民开垦荒地，承认并确保他们的产权。对于有主的荒田，开始时规定， 令原主开垦，官给牛种 ①；顺治十年又补充规定， 原主不能开垦，地方官另行招人耕种，给予印照，永远承业，原主不得妄争 ②；顺治十四年又将 永远承业 改为 永为己业 ③。
　　对于垦荒起科的年限，也逐步有所调整。顺治二年，根据原来田地荒熟情况规定， 新垦荒地免租一年 ， 原荒之田，三年后起科，原熟而抛荒之田，一年后供赋 ④。顺治六年，又将原荒田的起科年限由三年改为六年。实际上各地起科年限不太一致，一般是原荒田三年起科，原熟而抛荒之田一年供赋。
　　顺治时期开始，还实行了以垦荒多寡考核官员的考成制度，保证垦荒政策的推行。如顺治十四年颁布的劝惩条例，规定督、抚官员，一年内主持开垦２０００顷以上者，纪录；６０００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官员，垦至１０００顷以上者，纪录；２０００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１００顷以上者，纪录；３００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卫所官员，垦至５０顷以上者，纪录；１００顷以上者加升一级。但如果开垦不实，或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①。清政府的这些鼓励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没有战争的省份，确实推动了荒地的开垦。据不完整统计，顺治期间各地垦荒的田亩数，累计达１５万顷。
　　康熙即位以后，充分认识到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鼓励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并鼓励和影响臣属关心和重视农业生产。他亲自种植稻谷，进行实验，并令臣下参观。对当时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地和顺治以来垦荒不利的现象，进一步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必要的措施。康熙八年，清政府正式下达停止圈地的命令，宣布把当年圈占土地退还原主。康熙十年规定：凡 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 ②对地方官 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 ，迫使地方官千方百计开垦荒地，克服顺治年间考成太宽的问题。康熙十二年开始，清政府修改顺治年间的垦荒政策，将起科年限进一步放宽，从原来最高６年改为１０年。而且遇上灾荒之年，还可以临时申请延缓起科年限。
　　清政府接连采取鼓励垦荒的政策和措施，使荒地的开发得到法律的保护，使一些逃亡流浪的无地农民，重新得到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全国各地开垦的土地面积迅速扩大。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到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全国耕地面积由２９０８５８４顷增加到８５１０９９２顷，增加了近６００万顷，增长近二倍。
　　③兴修水利自宋元至明清，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交会。由于黄淮长年失修，运河堵塞，从顺治元年至康熙初年，水灾连续不断，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顺治年间大的决口达１５次，康熙元年至十六年，黄河大的决口达６７次之多。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归仁堤决口，洪水自翟坝古沟下灌各湖，濒河田舍水深六、七尺。高邮、宝应等城大水月余不退。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黄河在桃源决口， 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几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 ①。
　　洪水不仅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直接威胁清政府的根本利益，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康熙平定 三藩 之前，清王朝还顾不上治理黄河，直到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清朝在平定 三藩 的战争中取得优势，才决心大规模治理黄河。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当做他首先要解决的三件事，十分重视治河。清政府每年要从南方各省漕运４００万石粮食到北京，供应大批官吏和军队食用。黄、淮、运交会于苏北，一旦黄淮泛滥，倒灌入运河，就会使运河阻塞，南北交通断绝，漕粮不能按时运到北京。康熙十六年，清政府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总管修河事宜。
　　又把水利经费由３０万金增至３００万金。靳辅（１６３３- １６９２），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原任安徽巡抚。他在安徽时就很注重农田水利建设，治理黄河时能够虚心吸取别人的意见，特别是能够识拔和重用优秀的水利技术专家陈潢。陈潢（？- １６８８），字天一，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是个不知名、无官职的知识分子，他对黄河的特性和治理方法颇有研究。他认为，黄河的水土流失是造成河患的原因，因此，不仅要注意治理黄河下游，还应当注意治理黄河上游。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②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①　　 《清朝通典》卷一。
　　②　　 《历史档案》1981年第 2期。顺治十年十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报任内开封等府垦荒地亩数目事本。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④　　 《清朝通典》卷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②　　 《清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①　　 《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
　　靳辅和陈潢治理黄河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重点工程放在徐淮地区。第一阶段从康熙十六年至二十二年（１６７７年- １６８３年），主要是堵塞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第二阶段是从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１６８３年- １６８８年），这时的工程逐渐稍向黄河中游转移，在河南考城、仪封、封丘等地筑堤，防止河水溃决。特别是开凿中河工程，对保证运河船只的安全通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与明初陈瑄凿通清口具有同样的意义，是运河史上的一件大事。
　　过去，船只在运河中航行，出清口后还要在黄河中航行２００里，不仅需要雇用许多短工，而且行速缓慢。靳辅、陈潢在黄河北岸开浚中河后，船只出清口，只在黄河中航行２０里就进入中河，从而使船只可以避免黄河１８０里风涛之险。不仅使漕运畅通，而且更重要的是便利了运河的水上交通运输。
　　靳辅、陈潢之后，于成龙、张鹏翮等相继担任河督，基本上遵循靳辅的治河方针。康熙本人对治河也进行了周密的考察和认真的研究，再加上他能够集思广议，博采众长，因而在治河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康熙十六年以后，黄河基本平稳，虽有几次大雨大水之年，但极少发生决口，出现了４０年的安澜局面，和清朝建国初年形成鲜明对照。
　　清政府集中力量治理黄、淮、运三河之外，还注意了对各省河道的全面修浚。永定河原名无定河，《元史》称其为小黄河。康熙时期修建堤坝，疏引河道，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康熙特将其改名为 永定河.清前期特别是康熙时期治河的成功和广泛地修复水利，无疑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④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满足宫廷对工业品的需求，迫切需要恢复手工业的生产。为此，清政府逐步采取了废除匠籍制度，改变对手工业者的剥削方式和放宽对手工业的限制等促进手工业发展的措施。
　　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官手工业的各行各业匠户（旧称匠班或班匠），都要轮流到京城无偿服役，即 轮班分役 ，时间一至五年长短不等。明成化年间稍有变化，只要匠户出征银便可免役不去京城当班。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年），明政府正式规定匠户征银的数量。匠户均有匠籍身份，匠户不管是否改业，均不得免其征银。如本户逃亡，就累及宗党。这种对手工业者的残酷剥削，极大地阻碍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清入关后不久，便对这种匠籍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清政府陆续废除匠户的匠籍身份。顺治二年五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匠籍， 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 ①，免征 京班匠价 ②。到了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７年）以后，各省的匠班银陆续并入地丁银中，匠籍制度也就完全废除了。解除对手工业者匠籍身份的束缚，部分地减轻了手工业者的沉重负担，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匠籍制度废除之后，官手工业的工匠都采取雇募形式。顺治二年，清政府令 顺天府属州县，各派匠役一百名赴工应役。时以营建太和殿，需用工匠，行令各州县派解应役，按工给值.③改变了明代的无偿服役。各工场和作坊都有了明确的工资规定，工资形式也有计时和计件工资，工资的标准也不低于当时劳动力的价格。并按技术的高低难易，给予不同的报酬。如苏州织染局的机匠工价，锻纱花机每日工银一钱五分，锻素机每日工银一钱三分五厘。挑花匠和画匠每月各给工银二两，而倒花匠每月则给工银五钱。这些是计时工资形式，车匠、染匠、■接边等工种都实行计件工资。
　　清政府接受明代的教训，对官营矿业不是急需的都不开采，对民间经营的手工业则放宽了限制。田赋和盐税是清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清政府十分重视盐业生产。清军入关不久便对盐业管理进行了调整，顺治二年规定， 原食淮盐之汝、宁归两淮巡盐御史管理；原食西和漳县盐之临洮、巩昌归甘肃巡按兼管 ①。并下令蠲免明代在盐业上的各种加派和课外余银。清政府为了鼓励盐业生产，对四川井盐的生产，允许自由开凿，实行３年后起课，对井盐的贩运则征收税额很低的票税，废除了过去官府对井盐的垄断和控制。康熙则进一步打破历代的旧规，公开承认百姓自由开凿的盐井为其私产。
　　在其它手工业领域，康熙时期也采取了比顺治时更宽松的政策。康熙取消了从前规定机户 不得逾百张 的限制，并在康熙十九年革除了明代以来对陶瓷业的各种 当官科派 办法， 凡工匠物料，俱按工给值 ， 悉照市价采买 ②。康熙二十一年，康熙批准了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出的让商民自行开采云南铜、铅、锡、银、铁矿的建议，实行 每十分抽税二分.清军入关后，强索贱买，关卡林立的现象到处存在，再加上一些 关外之关 ， 税外之税 等种种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的正常进行。为了使濒临死亡的商业得到恢复并发展起来，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保证商业的正常进行。顺治二年，清政府下令，百姓如遇 购买民物，短少价值，强迫多买，殊失公平交易之道 者，可立即拿送官府， 治以重罪 ①。为了克服清初各地官府乱设关卡、滥差官员、商贾恐惧、百物腾贵的现象，顺治八年，清政府严令 每关设官一员，其添设者悉行裁去，以后不得滥差 ②。
　　康熙后期，全国性的战争结束，全国性的商业活动日趋繁盛。康熙在位期间虽然重农，但并不抑商，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下列方面。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六。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一，《职役》。
　　③　　 同②。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②　　 兰浦：《景德镇陶录》卷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②　　 同①卷五十四。
　　第一，重视粮食贸易，遏制粮商囤积居奇和粮米腾贵。粮食是封建社会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的根本。而富豪和粮商囤积居奇，关卡阻拦勒索等又是造成粮米腾贵，造成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为此，清政府首先令湖广、江西督抚、委派官员 将有名码头、大镇店买卖人姓名及米数一并查明 ，每月终报告一次，并通知江浙督抚，以防囤积③。其次，严禁地方官员挟势横行，恃势贸易。再次，准许各省督抚开放粮禁，以平抑江南米价④。同时禁止一些地方以不许卖粮为由，阻拦勒索粮商。违者查拿治罪。为了保证食用粮，清政府还下达了 禁造烧酒的规定⑤。
　　第二，取消各地方官吏对商人的额外征收，命令按照定额征税，违者严加惩治。康熙四年，清政府规定各钞关抽分， 俱照定额征收 ， 溢额者加级纪录之例，永行停止 ①。次年，又命直隶各省设立关税之所，缮具税则，刊刻于木榜之上， 照示商民，照额征收 ， 如有不肖官吏于定额之外私行滥收者 ， 依律治罪 ②。
　　第三，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政府宣布废除迁海令，实行有限制开放海禁的政策。随后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４个海关，征收商税，取代市舶司，是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上的一大进步。鼓励对外贸易，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第四，统一度量衡。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下令统一制钱的重量，规定每文钱重一钱，每钱一串值银一两。康熙时期制钱，畅通全国各地，促进了全国商业的繁荣。康熙四十三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盛京的金石、金斗、关东斗，规定一律改用底面平准的升斗。康熙本人还亲自参加了标准铁升、铁斛的观测校准。康熙五十八年，又规定秤以十六两为一斤，斤以十三号砝码为准。
　　第五，改变盐的官方专卖制度，允许私人煎煮私卖。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以上措施，促进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也随之繁荣起来。
　　２。社会经济的恢复
　　清代前期，清朝统治者接受了明覆亡的教训，在政权逐步巩固的同时，为了加强清朝的经济力量，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封建统治政权，采取了上述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经过全国人民几十年的努力，到了康熙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基本上得到了恢复，为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①农业生产的恢复在封建社会，土地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因此，康熙时期耕地面积和人口的增长，是当时农业生产以至于整个社会经济恢复的主要标志。
　　③　　 同①卷二三八。
　　④　　 同①，卷二三三。
　　⑤　　 同①，卷一八七。
　　①　　 《清圣祖实录》卷十四。
　　②　　 同①，卷十八。
　　














　　注：①资料来源：天启六年数字据《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四。其余数字据《清实录》及《大清会典》各有关年度记载。
　　② 人丁 指１６- ６０岁的成年男子。
　　③天启六年人丁数为实际人口数。
　　尽管以上数字并不十分精确，但就耕地面积来说，康熙末年的耕地已经超过明末的数字。康熙六十一年的全国耕地面积已经突破明初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八亿五千万亩的水平。清初，人丁是纳税单位，政府关心的只是人丁数而不是全部人口，因此统计数字也不是全部人口数。如果按照上述人丁数，再加上老幼男子、妇女及隐匿的人口，全国的实际人口数应为人丁数的二、三倍以上。
　　清朝入关后，经过顺治、康熙两朝七八十年的恢复发展，到了康熙末年，在耕地面积和人口方面，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明朝的最高数字。
　　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耕地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再加上水利工程的兴建，在农业生产部门，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农产品，有一些人，特别是富裕农民，很重视改进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康熙末年，江浙湖广地区，稻谷的亩产量一般都达到二三石。这时，在江南一带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双季稻，成倍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苏州织造李煦大力推广 李英贵种稻之法 ，试验种植双季稻，因为第二季经受了两天大风灾，两季合计亩产五石二斗。次年，又种了八十亩，两季合计亩产六石六斗。苏州的单季稻，亩产也达三四石①。在福建同安，一亩也可收稻五石②。
　　康熙时，已把南方的水稻、菱角等移植在北京。康熙三十年，在玉泉山种植水稻，以后逐步改进推广而为享有盛誉的 京西稻.康熙四十三年，天津总兵官蓝理建议在天津、丰润、宝坻等地低洼处，开水田种稻。经过后来对洼地的治理，到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这一带水田稻谷丰收③，成为北方的鱼米之乡。番薯（又称甘薯）约在明初由安南、吕宋等地传入中国南方。
　　明中叶在南方各省普遍传播。由于它既可作菜，又可当粮，种植方便，是耐旱的高产作物，很适宜在北方种植。明末清初，番薯从南方传到北方河南、山东一带种植。经济作物如桑、麻、棉、蔗、蓝靛、烟草等的生产，也得到了恢复，并成为当时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
　　①　　 《李煦奏折》，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②　　 《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下）。
　　由于康熙对边疆的农业生产十分重视，为了开发边疆，他专门派遣官员主持军屯。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农耕就是从此开始的。
　　在黑龙江南北地区，康熙也推行了 屯田备边 政策。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康熙令八旗及汉军官兵，在瑷珲附近永戍屯田。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清政府还派专人到这些地方传授耕种方法。康熙以前，台湾的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康熙统一台湾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汉族人民渡海前往台湾，带去了先进的农具和生产技术。台湾原有额田园１８４５３甲（每甲约合１１。３市亩），从康熙二十四年到四十九年的２０多年间，新开垦的田园就有１０７７４甲，增长６３％①。在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农业生产的复兴，表现得更加明显。
　　②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生产的恢复，为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康熙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在手工业生产部门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纺织业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由于手工业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和清政府的提倡和支持，到康熙年间，纺织业尤其是民间纺织业得到了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江、浙一带，纺花织布已经成为某些地方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松江、苏州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康熙年间，上海县民间生产的青蓝布，由苏州织造衙门领取价银办买，每年达到３０万匹①。纺织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染坊业的兴旺，染色多样，分工也更加专业化。康熙五十九年，苏州有６４家染坊，其中仅程益美号一家每年销布就约百万匹②。
　　在民间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官办的纺织业无论在织机数、人数等方面都有大幅度增长。官办的纺织业分为织染局和织造局。织染局即京内织染局。
　　织造局则有江宁、苏州、杭州等三局，专门承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官及皇太子、公主朝服衣服。官办纺织业的分工十分细密，专业程度也很高。
　　如苏州织造局内就有总高手、高手、管工、管经纬、管圆经、管扁全、管段数、管花木、催料、拣绣匠、挑花匠、倒花匠、折段匠、结综匠、烘焙匠、画匠、花素机匠等③。康熙年间，官办纺织业的生产规模，也比明代扩大了几倍。由于官办织造业的发展影响了民间纺织业的繁荣，因此，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压缩官办织机数。这项措施作用虽然不大，但多少减轻了民间工匠的负担。
　　此外，河北、山东、四川、广东、福建、江西等地，也都以 耕织并举 为方针，使纺织业的发展跨出了一大步。
　　③　　 《清雍正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
　　①　　 潘君祥：《论康熙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载《中国农史》1983年第 2期。
　　①　　 《李煦奏折》，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六页。
　　②　　 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
　　③　　 孙珮：《苏州织造局志》卷十，《人役》。
　　清代是中国矿冶业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清政府被迫采取鼓励开矿的政策。铜是当时铸币的主要材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地大量补充新币，以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因此，清政府对铜的开采十分重视。自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疏请允许商民自行采矿以后，云南的矿业逐渐兴旺。康熙四十四年，清政府在云南正式设置铜官，官治铜政从此开始。
　　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为铸制铜币，仅宝源局一处半年就耗铜６０多万斤①。这不仅说明清前期铜矿开采和冶炼的发展，也反映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
　　在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地，矿业的发展也很迅速。康熙四十四年，商民何锡奉部文在广东海阳县仲坑山开矿，采矿人夫达十余万②。康熙五十二年，四川一碗水地方有万余人聚集开矿③。
　　盐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四川开县的井灶，康熙时发展为五区，有灶１２０座，每灶有锅３口，共有煎锅３６０口④。四川键为，康熙时有盐井５２９眼、煎锅５９４口。云南也是著名的产盐区，康熙年间已有八大井和四十多子井。
　　云南的黑井、白井、琅井、云龙井等十五个井，康熙元年时盐税正课额数为１４４８０９两，到康熙十年增加到１７２５５９两。云南全省的盐税，顺治时一年为１４６１０９３６０两，康熙四年时增长到１７２５５９３６０两⑤。盐税的增加，一方面说明政府盘剥的加重，同时也可以反映制盐业的恢复和发展。
　　江西景德镇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业中心，清入关后，虽然遭到一定破坏，但很快又恢复了生产。顺治十一年，清政府开始在景德镇恢复和建立官窑。除了继承明代官窑外，还把大批民窑强制改为官窑，虽扩大发展了官窑，却阻碍和破坏了民窑的发展。官窑分工具体，专业化程度高，资本雄厚，工艺技术都较完善。康熙二十七年后，景德镇的民窑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在技术和艺术上，都达到非常精湛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前代。五彩瓷创始于明朝宣德年间，康熙时加以继承，并有了新的进步。在此基础上，还创造出了粉彩，成为清代瓷器的新成就。此外，这时烧制的天蓝、苹果青釉也超过了宋代青釉的水平。明代已经失传的红釉器，也在康熙时得到恢复。
　　其它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很显著。广西容县在康熙年间，就有造纸篷百余间，造纸工人数以千计。制糖业则在广东、四川，特别是在台湾的发展更为显著。台湾在历史上就是产糖区，康熙年间，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每年产蔗糖约６０多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由于台湾糖驰名中外，往往是糖未制好，就已将货定出，远销国内各地和日本、吕宋等国。为了适应航运发展的需要，造船业也发展起来。康熙时苏州每年造船用于出海贸易的多达千余艘，而返回的不过百分之五六十，其余的船只都在海外出售①。
　　这个时期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城镇经济的繁荣，也使曾经出现过的资本主义萌芽，获得了新的生机。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②　　 同①卷二二一。
　　③　　 同①，卷二五五。
　　④　　 吴炜等：《四川盐政史》卷二。
　　⑤　　 刘隽：《清代云南的盐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2卷第 1期。
　　①　　 《东华录》康熙朝卷九十八。
　　③城镇经济的繁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再加上清政府各种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施行，推动了商业贸易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也随之繁荣起来。清前期有分布在东南西北的四大商业城市，号称 四聚 ： 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 ②。北京自明以来就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康熙时期更加繁荣昌盛。苏州作为东南著名都会，康熙时 生齿日繁，人物殷富 ①。商业繁盛，甚至超过了京师。 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 ②。汉口地处九省通衢，康熙时 舟车辐辏，百货所聚，商贾云屯 ③。广东佛山，是一个由村镇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 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山聚，会城百不及一也 ④，其繁荣程度已超过了广州。
　　江苏吴江县由于纺织业的发展，带来商业的繁荣。位于该县东南６５里的盛泽镇，明朝初年是只有五六十家的普通小镇，清初时 户口日增，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⑤，成了手工业和商业极为发达的都市。
　　在 三藩之乱 中破坏比较严重的景德镇，到了康熙年间，已经出现 舟车云屯，商贾电骛，五方杂处，百货俱陈 的发展兴旺景象⑥。
　　这时城镇的繁荣，除去旧有的城市重新恢复而外，很多是新发展起来的市镇。这些新发展的城镇，许多原是荒僻之地，像苏州地区的黄家港，明代原为一片郊旷之地，康熙时则成为 闾阊且千，鳞次栉比 的城市⑦。
　　④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由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清前期清政府的田赋和杂税收入逐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日益好转。
　　顺治、康熙时期赋税收入情况表
　　
　　②　　 《广阳杂记》卷四。
　　①　　 《熙朝新语》卷十六。
　　②　　 孙嘉淦：《南游记》，载《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五帙。
　　③　　 同②。
　　④　　 吴震：《岭南杂记》。
　　⑤　　 钟延机：《盛湖志》（同治）卷一。
　　⑥　　 《景德镇陶录》卷首，刘序。
　　⑦　　 徐熙麟：《熙朝新语》卷十六。
　　












　　顺治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是赋税。从顺治到康熙初年，国家赋税收入增加的速度十分缓慢，但历年都有所增长。当时，由于国内大规模的战争连年不断，军费开支十分浩大，所以国家财政支出严重不平衡。顺治时期不仅历年入不敷出，而且财政亏空额越来越大。康熙时期，国家田赋征银收入在 三藩之乱 中的康熙十五年降到最低点。平定三藩之后田赋征银逐年增长。
　　自康熙中叶以后，国库充裕，完全扭转了顺治建国初期的亏空局面。康熙四十八年以后，国库存银由原先的一二千万两增加到五千多万两，国家财政状况得到根本好转。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也说明了社会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复。
　　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从清军入关到康熙六十一年，经历了七八十年的调整和恢复，才出现初步繁荣的景象。这比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朝代，在建国初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时间都要长。比如西汉，从建国到出现文景之治，不过三四十年时间。唐代从建国到出现贞观之治，则时间更短。明代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到永乐年间，也不过４０多年。与以上几个朝代相比，为什么时代在进步，而调整和恢复社会经济的速度却放慢了呢？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明末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都十分严重。与元末相比，明末社会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要严重的多。而在汉初和唐初，虽然分别经历了战国和南北朝时期数百年的战乱，秦末和隋末也都出现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但由于分别出现了秦和隋两次全国的大统一局面，这种大统一的局面为汉、唐社会经济的恢复以至出现高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汉初和唐初而言，清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点要低得多。特别是秦、隋建立的一套社会经济制度，对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①　　 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有关年度记载。
　　第二，清军入关后，在当时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又增加了新的民族矛盾。清政府要在解决明末社会危机的同时，解决新的民族矛盾，必然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清初社会经济进一步凋敝，战乱不已，调整社会经济的措施得不到贯彻执行，都是缘于这种新的民族矛盾。
　　第三，清初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时间较长。从清军入关到平定 三藩 ，清初统一战争的时间长达４０多年。社会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得不到安定，社会经济不可能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四，清初开始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时间较晚，而且许多调整政策和措施摇摆性较大。比如顺治时期的许多调整政策，像取消三饷加派等，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和战争，根本没有贯彻执行。而圈地、迁海等政策，又都直接阻碍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圈地政策直到康熙八年才得到彻底纠正。
　　（三）户籍、土地和赋役制度
　　１。里甲和保甲制相辅而行的户籍制度
　　清代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承袭明代的里甲制度，它是专管户口和赋役的基层行政制度。顺治建国伊始，便下令编制户籍，三年一编审，顺治十三年又改为五年一编审。户籍按照职业和民族来区分。按职业区分的有四种：即民籍；军籍，又称卫籍；商籍；灶籍。依民族区分的，有湖南乾州等地的苗户，广东琼州的黎户，云南腾越的夷户，甘肃撒拉尔等地的回户，甘肃循化、庄浪等地的番户等。男姓居民称丁，女性居民称口。男子十六岁为成丁，未成丁也称为口，丁口都以户来统计。内地居民按丁口统计，边疆的居民以户来统计。户籍编审的原则是，每１１０户中，丁粮多的十户人为长，其余１００户分为１０甲，编为一册。城区的称为坊，城市近郊的称为厢，乡村的称为里；各设一长。册内详细记载 原额 、 新增 、 开除 和 实在 各个项目。如果男丁年满６０岁以上，就计入开除 项，男丁年满１６岁以上则入 新增 项。编审的程序，先由各户登记丁口数交给本甲甲长，甲长统计各户人数后再转交厢、里长。各厢、里、坊长汇总本厢、里、坊户口数再上交州县，由州县汇齐送府。由府再造一册，称为黄册，呈给布政司。督抚根据布政司所造黄册，送交户部。这个制度与前代相比，有两个新的特点。其一，由于实行一条鞭法后，丁摊于田，所以虽然规定里长由丁粮多者充任，但实际上往往是以田多者充任。而且对充任里长人选的要求也比明代严格，对那些罢闲吏卒和有犯过的人，都不允许充应。其二，户部在编户时，不仅按照职业，而且按照民族来区分户籍。这与明代不同，和元代时完全相同。同时又比元明多出一个商籍，说明商人在增加，而且地位也有所提高。
　　清代在实行里甲制的同时，还推行保甲制，也称作牌甲制。顺治元年，清政府命令州县官编置牌甲，不论州县城乡，每十户立一牌长（也叫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并另设地保一人。每户门上挂一个印牌，叫门牌，上面写着户主姓名和本户丁口数，同时登记注册，人员出入均需登记，以便稽察。地主、场主、窑主、厂主需对所属佃户、雇工严加管理，或将他们附在牌甲之末，或附在本户之下，他们如果有反抗事件发生， 一家隐匿，其邻右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 ①。这就是所谓的连坐法。清政府就是通过这种保甲制来对各族人民的言行进行监督和管制，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寺观也不例外，也发放印牌，以稽僧、道的出入往来。这一制度开始只在汉族地区施行，以后推广到直隶满洲的庄屯。明代时，监督和管制居民的言行，主要由里甲的老人负责，并没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和系统。
　　２。国家土地所有制及其经营方式
　　明清时期是封建土地国有制急剧变化的时代，明末清初，国家土地所有制开始走向衰落并逐步向封建土地私有制转化。清代的封建国有土地，主要是屯田，也称官田。清代的屯田基本上承袭明代的规制，但规模不如明代。
　　顺治元年，清政府便在一些地区实行军屯和民屯。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七。
　　军屯是组织军队进行屯田，清初的军屯主要在边疆地区。为了减少士兵粮饷的支出，清承明制，令军队开荒垦田，以助军实。军屯的粮税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屯田军丁为计征对象，如新疆西路的赤金卫，柳沟所屯田，规定每名兵丁要向政府交纳麦、米、青稞三石。另一种是计亩征租，如顺治六年时规定，卫所屯田的租例，果树菜畦水田苇地每亩科一斗，麦地六升，杂粮地四升五合。
　　清代还继承明末的旧制，实行卫军 屯田济运 制度，由屯田卫军负担漕粮的济运任务。漕运屯田各省多寡不一，屯田济运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一种是按照漕运船分配屯田，由运丁自行耕种，或者就近出佃，向佃户取租。
　　一种是由不出运的屯丁耕种，按亩出津贴银分给运丁。凡不出运的屯丁，每亩出银五分，作为运丁的津贴。由屯丁所出的津贴银，对屯丁来说，是屯田交纳的地租，对运丁来说，则是给国家运粮的报酬。第三种是由官召民佃，征租赡军。第四种则是把屯田转移到农民手里，不论民户执业屯田，还是民典屯田，照例征纳租银，给军济运。
　　清代民屯是由清政府直接组织的屯垦，清政府专门设立了兴屯道厅来推行民屯。民屯的土地所有权一般属于封建国家，屯民只有使用权，交纳地租和赋税合一的租税。在个别情况下，为了鼓励屯田，也有承认屯民拥有所有权的，但田地不许买卖。当时，清政府组织流民到荒地较多的地方去屯垦，一般由地方拨款作为屯本，贷给农民，作为生活和生产费用。缺少耕牛种子的，由兴屯道厅发给牛价、籽粒银两。由于屯民的负担很重，屯租往往高出民田赋税数倍，屯田农民无法维持生活，出现了许多耕后复荒的现象，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就撤销了兴屯道厅的建置，第二年，又将民屯地改为民地，其 课额租赋，照民田例起科 ①。
　　康熙八年，清政府下令将明代废藩土地归现种地者所有，并按民田起科，实行所谓 更名田.这是清初官田向民田转化的重要表现。
　　此外，国家所有的土地，还有牧地、学田、籍田等。牧地供养马之用，清朝入关以后才有，但为数不多，顺治六年马场地有顺义、清河、漷县及沙河、芦沟桥五处，共有荒地１４６８顷４０亩。潞河、沙河、清河、桑乾河两岸的隙地，也曾被圈作马场。顺治元年，清政府 置各县学田，凡贫生均于学内酌给学米.学田免赋，租给佃户耕种，田租收入提供给学校贫士修学之用②。并规定每年清厘学田一次。据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统计，全国共有学田３８８６７８亩，其中直隶占１１８８９２亩③。籍田是所谓天子亲耕之地。顺治十一年，清政府在京南郊设籍田于 正阳门外之西，中为先农坛，坛内地一千七百亩，其二百亩给坛户种五谷、蔬菜，以给祭礼之需，余千五百亩，收租银三百两，以备修理坛墙 ④。
　　①　　 《大清会典》康熙，卷二十四，户部。
　　②　　 《清朝通典》卷三，食货三。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十二。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十二。
　　３。地主土地所有制与租佃关系
　　清初的土地制度，与明代相同，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区分的办法，一是以是否纳粮为标准， 凡办纳粮者为民地，不纳粮者，不分有主无主，俱为官地①；二是以是否允许买卖为标准， 凡官地，例禁与民交易 ②，民地则允许自由买卖。按照以上标准，庄田属于官田，但就其实质来说，属于封建土地私有制范畴。而皇庄则是一种国有制与私有制的结合。因此，我们把庄田放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内容中叙述。
　　清代的皇庄和王公勋戚等贵族庄田属于旗地的一部分，是清政府用政治暴力，以圈占土地的方式形成，并进行重新分配的。从顺治二年至康熙八年，清政府曾在京畿３００里至５００里范围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这些圈占的土地成为畿辅旗地和皇庄、王公勋戚等贵族庄田的主要来源。在圈地过程中，畿辅汉族居民在满洲贵族的威胁下，或因惧怕田地被圈，或因无法缴纳科派钱粮等原因，纷纷将土地投献给旗人。这类土地称为投充土地，是庄田的另一来源。清朝皇室及王公勋戚等贵族，把分配到的土地建成各类型的庄田，在旧奴隶制剥削的基础上，作某些改进，形成早期农奴制的剥削方式。
　　清代的皇庄叫做官庄，是由拨给皇室的田地建置的，属于皇室的私产，由内务府会计司管理，故又称内务府官庄。从地租形态来看，主要有 纳粮庄 和纳钱庄.另外还有果园、菜园等。从顺治元年圈地编庄到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共约有皇庄８８７所。皇庄主要分布在畿辅和盛京地区，土地合计达四万余顷。
　　清初皇庄采用庄头制进行直接经营，畿辅皇庄上的劳动者，称为壮丁。
　　皇庄有一定编制，如顺康时粮庄以十壮丁为单位，选一人为庄头，各庄按等交纳租粮，庄头负责监督生产和向壮丁收地租，汇总向主人交纳。地租采取实物和货币定额制两种。如康熙五十一年，头等庄征租３２２仓石，二等庄征租２９２仓石，三等庄征租２６２仓石，四等庄征租１９２仓石，每亩征租２。４斗至４。１斗，每一丁应缴粮１９。２石至３２。２石。各庄还要上缴大量的猪、鸭、鹅、蛋、草等物。
　　皇庄的壮丁世代充当皇室奴仆，其户籍不载在民户册籍之内，免纳赋役，由内务府所属各司管治，严禁逃亡与冒入民籍。壮丁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清朝入关前原来的奴隶迁入关内，约占畿辅粮庄壮丁总数的６２％①；二是投充人。皇室可以把壮丁任意赏赐，壮丁的婚姻也受到严格限制。
　　王公勋戚等贵族庄田也称王庄。其土地来源，一是入关初皇帝按照品级爵位分予不等的田园庄所；二是皇帝将圈占的土地，按王公贵族所占的壮丁配给的，因此也称壮丁地。庄田采取子孙承袭制，国家不再收回。
　　庄田的经营与皇庄相似。主要设置庄头，役使奴仆身份的壮丁耕种。封建主除分予壮丁一定数量的土地外，还为他们提供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或口粮，对他们以人为单位收取相应的租粮或租银，稍有拖欠，即遭鞭打、锁禁，送官究办，是庄田采取的主要剥削方式。此外还有带地投充的投充人，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他们就以土地为单位，收取相应的租粮或租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掌握在地主和自耕农手中需要纳税的土地，被称作民田。地权归地主和自耕农所有，可以自由买卖，但须向政府登记，并在契约上加盖官府印钤，才算合法买卖。民田绝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中。地主除了新的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宗室贵族地主外，还可分为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缙绅地主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均大为削弱。清政府一方面承认和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对他们依恃特权的违法行为给予限制。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
　　②　　 《清史稿》卷一二○，户口田制。
　　①　　 中央档案馆藏：乾隆十年《内务府会计司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
　　地主占有的土地，除个别直接经营外，仍以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主。
　　这时的租佃关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少数地区仍然沿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佃仆制，二是实物分成租制。佃仆制是一种落后的租佃制，佃仆除缴纳地租外，还要为地主从事各项服役性的仆役，这是佃仆区别于佃户的重要特征。
　　佃仆的人身完全受　　地主支配，没有人身自由，可以和土地一块出卖。地主和佃仆是世袭的主仆身分。佃仆也与奴仆不同，他们与佃农一样，在上缴地租以外，可以留下一部分生活必需的生产品，有自己的私营经　　济。这时普遍存在的是实物分成制的租佃制，产品分配以主佃各半的对分法较为普遍。
　　在分成制下，地主对各个重要的生产环节，都要直接干预，而且分成制往往和劳役制残余伴随在一起。在分成制下的佃农，其对地主的封建人身隶属关系仍较严格。明初时佃农对地主行 以少事长 之礼，只是作为伦常规范。
　　而到了顺治三年，则开始以法律形式出现。《大清律例汇编便览》（卷十七）
　　上记载： 乡党齿序，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揖让之礼，幼者行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如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行以少事长之礼。 说明清初佃农与地主的等级关系也较明代加强了。
　　清代前期的民田，还有一小部分为自耕农占有。这些自耕农比明末有所增加，但其增长的幅度不如明初。他们产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农民在明末的农民战争后，回到被地主霸占的土地耕种，入清后无人干预，于是这些农民转化为自耕农。二是屯田的部分屯民，由征租税改为纳田赋，允许承业，于是屯民变为自耕农。三是参加垦荒的农民。
　　４。赋役制度
　　清代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顺治三年，清政府免除了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杂派。由于战争破坏，明末户部赋役册籍大多散失，只存万历年间的旧册。而清初战乱不已，不可能再造新册，故清初的赋役制度多按万历年间的《赋役全书》旧例办理。顺治三年，清政府令户部重修《赋役全书》，顺治十一年和十四年，清政府又两次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重编《赋役全书》。王弘祚依据万历年间的赋役册籍，编订了《顺治赋役全书》，于顺治十四年颁布天下。《赋役全书》编成后，每县发两本， 一存有司，一存学宫 ，以便士民查核。同时，编制了鱼鳞册（即丈量册），详载上中下田则；又立黄册（又叫户口册），每年登记户口的增减。使用鱼鳞册和黄册与《赋役全书》相表里，作为征收赋役的主要根据。
　　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 私派 ，清政府还向纳税户（旧称花户）颁发了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旧称 易知由单 、或 易知单 、 由单 ）。通知上记载本州县上中下则地亩，正、杂、本、折、钱、粮数额，最后缀以该户庄纳税项。并在开征前一个月，将易知由单发给花户，作为凭据，防止发生差错。除此之外，清政府还在开征时发给 截票 （又称 串票 、 二联印单 ）。作为缴纳钱粮的凭证。截票开列地丁钱粮的实数，分为十分。每月限完一分。票为二联，骑缝盖以钤印，官民各执一联。此外，还设有 印簿 、 循环簿 、 粮册 、 赤历册 、 序册 等名目繁多、内容芜杂的册籍作为辅助。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下令重修《顺治赋役全书》，删去丝秒以下尾数，名曰《简明赋役全书》，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康熙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清政府又两次下令，除江苏省外，其他各省停止刊行易知由单，免除官吏向民间索取印制易知由单的纸版费之弊端。随后又废除重复无用的 序册 和 赤历册 ，又停止了 黄册十年一造，会计册每年一造 的规定，以简化手续，便于执行。康熙二十八年，清政府为了克服使用顺治时截票所产生的弊端，将二联串票改为三联印票。康熙三十九年，又设立了滚单法，用保甲连坐的办法催收赋税。
　　清代的田赋仍然分为夏秋两季征收。除交纳部分粮食外，大部分征收银和钱，而以征银为主。
　　清代的丁税也要以白银交纳，是实行一条鞭法后，由差徭与杂税的折色发展而来，故亦称丁银。缙绅地主有优免丁银的权利，康熙中叶后，缙绅地主勾结官吏庇荫户口，诡避和侵吞丁银，使大部分丁银转嫁到农民身上。以致引起贫民逃亡，包赔丁银的情况十分严重，造成 丁额无定，丁银难征 ①的后果。为了消除因人丁变动而带来征收田赋的弊端，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办法。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人丁２４６２万，丁银２３５万多两）作为每年征收丁银的依据。康熙五十五年，广东各州县开始把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接着四川相继试行。到了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
　　七月，清政府正式在全国颁布诏令，推行 摊丁入地 政策，直到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才最后完成，全部实现这一赋税制度的改革。从而废除了几千年来的人头税，使农民进一步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①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
　　三、繁荣与衰落——清中期经济
　　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代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由于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出现了清代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局面，并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高度繁荣，使明中叶以后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此时无论在经营规模和地域分布等方面，均比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盛极则衰，从乾隆嘉庆之际到道光二十年，清朝社会经济出现由盛转衰的时期。封建经济制度的弊端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不仅使社会经济出现衰退，而且使本来就生长缓慢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清代前期和中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清代人口的增长。清代前期人口的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但是，清中叶开始，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已在起着延缓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人口的激增，加速了清王朝的由盛而衰的过程。从此，沉重的人口负担一直压在中国人民的肩上。
　　正当清朝国势日渐衰微、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受到遏制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处于急剧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把落后民族地区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变成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具有古老历史和众多物产的大清帝国，闭关自守和贫穷落后的中华民族，必然成为殖民主义者进攻的重要目标。
　　（一）社会经济的兴衰
　　从雍正元年到道光二十年（１７２３- １８４０年），清朝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的统治，历时１１０多年。清代社会经济舞台，上演了一台由持续发展到繁荣，再由繁荣而至衰败的悲喜剧。清代经济的盛世，出现在乾隆统治时期。清代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就出现在乾隆与嘉庆之际，真是福兮祸所伏。乾嘉之际，是１８世纪与１９世纪的世纪之交，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末路中兴的最后一幕。从此，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将一蹶不振。
　　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①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康熙末年，国家空前统一，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雍、乾时期，清政府除了继续全面落实和贯彻康熙时期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以外，继续调整和改革经济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经济继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促进了封建经济的繁荣。这些促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继续调整和落实垦荒政策康熙时期，垦荒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使垦荒的效果受到了一定限制。雍正、乾隆时期，继续推行开垦荒地的政策。为了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解决人口不断增长，待垦土地逐渐缩小的尖锐矛盾，清政府一方面继续宣传开垦荒地是 裕养万民之计 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则对开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某些改革。
　　首先，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和科则。康熙时期，尽管起科年限不断放宽，但始终摇摆不定，影响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雍正即位后，重新作出统一的规定，开垦水田，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永著为令 ①，成为长期的制度。对新开垦田地的科则，原来各地不太一致。康熙年间，有的地方开始时科则较一般民田略为减轻，后来才逐渐增加，直到与民田一致。也有的地方开始科则较民田为重，后来逐渐减轻，与民田一致。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规定，新垦田地不分年限，一律按三等九则起科。对淹浸不常或硗薄之地，则采取折征办法，较民地减轻二至四倍。对山头地角， 垦地不成丘亩者，悉免升科 ②。这些政策和措施，对于鼓励开垦和扩大耕地面积，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严禁地方官吏借垦荒需索陋规。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清政府下令 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 ③。倘有违命，从重治罪。这对杜绝地方官吏向垦民勒索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三，动员农民因地制宜，开展各种农副业生产。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雍正责令各地方官员，动员农民在 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树木.而大量饲养牲畜，同样 于生计咸有裨益 ④。这种农林牧并行不悖的思想，对于促进垦荒，使垦荒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乾隆对此也认为， 农田为生民之本，而树畜尤王政所先.乾隆时，河南巡抚尹会一本人身体力行，在其主持下，河南府一年内种植成活树木１９０多万株①。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年），陕西省仅桑树就种植了１０万株之多②。
　　第四，进一步明确产权和禁止夺田换佃。在过去的垦荒中，对那些有主荒地规定得不具体，常常引起纠纷。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年），清政府重新规定原主产权的保留期限。规定出示晓谕五月之内，允许原主自行呈明。如逾期不报，即将执照发给原垦人承种管业③。雍正十三年，清政府对逃户抛荒的田地，规定 五年之内，逃户来归，对半平分；五年之后，悉归垦户，不许争执 ④。乾隆五年，清政府对承垦官、民荒地的程序，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清初以来，大力招民垦荒，而许多农民因惧怕差徭，往往让地方绅衿出名报垦承种，自居佃户耕种，年年交纳租税。当时农民为了防备事后夺佃，大都订有永远承耕、不许夺佃的契约。后来田地开垦成熟，产量增加，许多绅衿子孙眼红，纷纷毁约夺田换佃，使这些农民外出逃亡，农业生产受到破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政府于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颁布了禁止夺田换佃的命令。 准原佃子孙永远承耕，业主不得无故换佃. 业主或欲自耕，应合计原地肥瘠，业佃均分，报官执业 ⑤。这些措施，解除了垦荒者的后顾之忧。
　　①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一六六。
　　②　　 王光谦：《东华续录》乾隆卷四，田赋四。
　　③　　 《雍正朝圣训》卷二十五。
　　④　　 《雍正朝圣训》卷二十五。
　　①　　 《乾隆朝圣训》卷二○九。
　　②　　 《乾隆朝圣训》卷二一○。
　　③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一六六。
　　④　　 《清代内阁钞档》地丁题本（九），山东四。
　　⑤　　 《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五。
　　第五，严禁隐占垦荒地亩，豁免因虚报垦田而增加的赋税。清初以来，地方官吏隐占垦荒地亩，偷漏租税，屡见不鲜。许多地方官为了升官发财，谎报垦田成绩，而把赋税摊派给普通民众。结果不仅坑害了广大农民，也危害了清朝的统治。这些弊端虽经康熙、雍正多次禁止，但积重难返，一直未能纠正。乾隆即位后，一方面命令地方督抚将现有报垦田地， 详确查明，如多虚捏，据实题请开除，若护短文饰，查出严治 ①。同时，又以豁免的方式，纠正因虚报而加增的赋税。如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三次免除安徽太湖等县虚报垦田６７顷３６亩②，乾隆六年免除陕西于雍正九年虚报垦田２８１７顷７亩③。
　　此外，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清政府还极力鼓励农民大力开垦零星土地。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清政府提倡精耕细作，并鼓励和推广水稻种植，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继续调整和落实了垦荒政策，这时的垦荒取得更大的成绩。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仅南昌十三县当年就开垦田地１５００顷，甘肃新宝等四县开垦田地９４００多顷。雍正十二年，湖北武昌、归州等府州开垦田地４１００多顷。在广东，雍正年间，潮州、惠阳等地的贫民，在鹤山、恩平、开平等县就开垦荒地３３０００多亩④。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垦田的利用日趋合理，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注重水利工程的修建清前期，清政府对兴修水利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对黄河水患的治理，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对水利工程的修建继续进行，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对江浙海塘和珠江三角洲堤围的修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时期，清政府兴修水利的工程，主要是对黄河和运河的修整。这个时期，黄河、运河的修整工程仍在进行。雍正二年，清政府在骆马湖东岸筑拦河滚坝，又筑拦水堤６００丈。同年，又在高邮、宝应、江都东西岸筑岸堤５０２４丈。
　　从江苏宝山南下至浙江仁和的乌龙庙，地处沿海，经常遭受海潮侵袭。
　　尤其是钱塘江的喇叭形入海口，更是水势凶猛，潮高数丈。从南北朝开始，就已经在钱塘江口修建海塘，防御海潮。后来的唐宋元明各朝，也在江浙屡屡修建海塘，但时修时坏，一直未能根本解除海潮的威胁。明末以来，海塘多年失修，生产不能正常进行。
　　雍正即位后不久，就着手在康熙修治海塘的基础上，修建江浙海塘。雍正初年，清政府派吏部尚书朱轼前往江浙查勘并修建浙江及苏松等地海塘工程。修补了海宁县陈文港乱石塘３８００丈，海盐县石塘１５０多丈，余姚县土塘１９００多丈。又在江苏金山卫城北至华家角的土塘中最险工段，将土塘改为石塘，并修补了华家角至上海头墩一带的土塘。雍正四年，清政府又派李卫任浙江巡抚，继续办理海塘工程。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一一六、一一八。
　　③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五。
　　④　　 《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由于雍正时期的海塘工程仅限于坍塌部分的修补，还不能根本治理海潮。到了乾隆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而社会安全，财政充裕，也使清政府有更大的财力开展大规模的修建工程。为了确保江南沿海地区的安全，乾隆派内阁大学士、河南河道总督稽曾筠接替朱轼修建江浙海塘工程。他首先在最危险的海宁南门外修筑石塘５００丈，暂时缓解了海潮的侵袭；他又将不牢固的土石塘拆除，全部改建鱼鳞石塘，根本解决海潮的威胁。
　　乾隆本人也多次亲临海塘考察。他于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下令，将老盐仓一带柴塘可建石塘之处，一律改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耗银数百万两①。
　　此外，乾隆元年还在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修建鱼鳞石塘５９００多丈。乾隆四十六年，将仁和县西塘一律改建为鱼鳞石塘。在江苏地区，乾隆元年设海防道，专门管理海塘的修筑工程。乾隆五年修筑松江府东西石塘６７００丈。到乾隆末年，历时六七十年的江浙海塘工程建成。它北起江苏宝山，南至浙江仁和的乌龙庙，石塘相互贯通，沿海绵延数百里。
　　乾隆时期，清政府还完善了维护海塘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官兵管理和巡逻制度，仓库储备物资的维修供应制度等。对维护海塘起了很大作用。
　　江浙海塘的修筑和维护，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城市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早在宋代，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区就已开始了堤围的兴建。后来，随着珠江水道的变迁，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经常遭受洪水的破坏。而该地区发育形成后，人口迅速增长，耕地不足。于是当地人民便沿着珠江主干河道两岸及各支流沿岸和沿海的海滩，修建堤防，把沙滩圈在里面，既防治洪水，又围出新田。这些堤防，就称作堤围。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堤围的兴建，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比明代在此筑堤增长５０％以上，修筑堤围超过２７０条②。这些堤围的修建，带动了该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进入全面开发的新时期。
　　实行摊丁入亩的赋役政策所谓 摊丁入亩 （或称摊丁入地），是指废除单独征收人口税（即丁银），将原来征收的丁银全部摊入土地税内按地亩合并征收。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实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政策，虽然是赋役制度改革的一个进步，但仍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康熙五十二年时，御吏董之燧就提出了 统计丁粮，按亩均派 的建议。后来，经康熙默许，先后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试点。康熙五十五年，广东首先试行，稍后，四川也开始试行。
　　雍正元年，刚即位的雍正，根据直隶巡抚李维均的建议，正式向全国颁发诏令，推行 摊丁入亩 政策。经过５Ｏ多年，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２７年），除奉天省因 户籍无定 没有实行外，全部完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
　　摊丁入亩 ，是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它简化了税收的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具有积极的意义。按土地多少征税，实际上是按人们的财产和负担能力收税，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状况。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使人口税在中国历史上从此绝迹。这是封建社会走向后期，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削弱的标志。
　　鼓励手工业的发展
　　①　　 翟均廉：《海塘录》。
　　②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二册。
　　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发展手工业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首先，清政府在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时，也把匠银 摊入地粮内征收.直隶在雍正二年，安徽、江苏、广东等地则于雍正七年，将匠银摊入地亩。这一措施的推行，免除了无地匠户及改营他业的匠户的负担，制止了逃亡。对有田的匠户来说，负担也并不过重，而且减少了官府的一层剥削。相对减轻了手工业者的负担，安定了他们的生产情绪。清政府还在其它行业采用了 摊入地亩 的办法。雍正三年，清政府将制盐纳税中的灶丁银两， 一半摊入灶地征收，一半于灶灯均摊 ①。雍正八年，清政府又将制盐应纳课银 摊入地粮 征收②。
　　这个时期，清政府还逐步放松了对采矿的限制，并鼓励发展民营手工业。
　　雍正十二年，两广总督鄂弥达曾上疏阐述开矿的重要性，主张开放矿禁。乾隆二年，清政府宣布开放铜禁， 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 ③。
　　乾隆八年，在主张开放矿禁和禁止开矿两派争论不休的情况下，乾隆令大学士张廷玉等人，召集九卿对矿政问题进行 庭议.会后，乾隆立即批准了张庭玉关于 各省凡有可采之山厂，俱经该地方官查明保题，先后开采，以济民用 ④的报告。从此，清朝的采矿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②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发展，它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水平的提高。
　　雍正、乾隆时期，农业的耕作技术有了一定的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工具的普及改进，也引起一些农民的重视。在松江地区，耕田和犁地使用牛耕，已很普遍。在耕耘除草技术上，一般讲求实行 三耘 （耘三遍）。精耕细作普遍为人们所重视。浙江桐乡县的农民，种田 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 ⑤。在水利灌溉工具上，也由过去经常使用的龙骨水车，进而采用单车、双车、牛车、风车等品种。普遍把畜力和风力用作水车的动力，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劳动效率。对于农作物的施肥，则依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了根据农作物各成长期的不同需要和不同土壤条件，施用不同成分的肥料。农民普遍认识到了肥料对农业的重要性，在浙江嘉兴，就有 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 的谚语①。北方的农民，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总结并发展了东汉时氾胜的 区田法 ，农产品产量有了显著提高，后来雍正皇帝还将此法向全国推广。经过劳动人民的长期试验，总结出了区田法 深耕、早种、稀种、多收 的要点②。复种轮作制也有了新的进展，发展了一年三熟制，两季稻加种大麦，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乾隆以后也普遍实行了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再加上一些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使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有很大的增长。
　　①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七。
　　②　　 《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九。
　　③　　 《清史稿？食货志》。
　　④　　 《朱批奏折》，《工业类》。
　　⑤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①　　 《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②　　 赵梦令：《区种五种》。
　　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农田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浙江海盐、平湖地区，过去亩产高时达到二石，少时则为一石四五斗。雍乾时期，则一般亩产可达到二石五斗，多的还要增加一倍③。雍正末年，山东采用区田法，一亩之收，多常田二十斛 ④。
　　这一时期，人口和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雍正十二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８９０１千顷⑤，比康熙六十一年增加４１０千顷。乾隆时期由于缺乏统计资料，难于比较。雍正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到了乾隆时期，人口增长的速度十分惊人。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全国人口为１４３４１１５５９，到了乾隆五十六年，达到３０４３５４１１０①。５０年的时间，人口数翻了一番还多。
　　人口的激增，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也给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的增长，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的商品粮，也为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手工业部门提供了更多的原料。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手工业部门的高速发展，又引起和加快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
　　雍、乾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就是由手工业部门对原料需求的增加引起的。
　　它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粮食贩运贸易的发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经济作物的种植，这个时期以棉花、桑树、烟叶、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发展最快。
　　这时棉花的种植已遍布全国各地，江苏、浙江、河北、湖北、河南、山东等省，都成为重要的产棉区。江苏松江、太仓、通州地区， 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十之七八 ②。在河北，乾隆初年时 冀、赵、真定诸州属，农之艺棉者，十之八九 ③。就连偏僻的贵州地区，乾隆时思南府所属各县，也 皆种棉花 ④。各地棉花的普遍种植，有不少属于自给自足经济范畴。但在一些棉花主产区，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清人褚华曾说： 北土、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 ⑤。说明了当时南布北运，北棉南贩，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情况，许多织布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并不盛产棉花，像无锡、苏州、嘉兴等地，织布业所需的棉花都需从附近的产棉区供应。
　　桑树的种植，主要集中在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时，农民为了出卖商品而获得货币，大面积的种植桑树。嘉兴府石门县，康熙时仅六个乡种植桑树６９４００多株，到雍、乾时， 树桑不可以株数计 ①。当时某些地区的种桑业已普遍商品化，由于丝织业的发展促进了对桑叶的需求，因此种桑可以获得厚利。乾隆时，湖州府长兴县，亩产桑叶１６００斤，一年每亩费用不过二两，而出卖桑叶， 其利倍之②。
　　③　　 《道光嘉兴府志》卷十一，《食货志》、《农桑》。
　　④　　 余金：《熙朝新语》卷九。
　　⑤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
　　①　　 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1979年第 1期。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③　　 《御制棉花图》，《方观承跋》。
　　④　　 《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
　　⑤　　 褚华：《木棉谱》。
　　①　　 《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引《石门县志》。
　　烟草的种植是明中叶后传入中国的，福建是最早种植的省份。这时，烟
　　草不仅继续在福建大面积种植，而且已发展到其他许多省份。福建汀州府所属 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 ③。陕西汉中、安康、南郑、城固等县 沃土腴田，尽植烟苗 ④。广西 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不减二三千株 ⑤。由于吸烟人数日益增多，烟叶的需求量大增，而种烟的收益十分丰厚。因此，烟草大面积的种植，主要是为了运往他处贩运图利。
　　我国茶叶的种植历史悠久。到了雍、乾时期，由于拥有了广大的国内外市场，茶叶的生产更为发达。安徽的霍山、云南的普洱，福建的五夷山，浙江的于潜县等都是著名的产区。据乾隆年间编纂的《六安州志》记载，安徽霍山， 地瘠民贫，近县里里皆种茶，……民惟赖茶为生，自春徂夏，商贾辐辏。 由于茶叶的大量种植，吸引大批收购茶叶的商人涌来。
　　甘蔗的种植，也早已成为商业性的经营，并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和福建地区。清初广东大面积种植甘蔗主要在东莞、番禺、增城和阳春一带，到雍、乾时期，逐渐扩展到雷州、廉州和潮州地区。此外，江西、四川、浙江、江苏等省，适宜种植甘蔗的地区，也普遍种植了甘蔗。
　　除以上品种以外，蓝靛、苎麻、花生、蒲葵、水果等经济作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排挤了粮食作物的生产，一些专业经济作物种植地区，不得不依靠外地粮食供应。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镇的繁荣，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也需要农业为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食。这些因素，促进了粮食的商品化，粮食的贩运贸易得到较大发展。
　　江、浙地区很早以前就是我国的粮仓，最晚在宋代，就有 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到了雍、乾时期，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人口的激增，这个地区已不得不依靠外地的粮食来接济。如崇明县，乾隆二十年前，每年从外地运粮不过二十余万石 ，以后历年增加，乾隆四十年时，增至３０多万石①。福建所需的米麦，也 仰食于江、浙、台湾 ②。杭州一城每年所需商品粮达三四百万石③。雍正时，广东由于大量种植烟草，粮食大量依赖广西、江西和湖广。
　　湖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地，清初时由于战乱，土广人稀，物产并不丰富。经过恢复与发展，到雍、乾时期，这个地区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步代替了江、浙地区，成为供应粮食的重要基地。过去的 苏湖熟天下足 ，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在这些产米区，形成了许多商品粮食的市场。汉口是长江中下游的粮食集散地，湖南的大米集散地在湘潭和衡阳，重庆则是四川的稻米集散地。雍正年间，汉口往长江下游运米的船只，每年不下１６００多艘①。雍正九年，有十万石粮食经汉水运往陕西②。
　　②　　 《乾隆长兴县志》卷十，《物产》。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岳振川：《安康府志食货论》。
　　⑤　　 《清代文字狱档》卷五，吴英：《挡舆献策案》，附《策书》。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
　　③　　 李鼎：《李长卿集》卷十九，《借箸篇》。
　　在北方，粮食的贩运贸易活动也十分活跃。关东地区每年 由海运贩以济畿辅民食 ③。乾隆年间，由东北开往天津的运粮船有数百艘④。东北地区每年运往上海的豆麦也有一千多万石⑤。山东西部临清等地，当地粮食产不敷用，主要靠大运河从河南和天津贩运麦粱⑥。山东东部则由东北接济粮食。
　　根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对清中期粮食长距离流通数量的估计，约占粮食总商品量的２０％左右，反映了粮食商品化的程度。
　　这个时期，尽管农业生产取得很大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但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这个时期，从生产工具来说，与以往相比，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虽然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铁刃农具的锋利和耐用程度有所提高，但并未引起农具构造上的革新。此外，这时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农业的集约化耕作，即在原有的土地上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这种农业的集约化耕作，一方面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增大了农业成本；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配置，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③手工业的发展雍、乾时期的手工业，比起康熙时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以纺织、陶瓷、矿冶、制盐等行业发展最快。
　　这个时期手工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一定程度的进步和革新上。如棉纺织业，松江地区在乾隆年间，使用木制的长五尺许的弹花弓，比起明代用四尺多的竹弓蜡丝弦，更坚韧，弹力更强。松江地区的纺车，也从明代的单锭手摇纺车改为多锭的脚踏纺车，增加了锭数，提高了劳动效率二三倍①。上海采用脚踏纺车后， 他邑止用两手拈一纱，吾邑一手三纱，以足运轮，人劳而工敏 ②。再如四川的井盐业，在凿井方面，首先改革完善了钻凿工具，逐步创制包括凿井、修井、打捞井中杂物等专用工具３７种。钻井的钻具就有５种，有了不同的用途和操作方法。像鱼尾锉，状如鱼尾，重１２０斤至１７０余斤，用来开凿井的上部；银锭锉，重百余斤，长一丈二尺，用来开凿井的下部。由于工具的革新，凿井的深度也由原来的百来丈发展到１００多丈至２００多丈。在运送卤水方面，过去都是人挑畜驮，乾隆年间开始使用盐枧，就是用竹管输送导引卤水的系统③。
　　①　　 戴逸：《简明清史》第一册，第 344页。
　　② [美] 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③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八，《买粮禁酒疏》。
　　④　　 同治《天津县志》卷六。
　　⑤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
　　⑥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市衢。
　　①　　 褚华：《木棉谱》。
　　②　　 《乾隆上海县志》卷一。
　　③　　 卢家庆等：《民国富顺县志》卷五。
　　④　　 《乾隆长洲县志》卷十七，《物产》。
　　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品种类的繁多。乾隆年间，苏州东城比户习织， 专其业者，不啻万家 ④。雍正年间，苏州的踹匠和染匠各约有一万人，杭州的丝织业也很繁盛， 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 ①。南京的丝织业发展更快，全城拥有织机３万多张。乾隆三十四年，美国旅行者威廉？雷查（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ｉｃｈｅｙ）曾到广州的广彩加工厂参观彩瓷的制造。根据他的描绘，该工厂的工人该有２万人左右②。再如采矿业，全国各种矿的在采厂数，在康熙五十七年为６８个，雍正六年为１０５个，乾隆十三年为２１５个，乾隆二十三年为２６２个，乾隆四十三年，则达到３１１个③。在采矿和某些行业中，出现许多规模很大的手工业，拥有巨额资本，雇佣着大批手工业者。云南铜矿，大厂的矿工数以万计，小厂的矿工也数以千计④。在四川犍为、富顺等县的大盐厂， 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即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 ⑤。
　　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手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更加繁多。南京民间丝织业所生产的绸缎，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素等⑥。供宫庭享用的绸类，又分为宁绸、宫绸、亮绸；缎类又有花绣、锦绣、闪缎、装花、暗花、五丝。苏州产缎，最初只有素缎，到了这个时期又 发明纱货，同时又织造百子被面、三元绸等 ⑦。苏州所产的 吴绫 ，也有方纹、龙凤纹、天马辟邪纹等⑧。景德镇的陶瓷，康熙时初创的粉彩，这时则得到进一步的改进，成为极为精美的粉彩瓷器，是清代瓷器的新成就。还有仿外国花样绘制的洋彩。花式品种极多，花式就有官古式、上古式、泑古式、小古式、常古式、子式、法式、梨式、炉式、宫式、宋式、兰竹式、花桶式、盖式等几十种。棉布除了各种染色布盛行外，在纹络、花样上也有新的发展，著名的有扣布、稀布、飞花、斜纹布、梭布、药斑布、紫花布等名品。
　　手工业的持续发展，还表现在民营手工业的兴起，使官手工业逐渐丧失在整个手工业部门的统治地位。在盐、铁、纺织、陶瓷、造船等行业中，民营比重不断扩大，从而使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有了显著发展。如丝织业，乾隆十年，官营丝织业共有织机１８６３张，机匠７０８２人，分布在苏州、南京、杭州三地①。比康熙时三地织机总额２１４０张衰减１３％。而同时仅南方一地就有民营织机３万张。
　　手工业的持续发展，还表现在产品市场的扩大上。这一时期，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许多产品的销路遍及全国各地，有些产品还销往国外。
　　如无锡生产的棉布，因坚固耐用，备受欢迎，乾隆年间， 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万 ②。南京产的棉布，质量上乘，永不退色，各国商人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乾隆五十一年３７２０２０匹，乾隆六十年便增到１００５０００匹。南京的绸缎，也是 商贾载之遍天下 ③，并输往日本、南洋和欧洲。佛山的铁器，运销于国内外市场，享有极高的声誉。佛山铁锅北 贩于吴、越、燕、楚 ，南售于雷州、琼州④，甚至出口南洋。雍正七、八、九年，外国船只 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一千连者 （ 每连大者二个，小者四五六个不等 ）①。乾隆年间，台湾（台南）、凤山、诸罗（嘉义）三县每年产蔗糖约１亿多斤②，辗转销售于京津及江浙各省，乃至吕宋、日本等国。景德镇的瓷器是传统的出口产品，运销国内各地，乃至输往国外，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产品。
　　①　　 《光绪仙居县志》卷十，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②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53页。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卷。
　　④　　 《续云南通志稿》卷四十三，《矿务》。
　　⑤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⑥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七《食货》。
　　⑦　　 宇鸣：《江苏丝织业近况》，《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⑧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内务府库藏织造》。
　　②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
　　④城镇商业的繁荣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也有了新的发展，商品的长途贩运十分发达。在经济发展的促进下，商路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清代，国内东西贸易主要依靠长江和珠江的河运。这个时期，长江上中游的水运有了重大发展。川江（长江宜宾至宜昌段）航运，是清代开拓的，乾隆初，为运云南铜矿，还在宜宾以上疏凿险滩，开通金沙江航路１３００多里，甚至超过了近代通航限度。长江中游和中下游的航运，这时也有较大的发展。
　　除粮食外，川陕的木材、江汉平原的棉花、湘蜀的丝、茶以及南北土产，都汇入长江。长江是米、木与盐、棉、布、洋货广货交流的干线。而汉口则成为商品的转运站。据金汉升先生估计，雍正十二年一年，湖广经长江运往江浙的大米就有一千万石左右③。珠江水系，尤其是西江的航运，是沟通广东与广西、广西与湖南货运的纽带。
　　在南北贸易中，则有内河与海运两个方面。内河有三条主要干线。一条即大运河，它不仅是漕运的主要航线，也是南北客商货物运输的交通要道。
　　运河航运的发展，使清江浦（今淮阴）发展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人口由清初的３万人发展到乾隆四十年的５４万。乾隆末，淮河口淤塞，大运河的利用受到限制。长江以南的南北交通干线有二条，一是由湘江南行，沿桂江、西江到广州，一是由赣江南行，经北江到广州。广州口岸通商后，丝茶在湘潭装箱，运广州销往国外，洋货则由湘潭分运内地。
　　海运线主要有二条。一条是由江苏崇明绕山东半岛到天津，或由上海到关东的北洋航线。每年运关东豆、麦等到上海，运布、茶等南货去华北、东北，是南北贸易的一大干线。另一条是从广东到苏州，或由福州经淡水到台北的南洋航线。是糖、棉、布等南北贸易的另一干线。
　　此外，还有陆路运输，以及连接中小城镇的水陆联运的交通线。这些河运、海运、水陆联运和陆运的交叉纵横，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国内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突破了省区等地方的界线。长距离运销的商品，逐步由过去的以奢侈品为主，转为以粮食、棉布、棉花、食盐、铁器等与人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商品为主，有利于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③　　 参见《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④　　 《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十一。
　　①　　 《雍正硃批谕旨》第五十二册，广东巡抚杨永斌奏折。
　　②　　 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七，《物产》。
　　③　　 金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 2册第 573页。
　　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城市的繁荣。雍、乾时期的城镇，无论从城建规模、人口结构，工商业的发达程度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而造成城镇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由于政治和军事因素，而是由于工商业发展的因素所致。比如汉口，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到乾隆初年，人口已发展到２Ｏ余万，人口增长的原因， 大半皆东南西北之人……以逐此什一之利者也 ①。再如扬州，清初的洗劫，曾使这里变为废墟。由于扬州水陆交通方便，河湖纵横，尤富渔盐之利，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这里的盐业和商业不但有所恢复，而且更加发展。到了乾隆年间，两淮一带盐业十分发达，食盐运销各地，因此扬州城 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 ①。
　　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商业城市主要有扬州、苏州、南京、杭州、佛山、广州、汉口、北京。此外，重庆、芜湖、镇江、景德镇、柳州、济宁、宣化、厦门等也发展为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中等城市。从中可以看出，大城市中除了北京，其余都位于南方工商业发达地区，而中等城市也大部分是南方城市。
　　这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城镇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
　　这个时期，城镇发展和繁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江南新兴市镇的勃兴。
　　江南地区，尤其是在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极为发达，并以丝织业和棉织业发达著称。在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新兴市镇得以勃兴，许多商业市镇在不断发展的同时，向手工业市镇发展。
　　浙江桐乡县的濮院镇，明万历时以纱绸业兴起，清初，变成了 万家烟火的手工业市镇。到乾隆时， 日出万？ ，号称 绸市.绸匹远销 两晋、山东、山西、湖广、陕西、江南、福建，以至硫球、日本，濮绸之名，几遍天下 ②。桐乡县的炉头镇，原为一小村落，乾隆年间，也发展成为 以冶铸为业 的市镇，其 釜甑鼎鼐之制，大江南北皆仰赖矣 ③。吴江的盛泽镇，嘉靖时，是有一百多户以绫绸为业的小　市，到乾隆年间，发展为 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百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的名镇。其它像苏州的震泽镇，嘉兴的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都是丝织业的名镇。松江的枫泾、洙泾、朱家角、新泾、安亭、硖石等镇，则是棉布业的名镇。而杭州的北新关镇、唐栖镇；苏州府属吴县的甫里镇、浒墅镇，常熟的福山镇、支矿镇，吴江的同里镇、黎里镇；嘉兴的新丰塘镇；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桐乡的皂林镇；松江的魏塘镇、三林塘镇、新塘镇等，都是商业性的市镇。
　　由于城市的发展，商品流通的范围日益扩大，商业资本空前增长，造就了许多以行业区分的拥有大量商业资本的商人集团。如盐商、行商、粮商、票商和洋商等。他们岁入巨万，财力雄厚。当时清朝户部所存库银不过七千多万两，而山西元氏则有数千万两银子，曹、刘、渠、常、刘氏等人分别拥有数十万至数百万两银子①。广东的行商（即所谓十三行），享受清朝给予的特权，获得对外贸易的垄断，怡和行伍秉鉴家产达２６００万银元，折合英镑６００万②。乾隆五十一年，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扬州盐商江广达，捐了２００万两银子 以备犒赏.
　　①　　 吕寅东：《夏口县志》卷十三，商务志。
　　①　　 《乾隆淮安府志》卷十三，《盐法》。
　　②　　 《濮镇纪闻》卷首，风俗条。
　　③　　 《嘉庆桐乡县志》卷二，市镇。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农商类》。
　　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防止竞争，工商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摆脱了官府的约束，显现出民间组织的性质。会馆多是外地同乡工商业者的组织，公所则是手工业同业行会。明清时期，苏州共建工商会馆４７所，其中康熙、乾隆年间共建２９所，占总数６０％强③。北京工商会馆，公所共建５０所，雍、乾时期共建１３所④。上海的工商会馆，顺治时建１所，康熙时建２所，雍正时建１所，乾隆时建１０所①。汉口清代共建工商会馆１７所，雍、乾时期共建８所，乾嘉年间建２所②。这个时期，会馆公所的建立，进入全盛时期。这些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自愿联合组织起来的。这些会馆公所组织，虽然在保护工商业者各自的利益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封建性质，它的存在和发展，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束缚和延缓的作用。
　　⑤对外贸易的发展清代初期，实行锁国政策，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宣布开放海禁。在此之前，清朝的对外贸易为海禁时期的贡舶贸易。在此之后，则为开放海禁时期的通商贸易。
　　清初，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准片帆出海。同时，承袭明制，继续实行贡舶贸易，由市舶提举司办理贡舶贸易事务。当时，外国贡船，以暹罗国最多，顺治十年就遣贡船到广州求市。此外，还有荷兰、英国、葡萄牙及一些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前来进行朝贡贸易。贸易的规模十分有限。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下令 开海贸易 ，并于康熙二十四年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处设置海关。清政府在各海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制订各关税则例，独立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各海关直属户部，不受地方行政管辖。其中，粤海关最为重要，是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主要机构。
　　粤海关建立后，改革了原来市舶司抽税的制度，定出了海关的税收则例，并停止澳门的旱路贸易。关税分为正税和杂税两种，正税又包括货税和船钞。
　　此外，还有进出口税，不由内外商直接交纳，而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代付。
　　粤海关定出商税制度后，便将广州的商行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国内贸易的，称为 金丝行 ；另一类是经营对外贸易的，称为 洋货行.使洋商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洋货行成为专业经营管理外贸业务的机构。于是洋行和洋行制度便应运而生。洋行是经清政府特许而设的，拥有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主要职能是承保和缴纳外国商货入境征收税项，替清政府办理一切与外商联系事宜，还负责管理外国商船人员，拥有一定的行政外交权。洋行的性质是官商，是封建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②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二章第三节。
　　③　　 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①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②　　 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开海贸易 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的茶、丝、绸缎、棉布、瓷器、铁锅等商品，出口量不断上升，以茶、丝为大宗。乾隆四十年，广州输出茶叶１６００多万磅，乾隆五十年，则增至２８００多万磅。乾隆中叶，每年出口的蚕丝也达二三十万斤。进口的商品，东南亚各国主要以大米为大宗，欧美各国主要是运转东南亚地区的土特产，如棉花、香料、药材等，以及欧美产的毛纺织品，各种工艺品等。以棉花、毛织品，香料以及各种工艺品为大宗。当时的中外贸易中，我国仍能保持出超的地位，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我国对英、美、法、荷、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出超额达２４０多万两①。
　　乾隆二十二年以后，清政府为了防范欧洲殖民主义的侵略，关闭了其它海关和港口，保留粤海关。外国来粤的贸易商船，从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共２０７艘；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共５３８艘。粤海关所收关税，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共４７２５３１２两，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共９２７１５３６两①。
　　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但由于清政府根本不把对外贸易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政治上又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因而对发展对外贸易，采取限制政策。如行商制度，限定一口通商，对进出口货物的限制以及对外国商人的防范等。这些政策不仅妨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
　　２。封建皇朝经济的式微
　　①土地兼并社会生产下降清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进入了转折期，由繁荣而走向衰败。乾隆以后，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之下，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兼并又日益严重。地主、官僚、商人通过各种手段，纷纷购置土地。当时兼并土地的手段主要有二种：一是凭藉封建特权，侵占强夺；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利用灾荒年进行收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土地兼并比较普遍。当时，一些大地主往往兼营商业和高利贷，从而使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他们手中，也因此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嘉、道时期，这种土地兼并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封建地主，嘉庆时，皇庄达１０７８所，占有土地３５０００多顷②。大官僚也利用政治特权，恣意兼并土地。乾隆、嘉庆时的大学士和珅，在各地占有民田８０多万亩③。嘉庆时，广东巡抚百龄在各地有田地５０多万亩①。道光时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在各地占地面积超过和珅３倍，达到２５６万多亩②。各地庶民地主的土地兼并，更是比比皆有。嘉庆时，湖南衡阳刘姓地主 田至万亩 ③。道光年间，吴江县的沈懋德也 有田万余亩 ④。
　　①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卷二。
　　①　　 梁廷楠《粤海关志》。
　　②　　 嘉庆《大清会典》卷七十六。
　　③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
　　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卷二十。
　　土地兼并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两级分化。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中，广大自耕农丧失土地，纷纷破产。破产农民除沦为佃户外，大多是背井离乡，流落他方。这和清初佃户不断演变为自耕农的情况正好相反。地主依仗着对土地的垄断权，对佃户进行残酷的剥削，当时地租形态以实物为主，又有 分成租 和 定额租 两种形式。分成租的剥削率一般在５０％左右，有的甚至高达７０％左右。除此之外，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的附加租。地主还经常采取 夺田另佃 的手段，来提高租额。残酷的剥削使佃户的处境极为艰难。
　　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也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日益加重。土地虽然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中，但他们可以凭恃权势或贿通官府，通过隐匿地亩、飞洒诡寄等手段来逃避赋役。同时，地主购买土地，并不过割赋役大户，赋役仍由典买田地农民出办。地主千方百计地将赋役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土地兼并的发展，还使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愈益减少，而额定的赋税又要保证交纳，于是征粮时 浮级 多取之弊越演越烈。
　　乾隆、嘉庆时代，全国土地的开发已达到饱和，很难再找到可开垦的土地。乾隆末，全国人口３亿，耕地面积约９亿亩。到了道光时，人口增至４亿，耕地却并未增加。前后两个时期相比较，全国人口增加了３３％，人均耕地减少２５％。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剧烈，无田可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许多省份，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十分明显。耕地面积减少，反映了农村经济衰退的情况。
　　许多农民由于不堪高额地租和繁重赋役的剥削，大量外逃，使农民人数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游民数字激增。由于流民数量很大，清政府害怕出现混乱，屡次下令加以限制。尽管如此，北方流民向东北西北的迁徙，始终阻挡不住。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年）四月，到蒙古垦殖的内地人已达１８６００多户，同年十一月， 吉林厅查出新来流民１４５９户，长春厅查出新来流民６９５３户 ①。南方江、浙、闽、粤、桂的流民也很多。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官府发现长期封禁的宁波与合州交界的南田，有 垦户二千四百有零，已垦田一万六千七百余亩 ②。甚至台湾也已成为当时福建和广东等地贫民大批流迁的处所。乾隆三十四年，台湾已有 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而渡台者们源源不绝 ③。台湾岛北的淡水厅，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９年）有３万多人口，到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竟达到１１万６千多人④。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也明显地出现了衰败的迹象。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结合，使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破坏首当其冲。
　　政治腐败、天灾连年，购买力下降，原料价格上涨，也使城乡手工业者难以维持生产。纺织业一向比较发达的苏州，嘉庆初年，因天灾人祸，出现了 年饥，织工多废业 ①的景象。以丝织业闻名的吴江县，乾隆十二年以后，绸纺比康熙时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丝价却增加了一倍②，生产者自然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过去以 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 的南京，这时也是 贸易日就消减，以今较昔，不过十之二三 ③。至嘉庆十九年。更到了 机坊大坏，失业尤多 ④的境地。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69 页。
　　③　　 彭玉麟等：《衡阳县志》卷十一。
　　④　　 熊其英等《吴江县志》卷十九。
　　①　　 《东华续录》嘉庆大卷二十九，卷三十。
　　②　　 《清宣宗实录》卷四十七。
　　③　　 《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五。
　　④　　 同治《淡水厅志》卷四。
　　其它手工业行业，也同样出现了衰微的趋势。四川大宁盐厂，繁盛时 烧灶三百三十六座，均燃以柴 ；嘉庆八年以后， 卤汁遂淡，柴亦欠缺，灶因逐减 ⑤。云南铜矿业的生产，则由于清政府实行官买余铜的政策，所定铜价往往低于成本六七钱，因而商人亏本，产量逐年递减。乾隆三十一年，云南全省的铜产量为１４６７４４８１斤，到嘉庆十五年便降为１０５７４９１６斤⑥。广西和湖南的铜矿，也因横征暴敛，使 商人裹足不前 ， 地利弃置 ⑦。贵州的铅矿，乾隆四十六年后，因为成本倍增，余铅全归官买，价格不抵成本，而使 厂势渐衰 ⑧。
　　②统治腐败　　财政收入锐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看到吏治腐败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因素，吸取这一教训，对整饬吏治颇为用心。乾隆、嘉庆之际，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早已确立，而且得到进一步巩固，经济上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封建统治者开始头脑发热，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权力为所欲为。乾隆、嘉庆之际，清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败，官吏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奢靡成风，贪污盛行，统治机构的职能已经废弛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乾隆本人一向好大喜功，虽然一生做了几件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事，但他骄奢淫逸，到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使奢靡之风盛行。乾隆仿效康熙６次南巡，每到一处，耗费均在二三十万金以上。乾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劳民伤财。
　　与封建官僚的奢侈生活相伴随，政权机构中则贪风日盛，贿赂公行。大学士和珅是乾隆后期结党营私、包庇亲信、贪赃枉法的著名人物。他担任军机大臣２４年，权力最大，贪名最著。嘉庆四年，嘉庆将和珅治罪，查抄了他的家产。除了房舍，还有田地８０万亩，当铺７５座，银号４２座，赤金５８０两，生沙金２００多万两，金元宝１千个，银元宝１千个，元宝银９４００万两，其它如珍珠、白玉、珊瑚、玛瑙、钟表、宝石、绸缎、磁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查抄的家产共有１０９号，其中已估价的有２６号，价值２。２亿两白银。整个家产约折合白银８亿两。当时国库每年的收入为４千多万两白银，已估价的财产相当于５年多的财政收入，全部家产约合清廷２０年的总收入。甚至和珅两个仆人被抄没的家产也值７００万两之多①。嘉庆抄了和珅的家，没收了数量很可观的财物据为己有，因此民间有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的谚语。
　　①　　 钱士锜：《吴门补乘续编》卷十。
　　②　　 陈■纕等：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
　　③　　 康熙《白下琐言》卷八。
　　④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齐民四术》。
　　⑤　　 吴炜等：《四川盐政史》卷二。
　　⑥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辑第 350页。
　　⑦　　 《清代钞档》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⑧　　 《清代钞档》乾隆五十年十月初八日。
　　嘉庆以后，吏治之风更加腐败。嘉庆初年，毕沅任两广总督，福宁任广东巡抚，陈淮任广东布政使，３人朋比为奸，都是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毕（沅）性迂缓，不以听政为事；福（宁）阴刻，广纳苞苴；陈（淮）则摘人瑕疵，务使下属倾囊解囊而后免.当时人骂他们： 毕不管，福要钱，陈倒包 ①。还有人这样描写：毕像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橐，钻穴蚀物，人不知之。嘉庆十四年，工部书吏王书常、蔡泳受等人，私刻假印，冒领库银１４次之多，数目不下千万。同年，江苏山阴知县王伸汉，假报户口，冒领赈济款３万金。
　　在清政府统治腐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嘉、道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在进一步加深，收入日益减少，支出日益增加，处于入不敷出的的拮据状态。
　　这个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加剧，清政府征收的田赋减少，加上吏治败坏，各级官吏大量侵吞，使乾隆末年即已存在的财政亏空问题日益严重。年岁屡丰的江西省，在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四年的２０多年里，亏空银８３万两②。直隶省在嘉庆初年首次清查就亏银２７万两；不久进行第二次清查，亏空增加到１５２万两，嘉庆六年，亏空达到２６４万两③。嘉庆十七年，户部统计，各省积欠正项钱粮及耗羡杂税达２４万两。进入道光后，亏空还在继续发展。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户查统计，各省拖欠未解户部的赋税达２９４０万两④。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却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军费开支巨大。由于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清政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调集大批军队血腥镇压起义民众，战争费用猛增。嘉庆元年到嘉庆十年，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花费２亿两，镇压湖黔苗民起义用去１０９０万两，镇压东南沿海蔡牵反抗斗争花费３００万两⑤。由于入不敷出，自乾隆中叶以后，国家财政收支结余逐年锐减。
　　乾隆六十年，户部存银尚有６９３９１９９０两，嘉庆元年存银５６５８４７２４两，嘉庆三年只存银１９１８５５９２两，嘉庆十六年存银２０７８４４６５两，道光元年至十四年，平均每年存银约２７１６３０００两①。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反映了社会经济衰退的趋势。
　　③天灾人祸　　人民生活贫困乾隆中叶以后，清朝政治腐败，财政拮据，统治者无心顾及水利工程的修治。在广大农村，连年水旱，灾害频仍。遍布全国的天灾人祸，严重威胁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山东是历史上的老灾区。道光十五年春天，山东淮县出现大旱，夏天又霪雨连绵，秋天发生虫灾。次年大饥，瘟疫流行，灾民纷纷往东北逃亡。淮县城内，饥民充斥，道殣相望。苏北的安东县地处黄河之滨，从乾隆十三年到道光十三年的８５年中，发生大旱１Ｏ多次，雨涝和河堤决口二三十次，小灾大荒无计其数。乾隆五十一年春天，安东县发生了一次最大的灾荒， 斗谷千钱，米倍之。居民食树皮，面肿多死。麦熟时，至无能收获者 ②。河南也是水旱频繁的多灾区。乾隆五十一年，永城县 岁饥 、 人相食.道光五年四月， 蝗蝻遍野 ③。嘉庆十八年，卫辉府 因枯旱已久，大田仍未能翻犁耕种，贫民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 ④。
　　①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二册《讥讽类》。
　　②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卷十一。
　　③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卷十九。
　　④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三。
　　⑤　　 《清史稿》食货志六。
　　①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
　　以上灾情，并非个别地区仅有的现象。整个清代，自然灾害遍及各地，乾隆以后，尤其严重。贫苦人民受尽了封建统治的压迫，在自然灾害面前，无力抵御，饥寒交迫。
　　综上所述，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疯狂兼并土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以及清王朝强化思想文化专制和保守自大，造成社会经济逐渐衰退。而人口的激增，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所能容纳的限度，加速了社会经济衰落的进程。
　　②　　 《光绪安东县志》卷五，《灾异》。
　　③　　 《光绪永城县志》卷十五，《灾祥》。
　　④　　 《清仁宗实录》卷二六七。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与阻滞
　　１。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康熙年间，手工业的一些行业中，就已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工场，运用着巨额资本，雇用大量的劳动力，甚至形成包括几个相对独立生产阶段的联合性企业。清代中期以后，手工业工场更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手工业工场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二是一些新的手工业行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并涌现出一批手工业工场。
　　陕西、川北秦岭大巴山区的冶铁手工工场，是综合性经营方式的典型，规模巨大，它包括采木烧炭、开山采煤、矿石冶炼、器具铸造和相互间的运输等生产环节，是由相对独立生产阶段所形成的许多生产单位的联合组织。
　　炼铁的高炉高一丈七八，每炉匠人一名，辅助工人数十人，再加上运输、开石、挖矿的工人，一座高炉用工百数十人。有的工场拥有高炉六七座， 匠作佣工不下千人 ①。铁板炼成后，就近作锅，作农器， 匠作搬运工人，又必千数百人 ①。
　　广东的铁厂生产规模也很大。广东有五六十座铁炉，佣工不下数万人。
　　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 ②。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都在一个场内完成。开办这种规模巨大的综合性铁厂，需有 万金 的巨额资金。
　　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很快，雍正八年，苏州阊门一带就有专门开设踹坊的包头３４０多人，设踹坊４５０多座，踹匠总数在１万人以上，每一踹坊平均雇用几十个踹匠。踹匠是来自江宁、太平、宁国等地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
　　包头置有生产资料，招集踹匠，由包头向客店领布发碾，交给踹匠踏光。每名工匠的工价银为一分一厘三毫。踹匠每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作为偿付房租与工具的费用。踹坊内部关系是客店业主、包头共同剥削踹匠的剩余劳动，属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但包头剥削工匠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踹匠每月给包头定额租金，而且踹匠被编制在封建的保甲制下，由作头稽查，人身受保甲制和把头制的约束。道光年间，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织布工场。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３年），佛山镇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５万人，他们大约在２５００家织布工场中作工，平均每个工场２０人③。
　　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康熙以后，在农产品加工工业中，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工场，一些新的手工业行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出来。乾隆年间，江西玉山、瑞金盛产烟叶，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的商人纷纷前去开设烟厂，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十人 ①。玉山一县 日佣数千人，以治其事，而身价驰大江南北 ②。浙江嘉兴石门镇的榨油业，也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夏镇、淮扬、楚湘等处商人开设了２０家油坊，榨油作饼，共雇工８００多人，平均每家作坊雇工４０多人。镇上居民较少，就招募邻近地区的居民作工③。此外，在制茶业、制糖业、造纸业等也出现了脱离农业而独立的工场手工业。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引《徽州志》。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
　　①　　 同治《瑞金县志》卷十一，《禁烟议》。
　　②　　 道光《玉山县志》卷十二，风俗土产志。
　　尽管工场手工业在清中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当时手工业工场并未在手工业中占据统治地位。小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仍然普遍存在，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依旧是个别现象。这时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
　　２。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这个时期，农村中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条件，比过去有了显著的进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商品化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农村中，由于承佃制的出现，佃农封建束缚的松弛，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也在加剧。清中期以后，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新的增长，产生了佃富农经济和经营地主经济。
　　佃富农，是指封建社会后期，通过租佃制租种土地，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的富裕佃农。他们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小生产者分化的结果。他们所拥有的一定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他们所付地租和付出的工资，都带有资本的属性。乾隆年间，这种佃富农的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清代前、中期，有一些游民，到山区搭棚为屋，开垦荒地，被称为棚民。他们大部分是破产的贫苦农民，赤手进山谋生。也有一种富裕棚民，他们挟资进山，牟取利润。
　　乾隆四十四年，安徽怀宁人丁云高到休宁租山种植玉米，预付地租，搭盖住棚，备办工食。他雇工１２人，都是外地 穷民 ，靠 佣工度日 ，每年工钱４两、６两不等。因为这里的玉米产量高，所以可 获利倍蓰 ①。
　　嘉庆年间，安徽、江西、浙江一带的富裕棚民又有发展。当时富裕棚民预交祖金有的多达１０００两以上，租期长达２０年，雇工达２０- ３０人。如嘉庆初年，方会中等租休宁山田，预付租金２６００多两，租山场七处， 周二十余里 ，建有草棚 九十余座，丁属六百余人 ，种植玉米出售②。后因人命案被勒令退租，只领回价银１４００多两。这些佃富农，掌握大量的资金，租种大面积土地，雇佣工人进行商品生产，牟取利润，是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事例。
　　经营地主经济，是指地主直接雇佣工人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些地区的地主，感到出租土地不如自己直接经营收益大，放弃了传统的租佃经营方式，改用雇工经营的方式，来从事商品生产，牟取利润。有一些商人购买土地，雇工经营，从事商品生产，也属于这种经营方式。
　　由于生产经济作物的收益较高，因此经营地主经济的活动，也主要是在经济作物的经营中开始的。
　　③　　 参见贺灿然：《彰先亭碑记》。
　　①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乾隆初年，广东琼山柯凤翔、柯凤集兄弟２人和他们的妹夫合伙买了一座荒山，雇工栽种槟榔树５万株。乾隆六年，榔子包给刘白石收割，包价８６两。后又由于槟榔价上涨，又有人出价１３２两向刘白石转包①。柯氏兄弟经营的槟榔园，从开山种植，到收割，全需雇工经营，并有利可图。这显然不是租佃地主的经营方式了。另外，从嘉庆年间福建省侯官县郑宗梓买卖、租赁土地、山场以及借贷等契约中，也可明显地看出经营地主的情况。郑宗梓自乾隆四十六年至道光六年（１７８１- １８６２年），除租进山场，果园十多起外，共买进山场、果园４４起，共付出本银１０８７。２５两，而当出果园只１起（２。３亩）②。郑宗梓不仅自己买地经营，而且还与别人合伙经营果园业。像这种大规模地经营园林种植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性质。
　　尽管这个时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但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这种增长是十分缓慢的。它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微乎其微。这种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不仅处于萌芽状态，而且非常不稳定。其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难以与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相提并论。
　　３。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遏制
　　这个时期，我国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除了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约束以外，还受到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由于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它可以从多方位遏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萌芽只能经过曲折、困难的道路，极其缓慢地向前发展，甚至被摧残。这时期，封建势力对新的生产关系的遏制，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封建政治统治的加强我国很早以前就开始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清代满族取得统治地位以后，要以少制多，就更要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的管理上，清代设总督与巡抚，使军政权力更加集中，直接听命于满族皇帝，相互制约，保证了中央政策能够在全国通行。明清以后，缙绅地主依靠封建特权取得土地的情况逐渐被土地买卖所代替。清代，缙绅地主优免钱粮的权利被取消，租佃关系也因定额租制和押租制的实行而具有一定的契约关系。在封建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的情况下，地主就更需要从封建上层建筑方面来加强和补充他们对农民的剥削。
　　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地主对土地采取租佃制经营。清中期的地租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实物地租。佃农除负担地租外，还要负担政府的徭役。在小土地私有制下的自耕农，生产范围狭小，还要缴纳田赋和提供徭役，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清中期，地租剥削已相对增加，分成租制已普遍向定额租制发展，并出现了押租制。虽然租佃关系有所松弛，但政府对抗租、欠租的禁令却异常严密。在繁重的封建剥削下，许多自耕农民丧失土地而沦为佃农；而佃农更不可能改良生产。再加上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相对停滞，从而导致小农经济的贫困化，商品经济难于发展。
　　①　　 参见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文物》1975年第 9期。
　　②　　 参见黄志中：《福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二辑。
　　同时，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自耕农和佃农仅仅依靠种地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不得不尽量生产自己所必需的手工业品，从而形成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使 男耕女织 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更加根深蒂固，从而使商品经济丧失赖以发展的市场条件。
　　清代前中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土地买卖盛行。这使一些拥有巨额资金的商人，热衷于把商业资本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地租的剥削。
　　地主、商人还和高利贷者结合在一起，这种地主、商人、高利贷的三位一体，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的统治，不利于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限制了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政府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和摧残中国历代王朝都重本抑末，实行重视农业，抑制工商业，以保证农业劳动力的政策。明清以来，政府在抑末的一面有所松弛，但并没有放弃对民间工商业的限制。清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和掠夺，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和摧残，首先表现在对工商业的发展，实行名目繁多的苛派勒索。各省关卡林立，巧立名目，重复取税或额外多征，使行商困难，堵塞了商品流通。其次，清政府还以 防范 造反为由，禁止开矿。对一些手工业部门，还限制其原料和产品的制造。对某些手工业产品则压价强买，如乾隆年间，许多铜矿就是因清政府低价强购而致减产甚至倒闭。此外，清代尽管废除了匠籍制度，却仍然拥有相当大规模的官手工业。清政府这些重本抑末、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工商业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和条件，从而遏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
　　闭关禁海政策清政府一建立，就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的四十年间，实行了 片板不准下海，片帆不准入口 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通商。康熙五十六年，清政府又颁布禁海令，只保留东洋贸易；允许南洋外人来华，不准中国商人前往。雍正五年，清政府曾解除中国商人往南洋贸易的禁令。但到乾隆十二年，又恢复了这条禁令。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关闭了其他３个口岸，只留广州一处作为外商来华的通商口岸。还设立了控制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并禁止浙丝、土丝、湖蚕、绫？缎匹的输出。
　　受封建自然经济的影响，清政府不仅在国内实行重本抑末　的政策，而且对海外贸易也极其轻视。清政府的闭关禁海政策，更主要的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制度。这种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的制度作用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受到的遏制和摧残，其程度十分严重，范围也相当广泛。
　　在经济上，它限制了海外市场的发展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当时，中国国内市场相当狭小，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异常坚固，市场的开拓也十分艰难。
　　而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如果能开拓海外市场，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开辟一条新路，而且将会给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重要的来源。当时有人估计，如果在国内贸易的利是一的话，那么将商品运至日本，可得利为五；再从日本载货回国贩卖，又可获利。如果到南洋进行对外贸易，利润更加丰厚， 其利十倍.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明代末叶，西方的许多现代科技知识，像天文、数学、物理、军事技术等曾经不断传入中国。当时日本也要借助汉语译本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由于禁海，中国的航海业和造船业也由世界领先地位而一落千丈。１６世纪前，中国的造船技术仍居世界领先地位，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年），中国远洋帆船有１３７艘，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前后，行驶东南亚和日本的远洋帆船才为２９５艘，总吨位为８５。２万吨，２３０多年的时间，船只增长一倍多①。而英国１７７０年航海船只的吨位为７０万吨，至１７９２年，２０年间发展到１５４万吨，也是增长一倍多②。
　　清政府实行闭关禁海政策，限制和阻碍了中外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使中国人民长时期地失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先进思想的机会，处于一种愚昧和落后的状态。
　　①　　 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年第 8期。
　　②　　 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年第 8期。
　　（三）赋役制度的改革和租佃制度的演变
　　１。赋役制度的改革
　　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进一步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和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这是清代，也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赋役制度改革，为清代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摊丁入亩制度的施行，使赋役制度前进了一步，使农民进一步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
　　①摊丁入亩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实施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政策，它堵塞了封建官吏以丁税为名目向人民无限制地加重负担的途径。但它并未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因为它并未免除按照每户人丁数目确定征收数量的丁银，而每户人丁数目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按照该制度的规定，以新增人丁顶补免役和死亡人丁纳丁税，则又会在丁税原额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各户增减人丁数目不同而产生新的赋役不均。同时，这种补除办法的本身，仍然会给贪官污吏提供营私舞弊的机会，也给丁税的征收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和困难。
　　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巩固封建统治，清政府决定进一步改革赋役制度。
　　实际上早在顺治时期，就有人提出过 以田（粮）载丁 的丁银科派办法。
　　康熙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也认为赋役不均在于 田与丁分 ，主张在乐亭县实行 均田均丁 方法①。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摊丁入亩 的推行。康熙五十二年，御史董之燧提出 统计丁粮，按亩均派 的建议，结果因 （户）部议不便更张而止.后经康熙默许，在 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 ②，进行试点。直到康熙五十五年，广东省各州县才开始把丁银摊入地亩征收。接着四川也在康熙末年相继试行。
　　雍正继位后，针对康熙末年各省库项亏空的情况，加紧了对吏治和钱粮的整顿。雍正元年七月，清世宗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 摊丁入亩 政策。雍正二年开始至雍正七年，这一制度先后在河北、福建、山东、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陆续推行。山西省从乾隆元年才开始陆续实行，而贵州省则到乾隆四十二年才最后宣布实行 摊丁入亩.至此，除了奉天因 户籍无定 没有实行外，全部进行了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
　　摊丁入亩 ，又称 摊丁入地 ， 地丁合一 ， 丁随地起 ，是指废除单独征收人口税，将原来征收的丁银全部摊入土地税内按亩合并征收。征收的办法，大多数地区是以府或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当年应征的丁银总额，按亩分摊到田中。摊丁入亩的具体办法，各地也不一致，大约有三种。一是按田赋银一两为单位，摊入丁银若干。一种是按税田一亩为单位，再根据土地肥沃程度，摊入丁银若干。第三种是以田赋粮一石为单位，摊入丁银若干。一般来讲，地多丁少的省份，地亩摊丁银率较低；人口密集地区，丁多地少，地亩摊丁银率较高。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比以前分别单独征收田赋和丁银合理得多。
　　①　　 嘉庆《乐亭县志》卷四《田赋》。
　　②　　 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一。
　　摊丁入亩 制度的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前进，国家对人民的人身控制逐渐削弱，作为人头税的丁役必然要走向衰落。从汉代开始，我国就开始征收人头税，当时国家的赋税主要按人口征收。唐代实行租庸调，一部分税款依土地征收，但作为人口税的 庸 ，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税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但直到清以前，人口税一直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国家征税始终依照土地和人丁双重标准。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的政策；停止了对新增的人丁收税。 摊丁入亩 则进一步将丁银摊入地亩，收税依照土地这一单一标准，从名义上废除了长达两千年的人头税。 摊丁入亩 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赋役制度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摊丁入亩 制度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的结果。一条鞭法是部分地把丁银摊入地亩中，而摊丁入亩则是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据地征收。
　　实行一条鞭法时，由于人丁和丁税不固定，只能把差役摊派到人丁和地亩两项上。施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以后，丁数和丁税额已经固定，因而有可能把丁银摊入地亩，使地丁完全合一。
　　摊丁入亩 制度按土地多少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状况，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因为农民丁多地少，而地主则地多丁少。
　　摊丁入亩 实行以后，丁税劳役全免，人们不再需要以逃亡和隐匿的形式逃避丁银，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摊丁入亩 也保证了国家的地丁收入。乾隆、嘉庆以后，清政府每年收入地丁银达三千万两，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３／４。
　　②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和一条鞭法一样，并未也不可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附加税和杂派。明代以田赋和丁银合称地丁。作为国家的主要税收，称为 正赋.在正赋之外，还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如征收田赋时的散碎银子，要铸成银锭，铸造时的损耗，称为 火耗 ，要粮户负担；收缴上来的粮食要晾晒、入库，被雀、鼠损耗的称为 雀耗 、 鼠耗.解送钱粮入库，往返费用称 脚耗 ，也需粮户负担。州县官吏征收钱粮加耗抵补实际损耗的余额，称为 耗羡.是借收入的钱粮有损耗而加征的一种附加税。清初延用明代旧制，给官吏侵吞肥私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清初时的地方行政开支，有许多项目没有正式列入国库财政项目，如官员的私人支出以及奉承上司、修造衙门等，大都仰赖耗羡作为经费来源。当时各级文武官员的俸禄比较低，远远不能维持他们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便需要通过收取耗羡来弥补俸禄的不足。
　　清初的耗羡征收越来越多，不仅妨碍了正赋钱粮的征收，也严重腐蚀了官僚队伍，使他们贪婪的欲望日益发展，从而造成国库钱粮的严重亏空。雍正二年，户部库■亏空达２５０万两。清世宗对耗羡的弊端深有察觉，决心加以整顿。雍正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建议 令州县于所得加一耗羡内，节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弃一切公事之费，此外丝毫不许派捐.清世宗对此表示赞赏。第二年，山西巡抚诺岷、布政使高成龄提议，将每年所得耗羡银提存司库，以其中的４０％留补无着亏空，其余分给各官养廉和支应公费①。河南巡抚文焯也提请 将捐谷耗羡银两存府充公 ②。对此，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吏部侍郎沈近思等一些要员提出反对意见。清世宗权衡利弊，认为实行耗羡归公，有利于澄清吏治，使各级官吏不能串通作弊，健全财政制度；同时又可弥补亏空，一举两得。清世宗支持山西、河南首先实行耗羡改革，并逐渐向全国推行。
　　①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一。
　　耗羡归公制度实行以后，地方所征收的耗羡银两，除部分留作地方公费作用外，一律上缴国库。这些款项除用以抵补亏空外，又从中拨出一部分，按照官职大小发给各级官吏，作为额定的津贴，称为 养廉银.养廉银规定的数字相当大，较官吏的俸禄多达数十倍，最多的达到上百倍。 养廉 ，名义上是不让官僚贪污，实际上使官僚贪污合法化。尽管如此，耗羡归公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养廉银尽管数字很大，但并未增加朝廷的开支，也未增加人民的负担。由于规定了各级官吏应从耗羡中所得份额，不得再行私下加派，此外，耗羡的征收和提取也有了数额规定，都比过去地方官吏加耗无定额，支取无章法的情况，终归要好些。
　　从实行耗羡归公后的实际情况看，各省征收的耗羡数量，普遍有所减少。
　　过去，耗羡由州县官吏径行收取，督抚司道等上司的日用之费，要依赖州县馈送。耗羡归公之后，其支配权由州县一级提到督抚藩司一级。其结果，有利于加强财政管理，保证清政府的赋税收入。耗羡归公制度实施后，在没有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实现了国库增盈。
　　尽管耗羡归公制度是有利于社会的改革措施，但封建制度发展到清代中期，已经完全衰落。由于官僚制度的败坏，这一赋役制度的积极因素尚未充分显示，便已经被更加严重的腐败现象所淹没。乾隆以后，巧立名目的额外勒索，多如牛毛，清代后期这种现象则更为严重。
　　２。租佃关系和地租形态的演变
　　①租佃关系的演变清代中期，我国农村中的租佃关系，处于这样一种演变和发展过程：即落后的佃仆制最终衰落，租佃制普及于全国，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农民和地主之间单纯的纳租关系进一步发展。
　　清代前期，佃仆制已经逐渐衰落。特别是经历了江南和东南地区规模巨大的 奴变 风潮之后，佃仆制这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受到沉重的冲击。
　　雍正五年，清政府下令将皖南地区依附于地主的伴当、世仆 开豁为良 ，从法律上肯定了伴当、世仆身份地位的变化，进一步缩小了佃仆制的范围，反映了世袭佃仆制度的衰落。
　　雍正时期，清政府还使一部分因各种原因而被列为贱民籍的人，取得了良民的身份，脱离了贱籍。同时，还采取了一些调整主佃关系的措施，清除了农村租佃关系中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使租佃关系向单纯的纳租关系转化。如雍正时的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曾发布过禁约，规定 一、不许田主凌虐佃户，混加扑责。不许擅拿佃户当差，佃户亦不许抗欠租石；二、田主收租，不许疆用大斗，完租之外，不许索派随田公费及猪羊鸡酒等物，田主不许擅骑佃户骡驴马匹 ①。
　　②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卷二。
　　清中期，租佃制已经成为农业中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在这种单纯的纳租关系下，地主依靠封建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索取地租。佃农不依赖地主提供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便可以进行独立的生产，地主则由于缺少直接干预生产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对佃农的奴使范围受到了限制。由于农民得到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农田的独立权利，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因此，对比佃仆制而言，租佃制是一种较为进步的制度。但是，在租佃关系下，佃农们受地主的剥削，对地主仍有程度不同的人身依附关系。
　　②地租形态的演变在单纯纳租关系成为农村中普遍的租佃关系的过程中，地租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地租形态的变化，主要是从实物分成制向实物定额制演变。同时在个别地区，也已出现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
　　分成制是地主和佃农按比例分取土地总收获物的地租制度，农产品的丰歉与地租收入多少有直接关系，它是实物地租的初级形式。分成制当时较多施行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北方，地主常常供给农民农具耕牛、种籽以及房屋和部分生活资料。定额租制是按照土地面积计算，通过契约规定，不论农田荒熟和生产的丰歉，佃农每年向地主交纳固定数量的地租。地主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是实物地租的高级形式。当时南方较多实行定额租制。刘永成先生曾对大量的清代刑科档案资料，作了统计研究。乾隆元年到六十年，有关地租形态的档案资料共８８８件，其中属于劳役地租的７件，其余为实物分成租、实物定额租和货币租，共８８１件。在后３种形式中，实物分成租９７件，占１１％；实物定额租５３１件，占６０。３％；货币租２５３件，占２８。７％①。货币地租也属于定额租制，与实物定额租合计，定额租制比重达８０％以上。这组数据尽管并不十分准确，但它可以说明定额租制在乾隆时期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地租的主要形式了。此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辑录的清代刑部档案资料，乾隆、嘉庆时期各省民田实物地租形态的案件共２２６件，其中属实物分成租的４７件，占２０。８％，实物定额租的１７９件，占７９。２％。
　　从分成租制向定额租制的过渡，表现了农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分成租制下，佃农生产的好坏，收成的多少，直接影响地主分成的数量，地主对佃农的生产必须进行干预和监督，使佃农的独立经营受到限制。而佃农在生产和生活资料方面，更多地依附于地主，身份地位较低，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支配权力也比较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佃农地位的提高，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才有可能向定额租制过渡。而在定额租制下，佃农生产有较大的独立性，地主对佃农的支配权力削弱。由于增产部分可以归佃农所有，所以佃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因为地主的地租得到固定，所以地主的收入也有了可靠的保证。
　　在定额租制成为地租的主要形态的同时，货币地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货币地租早在宋代已经出现，到明代时也仍然是个别现象。清中期以来，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民的剩余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而地主官僚更加奢侈，对货币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同当时商品货币经济相适应，租佃关系中，预租制和押租制正在推广，从而也促进了货币地租的发展。
　　①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二。
　　①　　 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 2期。
　　从上面列举的刘永成先生的研究资料表明，乾隆时期货币地租形式已占到全部地租形式的２８％左右。李文治先生根据清代刑部档案抄件研究整理的资料表明，嘉庆时期货币地租的比重增至３４。９％①。
　　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是封建地租形态最重要的变化。尽管货币地租仍然是封建的地租形式，但它的转化和推行，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佃农经济独立性的增长，以至土地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在货币地租的形态下，由于交纳的地租不是实物，而是货币，因此佃农必须把产品出售，换取货币，然后交给地主。结果，佃农必须依赖市场，依赖商人，过去那种完全封闭的自然经济壁垒必然要被打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农民与货币的联系也由偶然的变成经常和必要的了，小生产者这时也就演变成小商品生产者。
　　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在清代中期以至清代后期，都是很有限的。实物地租形态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货币地租只是实物地租的补充形态。
　　③押租制和永佃制押租制，是指佃农在地租以外向地主交纳押租金，当佃农退佃或地主换佃时，地主要把押租金如数归还佃户的一种地租制度。押租制一般是货币地租。押租制的推广主要在乾隆、嘉庆时期。它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定额租制普遍化，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抗租斗争日盛，地主为了加强自卫，运用经济手段索取押租来作保证。同时，由于人口剧增，地少人多，地主也趁机勒索押租。
　　押租制的发展，主要在南方省份，尤以广东、湖南、四川、浙江、江西等省较多出现。在押租制下，佃农租种地主土地，除每年照常交纳地租外，在批赁之初，还要向地主交纳货币押金。押租额多数是超过一年的地租额，一般超过２０- ５０％，最多的超过正租一倍以至几倍。虽然佃约中规定，押租钱应在退佃时返还佃农，但地主常借口拒不退还。使押租成为正租之外的另一种剥削。如果佃户在批赁时交不起押租钱，则须向高利贷者借债，使他们的负担更加沉重。但是，实行押租制的耕地，一般正租较轻，而且佃农在押租制下的佃权容易得到保障，可以比较稳定地进行生产，并有可能取得永佃权。
　　永佃权的萌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明代时初见端倪，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以后，开始流行，并集中在江南一带，尤其是江苏南部。 永佃权 当时人称田面权，是同田底权相对立而存在的。田底权是指土地所有权，属于地主。田面权是指土地使用权或耕作权，属于佃户。佃户对田面权可以继承、转让、买卖，地主不得干预。
　　佃户取得永佃权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自耕农因为贫困而被迫贱卖土地，却保留永佃权；一种是因为佃农交了押租而成为永佃；一种是因为佃农不欠租而取得永佃权。当时许多租佃契约上注明 如无欠租，不得另付他人耕种.这种不欠租而取得永佃的权利，甚至受到法律的保护。佃户取得永佃权后，就成为田面的主人，形成 主佃两业 ，他可将田面出租以至典卖给第三者，而成为二田主。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辑，1957年版第 70 页。
　　永佃制使土地的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分离，使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受到破坏，使佃农独立的个体经济得到增长，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永佃权的取得，会刺激农民投资农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富裕农民向佃富农经济转化。但是，从永佃制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永佃权的发展，没有促使农民沿着佃富农的道路行进，而仍然被限制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范畴内。在永佃制最集中的苏南地区，取得永佃权的农民，限于财力，不少人把田皮转租或者转卖。
　　（四）人口激增与社会经济衰退
　　清代人口的增长，早在康熙时期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清代前期，人口的增长，有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即使到了康熙时期，由于当时荒地较多，可以开垦，因此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并不严重。康熙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尤其是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推行摊丁入亩，使人口迅速增长。到了乾隆中叶以后，人口激增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封建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口的压力日益加大，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①资料来源：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１９７９年第１辑。
　　由于清代雍正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字是人丁数，而不是总人口数，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人丁数来估算总人口数。一般认为，人丁数字与总人口的比例为１∶４，比较符合实际。那么康熙时期的总人口数，约在九千万左右。
　　从上表数字可以看出，从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的１００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近两倍，年增长率为１８。８‰。而乾隆、嘉庆时期的耕地面积，尽管会比康熙时有所增加，但由于当时尚未被开垦的荒地已经很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加剧，在广大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十分尖锐，无田可耕的现象也更加突出。
　　明朝末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６。５亩，清初则为６。０亩，乾、嘉时期由于人口增加，耕地相对减少，人均耕地只剩２。５亩①，这就势必造成地价上涨和粮食供应的紧张。清人钱泳说，田价 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 ②。由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落后于人口的增长，粮食价格必然腾贵。一向以富庶著称的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康熙四十六年时遭受旱灾，米价由每升常价七文涨至二十四文。乾隆五十年，上述地区又遭大旱，米价每升猛涨至五十六七文。此后，每升米价摇摆于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之间③。
　　①　　 资料来源：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1979年第 1辑。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 197页。
　　②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田价。
　　人口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尖锐矛盾，使封建统治者也感到人口激增的威胁。康熙末年，清圣祖就多次对人口增长的压力表示忧虑。雍正二年，清世宗在上谕中写道： 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之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 ④。康、雍时期的统治者，只是希望通过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矛盾。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农业的集约化经营，而开垦荒地也有一定的限度，因此，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根本不可能解决。到了乾隆时期，矛盾更加突出，乾隆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人口激增带来的严重后果。 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 ⑤。他除了继续鼓励人民到边疆省份垦荒，扩大耕地面积，精耕细作之外，还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推广种植甘薯、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二是鼓励从国外进口粮食。乾隆八年，清政府规定，对暹罗商船运米来交易，万石以上的免船货税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的免十分之三。这些措施虽然对粮食供给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对解决人口激增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无异于杯水车薪。
　　嘉庆、道光时期，人口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更加激化。在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社会经济逐渐衰退和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清代初期，人口的增长，曾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代中期，由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引起的人口激增，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成为延缓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清代中期人口的激增，使有限的产品根本不能满足众多人口的消费，从而使清代社会陷入贫困、落后和饥荒的困境。对于人口的成倍增长，其他解决的途径都极其有限，因此增加的劳动力都集中在农村，走的是一条农业集约化耕作的道路。这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同时也受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由于技术设备没有根本改进，人口又成倍增长，农业的集约化耕作反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率，增大了农业成本。其结果，使我国农业的发展更趋向粮食单一化，使绝大部分劳动力陷于农业生产，为果腹而劳动。这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而且对我国２００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我们至今仍然背着沉重的人口包袱，而且在人口的产业结构上，为后人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③　　 同②，卷一，旧闻，米价。
　　④　　 《清世宗实录》卷十六。
　　⑤　　 《乾隆朝圣训》卷二○九。
　　（五）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鸦片贸易
　　１。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从１６、１７世纪起，西方各国先后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１８世纪中叶，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资本主义工业从此获得迅速发展。到了１９世纪初，西方各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急剧上升时期。面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封建清朝的国势日渐衰微，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受到严重阻碍。处于急剧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对落后民族地区实行残暴的殖民政策，腐朽落后、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自然就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目标。
　　早在１６、１７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就在殖民主义的海外掠夺狂潮中，相继来到中国。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葡萄牙人开始组织武装商队从海路来到中国，并以贸易为名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抢掠活动。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使用欺诈和贿赂手段，窃据澳门，作为他们从事入侵活动的据点。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年），西班牙请求与中国通商贸易，主要从墨西哥运来白银购买中国土特产品。但他们经常违反中国的互市禁例，并在菲律宾大肆屠杀中国侨民。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荷兰人开始来到中国。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荷兰殖民主义者曾强行谋夺澳门，失败后又转向闽海，并一度侵占了澎湖群岛。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荷兰占领台湾岛，统治台湾达３８年之久，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掠夺。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英国殖民主义势力侵入印度，组成东印度公司。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东印度公司派遣四艘武装商船，长驱直入广州虎门，击毁虎门炮台，焚烧官署，抢劫商船３艘，强行进入广州。
　　１８世纪以前，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沿海各地的入侵，目的在于抢劫财物，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殖民主义者只不过是海盗兼商人。在正常的对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的优势，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极其有限。
　　１８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殖民势力，继他们之后，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
　　英国在１７世纪中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于１８世纪中叶开始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１７７１年到１７７５年（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年），英国加工的棉花仅５００万磅，１８４１年（道光二十一年）便达到５２８００万磅；１７９３年（乾隆五十八年），煤的产量为１０００万吨，到１８３６年（道光十六年）
　　便　提高到３０００万吨；１７９６年（嘉庆元年），铁的产量为１２。５万吨，到１８４０年（道光二十年）增加到１３９万吨。当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它在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击败竞争者，掌握了海上霸权，它迫切要求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建立新的殖民地。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英船 防御号 来到广州；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活动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不断上升。
　　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入中国市场后，实行经济掠夺，并以此作为据点，进行侵略活动。乾隆五十年英国占领槟榔屿后，广州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就将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源源不断地输往这块新开的殖民地①。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英国假借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的名义，派遣以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Ｌｏｒｄ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包括：①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②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③于舟山附近划一未设防的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停泊和存放货物，并可居住商人；④允许英国人在广州附近同样享受上述权利，并且听任英国自由来往，不加禁止；⑤从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商货，给予优待免税或减税；⑥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再加征，并将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这些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质的要求，特别是要求中国割地，当然不能被清政府接受。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年），英国船只 天祐号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驶往黄埔，无故向中国民船开枪，１人受伤，１人落水淹死。嘉庆十二年，英国船只 海王星号 （Ｎｅｐｔｕｎｅ）水手，在广州酗酒行凶，打伤居民数人，其中１人３天后伤重身亡。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遣以阿美士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ｉｔｔ　ＬｏｒｄＡｍｈｅｒｓｔ）
　　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重申通商特权的要求，再次被清政府拒绝。
　　法国和美国是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掠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在开辟中国市场，打开中国的大门方面，利益却是一致的。他们不仅支持英国对中国的入侵，而且积极参与侵略活动。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年），法国船只 安菲德里蒂 号抵达广州。成为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法国船只。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并派了很多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美国商船 中国皇后号 驶抵广州，这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船。两年后，美国便在广州设立领事馆，对华贸易迅速发展。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年），美国总统派遣船商罗伯子为远东代表，乘军舰 孔雀号 到广州。清政府发现美国船只是军舰时，令其立即离开。罗伯子置之不理，逗留六周才离开广州。
　　２。罪恶的鸦片贸易
　　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与英国的贸易发展迅速，居中国对外贸易的首位。并且，在正当的商品交换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商每年需要运送大批银元到中国，抵销中英贸易上的逆差。１８世纪中叶，仅广州一地流入中国的白银，平均每年在１００万至４００万之间。
　　①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China ，1635-1834 》。Vol.1 ，P.150.
　　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差额，在采取外交讹诈和武装侵扰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设法根本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尽管已经腐朽没落。却仍保持着外表的强大，维持着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局面。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顽强地阻挡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商品大量输入。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无法像对待印度那样对待中国。英国占领印度后，大量种植鸦片，给资产阶级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极大的暴利。鸦片是一种吸食后易上瘾难戒绝的毒品，人们只要吸上瘾，需要量就会越来越大。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找到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他们无耻地进行鸦片走私，使他们得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把中国一步步拖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轨道。
　　












　　最早从事鸦片贩运的主要是葡萄牙商人和荷兰商人，后来才有英国商人参加。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之后，英国商人开始大规模贩运鸦片。自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鸦片专卖权后，输华鸦片的数量迅速增加。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平均每年输入鸦片４０００箱以上。从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开始，清政府曾经三令五申禁绝鸦片，但是中英双方都玩弄两面手段推进鸦片贸易，英国明禁暗运，用武装走私、贿赂官吏、勾结奸商等手段，不断扩大鸦片走私贸易；满清政府明拒暗受，大小官吏在鸦片走私贸易中营私舞弊，得利分肥，鸦片终于大量在中国倾销。道光四年至五年（１８２４- １８２５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至１２４３４箱；道光十年至十一年为１９９５６箱；道光十五年至十六年为３０２０２箱；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更达到４０２００箱①。鸦片战争前的十几年间，中国消费的鸦片达２１３８９９箱，价值１。８８亿元②。美国见到鸦片走私贸易有利可图，于１８世纪末也加入了鸦片走私贸易活动。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年），美国鸦片贩子偷运到中国的鸦片共２０００箱，仅次于英国。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3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 238-239页。
　　②　　 同①，第 209-210页。
　　罪恶的鸦片贸易，为外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利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首先，随着鸦片贸易的扩大，鸦片流毒全国，吸食鸦片的人也逐渐增多，使中国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据包世臣估计，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
　　仅苏州一城， 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 ③。有许多贪官污吏，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而且利用鸦片走私贸易，接受贿赂，营私舞弊，毒害人民。更加深了封建官僚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其次，鸦片的大量输入，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致使白银大量外流。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中英贸易中，每年鸦片输入值约一千数百万元，而毛织品，棉织品等其他商品的输入总值，只有数百万元。鸦片输入值不仅超过其他商品，而且使中英贸易发生逆转，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中国对英国输出的商品为：茶叶９５６１５７６元，丝２０５２２８８元，其他商品９７６０６０元，共计输出１２５８９９２４元，折合３１４７４８１镑。英国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为：鸦片３３７６１５７镑，棉布１６４０７８１镑，五金６２０１１４镑，共计５６３７０５２镑。其中仅鸦片一项，就超过中国全部输出商品２２８６７６镑。在中英贸易中，中国这一年就入超２４８９５７１镑①。
　　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白银由进口变成了出口。据统计，嘉庆十九年至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４年至１８１５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口已达１３０万两左右，此后出口一直继续增大，到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则超过６００万两。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后，由于鸦片走私特别猖獗，全国每年白银出超在一千万两上下。
　　再次，由于鸦片大量输入所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而引起中国银价飞涨，银源涸竭，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正常进行受到严重妨碍，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１９世纪初，每两白银可兑换铜钱１０００文。
　　后来国内白银日益减少，银价不断上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每两银子换铜钱１２００文。而到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每两银子可换铜钱１６００文。银价上涨后，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卖自己的产品时，只能得到铜钱，而向官府上缴赋税时却要折成白银，这样一来，农民和手工业者上缴赋税实际上增加６０％，大大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白银大量外流后，流通的货币量也大量减少，正常的商品流通受到影响。林则徐在描述这个情况时曾说： 近来各路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 ②。由于银价飞涨，清政府的税源枯竭，国库存银日渐减少，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采纳了禁烟的主张。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办鸦片。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贩卖鸦片的特权，打开中国的门户，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封建社会独立发展的行程发生中断。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代的经济从此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③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七，庚辰杂著。
　　①　　 《英国蓝皮书》，《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日。
　　②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四。
　　四、保守与革新——清晚期经济（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即从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１８４０- １９１１年），清代经济进入晚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演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逐步控制了中国市场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的交汇，构成清晚期经济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清晚期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两大主题为：其一，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抵抗与革新势力的大胆变革；其二，中国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并不断扩张。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围绕这个中心，前者表现为中国人的种种主观努力，后者则表现为客观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从此开始发轫。在长达７０多年的时间里，清晚期经济既是封建保守势力顽固抵抗与革新势力不断革新的过程；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封建经济解体以至崩溃、资本主义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为此，本书根据这两大主题的发展脉络，将清晚期经济分为两个方面来叙述，本章主要叙述前一个问题。
　　清晚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并不断扩张，以至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在军事上控制了满清政府。腐败的封建统治者，虽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节节败退，但为了苟延残喘，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却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封建剥削，使人民群众的负担日益沉重。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强，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顽固也是最大的障碍，是对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反动。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剥削制度，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符合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它的实施，严重地打击了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太平天国有关学习西方、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起着巨大的启蒙作用。
　　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以 自强 、 求富为口号，进行了一场创办以近代机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清政府洋务派创办和控制的近代机器工业，开中国机器制造业之先河，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封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它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改革军事、教育等多方面的活动，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企图将封建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运动。戊戌变法的目的是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挽救民族危亡，而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改变封建政治统治的 根本之学 ，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激烈反对。
　　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开始在一批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中间产生。这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开展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封建剥削的加强和土地制度的演变
　　１。清政府财政搜刮的加强和赋税制度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拮据的状况更为严重。清政府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屡次战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军事赔款。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也使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清政府一方面因镇压人民起义，每年军事开支高达２０００多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由于太平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又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仅江、浙、皖等省因太平军占领，就使清政府盐税收入的一半以上无从着落。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关税除上海以外，几乎全部丧失。当时户部库存银两，从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的８００多万两，减少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的２２万多两。北方各省的贮存仓谷，也由道光三十年的２７５０万石，减少到咸丰三年的１２５０万石，咸丰十年则只剩５２３万石。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勒索和内战的负担也不断加重。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费尽心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用一切办法来加强财政搜刮。
　　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地丁钱粮、关税、盐税和厘金四项。而清政府用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很多，像增发通货、铸造大钱，减少官兵俸饷，推广常捐，加重地丁漕赋的征收科派，增收盐税，征收厘金和特捐等等。
　　清代晚期，封建政府赋税制度的演变过程，就是封建政府财政搜刮不断加强的过程。
　　①开征厘金厘金，是指关税以外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征收方法有两种：一种为活厘，又名行厘，是一种货物过境税，抽之于行商；另一种为板厘，也称坐厘，属于交易税性质，抽之于坐商。收税一般以货物价值为准，税率一般为１％，但也有根据货物数量抽取厘金的。
　　厘金的开征，始于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当时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政府调集大量军队镇压，军费激增，导致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扬州帮办军务的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向扬州附近里下河地区的仙女庙、邵伯等乡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半年就收款２万贯。咸丰四年，雷以诚奏请清政府在江苏各府州具广泛推行。后来，胜保又奏请政府在其他各省推行。咸丰五年起，湖南、湖北、四川、新疆、奉天、吉林、安徽、福建等省相继开征厘金。咸丰七年，胜保又奏准在全国各省一律办理。
　　厘金最初是向日用必需品抽收税款，税率一厘，即１％，故名厘金。当时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临时性筹款，不算正税。但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取消厘金，而是继续征收，并扩大征收范围，健全征收机构，完善征收手续。使厘金成为一种固定的税收制度，直到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才被民国政府明令裁撤。当时全国设立的厘金局达６００多个，捐卡设置有如林立，全国各地的局卡约在一万个以上，形成 五里一卡，十里一局 的状况。
　　清政府的厘金收入十分巨大。据江浙、两湖、两广、陕甘等１４个省的统计，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时即达到１４３３万多两①，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１／４以上，成为仅次于地丁钱粮的大宗收入。如果再加上其他几省的厘金，估计在２０００万两以上。对粮食、经济作物、纺织品、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税率，一般高达３- ５％以上，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厘金重复征收的现象十分严重，销售距离越远，完厘越多，有些长途运销的商品纳税额达１００％以上。
　　至于对城市和集镇坐商店铺强制征派的坐厘，也是清政府很大的一笔收入。
　　任何大小店铺都必须缴纳，甚至每碗茶也得征税一文钱。
　　厘金制度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第一，它分割了国内市场，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封锁，不利于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
　　第二，严重阻塞了商品流通，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统一。林立的局卡，繁多的名目，日益增高的税率，加重了赋税剥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使商税的征收手续日益繁琐，从而增加了贪官污吏从中盘剥和敲诈勒索的机会。
　　第四，扩大了官僚机构，增加了征收人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为各地封建军阀割地称雄、养兵自大提供了经济来源。
　　此外，在实行厘金制度的同时，对外国商品却免收厘金，为外国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了打击民族市场，有利外国商品推销的作用。
　　②增收盐税盐税是历代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对食盐的销售实行包销垄断政策，盐税由各包销商统一缴纳，盐价也由各包销商垄断。清政府规定，每年由户部颁发盐引，指定口岸和数量，由商人贩运，不准引和盐分离。
　　盐引，就是官府发给商人允许运销食盐的凭证。商人领到盐引，必须交税。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断增加盐税，导致盐价不断上涨。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到９０年代，民间食盐的价格，一般上涨了一倍以上。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两淮直隶等地，每斤食盐一般约２０余文，后来增加到３０- ４０余文。山西临汾则由１６。７文涨到３４文。福建由１０文左右增至２０余文①，再如河北文安县，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每斤盐价为２８文，光绪二十八年为３２文，光绪三十一年为３６文，光绪三十三年为４０文，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为４４文②。１５年内增长了５７。１４％。由此，清政府可从增收盐税上捞到一大笔收入。道光时清政府每年盐税收入７００多万两，到了光绪末年，增加到每年２４００多万两③。
　　③亩捐亩捐，是一种按亩征收的田赋附加税，也称田捐。亩捐包括的种类繁多，主要有厘金亩捐、学捐、警捐、国防军费捐等等，各地不一。这种田赋附加税，最早是在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时在四川开始征收，此后相继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征收。税额没有统一规定，可由各州县自定。与原先的地丁税相比，田赋附加税少者增加５０％，多者增加数倍。如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江西南昌县的田赋附加税比原来的地丁税增加５０％①。
　　四川地区的情况最为突出。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四川各大县的田赋附加税，比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地丁税增加了９倍，各小县增加了４- ５倍②。全国仅咸丰三年到咸丰十年的８年间，就征收亩捐达１０００多万两。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72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58、359 页。
　　②　　 同①，第 306页。
　　③　　 赵尔巽：《清史稿》第十三册，第 3606 页。
　　甲午战争后，田赋附加更为严重。２０世纪初，四川田赋总额达到３５０００００两以上，比鸦片战争前增加了千倍以上③。山东莱阳县的田赋附加税，有时比正税大１Ｏ多倍。河北定县的田赋附加税如以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为１００，则光绪二十九年为１３７。７，光绪三十三年为３５５。９，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则为３２１。２。亩捐的加派，不仅增加了广大自耕农的负担，就是佃农也未能幸免。地主往往以田赋苛重为由将负担转嫁给佃户，加租加押。此外，这一时期由于外国商品输入的加强和对我国原料掠夺的增长，清政府的关税收入也随之增加，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由于清政府的财政搜刮和关税增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增加。到１９世纪末，清政府财政收入比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增加了一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过去的８０％以上降到了４０％以下，而关税、厘金、盐税三项收入则约占财政收入的６０％。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由主要依靠田赋而为主要依靠商品税收。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国商品侵略的加强，也反映了封建剥削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阻碍。
　　２。封建土地制度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封建国家所有制、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并存，其中封建地主所有制占据主要地位。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封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鸦片战争后的７０多年里，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在这期间，由于发生了严重动摇封建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也由于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断发展，使清晚期的封建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①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打击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对封建统治者和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农民革命，它历时１４年，革命势力所及达１８省，猛烈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天国革命的纲领文件是《天朝田亩制度》，而《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根据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原则，宣布把全国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具体方法是按产量把土地分为九等，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这种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但是，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没有得以实施，但是在太平军所到之处，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07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07页。
　　③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中国财政简史》第 203页。
　　太平军占领一个地区后，就命令大地主大商人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补养军队。个别地区，实行没收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的政策。对于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分子和拒不交纳钱粮的地主，实行查抄没收浮财积粮的措施。
　　为了打击封建的剥削制度，太平天国广泛实行了增加地主赋税负担的措施。
　　在太平军占领区，很长时间里，佃户一般不再交纳地租。有些地区，农民还自发地占有地主的土地，使土地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在太平天国后期，为了解决军事费用，有些地区还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措施，但地租率受到严格限制，地租额一般降低到原额的一半。
　　但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没有根本动摇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当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之后，封建政权立即重新复辟，封建的土地关系很快得到恢复，广大农民重新陷入受剥削的深渊。
　　②土地掠夺和兼并加剧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封建政权重新复辟，封建土地关系很快恢复原状。
　　土地集中的趋势日益加剧。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劫掠和长期战争，江苏、安徽、浙江等东南各省，人民大量死亡，耕地严重荒芜，地价十分便宜。军阀、地主、豪富乘机收买、侵占大量土地，出现了许多占地数千亩以上甚至数十万亩的大地主。江苏嘉定，原地价 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 亩不过三五金.在安徽南陵，太平天国失败后，土著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无价，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者，约两万余亩 ①。
　　当时，兼并土地的，有地主、官僚、商人，但侵占土地最为突出的，还是大官僚、大军阀。这些军阀官僚，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抢劫了巨额财富，因此大量购置和侵占民田，其中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湘、淮两系军阀最为突出。如湘军头子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湘乡、长沙就有田１３０００多亩，其中曾国藩占田六千亩。曾国荃则 每克一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求田问舍 ①。淮军头目李鸿章一家，仅在合肥就占地６０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土地也很多，江苏右江道台张汝梅，在河南占地１万亩。据统计，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在苏北地区，占地４０万亩的有一户，３０万亩的一户，４- ７万亩的有很多户。在山东莱州和直隶武清县占地１万亩的，各占总户数１０％以上②。
　　除了军阀官僚地主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乘机兼并土地。同治年间，天津盐商张锦文，乘灾荒之机， 收买大清水地二百余顷 ③。山东临清的高利贷者冀耀祖，开设了几家银号，每家银号 都是在乡下拥有三十顷土地 ④。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状况的逐步形成，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并且继续向前发展。这时期，除了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继续兼并土地外，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加入了兼并土地的行列。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无锡业勤纱厂主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张謇在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便购买了大量土地，到了民国初年，兼并土地达到数百万亩。此外，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成为中国土地的兼并者。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土地最普遍的形式是教堂。帝国主义教堂遍及全国，这些教堂都拥有大量土地。如在内蒙，外国教堂很普遍，每个教堂都领有蒙地数百千顷。这些土地大多是以抵偿庚子赔款而取得的，仅在达拉特旗和阿拉善旗两处掠夺的土地就达７１万亩。从光绪二十六年到宣统元年（１９００- １９０９年），绥远的外国教堂向当地蒙王放款，以土地作押，结果被占用土地１３７０万亩，绥远２６５所天主教堂，共占有土地５０万亩。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76页。
　　②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会报》卷二十三，第 79 ，117 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0页。
　　④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0页。
　　土地掠夺和兼并的加剧，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不合理的状况日益严重。同时，这个时期土地关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自耕农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大量存在到逐渐减少，而佃农的比重则不断增加。据统计，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时，自耕农在杭州占农户的４０- ５０％，直隶武清县约占农户总数的７０％，山东莱州占农户的６０％，江苏昆山、南通，自耕农半自耕农约占农户的４０％，安徽宿县自耕和半自耕农占农户的８２％，福州自耕地占全部耕地５０％，宁夏自耕地占耕地７０％，云南大理自耕地占耕地８０％，山东益都自耕地占９０％①。但这些自耕农占有土地一般只有几亩到十几亩。但到了２０世纪初，情况则发生了变化，自耕农户显著减少，而佃农户不断增加。我们可以从以下江苏昆山、南通和安徽宿县的典型材料中，得到说明②。
　　






　　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后，限制了封建剥削，使地价下跌，原有地主将土地跌价转让，使一部分农民得到小块土地。同时，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东南各省人口稀少，土地大量荒废，河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地农民大量迁往这些地区开垦荒地，本地无地的农民也开荒当作自产。由于当时荒地较多，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的同时，自耕农仍然能够大量存在。尤其在偏远地区，官僚、军阀兼并势力未及，情况更加普遍。此后，随着土地掠夺和兼并的日益加剧，小土地所有者难逃被大土地所有者兼并的命运，因而出现了后来的自耕农显著减少，佃农逐年增加的趋势。清晚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土地集中趋势加剧的标志之一。
　　③官田逐步私有化清王朝原有不少官田，如屯田、旗田、庙田、学田等，此外还有一些禁垦土地。清晚期，尤其是到了清末民初，这些官田公产，大量私有化，逐步转入私人手中。
　　①　　 李文冶：《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195-196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76页。
　　清朝的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许买卖的，但实际上很早就有旗人和屯丁暗中典卖，并有许多早已转入地主手中。官田被大量暗中典卖而成为黑地，清政府又不能对之征收田赋，使清政府在财政收入上遭受很大的损失。为此，咸丰年间，清政府被迫承认旗地买卖的合法化。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清政府又改变政策，宣布禁止旗地的买卖。可是旗地买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到２０世纪初，直隶的旗地 大抵十无二三。其年久日深，辗转典卖，变为无粮黑地者，约在七、八万顷上下 ①。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清政府宣布， 将各省屯田地亩逐一彻底查明，悉令该囤户报官税契。听其管业，将囤饷改为丁粮，统归州县官径征 ②。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清政府不得不再次下令， 嗣后旗人房地，准与民人互相买卖，悉照咸丰年间成案办理 ③。
　　据估计，清政府的官田公田原先约占全部耕地的２５％，到了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清政府的屯田和各种官田约占耕地面积的１８。８％。清末以后各种官田大量贱价转让给私人，一些官僚、军阀、资本家等竞相争购，到了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官地下降为仅占耕地比重的３。３％④。
　　清代时边疆的荒地也属国有公产。东北和内蒙的牧地，原本都是清政府的禁垦之地。可是，这些土地实际上也早已被内地逃荒去的农民私自垦种。
　　内蒙地区的开垦，从清中期就已开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垦务机构，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清政府正式委派督办垦务大臣。从此内蒙的放垦全面展开。由于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祥之地，因此封禁更为严密，放垦比内蒙要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侵入东北地区，清政府为了巩固边防，也为了通过增加民垦收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于是将东北地区的禁垦地陆续开放。清政府在放垦官荒时，采取大段丈放，收取押荒金的做法。因而使绝大部分荒地落入军阀、官僚、地主之手。光绪三十二年到宣统二年（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之间，黑龙江省土地局长周肇义在肇东东南松花江以北一带圈占沃土５０平方公里①。这些官田逐渐私有化的现象，也反映了土地兼并之风的强烈。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1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7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204页。
　　④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75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6页。
　　（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１。《天朝田亩制度》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便颁发了太平天国前期的政治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它以解决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提出了彻底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的纲领和措施。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既规定了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又规定了建立新的各项上层建筑制度。
　　关于财产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根据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 的原则，否定一切私有制度，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为公有。它明确规定，土地及一切财产都归上帝，不许任何人据为私有。而且根据上帝教的教义，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 ，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上帝那里取得一分同样的土地和财产。
　　《天朝田亩制度》根据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的原则，规定了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及分田办法。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是把土地按产量分成九等，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并照顾到劳动力的具体情况。
　　明确规定， 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十六岁以上分全份，十五岁以下减半。肯定了妇女完全同男子一样分田，使妇女在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每家农民应有的副业生产以及实行公有制的分配制度。规定农民要种桑、妇女要织布，每家要饲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
　　农副业生产的分配办法是：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使每一个农家都过着不受剥削的自给生活，达到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的理想境界。
　　此外，《天朝田亩制度》还根据土地及生产物公有制原则，提出建立以军事、行政、经济相结合的一整套社会组织形式，即所谓守土乡官制度。它分中央机构和地方政权。天王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首领，由诸王辅政，组成中央机构。地方政权分为省、郡、县三级。省级政权由中央派遣丞相、检点等职官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称为 守土官 ，由中央委任，管理地方行政。总制和监军以上为朝内官.县以下为基层，设各级乡官。每县设若干军，把居民按太平军的编制组织起来，以家为基础。每家选一伍卒，平时务农，战时充军，５家设一伍长，２６家设一两司马，１０５家选一卒长，５２６家举一旅帅，２６３１家举一师帅，１３１５６家举一军帅。从两司马到军帅都是 乡官 ，由民众公举产生。这一套社会组织，是军事、行政和经济的统一体，并赋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了不起的设想。
　　由２５家组成的 两 ，是最基层的组织单位，相当于村，由 两 司马领导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司法等项工作，形成一个以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组织。２５家组成的 两 中，设一国库，一个礼拜堂。
　　每年收获的粮食留够当年消费以外，都要交到国库。婚丧嫁娶等费用，由国库领取，鳏寡孤独废疾由国库供养。赏罚也由两司马负责，两司马还要保举人，祭告上帝等等。这样，两司马领导的２５家便成为一个生产、消费、财政、行政、军事、司法、教育、宗教等各项职能统一的基层组织，也是一个绝对平均、没有商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
　　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没有明确和直接地触及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土地所有制，更不可能提出系统地改革土地制度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群众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经济纲领，取得了中国农民革命的最大成就。《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思想，符合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它对广大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对封建势力给予巨大的冲击。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度，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超越了未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当时的历史要求不相适应，因而流于空想。同时这个纲领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也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当《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纲领在执行时就遇到了困难，不得不退到现实社会中来，又制订了一系列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２。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①田赋制度《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由于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没有实行分田的条件。同时，实行平均分田的政策也不易被自耕农所接受，因此，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没有实行。革命初期，一部分地区曾经按照圣库制度的精神，试行过余粮、余资征收制。即每家按 大口一月一担，小口减半 的标准留下各家粮食，其余粮食、商贾资本都交国库，政府不再向农民征收粮税。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种办法难以广泛推行。咸丰三年，经杨秀清等奏请洪秀全批准，承认土地私有，开始实行 照旧交粮纳税 政策。
　　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再加上各地革命政权的稳固程度不同，以及各地太平军领导者的状况不同， 照旧交粮纳税 的田赋政策，在各地的实施情况有很大差别。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由太平天国各地的乡官直接向农民征收钱粮赋税，承认佃农不再向地主交租。向农民征收钱粮，也包括向一部分佃农征收钱粮。这是因为太平天国攻克一地之后，就将大地主、大恶霸、赃官和寺庙的土地财产进行没收，其他地主也大量逃亡，这些土地的田赋便由佃农完纳，按亩征收，即 以实种作准 ，其余收获物全归佃农自得。实际上，佃农已经把这些田地作为自产，有些地方还把 田凭 （土地证）发给了农民。许多地方的农民也自发地向在乡地主抗租，不向地主交租。
　　另一种情况是向地主征收钱粮。在太平天国地区，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并未摧毁，虽然大地主被镇压和逃亡，但中小地主还仍然存在，暂时逃避的地主后来也陆续返回。这些在乡地主向农民收租的现象就很难避免。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政权不稳固，赋税收入受到影响。而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后，由于清政府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太平天国采取了对地主实行 安抚 的政策。洪秀全发出诏旨，明确承认地主阶级的存在，并要他们承担 钱漕正款.后来，一些开始实行 以实种作准 ，着佃收粮的地区，也相继实行向地主征收钱粮，允许地主收租的办法。对地主的租额，进行了限制，并普遍减少。与过去相比，高的仅占五成，一般都低一半到十分之九。地主的负担，除了 钱漕正款 之外，还经常征收一些捐费，如筑路费、门牌费、修塘捐、红粉（火药）捐等。由于地主的负担加大而租额减少，实际所得大大减少。这就沉重打击了封建剥削制度，也使一部分地主 降价鬻田佃农 ，使一部分佃农成了自耕农，自耕农的比重显著增加。
　　②工商业政策太平天国初期，曾在军队中实行过手工业集体生产的匠营制度。金田起义时，太平军集中手工业工匠编成诸匠营，负责军需生产。到南京后，把这种制度在全城扩大实施，把私人手工业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国家集中各种工人，按男女和技术门类设立机构（诸匠营和典官）管理，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诸匠营有７种：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和镌刻营。典官的机构叫 衙 ，归营管理，分为两种：一种专管采办、保管、分配等工作，如典圣库、典圣粮等；另一种兼管生产和分配。由于典官分工很细，种类很多，所以称 百工衙.当时天京（今南京）所设的百工衙，除军用工业外，还有民用工业，种类较军队中的复杂。这是太平天国设想在手工业中废除私有制后实行的一种制度，和当时军队中实行的平均供给和圣库制度紧密相联。在当时对于加强战斗力和保障军队供给，严格军纪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制度不能适应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实际情况，而私有制和圣库制度也并未贯彻执行，因此它也不能坚持下去。
　　许多诸匠营和百工衙的手工业工匠也大批逃亡。在天京恢复家庭制度后，除军队和政府机关中仍保留这种制度外，其他地区均未实行。后来，太平天国对于独立的手工业者采取了听任自由经营的方针。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初期，曾一度采取废除商业的政策，规定 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由于整个社会商品经济还存在，要取消商业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不久便取消了对商业的禁令，从咸丰五年开始，对商业实行了国家经营管制的政策。商人愿意开业的发给执照，到圣库领取资本，但对经营的货物品种和利润均有限制。这个政策实行了几个月，店铺纷纷歇业。于是，随着其他公有制的废除，太平天国进而对商业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
　　太平天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特点是：保护商业，扶持贫困小商贩，课以轻税，对重要商品采取国营。为了保证店铺不受干扰、破坏，发给 印照 和 店凭 ，同时规定不得抬高市价、囤积居奇，务必公平交易，交纳捐税，否则予以打击。还明文规定 圣兵不犯秋毫.对于贫困的小商贩，政府先给予经商的本钱，后只交还七成，留三成以资周转。太平天国的商税，有关税、营业税和船钞三种，都比清政府的商税轻。关税只征一次；营业税，如米税，只是米价的１％；船钞每船一般只有几两银，而清政府则是 商船每只捐银二十两.太平天国对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必需品实行国营，以防止私人垄断。如食盐，过去由盐商垄断，现则由国家专卖，由各地盐师帅专门管理，并降低盐价。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实行了正确的商业政策，境内出现了商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③对外贸易政策太平天国一开始就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政策，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外商进行通商贸易。太平天国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贸易特权，外商到天国境内贸易，必须请领护照，按数交税，如有危害革命的行动，则取缔通商关系。对鸦片 严禁入口 ， 贩卖者斩，吸食者斩.太平天国占领的江、浙、皖、赣等省是生丝和茶叶的主要产区，太平天国大量输出生丝和茶叶等商品，换取输入物资，并经常向外商购买枪炮军火、粮食、棉纱等物，以满足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治元年至二年（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年）
　　度的茶叶出口额，为革命爆发前的道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度的２。６倍，生丝出口额为４。７倍。由于外商失去贸易特权，鸦片又被限制进口，使英、法、美等国商人与太平天国贸易总是入超，需使用大量白银购买丝茶，又使太平天国在通商中选购了许多军需品。因此，各资本主义侵略国与太平天国自然处于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太平天国不承认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更为他们所不能容忍，这是他们勾结清政府公开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重要原因。
　　此外，太平天国还有一些曾实行过后又取消的制度和政策，如圣库制度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等等。
　　由于太平天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打击了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因而境内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１８６０- １８６３）
　　间，英国人呤唎曾长期生活在太平天国境内，他曾这样描述当时苏州地区的情形， 镇外停泊了许多运丝船、本地船、上海船，正忙于装卸货物，镇上的商店无不货物充足，生意兴隆。老百姓衣着整齐，熙来攘往地一片太平景象。特别是没有看到一个乞丐。镇外田间谷物丰收，农民们正忙于收割，……
　　太平区域人民的和蔼友善态度使我感到意外惊奇 ①。苏、吴一带商业繁荣，宜兴大浦镇 商贾云集，交易日数十万金 ②。芜湖成了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湖州成了极大的蚕丝集散中心。
　　３。《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也是中国第一个粗浅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于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提出的，经洪秀全批注后，镌印颁行。
　　洪仁玕（１８２２- １８６４年）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还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了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时，他正在广东清远教书。为了躲避清政府缉拿洪氏家族，他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逃往香港。咸丰四年曾从香港到上海，准备去天京未成，又返回香港。咸丰八年，他再度在西方传道士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投奔太平军，由香港取道广州，经广西、江西、绕道湖北，终于在咸丰九年春天到达天京。在香港期间，洪仁玕有机会广泛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一些了解。他留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结识了许多外国人。洪仁玕到达天京时，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已发生极大的逆转。洪秀全见其弟至，格外欢喜，不到半个月，就封他为军师，号为干王，总理朝政。他针对当时太平天国的不利形势，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向洪秀全提出一个旨在全面革新太平天国内政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①　　 呤唎：《太平天国的茶丝输出贸易》，《历史教学》1956年第五期。
　　②　　 《宜兴荆谿县志》卷五，见郭从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 683页。
　　洪仁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胜过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中国必须顺应这种时势。他要求太平天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巩固太平天国政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
　　《资政新篇》的内容为四部分，即 用人察失类 、 风风类 、 法法类 和 刑刑类.可分为 用人 和 设法 两大类。在 用人 方面，提出 去朋党之敝.主要是针对当时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现象而采取的措施，旨在加强中央集权。 设法 方面，包括 风风类 、 法法类 、 刑刑类 三部分。风风类 主要是移风易俗的问题，提倡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改变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落后闭塞风气。 法法类 主要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提出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是文献中的重点部分。 刑刑类 主要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健全法制的问题。
　　在经济改革方面，洪仁玕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富强，是因为西方的 邦法 （资本主义制度）好，因而太平天国应该学习西方的 邦法.他十分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为了能够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自行制造生产运输设备和科学仪器，洪仁玕提出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工、矿、交通事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主张，提出建立国民经济部门体系的完整方案。
　　他主张建立制造 精奇利便 的新式工业， 兴器皿技艺 ；主张 兴宝藏 ，开发金、银、铜、铁、锡、煤、琥珀、美石等矿藏； 兴车马之利 ， 兴舟楫之利 ，制造火车、轮船，修筑公路，建立邮政，设邮亭，书信馆；主张修建水利工程；主张开办银行，建立保险公司，以利 商贾士民.洪仁玕还提出兴办以上事业时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革旧的生产关系。他主张依靠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人和地主，兴办新式生产流通事业。并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 禁卖子为奴之例 ， 准富人请人雇工，不得买奴.采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同时，洪仁玕还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专利权制度。鼓励和保护新式工业的发展。对发明、制造火车、轮船及其他科技发明， 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嘉许，洪秀全逐条批示，在许多条款上都写有 钦定此策是也 ，或 是 等批语。但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已经到了晚期，军事、政治都不稳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已无力实施这个纲领，因此这个纲领没有能够实现，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资政新篇》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因素已经产生的情况下提出的，它符合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在封建剥削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和削弱，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资政新篇》提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当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政新篇》提出在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资政新篇》所具有的资产阶级倾向，不仅超过了地主阶级改革派，而且令中日甲午战争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不及。《资政新篇》提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预示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主体阶级——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开始。
　　但是，《资政新篇》本身又存在重大的缺陷。其最主要、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完全没有提到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提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措施。《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政权下提出来，而又完全不包括土地问题，因此就不会得到广大农民的关心和支持，就连太平天国农民军政要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思想感情上也接受不了这个纲领，对它 皆不屑看.《资政新篇》企图依靠 富民 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对广大贫苦农民而言，必然是格格不入的。而在太平天国内部，也不可能找到一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骨干。《资政新篇》出现在农民起义阵营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后，《资政新篇》被作为 逆书 查禁，无法为人们所知，而使其中的杰出思想在当时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果。
　　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客观上符合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虽然天朝田亩制度没有付诸实现，但太平天国的土地和田赋政策，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精神是一致的。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沉重打击了以封建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太平天国的经济纲领和政策，不仅反映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封建剥削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发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要求。所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等人的思想，能够从废除一切私有制，转到全面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成为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先进人物，决不是偶然的。
　　（三） 求强 、 求富 的洋务运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国内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急剧衰落，在统治集团内部逐步分化出一个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他们以 求强 、 求富 为口号，主张兴办 洋务 ，以维护封建统治。故称其为 洋务派.所谓 洋务 ，即泛指与外国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事务。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掀起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建立外交机构；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新式武器和轮船；训练新式军队使用新式武器，建立海军；创办新式工业，修筑铁路；设立电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等。其中心内容，是创办以机器为核心，以军事重工业为先导的近代机器工业。
　　１。 船坚炮利 与近代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和洋务派的官僚们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明白了大刀长矛难敌外国的 船坚利炮 ，于是洋务派打起了 自强 的招牌，积极主张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同时，清王朝在借助洋枪洋炮和洋枪队直接参与剿杀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尝到了西洋新式武器的甜头，便对西洋武器更加羡慕和赞赏。曾国藩认为， 实赖洋炮之力 ①，才使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转败为胜。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就是曾国藩所说的 先购后制 的过程。在镇压太平军革命的过程中，外国侵略者不仅直接出兵出枪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且怂恿和帮助清政府建立近代军事工业。清政府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实际上是清王朝封建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结合的产物。在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原先标榜的御外的一面，已流为空话，兑现的只是师夷长技以安内。
　　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是在洋务派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主持下创建的。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１８６０- １８６３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开始在安庆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并试制过一艘小轮船。江苏巡抚李鸿章也在上海和苏州设立了洋炮局。但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马尾船政局（亦称 福州船政局 、 福建船政局 ）。
　　此后，全国许多省份，如河北、陕西、甘肃、云南、广东、山东、四川、吉林、北京、浙江、台湾、湖北等地，由各省督抚动用官款相继建立机器局，制造洋枪洋炮。到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为止，从中央到各省，共设立大小１９个军事工厂①，约花费４５００万两左右国库经费，雇用工人约１万至１。３万人。这些企业大部分是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有些创办不久便夭折。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二卷，第 56 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565-566页。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成立于上海，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创办的。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枪局。第二年，李鸿章又派苏松太道丁日昌和总兵韩殿甲设立制炮局。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以１０万元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该厂当时被认为是洋泾浜外国机器制造业中最大的企业，能够修造大小轮船及制造洋枪和开花炮。李鸿章买下这座铁厂后，把它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将原先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合并入总局。这时容闳购买的机器已运回上海，也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江南制造总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新建。到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发展成为占地４００余亩，具有３２座厂房，一座大船坞，２０００余工匠的大厂。到９０年代，制造总局的厂所分设３０多处，厂房１５００多间，汽机、锅炉３０座，大小机器达８５０部。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局内各有关造船的分厂独立出来，组成江南船坞，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后改称江南造船所；其余部分仍称江南制造局，民国六年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时，一切开办经费，包括容闳购买机器的费用在内，约计５４３０００两①。常年经费，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以前由军需项下拨款，每年约十几万两。同治六年，经曾国藩奏请酌留江海关洋税二成，为常年经费，约３０- ６０万两之间不等。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１８９２- １８９５年）间，增建炼钢厂和无烟栗色火药厂时，又由户部拨专款４０万两作为增建经费，并添拨常年经费２０万两。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 １８９４年）的２８年间，共耗费国库银１６０２８８７４两②。是全国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
　　江南制造局用重金聘用大量外国技术人员，主要生产各种机器、车床、刨床、枪枝、子弹、大炮、火药、水雷和轮船。设有广方言馆和翻译馆，专门培养翻译人员，并翻译出版西方著作。还下设工艺学堂和操炮学堂，训练制造和使用枪炮的技术人员。江南制造局规模很大，但生产能力却很低下。
　　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轮船１５艘（载重量从几百吨到２４００吨），各种枪枝５万多支，各种炮２７４门，各种枪炮弹５０多万粒，水雷５００多枚，各种机器车床４００多件①。这些产品都以调拨的方式，供给各军械所、军营、炮舰、炮台的需要。产品的质量也很低劣，所造的炮， 炮身不长，机器不灵，施放过迟，一点钟只能放七、八炮 ②。所造之船， 小船只能供给沿海岸巡缉之用，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 ③。
　　金陵机器制造局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李鸿章在苏州洋炮局的基础上创办。同治二年，李鸿章攻陷苏州后，利用 阿思本船队 的机器设备，创办了苏州洋炮局。
　　同治四年夏，原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从苏州移驻南京时，将由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苏州洋炮局一个车间随之迁往南京，厂址选定在雨花台，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经过逐年扩建，拥有机器局、水雷局、火药局、火箭分局和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局等，能生产大炮、炮弹、枪枝、子弹、水雷及各种军用品，主要供应李鸿章的军队之用。有工匠七八百人。其常年经费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后，由南北洋各拨银５万两，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南洋加拨１万两，共１１万两。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310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311-312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293页。
　　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303页。
　　③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 289页。
　　该局工程师兼督管曾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担任，对制造军火是外行，所制大炮多不能用。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金陵制造局为大沽炮台制造的大炮，在演放时发生爆炸，炸死士兵７人，以致全部成品都成废物。李鸿章不得不撤换马格里的职务。到了９０年代，金陵制造局每月可生产后膛枪１７枝，两磅炮２尊，一磅小炮１尊，各种枪炮弹１万多枚。所用钢料也大多是从上海江南制造局买来。
　　马尾船政局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办的一个近代船舶修造厂。地址在福州马尾山后，故又叫马尾造船厂或福州船政局。正当船政局筹建之际，左宗棠奉命调任陕西总督。左在离任之前奏派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祯为总理船政大臣。虽然左宗棠已经离任，但仍参与船政局的建设和发展事宜。
　　马尾船政局开办经费４７万两，常年经费自同治五年起，每月由闽海关拨银５万两，同治十二年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２万两①。到光绪二十年止，共用去经费１４００多万两。船政局占地６００亩，雇佣工人约在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人。
　　设备比较完备，设有造船厂、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钢厂、储材厂、鱼雷厂，还有可容纳北洋海军最大铁甲船的船坞。从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建造第一艘轮船开始，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共建造轮船４０艘，载重量最大为２２００吨。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之前为初创阶段，所造轮船多为木船，共造大小轮船１５艘。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为发展阶段，所造船只多是铁皮船只。
　　马尾船政局初创阶段，雇佣了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光绪元年后，在沈葆祯的领导下，大部分外国技师和工头被辞退，改由船政局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造船工艺和制造水平不断有所提高。
　　天津机器局同治六年由清室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请创办。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崇厚在天津训练洋枪队时，就开始试制炸炮和军用品。同治五年，崇厚以 练兵需器 为由，奏准筹建天津机器局。第二年开始投产。该局分东西两局，分设于贾家沽和海光寺。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遂由李鸿章主持。李鸿章接办后，加以整顿扩建，增添水雷局、淋硝、强水厂等，制造的新式军火在产量上较前增加三四倍。还承修兵轮、轮船和挖河机器船。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试制水雷。光绪十三年到十九年（１８８７- １８９３年）又建栗色火药厂，还附设培训技工人员的学馆。
　　共有工匠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人，占地数百亩，是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军事工厂。
　　天津机器局的创办经费２１万两，常年经费主要指拨津海、东海两关的四成关税，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起户部每年又月拨边防饷银１万两，到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另从海军衙门指拨洋药厘金作为常年经费的补充。每年约有２０多万两至５０多万两不等。东局以制造火药、铜帽、各种枪炮及各式子弹和水雷为主，附设电报、水雷学堂。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同时兼造电线、电机、行车桥船和小战船。生产效率高于金陵制造局，产品主要供给北洋水陆各军和炮台的需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后，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425页。
　　湖北枪炮厂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筹建，光绪十六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从广州迁往湖北汉阳。光绪十八年正式兴建，光绪二十一年陆续开工。该厂设有钢厂、火药厂、炮架厂、炮弹厂、枪弹等厂。机器设备全是从国外购置，每年约能生产枪枝３０００多支，炮６０尊，子弹１００多万发，炮弹数万发。产品主要供给内地各省防务之用。创办经费７０多万两，常年经费主要来自湖北土药税和川楚盐斤加价款，每年约４０多万两。
　　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受到清政府创办其目的的制约，主要是为了强化封建的国家机器，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王朝统治。且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经费、常年经费以及扩建经费，都是由封建政府统一拨给。
　　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封建色彩浓厚，企业均为封建官僚控制。这些企业本身名为国家所有，实为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把持，成为培植封建割据势力的资本。所以，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并有一定的买办性。
　　但是，这些企业由于使用了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基本上仿照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或进行生产，早期军火产品的调拨就采取计价方式，同治十三年后，天津、江南等制造局都先后有出售军火的商业收入。因此，这些企业已经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了。实际上，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时，就认为向外洋购买军火价值太昂，于是自办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价值规律的影响，受到国际军火价格因素的制约。如天津机器局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制造林明敦枪时，虽然 精利合用 ，但 以核费与购价悬殊，当饬停止 ①。四川机器局也于光绪十三年因 核计局中铸枪工料，其用费已昂于外洋买价……以更贵之价，铸无用之枪，殊不合算。
　　饬局将各项洋枪暂停铸造……以所省局费，购备外洋枪弹 ①。这些企业的产品，早期更多的是由清政府统一调拨，到了后期，则这些企业的经营方针也有了较大的变化，逐步转到要为出卖而生产。如马尾船政局，在８０年代为北洋和两广承造的轮船，就要收取半价或全价。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则提出今后沿海沿江各省用船，一律由船政局代为承造，各制造局在后期的生产中，为各省承造的船只，不仅收取价银，而且把这些收入正式作为企业的经费。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356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494页。
　　清政府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目的，决定了这些军事工业的双重历史作用，即具有 安内 和 御侮 的两重作用。无论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社会矛盾以阶级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以对内镇压人民革命为主；还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社会矛盾转变为以民族矛盾为主，清政府的政治路线转变为对外御侮为主，清政府都没有放松对人民革命和人民起义的武装镇压。正是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为清政府镇压和防止人民起义，提供了大量先进的军火。清政府曾经赞誉李鸿章制造枪炮并用来镇压捻军和太平军的功绩， 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披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②。各省机器局所造的军火，也都在镇压当地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恶劣的作用。但是，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同治十三年因琉球事件日本出兵侵略台湾时，江南制造局为此而加紧了军火生产， 不管中日台湾问题的交涉前途如何，江南制造局的官员们显然比平时更关心他们的军用品制造，并忧虑可能爆发的战争。高昌庙的制造厂特别忙碌 ①。在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和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两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江南、天津等制造局和各省制造局生产的军火都发挥了有效的御敌作用。马尾船政局所制造的军舰，是南北洋舰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法、中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首先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相应的工业体系，因此，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带动下，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工业陆续建立起来。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等工业，是与近代军事工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和近代军事工业联系在一起，形成近代中国的大机器工业。近代军事工业不仅生产力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且经营方式也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特别是近代军事工业，开中国大机器工业之先河，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２。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
　　①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由于军事上的饷需匮乏、经费拮据，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经验，并逐渐认识其迫切性，从求强为主转变为求富为主，提出 寓富于强的发展战略，以 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由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性的厂矿企业。
　　早在太平天国兴起后不久，清政府就遇到饷源匮乏问题，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办厘金。随着与太平军战争的持久和扩大，军费大幅度上升。
　　尤其是到了６０年代，购买新式武器和轮船的费用进一步增大，以及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使费用急剧增加。再加上外贸入超，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而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又使清政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整顿武备和扩充军事工业的重要性。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巨额资金不可，因此，在求强与求富的问题上，求富摆到了首要的地位。
　　洋务派认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是由于它富，而富又是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也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够真正强盛。有了这些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就能解决不断增加的饷源，也就必然能够增强整个国力。导致洋务派将举办民用工业提到实施日程的原因，还在于近代工业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军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工业体系。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钢铁、铜、铅等原材料和煤等燃料的需求日益增多，而这些原材料和燃料的取得，如果要从国外购买，一是不方便，更重要的是价格昂贵。这就促使洋务派的官僚们为了不买或少买外洋军火，取得廉价原料和燃料，而举办煤炭和铝铜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等工业企业。此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轮船航行于沿海内江，航运之利多为洋商所夺；纺织品和棉纱大量进口，逐渐占领小生产者失去的市场；钢铁、铜、铅及其制品和煤炭的大量进口，使外商赚去的钱财日益增加，等等，也促使洋务派产生举办民用工商业的强烈愿望。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第 1页。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上册，第 294页。
　　②民用工业的主要部门和重要企业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相适应，发展主体也由单纯的官办扩展到 官督商办 、 官商合办 以至 商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举办近代民用工业的组织形式。官督商办，就是政府出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号召私人投资，创办企业，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官商合办，就是由政府和私人双方订立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企业管理。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民用工业除少量官办企业外，大部分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的研究，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止，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共２７个，经费２９６４万元，雇佣工人２５５００- ２９５００人①。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纺织厂，第一条实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都是洋务派在这时开办的。这些中国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除轮船外，力量要比外国在华企业雄厚得多。
　　这时洋务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大类。
　　轮船航运业主要企业是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最早举办的民用企业，也是由纯粹官办转向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同治十一年，清政府鉴于漕运困难，并看到新式航运业利润优厚，批准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设立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同治十一年冬（１８７３年１月），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最初委派浙江省总办海运委员会候补知府朱其主持，规定股本１００万两，招商承办。但商股最初只有１０多万两，到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才凑够。同治十二年夏之前，实际上是纯粹官办，在此之后到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则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一年，盛宣怀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后，才转为官督商办。
　　招商局起初只有３艘轮船，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增加９艘，光绪三年又以银２２２万两的高价收买了美国旗昌洋行的旧轮船１８艘，达到３０艘，使中国轮船吨位增至４００万吨左右，约占中外在华轮船总吨位的３６。７％。招商局的出现，使航运业的竞争阵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美国旗昌、英国太古、怡和３家互相倾轧的局面，一变而为外国侵略者共同勾结，一心要挤垮招商局，妄想垄断中国的航运业。由于清政府给予漕运专利，回空免税等协济，才使轮船招商局得以维持。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招商局与太古、怡和两公司勾结订齐价合同，共同垄断沿海和长江航运，停止竞争，分享垄断利润。
　　轮船招商局曾经营过海外贸易，派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后因无力与外商竞争而停止。招商局先后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设有分局。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又行改组，归清政府邮传部管辖。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后改为国营，成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航运的重要机构。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379页。
　　采矿、炼铁业洋务派在这方面的企业创办最多，大小共有１７个。其中较大的有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和汉阳铁厂。
　　台湾基隆煤矿，是中国近代第一座机器采煤企业。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
　　因福州船政局用煤之需而设。原为土法生产，光绪二年沈葆祯改为官办，开始用机器采煤，资本１９５０００元，常年经费由船政局拨给。机器购自英国，聘用英国技师，雇佣工人１０００人左右。最高年产为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的５。４万吨，煤块主要供应福州船政局，部分售给招商局及香港外国商人。由于每吨售价２。５元，付矿工工资仅４角，成本仅为１。５元左右，故利润极丰。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中法战争时遭到炸毁。此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由于经营拮据，时而商办，时而官商合办，时而官办，长期处于破落状态。
　　开平煤矿。矿区在直隶（今河北）滦县开平镇西南。光绪二年，李鸿章委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筹办。光绪三年拟定官督商办章程，招商集股，计划筹资８０万两，但应者很少。光绪四年，李鸿章、唐廷枢等官僚凑够２７万两，加上大量借拨官款，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光绪七年全面投产，光绪八年日产煤５００-６００吨，光绪二十年增到日产１５００吨。机器购自英国，重金聘用外国技师４- １０人，雇佣工人约３０００人，再加其它辅助工人达１万多人。产煤约有三分之一免厘售给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以及清政府其它用煤，６０％以上销往全国各地和香港。由于矿藏丰富，工价很低，运到天津以低于洋煤价格出售，最少还有２０％的利润。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英国人骗买，此后长期被英国资本占有。
　　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省兴安岭以北的黑龙江畔，同治初年就已发现，陆续有人前去开采，最多时达六七千人。　　８０年代起，清政府开始重视对金属矿的开发，漠河金矿是最有成效的近代矿业。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黑龙江将军恭镗奏请举办。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和恭镗开始筹划开采，次年成立漠河矿务局，在漠河、奇乾河两处设立金厂，确定为官督商办，由候补知府李金镛总理局务。光绪十五年正式投产，购买外国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开始时雇佣工人１５００人，后又增加到２０００人。开工后采挖顺利，年产值银１３万两。光绪十九年新建观音山金矿，年产值１５万多两。光绪二十三年为３０多万两，光绪二十五年达４２万两。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沙俄强占，到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６年）才收回。宣统三年改由黑龙江省自办。
　　汉阳铁厂。前身为广州炼铁厂，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筹办。当年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时，将广州铁厂迁到湖北，地址设在汉阳大别山（龟山）脚下，于光绪十七年正式开工建厂，起初为官办。
　　与此同时又勘采大冶煤铁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并修建运矿铁路。机器设备全由外国购进。到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共花去经费５８３万两①，但每日出铁仅４０多吨，且都不合用，合用的钢却一炉也未炼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无力筹措经费，于光绪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二十四年，又在江西萍乡开采煤矿。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扩充，添招股本，改名汉冶萍股份有限公司。汉阳铁厂是当时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经费用得最多，但成效很差的一个企业。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辑下册，第 385-387页。
　　电讯业　由于外国在中国经办电报事业，使清政府及洋务派官僚们感到电讯业是军务和商务的必需。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李鸿章在大沽至天津间设置电报，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电报。光绪六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设电报总局，由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代为办理，并在天津成立电报学堂。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镇江、清江、苏州、上海各设分局。电报总局先是官办，由盛宣怀任总办。创办经费１７８７００两，在军饷内垫支。光绪七年，开始敷设由天津、上海、福州到广州的电线，当年完工。光绪八年招集商股，改为官督商办，在上海成立电报学堂，敷设上海到南京的电线。以后陆续归还官款，敷设广州到海南岛、南京到汉口，北至东北各省和朝鲜仁川的电线。光绪十年总局移至上海，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自建官线。光绪九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插手敷设广州至九龙和香港、福州、上海的海底电线。洋务派的电讯事业实际上为外国人控制和利用。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后，商股由官方收回，电报总局遂成为政府机关，隶属邮传部，称电报局，兼办电话事业。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各省官办电报也收归中央政府。
　　棉毛纺织业　在外国纺织品的冲击下，洋务派官僚为了与洋商竞争，分洋商之利，追逐利润以致富，在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前共办了五个纺织企业。他们是：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开办的官办兰州机器织呢局；光绪四年筹办，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成立的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成立的官办湖北织布局；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筹办、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开工的官办湖北纺纱官局（以上两局又称湖北纱布官局）；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开办的官商合办的华新纺织新局；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开办的官商合办湖北缫丝局。洋务派的纺织业是在洋商没有在中国设厂的情况下筹建的，同时也是在洋布充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洋务派创办纺织工业，不仅纯粹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且完全是要运用先进的生产方法达到挽回利权的目的，并通过它来致富。这些企业中，以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纱布官局规模较大。
　　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企业。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倡议兴办纺织业，呈请李鸿章、沈葆桢奏准设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成立，委派三品江苏补用道龚寿图专办官务，三品候选道郑观应专办商务，成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厂址设在上海杨树浦，占地面积３００亩，聘用美国技师英国人丹科，机器设备购自英美。由于资金不足，经营不力，直到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才正式开工建厂。光绪十五年十二月（１８８９年１２月）试机，并正式开车。该局包括纺纱和织布，雇佣工人约４０００人，聘用外国技师４人。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时有纱机１００张，日产纱１６包（６０００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时有纱锭３５０００枚，布机３５０台，日产纱５０包，布六、七百匹，年产２４万匹。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很高。正当织布局建成投产并大力扩充之际，光绪十九年九月（１８９３年１０月），织布局被大火焚毁，损失约达１００万两以上。
　　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又命盛宣怀恢复织布局，在原旧址重建，改名华盛纺织总厂。总厂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开车投产，有布机７５０台，钞锭６４５５６枚。甲午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陆续在上海开设纱厂，使利润显著下降，华盛总厂连年亏损，难以维持。以致于宣统元年以２１０万两银出售，股票全为盛宣怀把持，变成私产，将总厂改为商办集成公司。
　　湖北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创立后不久，张之洞也在筹办新式纺织厂。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开始向英国订购机器，准备在广州设立织布官局。次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遂将机器运至武昌，设立湖北织布官局。光绪十六年兴工建造厂房，开办经费全由官筹措，官本官办。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建成开车，共用经费１２０万两。
　　该局拥有纱锭３００００枚，布机１０００台，聘用外国技师，雇佣男工２５００人。
　　光绪二十年，可日产１６- ２５支纱４０包，本色斜纹等布４００- ７６０匹。由于织布官局拥有免厘和专利权，产销均由局员包揽，尤其是棉纱的利润很高，因此张之洞决定扩充纱厂。
　　湖北纺纱官局是光绪十九年开始筹建的，因为张之洞看到纱利丰厚，决定增设纱厂，拟增加９７０００锭，分建南北两个纱厂，官商合办。由于筹措资金困难，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在织布官局旁建成了北厂。次年投产，有纺１０- １６支纱的纱锭５００６４枚。由于商股见官权太重，不愿参加，北厂即由官办，是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则因资金缺乏，没有再建。
　　湖北织布官局和湖北纺纱官局，后期由于布匹销路日减，内部管理腐败，逐渐难以维持，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一起租给粤商承办。
　　此外，这时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还有铁路等行业。我国第一条自建的实用铁路唐胥路，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建成。全长１１公里，建成不久后正式通车。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延长至芦台。光绪十三年李鸿章组成天津铁路公司，官督商办，次年将铁路修至天津。光绪十五年，成立北洋官铁局，官办，与天津铁路公司 通融权用.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又将铁路从唐山延至山海关外，全长约２００公里。
　　③洋务民用工业的历史作用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起源于清政府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二者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的联系。洋务民用工业的创办和经营，目的是为了致富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生产的产品全属商品生产；资本的所有者多数是以私人投资为主，即使是官办企业往往也借有商人资本；绝大部分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所以，这些民用工业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最早的民用工业。它不仅是作为封建主义而且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面产生和发展的。
　　但是，由于洋务民用工业受到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制约，即使是在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企业里，私人资本也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从企业的管理到产品的销售，都受到封建政府的制约。企业的领导权往往是由封建官僚掌握，认股的商人对企业的管理很少有发言权。这些企业，往往享有某些封建特权，如拨借官款，减、免税，专利垄断等，从而使这些企业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这种情况往往又使企业难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摧残。由于官僚控制和经营腐败，这个时期所办企业多数亏损，或者改组出租，或者关闭，许多获利优厚的企业也在所难免。然而 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不仅严重影响了商民投资办厂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
　　总之，洋务派创办的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企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民用企业，它构成新兴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的发展，同时又刺激和影响了其它新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它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掌握大规模机器生产的近代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积累了发展近代工业的经验，为以后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近代机器工业，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建设和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开端。从洋务军用工业，扩展到洋务民用工业，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构成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整体和体系，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洋务派官僚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重重束缚，学习和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开创了近代中国机器工业，使中国有了新式军事工厂、煤矿、钢铁厂、造船厂、金属矿、纺织厂、铁路和通讯事业，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这些企业的建立，使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也是一种 分洋人之利 的竞争和对抗力量。洋务派官僚们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专制统治，但其结果却不自觉地走向自己预期目的反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衰亡。所以，北洋海军的覆没虽然宣告了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失败，却并不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的终结。
　　（四）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经济主张
　　１。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经济主张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春，《马关条约》签订的恶讯，使云集京都参加会试的举人震惊，康有为起草了１４０００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梁启超联络湖、广举人联名，各省举人有１３００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字，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历史上的 公车上书 ，它成为戊戌维新改革运动的起点。从此，维新派人士不断上书（康有为共上书７次），并通过办报纸、组织维新团体、办学会，宣传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清德宗下 诏定国是 的诏书，宣布变法，到同年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历时１０３天，史称 百日维新 或 戊戌维新.维新其间，清德宗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维新派人物，颁发新政诏书、谕令１１０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推行他们维新变法的改革措施。维新派的经济主张主要包括下面一些方面。首先，他们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富国，必须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通过皇帝下诏书奖励和重视提高技术来发展工业。农业作为与工矿企业和商业同等重要的生产部门，也要采用机器生产，改造农业的落后面貌。
　　中国商务的振兴，必须走发展工业的道路。为了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在京城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农工商分局；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农业研究机关）和商会（商业公司）；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提倡各种实业，直到允许私人开办兵工厂。创办中国银行（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岁入，按月发表。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新著作，新发明。在京城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各省府州县也一律举办。奖励创办报刊、设立译局，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派人出国留学。
　　这些发展经济的政策和主张，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因此，是符合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的。由于戊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因为戊戌维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所以维新时期的许多新政触犯了上上下下腐朽的封建官僚和社会势力。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仍然十分厚重，而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以及维新派的政治势力还很薄弱，再加上清王朝帝党和后党在朝廷权力上的二元结构，使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地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希望变成泡影。
　　２。戊戌维新的历史作用
　　百日维新 作为一次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所提出的任务，却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
　　它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因素不断发展和积累所产生的客观效应的集中体现。从经济的角度，历史地看待戊戌维新，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百日维新的经济政策和维新派的经济主张本身来看，它是继洋务运动之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革新。
　　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派在政治上有所不同，但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两者却是一脉相承的。维新派提出的许多经济方面的革新措施和设想，与洋务派的相同或基本相同，其中有些措施洋务派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或正准备实行。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所阐述的 富民之法 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 惠民之法 四项：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以及康有为多次提出的培养新式人才等等。
　　其次，从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中心问题来看。洋务运动是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应地进行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而戊戌维新运动则是以政治制度的变革为核心，通过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下情上达的民主社会制度，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以达到国家富强，垂危的大清王朝得以挽救的目的。戊戌维新使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从器物层推进到制度层，把政治制度的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维新派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富强的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行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如果想要富强，就必须实行这种民主政治制度。
　　戊戌维新的失败，使中国清代经济失去了依靠既有统治权威进行类似于日本和俄国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走上现代化富强之路的机会。但是，由于经过戊戌变法运动，资本主义思想得到迅速传播，这对后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都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又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教训，企图再来一次 维新 运动。尽管在 新政 时期，清政府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１９０３年９月）成立了商部。但是这不仅已经为时太晚，而且已经难以得到有识之士的支持，丧失了主持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权威。清政府在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只能得到灭亡的下场。
　　（五）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
　　从清晚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再加上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一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和言论，随之出现，并逐渐起着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这些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从其发展的过程来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鸦片战争前后的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１９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
　　１。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封建社会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侵入，这在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发生了明显的反映。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上层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在提出抵抗侵略的同时，开始产生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处的要求。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魏源等一些进步学者，为了争取实现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以缓和社会危机，感到有必要反对维护完全僵化的现状的正统学术，提倡重视现实，反对颂古非今，论证随时势变化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有少数爱国士大夫抱着对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的警惕，开始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本着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 的认识，最早较为系统地了解和介绍西方的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林则徐主持翻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请人将英国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编为《四洲志》，介绍了世界３０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同时，林则徐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主持编纂了《华事夷言》等书。初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军事技术方面有胜过中国和值得中国学习的长处。
　　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了解西方、注意搜求有关资本主义国家知识的风气，在进步士大夫中有进一步发展。相继出现了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最有影响。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魏源整理编写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以后又两次扩充，发展为百卷巨著，成为中国人和东方人了解西方的划时代的史地和军事政治经济文献。它不仅是当时介绍外国地理和社会情况的一部最详尽的著作，而且在林则徐已取得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开启了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声。它不仅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传入日本后，也成为日本维新人士传阅的宝籍。
　　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太平天国颁布《资政新篇》这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纲领的同时，作为林则徐的门生、魏源的友人、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营垒中，也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纲领——《校邠庐抗议》。冯桂芬主张 采西学 ， 制洋器 ，在重视国内商品经济和商业的作用方面，在学习西方的内容方面，都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有所发展，他把学习西方与改革国家政务联系起来，并提出在中国广泛建立大机器生产的思想，比魏源的那种主要是仿建西方军事工业、指出有从军事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可能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冯桂芬的思想，与《资政新篇》相比，远不如后者系统和彻底。由于冯桂芬身处当权者的营垒，并信奉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①的原则，所以冯佳芬的思想，更直接地体现了开始出现社会改革需要的中国社会现实，他的经济主张也较容易为统治者所采纳。冯桂芬的思想开洋务运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先声；其经济改革的具体意义，也有许多在不同程度上为洋务派所采用，并被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
　　这个时期出现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主要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以林则徐、魏源的经济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①林则徐的经济思想林则徐（１７８５- １８５０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伟大政治家和先进思想家。他是中国近代首先举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旗帜的民族英雄，并能以开明的眼光和态度，看待世界和处理国际事务。由于林则徐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政务上，从未著书立说，因此他的经济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他处理政务时写的各种文件中。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期间，为了解敌情组织编集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成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和军事技术的书籍。《四洲志》还是后来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基础。
　　林则徐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散见于他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论议中，缺乏系统性，更没有理论上的分析论证。但他较早和较多地注意到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并把抵制外国侵略和扶持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尽管林则徐对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仍然陌生，但他在同外国侵略势力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从武器和军事方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认识到 天朝 还有 不如夷 处。他主张中国自己制造船炮，力求在新式武器的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
　　林则徐作为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领袖，除了从政治、军事、社会、国家财政等各方面指出鸦片走私对中国的危害，还十分重视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他认为鸦片贸易是导致当时中国白银外流和发生 银荒 的主要原因，解决的办法主要在于禁止鸦片进口和国内吸食。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无法再主张用禁烟的办法解决 银荒 ，便主张用开银矿的办法，增加白银的来源。为了使商民开矿能够获得稳定可靠的赢利，林则徐建议实行 宽铅禁 、 减浮费 、 严法令 、 杜诈伪 等保护措施。由于铅是开银矿的副产品，又是制造军火的重要原料，清政府一向禁止私人买卖，林则徐主张取消此项禁令，就是为了使私人开采银矿获得更多利润。
　　林则徐对禁止鸦片贸易的态度十分坚决，但却能够从经济角度考虑对外贸易问题，主张把鸦片贸易和一般对外贸易加以区别，反对实行封关禁海、禁绝同一切外国的一切贸易。林则徐认为发展对外贸易，可获得一定的关税收入，来作为制造新式武器的经费。而且他还看到，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私人获利。他与当时大多数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不同，不仅仅从使用价值角度考虑对外贸易问题，而且能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待，把各国商人进行对外贸易的动机归结为 趋利.表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当时在东南沿海商业比较发达地区，由于外国银币流入，有些交易甚至需要支付洋钱（外国银币）才能成交。由于必须在交易前将银锭兑换成洋钱，求兑者多，造成洋钱溢价，有些外国人就采用输入洋钱、输出银锭的办法从中掠夺。对此有人主张禁用洋钱。林则徐则从商品流通需要的角度考虑，认为禁用洋钱不符合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应当依靠经济手段，效法西方通过官局铸造银币来解决。他不仅提出了这个主张，并使之在局部得以实现。在林则徐于江苏做官期间，就曾经由地方政府铸造银币，供当地市场使用。由于这项主张遭到顽固派保守势力的阻挠，未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
　　②魏源的经济思想魏源（１７９４- １８５７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成熟阶段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更全面、更清楚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倾向。魏源在学术造诣和基础的深厚方面，是与龚自珍相颉颃的人物，他们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风气。但在倡言改革方面魏源比龚自珍表现了更为明显的历史进化观点。魏源同时又对实际经济问题有很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具有当时最为广博的外国情况的知识。魏源长期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作幕僚，不但同这个地区的工商业者有密切的联系，自己也直接参加过经商活动，曾在淮北改行票盐后，作为主要筹划人之一与人合伙出资经营。魏源与林则徐有着长期的友谊，在主张禁烟和抵抗外国经济侵略问题上志同道合，思想上互有影响。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林则徐的先进思想和认识，提出了以夷制夷 、 师夷长技以制夷 等主张。魏源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古微堂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中。
　　魏源虽然还未否定传统经济思想关于 本 、 末 的区分，并赋予其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涵义，但他却提出 缓本急标 的论点，即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 本 仍然比 末 重要， 食 应比 货 优先；但从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来看， 标 却比 本 更急迫， 货 的问题应放在更优先的地位。他的这个观点，为他在鸦片战争后更重视工商业和商品货币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彻底抛弃 重本抑末 的封建经济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发展阶梯。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基础，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地主和商人，他们没有后来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采用新技术、开设新式企业的条件和积极性。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就自然更偏重 除弊 ，而不是更多地强调 兴利.魏源在编辑《海国图志》时，提出了由清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轮船、枪炮及其它新式工业品的主张。这种要引进西方新式机器工业的主张，突破了传统的兴利除弊思想的局限。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正是从魏源的这种思想出发，进一步把 兴利 放到比 除弊 更为优先的地位，把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作为兴利的基础内容。
　　魏源还从一贯的 利商 思想出发，提出 官局 制造的轮船等机器可以出售给商人，国家的军舰可为商船护航等主张，并除去设官局外， 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①。这种要求向新式工业投资的思想，是后来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思想的前奏曲。尽管魏源还没有提出建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明确主张，但他的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是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出发点。
　　①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一，《筹海篇三》。
　　２。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逐渐产生，一直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均处于早期阶段。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又进一步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刚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部分地主分子的利益，要求把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中国。
　　为了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一些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减轻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发展，这种思想日益起着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
　　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受到了西方社会思想的更大影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到过外国，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直接的了解，有的还直接接触过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国内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和报刊也大量增加，洋务派所设的机构和西方传教士在这个时期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的技术、自然科学、史地以及宗教一类的书籍。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直接前驱。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要求，和实行自上而下的经济、政治改革等许多主张，都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
　　①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特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要求投资建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和抗议。由于这种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大机器工业开始出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和大规模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由一部分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人物提出来的，因此它表现了一种企图为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寻找出路，要求学习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先进科学知识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强烈愿望。它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 除弊 和 兴利 的问题上，他们更加强调 兴利 　，并把兴利明确地归结为兴办新式资本主义工商业等问题。例如王韬在其写的《兴利》一文中，列举的 兴利 的各个方面，包括 广贸易 、 开煤矿 、 兴铁路 、 兴织纴 、 造轮船 、 兴筑轮车铁路 等，都是关于建立、发展新式工商业的问题。他们虽然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维护的态度，但他们已经不是从自然经济的观点看待农业，而是明确主张使用农业机器和新式技术改进农业生产，强调发展商品性农业，把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的农业部门放在首要地位。
　　第二，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把反抗侵略的重点放在抵制经济侵略方面。在 求强 和 求富 的问题上，首先强调 求富.认为富是强的基础，而求富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第三，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问题上，不仅主张广泛学习西方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而且强调学习和仿效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逐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方面，提出学习西方的要求。王韬在《重民中》一文中提出，不仅要采用新式技术和机器来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还应仿效西方国家， 许民间自立公司 ， 令富民出其货，贫民殚其力.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经营新式工矿交通事业。
　　第四，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力图获得封建政权的扶持和保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只看到中外通商的结果使中国日益丧失更多财富，便从流通过程的表面得出对外贸易是 求富之源 的重商主义式的观点。
　　例如马建忠从财富即金银的观点出发，把西方国家工矿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主要归因于美洲、澳洲巨大金矿的发现。把对外贸易看作 求富之源 ，把开采金银矿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像王韬、薛福成、陈炽、郑观应等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这种重商主义的倾向。
　　②郑观应的 商战 思想郑观应（１８４１- １９２０年），字正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罗浮偫鹤山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郑观应是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资本家，从事工商业活动几十年，同时他又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先后撰写和辑录了许多关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文章，他所编著的《盛世危言》，是当时国内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书籍，甚至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中心和主要内容，是商战思想。 商战 是郑观应首先提出的特有的范畴，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归结为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两种方式，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严重，更危险。因此，他主张中国必须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这两种侵略方式，用 兵战 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以 商战 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还要把商战放在首位。他说：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①。 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②。他把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直接联系起来，并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程度来认识。
　　郑观应提出的 商战 以及所谓 商务 ，其范围都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但他更突出强调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针对许多顽固派人物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提出的 以农立国 的观点，提出了 以商立国 的口号。他认为，商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应从属于商业发展的需要， 四民 中的士、农、工都是商的帮手。国家的政策，必须以保护商务为基点，按照这种关系把各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外进行商战。这种以商业为中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的思想，也是其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具有的。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商战》。
　　②　　 《盛世危言》三编，卷二，《商战下》。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在近代中国提出了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清政府压制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进行了批评指责。这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上层建筑方面改革要求还十分微弱，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仍然采取维护的态度。他们学习西方的要求只限于生产技术、科学知识和经济制度方面。他们还缺乏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其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经济思想，多半仍表现为具体的主张和论述。
　　３。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发展
　　甲午战争后不久，出现了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也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在继承和总结前驱者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主张，创立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变法维新运动。他们开始运用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对封建的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提出了更加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把发展大机器工业作为他们改革的中心。他们已经开始运用西方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攻击封建政权压制私人资本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仍然幻想取得封建统治者的恩准来实现改革的要求，把自上而下的改良看作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唯一道路。他们仍然不肯触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且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还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很大的幻想和畏惧。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其中又以康有为、严复更具有代表性。
　　①康有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康有为（１８５８- １９２７年）是１９世纪末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中心人物。他的经济思想，大体上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以前，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前，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的著作为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基础；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他的思想转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为反动势力的统治进行粉饰和辩护的工具。康有为一生著述很多，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戊戌变法前的一系列上书、《大同书》，以及他后期的《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议》、《理财救国论》等著作中。
　　在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占有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的 富国 、 养民 的各种主张，构成了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康有为的所谓 富国 ，包括 钞法 、 铁路 、 机器轮舟 、 开矿 、 铸银 、 邮政 等６项具体主张。
　　这些主张并不是单纯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而是根据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提出来的。他明确提出要求建立和健全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近代货币制度，发展新式交通运输业和采矿业，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顺利发展的前提。他所说的 养民 ，又包括 务农 、 劝工 、 惠商 、 恤穷 等四项主张，也都是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事业为主要内容。此外，他还提出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一切工、矿、交通运输、商业，包括军事工业，都应该听任私人资本家投资经营，并由国家在培养人材、供给技术资料、减轻赋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帮助。
　　康有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生产看作商业发展的基础，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特别重视工业。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守旧、愚昧的局面，才能使中国富强，无敌于天下。并从这种认识出发，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把中国 定为工国 的主张，提出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国家工业化，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问题。康有为是我国最早提出国家工业化主张的进步思想家。
　　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康有为的认识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进步思想家。他认为，如果仅从经济方面进行，还不能够实现变法的目的。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 ①。为了实行 全变 ，康有为建议设立 制度局 来统筹全局，拥有制订国家政策，权衡变法大计的权力的机构，其职权相当于当时清政府的军机处。在 制度局总其纲 外，还另设法律、度支（财政）、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物、游会（主管社团活动和宗教事务）、陆军、海军等１２局。使制度局的１２局形成掌握实权的 维新内阁 ，并选拔主张或同情变法的通才任主管官吏，来代替原来的各种高级政府机构和负责这些机构的守旧的大臣。
　　康有为提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以及他在生产和流通、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上，都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有了进步和提高。但是，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关系的认识，仍然是表面的，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也缺乏较为有力的理论论证。康有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更为显著的进步，而且对帝国主义者还抱有很大的畏惧和幻想。
　　尽管他后来提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的 大同 理想，为实际改革活动描绘出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但却又强调通过君主立宪，反对通过革命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走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面。
　　②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严复（１８５３- １９２１年），原名宗光，字幼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翻译工作。在他之前，中国所翻译的西方书籍大多是宗教及自然科学、技术一类，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书籍，在近代中国起到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严复对经济问题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他为《原富》的中文译本所写的大量按语中，而没有专门或主要谈论经济问题的著述。
　　《原富》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严复在翻译这部著作中，所写的按语约有６万字之多。这些按语除去一小部分纯属注释性的文字外，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情况抒发的个人见解。
　　严复受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影响很深，在经济理论上更倾向于庸俗经济学。但他翻译《原富》的目的，是希望借斯密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批判清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压迫，要求给予私人资本投资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以充分的自由。严复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认为只有个人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利益，因此要想使国家富强和 利民 ，就必须使个人的经济活动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把这种自由看成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只有实行变法，废止一切妨碍私人资本自由活动的政策措施，才是顺应这种自然规律的明智行为。
　　①　　 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
　　严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认为国家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应限制在三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一、其事以民为之则费，以官为之则廉，比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比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趦趄 ①。
　　严复认为，资产阶级要取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必须在统治上首先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他认为，没有民主权利， 法 就不可能变，私人也不可能得到经济活动的自由，国家也不可能达到富强。
　　此外，严复还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生产、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都作过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合乎科学的论断。如他把工商业和农业都看作是人们物质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所以农业是 本 业；另一方面，如果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不发达，农产品无法销售，就会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和工商业 理实有本末之分 ，但决不应 贵本而贱末.关于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认为消费的增长必须以不影响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为限度，只要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增加消费就不仅对生产无害，反而会有利于生产的增长和改进。并且进一步认为，消费和积累都受收入数量的制约。
　　总之，严复能够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并对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较为深刻的理论见解，这是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所不及的。虽然他的见解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他本人也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在后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高涨的情况下走向革命的反面，但他的零散、片断的科学见解，却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①　　 严复译：《原富》第 724页按语。
　　五、内力与外力——清晚期经济（二）
　　我们说过，清晚期经济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封建经济解体以至崩溃、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它受着内外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从中国国内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袭下开始解体，它主要表现为城乡手工业的衰落，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农产品的商品化不断发展；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生和发展，它主要产生和发展在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商业中，而在农业中几乎没有什么发展。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入侵和影响的角度来考察，它表现为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侵略控制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通过投资从而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近代经济的现代化，就是在这种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中产生并缓慢发展的。
　　（一）自然经济的解体
　　自然经济占据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经济特征，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他们凭借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大规模地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掠夺农产品，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也在这时产生和发展起来，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面对这种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强有力的进攻，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手工业生产，由于技术水平低下，生产规模狭小，分工和协作不发达，终究抵挡不住。从１９世纪７Ｏ年代开始，中国的自然经济便出现了解体。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外国商品的倾销，使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其中主要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衰落，并且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经济化，包括经济作物的扩种和粮食生产的商品化。
　　１。城乡手工业的衰落
　　①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进行。这种 男耕女织 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破坏了小农经济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也就基本上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因此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便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分离的过程，是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引起这一剧烈过程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产业革命已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纺织新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较普遍地使用，日本、美国等国的纺织工业也飞速建立起来。由于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速下降。再加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也减少了商品的运输费用。特别是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缩短了中英航程２８％；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香港、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等等，便利了外国商品更大量地侵入中国市场。此外，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英国的打击尤其沉　　　　重，使其经济萧条达２２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降低了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的洋货便拼命向中国推销，使外国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扬上大幅度下降，仅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十二年（１８７２- １８８６年）的１４年里，棉纱价格就降了１／３以上①，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后，外国商品输入急剧增长。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外国棉纱、棉布的进口总值为１３７６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增长为５２００多万两（海关两）②，为前者的３８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终于抵抗不住外国廉价的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开始了解体的过程。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比较大的地区，由于封建土地束缚比较松弛，因此解体也更为明显。中国家庭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手纺业与手织业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
　　纺纱与织布，是纺织业中的两个工序，但纱和布却是可以独立生产的商品。洋纱之所以能够取代土纱，其原因在于洋纱的价格远远低于土纱。而造成土纱和洋纱价格悬殊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首先是在纺纱这个工序里发明和使用的，因而当时纺纱的劳动生产率比织布要高。特别是到了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严重危机之后，棉纱价格下降更为猛烈，远远低于中国土纱。另一方面，生产土纱所需棉花的价格昂贵且不断上涨，也造成土洋纱的价格悬殊。过去，中国一直是印度棉花的一个重要市场，每年都有大量印棉输入中国。１９世纪６０代中叶，美国南北战争使英国的棉花输入造成恐慌，从而大量收购印度棉花，抬高了印度棉价，使印棉大量转销英国。同时印度本国的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国内需要量增加，使印棉运销中国的数量不断减少。再加上日本、西欧也采购中国棉花，造成中国棉花进口逐年减少，出口逐渐增多。到９０年代，原棉的进出口值，由长期的入超变成出超，使中国市场的棉花价格处于上涨趋势。在洋纱价格不断下降，棉花价格不断上涨的夹击之下，中国家庭手工纺纱业难以逃脱衰落的命运。
　　家庭手工棉织业弃土纱而改用洋纱的情况，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日益普遍。先是在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地区，接着便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３００斤）售价银８７两，而洋纱只售５７两①。以至山东当年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纺工转而以编制草帽辫为生。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１年）时中国洋纱年进口量为５００００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为９１０００担，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为１５２０００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为３８８０００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为１０８２０００担②。２０年间，洋纱的年进口量增长了近２１倍。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土纱没落而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转而部分地依赖市场，这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解体的最重要的一步。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72 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89页。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77 页。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72 页。
　　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第二步是手工织布业和农业的分离。这一步是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在洋纱代替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情况看，尽管洋布进口增长的速度比不上洋纱，但也增加了很多。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 １８９４年）的２８年间，棉纱进口值由１６１万两增至２１００多万两，增长１３倍，而棉布只由１１００万两增加到３０００多万两，增长１。６倍①，如果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十六年（１８７２- １８９０年）止，则纱进口量增长２０。６倍，棉布只增长２７％。这说明洋布排斥土布的过程，要比洋纱排斥土纱的过程进行得较为缓慢。
　　手织业比手纺业解体缓慢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工业中织布业的发展速度要慢于纺纱业，洋纱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要远远高于洋布的生产。反映到中国市场上，洋纱进口的增长速度就远远超过洋布的增长速度。
　　其次，中国土纱业遭受洋纱打击所形成的过剩劳动力——失业破产的手工纺纱业者，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到使用洋纱进行手工织布生产。当然，许多城乡手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以后，有的转到其他行业和家庭副业生产，而大量的还是抓住织机，利用廉价的洋纱织成土布。而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铁轮机），使土布（用洋纱所织）成本也相应下降，缩小了土洋布的差价，使手织业者在较长时期内得以存在。如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广东琼州 洋纱大量进口，土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业。文昌女工既失其业，于是转移她们的力量来织布，以为补偿.再如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江西九江 洋棉纱进口增加，详究其故，系因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者，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 ①。
　　再次，由于土布具有厚实耐用的优点，在国内外市场仍有相当的销路。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土布出口值１９万多两，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增加到３２８万多两，增长了１６倍。在国内市场上也有一定的销路，许多手工纺织业者，虽然买洋布穿，但仍然不放弃织机，织卖价格较高的土布，购买价廉的洋布。这也使有些地区的手织业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有了某些发展。从而延缓了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
　　洋布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最初是在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城市中一部分富裕阶层人士穿用。６０、７０年代以后，随着洋布与土布销价差价的扩大，消费者便扩大到村镇的普通劳动人民。据当时的海关贸易报告说： 宁波本色市布价格低廉，所以一年一年地流行起来，运入内地去的，也能迅速出卖。由此中国人广泛地用漂白市布做内衣，所以销路也扩大了。过去中下阶层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 ②。到了８０年代，发展到 尽管人们已经发现洋布不如土制品耐穿，但是因为洋布便宜，所以还是多买洋布 ③。及至９０年代，洋布代替土布的情况日益扩展，手织业受到的打击在不少地方已十分严重。 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 ①。许多地区的广大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是依赖市场变为洋布的买主，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织业开始与农业分离。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89页。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225-227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221页。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81 页。
　　②其他手工业的衰落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动摇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在向中国大量输出洋纱洋布的同时，又向中国大量输出其他各种各样的机器制造品，这些机制品以其低廉的价格，使中国各种手工业部门遭受了沉重的打击。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后，洋货在中国沿海和广大内地广泛销售。
　　到了９０年代，每年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包括棉纺织品、铁及铁器制品、煤油、火柴、面粉、洋烛、糖等等，达到３５００万两。同时，由于中国落后的手工业生产状况以及腐朽的社会经济制度，也使中国自产的手工业品难以抵挡外国商品的大量侵袭。中国的手工业部门资金缺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昂，自然无法在市场上与洋货竞争。而清政府施行的厘税制度和腐败官僚的敲诈勒索，却增加了自产手工业品的负担，为外国商品的推销提供了便利条件。下面我们看一下几个手工行业的衰落情况。
　　冶铁和铁器制造业。这原是中国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也是农民的重要副业之一，过去还有一定数量的出口。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由于洋铁及洋钉、铁丝、钢针等五金器材输入逐渐增多，价格也较土货低廉，因此，洋铁不断代替土铁。炼铁作坊倒闭的日益增多。从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 １８９４年）的２７年里，仅洋铁的输入就从１１。３万担增加到１１８。５万担，增长了１０倍①。进口的洋铁价格低廉，据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记载，洋铁平均每担二两五钱，而中国土铁是不能在这个价格下生产的.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在山东烟台 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 ②。洋铁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质量纯，进口钉条铁规格大小合适，容易加工，用洋铁制品的成本比土铁低得多。
　　由于土铁在价格上无法与洋铁竞争，洋铁在加工上也可大大节省劳动力和时间，因而使得中国原有的的炼铁作坊和铁器制造业纷纷倒闭。湖南原是土铁的重要产地，沿江沿海各省都依赖湘铁供应，产钢并运销华北、西北甚至东北各地。自从洋铁闯入内地之后，湘铁就 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 ， 铁商十散其九 ， 钢坊相继停闭.再如著名炼铁、铁制业中心广东佛山，铁砖行前有十余家，今则洋铁输入，遂无此业者久矣 ；铁线行前有十余家，工人多达千余人， 洋铁线输入，仅存数家 ；铁钉行 咸道时为最盛，工人多至数千……后从洋铁输入，除装船用揽核丁一种外，余多用洋丁，故制造日少.山东过去大部分使用山西泽州府的土铁，到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时几乎完全被洋铁代替。过去 山西铁曾经供应中国大部分地区销用，如今欧洲五金货物的竞争限制了这种贸易，以致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 芜湖钢为旧日驰名产物，咸丰后尚存炼坊１４家，均极富厚。自洋钢入口，渐就消灭 ③。此外如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地区的冶铁及制铁业均因洋铁及铁制品的输入而衰落，有的地区几乎全部被洋铁所代替。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第七卷。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64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75页。
　　③　　 以上材料均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71-177页。
　　榨油业。榨油业是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广泛存在的手工业部门。农村中许许多多的小作坊，就是适应自然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成为农民的家庭副业。
　　自从煤油（旧称洋油）输入中国之后，由于煤油具有较高的发光能力，而且价格较植物油便宜，随着煤油进口的不断增长，逐步代替了农村的植物燃油，排挤了中国的手工业榨油。据资料记载，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煤油的进口还不到３万加仑，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就增加到４００万加仑，光绪十二年达２０００多万加仑，光绪二十年则达７０００万加仑。煤油价格也不断下降，如烟台煤油价格由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每箱５元降为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的２。５元。宁波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煤油每斤３２文，而豆油、花生油等植物油每斤价格却高达７４- ８８文。温州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菜油每斤１２０文，而煤油每斤才６５文。由于煤油的大量进口，使中国各种植物油和蜡烛的生产日趋衰落。 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 ①。
　　此外如制糖业，由于洋糖的进口，排挤了土糖的销售，使制糖手工业和糖行衰歇。 惟甘蔗虽中国独有之利，而制糖之法，器具不精，提炼不纯，色味不洁……乃株守成法，出糖既少，费蔗又多，制法不精，售值更贱。因循不改，转使洋糖充斥内地 ②。火柴的大量进口，很快就摧毁了火石、火镰的制造业。机制面粉的行销，排挤和破坏了手工磨面业。西洋染料逐步发展也代替了土染料，打击了蓝靛的制造业。肥皂代替了皂荚，洋针代替土针等等。旧有的手工业，在外国商品输入打击下，逐渐衰落和破产。
　　２。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进入清晚期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大量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并在中国开办了一些农产品加工工业和轻工业。而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经营一些新式机器工业。这些新式工业都需要农产品原料，这就刺激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当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之后，农民被迫放弃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的许多日常消费品，必须依赖市场的供应。为了购买的需要，农民就必须经营供应市场需要的某些商品作物。因此，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以前又有了新的提高。
　　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到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我国农产品（不包括茶叶）的出口，从２８０多万元增加到２８００多万元，２０年间增长了１０倍。农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２。６％上升到１５。６％①。这个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重要表现。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这个时期种植面积扩大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桑、烟叶、茶、花生、豆类、罂粟、甘蔗等品种。
　　①　　 以上资料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164-170页。
　　②　　 以上资料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286页。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集》，第 72 页。
　　棉花。鸦片战争前，棉花就已经大部分是供应市场的商品作物，但国内市场的用棉，还需输入印度棉作为补充。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虽然中国国内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逐步遭到破坏，需要量日益减少，但国际市场用棉增加，入口减少，棉花出口价格提高，中国棉花的出口也随之增加。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中国棉花的出口值为５８７８２１两，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为３８４１１２９两，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增加到１１２０２６６１两①，棉花从入超变成出超。
　　棉花需要量的增长和价格的提高，促进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种植区域的日益广泛。不仅原有的植棉区扩大种植面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种植棉花。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产棉区的种植面积更为扩大，江苏松江府所属州县，棉田面积几乎占耕地的大半，有些地方 禾稻仅占十中之二.浙江在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时棉花价格突然上涨，每包由９元涨到２８元，促使农民放弃其他作物的种植，改种棉花。以前种植不多的地区，如湖北、江西、安徽、陕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县，到８０年代，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因为日本设立许多棉纺织厂，对中国棉花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各地棉花种植面积更加扩大。天津、青岛等地开设纱厂后，北方的棉田也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之后，棉花的种植发展更快。 植棉之地，年有扩涨 ， 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 ②。
　　蚕桑。　　鸦片战争以后，生丝出口量激增，从道光二十五年至光绪十九年（１８４５- １８９３年），出口量从１。３万多担增至９万多担，出口值由３００多万两增加到２５００多万两。桑田面积也随之逐年扩大。当一些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后，许多农民转向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地区的农民 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自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 ③。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江西、湖北、四川等省，原来不饲养蚕的州县，到７０、８０年代也都广泛养蚕，广东有些地方还把稻田改为桑地。北方地区如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也有些地方开始普遍养蚕，河北省原仅有深、易等州县饲养蚕桑，到９０年代发展到了１９个州县。
　　烟叶。鸦片战争后，外国烟输入中国，吸食者逐渐增多。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之前，由于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较大的产地主要有湖南、甘肃、湖北、安徽、江苏、广东、福建等省。７０年代以后，由于外国加强了对中国烟叶的收购，制成卷烟后又转销中国，促使烟叶输出增长很快。从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年）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烟叶出口量由７３７担增加到１１３０００多担①。因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烟草产区。如河南邓州、山东临朐和临淄以及四川、陕西、贵州等省。
　　茶叶。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开，中外茶叶贸易一度发展极快，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当时每年外销茶叶总值，由５０年代的１０００万两增加到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的３８００万两，占当时中国全部出口总值的５２％。８０年代以前，湖南、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茶叶种植业，都获得了迅速发展，以福建、安徽种植最广。福建、安徽的某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茶山的种植园。８０年代以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机器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茶叶种植业也一落千丈。
　　湖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不少茶山，相继荒芜弃置，或改种其他作物。如福建的建瓯县，过去曾是有名的产茶地， 无论大乡小乡，十家中二三家有茶山 ，到了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就已 十荒七八 ②。广东南海， 茶叶失败，山人往往将地售作坟墓，所产茶株比前百不存一 ①。
　　这也说明这一时期中国茶叶生产对世界市场所具有的依赖性。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90-391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96-198页。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28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90页。
　　花生。鸦片战争前，花生的种植主要限于福建和广东。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开始在中国收购花生，运回本国榨油，然后部分运到中国销售。太平天国革命后，由美国传入大仁花生种子，在山东种植，产量较高。于是在直隶、河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以及东北地区推广种植，产量也逐渐增加。
　　到了２０世纪初，花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
　　大豆。大豆在中国的种植虽然很早，但以前其在经济作物中的地位并不重要。１９世纪末叶，大豆的用途被日本和欧美各国发现，于是他们纷纷购买中国的大豆，大豆的出口量从此迅速增加。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每年出口量为５７５０６公担，到了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１８９１- １８９３年），增加到７６０５２２公担。出口贸易的激增，刺激了播种面积的迅速扩大。大豆的主产地在东北三省，长江沿岸各省也有种植。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东北三省的大豆产量已接近２００００００吨②。
　　罂粟。罂粟是制作鸦片的原料。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罂粟的大量种植。罂粟种植的迅速发展，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鸦片输入取得合法地位，输入量不断增加，吸食的人也更广，为鸦片的销路提供了市场。虽然清政府在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之前表面上是禁止种植罂粟的，但实际上却鼓励种植以增加税收，于是罂粟种植迅速扩大。以前只有云南、四川、贵州等省种植，到六七十年代，甘肃、陕西、山西，以及东北、山东、河南等省也大量种植，以至安徽北部、江苏徐州地区、浙江温州地区、福建北部也有不少人家种植。估计到了８０年代，国内生产的鸦片已经超过了进口的数量。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估计，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中国鸦片种植数量约在３２５０００担，是当年输入量（６５０００担）的５倍①。
　　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清政府公然解除罂粟种植的禁令后，种植面积更加扩大。罂粟的广泛种植，首先是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侵占大量良田。罂粟所制的烟土，绝大部分内销，因此种植面积越广，人民吸食越多，严重残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
　　甘蔗。鸦片战争以前，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就大量种植甘蔗，制糖的作坊也很发达。鸦片战争后，蔗糖开始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因此甘蔗的种植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之后，中国糖在国际市场上遭到欧洲、东南亚糖的竞争，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洋糖的排挤，蔗糖出口量大幅度下降，甘蔗的种植面积也随之缩小。
　　此外，像芝麻、油菜籽、桐油以及水果等经济作物，也得到较快的发展。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47页。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418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204页。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297页。
　　②粮食作物商品化的发展这个时期，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也得到了提高。鸦片战争前，粮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粮食贸易总的来说还是在很小的区域范围内进行交换，数量也十分有限，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清晚期以后，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据了大量耕地，并形成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区域，使这些地区粮食产量减少，成为依赖外地供应粮食的缺粮区。而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商业和城镇的发展，又导致城市人口增多，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求量。同时，由于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得到加强，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所以出卖粮食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再加上耕作方法的改进，作物品种的改良，肥料质量的提高等因素，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也为粮食的商品化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些因素促使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异地之间的粮食贸易发展极快。
　　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粮食大量运销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一些地区，成为这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广东省大面积种植桑和甘蔗，产粮不足，则从广西、福建、江苏、安徽购进粮食，甚至依赖安南、暹罗、小吕床等外来米的输入。福建也依赖安徽供粮。长沙、九江、芜湖、无锡４大米市遂成为粮食的集散中心。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先生的估计，鸦片战争前，中国粮食作物的商品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１０％，而到了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国产粮食商品量已占总产量的１５。８％①。粮食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一种主要商品，这和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相对应，反映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
　　３。自然经济解体的历史意义
　　清晚期以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大规模迅速解体。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所促成，而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引起的。由于中国整个社会商品货币经济水平的低下，地域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各地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而使得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下，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主要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之上，其性质主要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
　　这种商品生产，在农业经济中只是作为一种副业存在，因而其发展前途也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再加上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很不彻底。从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游离出来的各种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虽然促使农业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却并未导致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
　　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它虽然没有导致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使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开始形成和扩大；也使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和逐步摆脱几千年来对土地和对农业的依附，摆脱土地和农业的束缚；使生产脱离分散和孤立的状态，提供了资本集中、劳动社会化以及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可能性。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自给自足，商品的交换只是偶然或迫不得已的事情； 男耕女织 的结构，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分散和孤立的小生产，不仅无法采取大型的高效率的生产工具，而且很难积累大量的生产资本。因此，中国自然经济不解体，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广阔的商品市场，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以及充足的货币财富积累等一切基本条件都难以形成和具备。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301页。
　　（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和扩张
　　１。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和投降而告终，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中英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中国的大门已经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打开。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接二连三，迫使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使一个独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中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危害最大的经济特权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协定关税和海关行政权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海关关税，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也起着抵制外国商品冲击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侵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中国的海关变成为国际资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机构。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的海关税则是一种 划一关税 ，将进出口货物分为布匹、食品、器皿及杂物４类征课。进口税一般为１６％，出口税一般为４％。但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中国关税由中外 共同协定 的原则，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在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 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所谓 秉公议定 ，实际上是由外国人拟定，中国人同意的一种门面手续。根据这个原则，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在 议定 关税税率时，清政府提出的税率表全被英方代表拒绝。后来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方面的意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这项新税则也适用于美、法等国，并且以后再改订时也仍然适用。这个税则把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税率定为５％左右，比清政府原先征收的税率低５８- ７９％。到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后，除茶、丝、鸦片等例外商品和外国人日用品等免税商品外，进出口货物一律明文规定照值百抽五的原则征税。许多商品，主要是棉布、棉纱等，税率甚至在５％以下。此后，不仅值百抽五的原则固定，而且有些进口货物的税率又比以前降低了１３- ６５％。这个税则后来一直实行了８０多年，尽管其间物价上升，但征收的关税税率从未达到５％，时常不到３％，成为世界上最低的海关税率。
　　除去海关关税实行协定税则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还进一步侵犯中国内地税制。当时任何商品在国内流通都需交纳常关税，《南京条约》根据英国侵略者的要求，规定英国货物在征收海关关税后， 不得加重税例 ，而《天津条约》则确定了 子口关税 的办法巩固英国侵略者的这种特权地位。 子口关税 制度，就是当英商进口洋货往中国内地销售，或从中国内地购买土货运赴通商口岸出口，准许英商交纳一种抵代税，以代替常关税和厘金。除交纳一次５％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２。５％的子口税（内地关税），就可以遍运中国内地。而不必像中国商人贩运商品时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后来，英国首先获得的子口税特权变成了所有外国共有的在华特权。
　　这种制度，为外国资本主义打破了从中国港口到内地的一切关税障碍，大大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
　　外国侵略者还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关。
　　《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交纳货税、钞饷，由英国驻各口领事负责。《中英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海关税则，又对英国领事管事等官如何令英人交纳货税、钞饷的手续，作了具体规定。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外国侵略者乘混乱之机窃取了上海江北海关的管理权。第二年，清政府又被迫接受美国领事的建议，成立了一个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派一人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清政府被迫同意邀请外国人 帮办税务.第二年，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国海关的第一任总税务司，设总税务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英国人赫德继李泰国之后任总税务司，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总税务司署迁往北京，设衙门办公。赫德把持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海关的机构由他一手建立，中国海关的制度也由他一手制定，中国海关的各项重要职务都由外国人担任，赫德也成了左右清政府的 太上皇.从此，中国海关彻底变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重要据点。
　　②沿海及内地通商口岸的贸易权《南京条约》签订后，我国开始丧失沿海贸易权，允许英国人在五个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贸易通商无碍 ，使五口成为外国人自由贸易的商埠。此后，《中英天津条约》又规定，英国人可以 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 ，又夺取了在中国内地通商的特权。到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为止，外国侵略者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共开辟通商口岸３５处，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直隶、奉天、湖北、江西、山东、蒙古、台湾、新疆、云南、四川、广西、西藏、安徽、甘肃等１８个省份。甲午战争之后直到清朝灭亡之前，外国侵略者又开辟通商口岸４８处，连同甲午战争前开辟的共８３处。
　　外国人不仅在通商口岸拥有自由贸易权，《南京条约》还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在五口居住，《虎门条约》还规定英国人可在五口租赁房屋地基，这一条又成为后来外国列强强行设置租界的依据。在上海通商后不久，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就提出在上海开辟租界。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中英双方订立的《上海租地章程》，并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路）以南，东至黄浦江、西到界路（今河南路）的地区约８３０亩地为英国租用的范围。以后英国租界范围又不断扩大。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又相继在上海勒索了租界。
　　上海租界的形成，标志着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侵略的新的方式的出现。他们除了在上海开辟租界外，还利用一切机会，将租界制度推向更多的通商口岸。在外国侵略者的勒索下，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等地相继辟出租界。他们在租界内自行设立工厂、商店、船坞及市政等，一切行政、司法、治安、财政等都由外国侵略者管辖，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成为国中之 国.《南京条约》允许英国人在五口通商，但并未允许外商转口贩运和进入内地。以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又明文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转口，对商品只征一次关税，转到其他通商口岸时不得重征。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制定的《沿海贸易法》更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在一口纳税后，即可在沿海各口自由出入，包括非指定的通商口岸。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船只可以在内江各口岸间往来贸易，外商也可以在沿江各处城镇上下货物，并可前往内地任何地点不仅贩运洋货，而且贩运土货。
　　③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外国侵略者取得中国沿海和内河的通商贸易权，也就取得这些口岸的航行权。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外国侵略者还从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取得 自雇引水 特权，并把原先清政府征收的船钞（每吨１０元以上）对外国船只减为每吨银５钱。《天津条约》又减为每吨银４钱，１５０吨以下船只都只纳１钱。中英《天津条约》还使外国侵略者取得长江自汉口以下一段的航行特权。同年《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取得了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３条河流的通航权。此后《中英烟台条约》和《中英烟台续约》的签订，使长江主流的通航权全部丧失。而《中日马关条约》、《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等条约，使得长江支流及广东、广西等省内河的航行主权相继丧失。总之，中国关税自主权和沿海贸易权、航行权的丧失，使中国敞开了大门，而内地通商权和内河航行权的丧失，则是 引狼入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攫取的经济特权，使外国侵略者的势力跨过中国的大门，穿堂入室，从各方面控制中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经济侵略。
　　２。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和对中国商品市场的控制
　　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从中国攫取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为他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提供了条件。　　１９世纪中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商品过剩已经成为突出的经济现象，他们迫切需要扩大国外市场。因此，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外国资本主义就把商品输出作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输出，逐步占领并控制中国的市场，经过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活动，主要停留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机制工业品的输入量也不很大，外国商品还没有能够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因而还没有全面触动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７０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商品输出激增，并开始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地区，逐渐控制了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把中国国民经济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旋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的组成部分。
　　①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开始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头几年内，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额激增，大量的英国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销售，有的资本家甚至把钢琴和西餐用的刀叉也大批运往中国。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额为５２。４万英镑，道光二十二年达到９６。９万英镑，道光二十三年达１４５。６万英镑，道光二十四年为２３０万英镑，道光二十五年达２３９万英镑。由于运到中国的商品销售不出去，特别是由于棉布等机器工业品打不开销路，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以后，英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量开始下降。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各国的对华商品输出，都未取得显著的进展。英国的输华商品，从道光二十六年到咸丰六年（１８４６- １８５６年）的十年时间内，除了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以外，始终未达到道光二十五年的水平。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情况也大体与英国相似，道光二十二年美国向中国输出货物总值为１４４万美元，道光二十五年为２２７万美元，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则下降到１６０万美元，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为１７２万美元①。
　　与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商品输出的情况相反，这一时期，中国对资本主义各国的出口额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英国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总值，道光三十年为５８４万英镑，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增加到８２５万英镑，咸丰四年至六年（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年）都增加到１０５８万英镑以上②。美国也有相似的情况。
　　资本主义各国对华商品输出进展缓慢，而中国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货物出口明显增长，这就使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在中外正常贸易关系中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就中英之间正常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较看，在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出超３５３。９万英镑左右；咸丰四年到八年（１８５４- １８５８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出超７１９。２万英镑左右③。中国在中英正常贸易中的出超地位，一直持续到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
　　尽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大举侵入，但是他们的商品输出并没有能够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中国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有着高度的自给率。而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与市场没有多少联系，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销路。其次，当时外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建立起大规模商品输出的强有力的工具，像银行业、航运业、加工工业、修理工业等，因而不易抓住有利的倾销机会和加强竞争能力。此外，鸦片贸易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资金，排挤了其它外国商品的贸易。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１５６１９箱，道光二十四年达到２３６６７箱，到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猛增到５８６０６箱①。
　　鸦片贸易在中外贸易中占据极大的比重。从上述中英正常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较看，虽然中国处于出超地位，但由于鸦片大量进口，英国侵略者用扩大鸦片贸易的办法弥补了它的入超，中国的整个对外贸易仍然存在巨大逆差。
　　②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商品市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外国侵略者与清政府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依靠攫取的种种特权，不断开辟商埠，并在各通商口岸进行了初期的工业资本输出，建立了一些服务于商品输出的加工工业和修理工业，他们的商品输出侵略目的才逐步实现，从而控制中国的商品市场。
　　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后，中外贸易形势迅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输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数量急剧增加。外国商品的进口净值，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为４６２１万海关两，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为６４３６。１万海关两，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为７２７６。１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为１６２１０。２万海关两②。３０年内增长了２。５倍。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 654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 511页。
　　③　　 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二期。
　　①　　 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引自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68 页。
　　这个时期，输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量增长明显加快，在整个中国二十二年，在中国常年输入的商品总值中，鸦片占第一位，约占５５。２％；棉花为第二位，占２０％；棉织品为第三位，占８。４％。到同治六年（１８７６年），鸦片虽仍居第一位，但比重降为４６％，棉纺织品上升到第二位，占２１％。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之后，棉纺织品就以占３５。７％的优势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而鸦片的比重下降为２８。８％①。在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年（１８６７- １８９４年）的２７年中，棉纱的进口值增加了１２倍，各种布匹的进口值也增加了１。７倍②。机制工业品在进口商品中比重的增大，是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商品市场的重要标志。
　　与外国商品输入的增长速度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中国出口贸易总值，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为４８６５。５万海关两，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为５５２９。５万海关两，同治十三年为６６７１。３万海关两，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为７７８８。４万海关两，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为６７１４。８万海关两，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为８７１４。４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为１２８１０。５万海关两③。３０年内只增长了１。６３倍，低于同期外国商品输入总值的增长速度（２。５倍）。
　　由于外国商品输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商品的增长速度，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开始，中国第一次在中外正常贸易中出现入超，进入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出超的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
　　同治五年，中国在正常进出口贸易值中出超２４４。６万海关两；同治九年入超８３９。８万海关两；光绪六年入超１４０。９万海关两；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入超３９９４。９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年入超３３９９。８万海关两①。从同治三年到光绪四年（１８６４- １８７８年）的１５年中，出超与入超相抵，共入超３５００万海关两，而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九年（１８７９- １８９３年）的１５年中，入超总数已达２８４００万海关两，是前１５年的８倍。
　　在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减慢的同时，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丝和茶历来是中国出口货物的大宗。７０年代以前，丝茶出口一直是迅速增长，７０年代后则开始趋于下降。在７０年代前的２０多年中，丝的出口占居首位，到７０年代中，丝茶两项出口还占出口总值的８６％以上。７０年代后，受世界市场其他产地竞争的影响，丝茶出口开始衰落，比重逐年下降。而原棉、豆类、糖类、烟叶、草帽辫、畜产品的出口却继续增加，其中原棉和豆类增加得更快，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日本棉纺织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急需搜刮中国的棉花和豆类作为原料所致。同治十年到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１- １８７３年），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８７。２％；而到了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１８９１- １８９３年），二者的比重下降为５１。５％。同期其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出口值却由１２。８％上升到４８。５％②。这不仅说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贸易，攫取中国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范围更加扩大，而且说明，外国侵略者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又使中国的国内市场服从于他们的需要的企图，已经开始实现。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3册，第 1591 页。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8 - 9页。
　　②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 39O-391页。
　　③　　 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 3册，第 1591 页；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
　　①　　 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
　　③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加深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经转为以资本输出的方式为主。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进行资本输出，其对中国经济的商品侵略也进一步加深。
　　从光绪二十年到清朝灭亡，这个期间的外国商品进口值继续迅速增长。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外国商品进口值达到４７１５０。４万海关两，比光绪二十年增加１。９倍①。而在甲午战争前的２０年间，外国商品进口值仅增加１。５倍②。
　　与外国商品进口增长的情况相反，中国商品的出口增长缓慢，因而入超逐年扩大。入超额从光绪二十年的３４００万海关两，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
　　突破１亿海关两，最多达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的２。２亿海关两③。增加５。４７倍。从光绪二十年到宣统三年（１８９４- １９１１年），入超总额达１６亿多海关两④，是甲午战争前３０年入超总额的５倍。
　　在进口的外国商品中，最重要的仍然是棉纱和棉布，虽然进口数量大增，特别是棉纱的增长更为迅速，但在进口商品总值中的比重已经有所降低。煤油的增长极快，清末民国初比甲午战争期间的进口量增长近２倍，约占进口总值的６％，糖的进口也增长很快，这期间，中国由糖的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钢铁、机械、铁路材料、交通工具的进口量也都大量增长。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由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的８。４％增加到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的１７。６％，其中机器及大工具由０。６％增加到１。５％①。同时，消费资料的进口值在比重上相应下降，由９１。６％下降为８２。４％。这种进口商品结构上的变化，与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直接相关。
　　这个时期，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农产品原料的比重迅速增加。原料品的输出由光绪十九年占出口总值的１５。６％增长为宣统二年的３９。８％，其中绝大部分为农产品原料。同时，半制成品的出口值虽然增加１。８倍，所占比重却由２８。５％降为２５％；制成品的出口值虽增加１倍，所占比重却由５５。９％降为３５。１％②。
　　甲午战争后，随着国际资本主义逐步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列强蓄谋瓜分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尖锐，资本主义各国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消长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其在对华贸易中崛起。甲午战争以后，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急剧增进，而英国则稍有下降。日本在光绪二十年后的２０年间，对华贸易额增长了９倍多；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也由光绪二十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６。２６％，上升为宣统二年的１６。１４％③。这期间，除英、日、美３国以外，其他国家对华贸易的比重也由１５。５％增长为２２。６４％，其中法国和德国都有所提高。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6 页。
　　①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表。
　　②　　 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 334-335页。
　　③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表。
　　④　　 参见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表。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2-73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72-73页。
　　３。外国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操纵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列强也开始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进行投资。由于在甲午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且他们也还未获得在中国的设厂权，所以，这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数额不多。甲午战争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侵略中国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而资本输出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这时西方各国的对华投资显著增长，并成为一种突出和显著的经济现象，迅速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①外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对华投资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有外国资本。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在广州的外商大约有５５家，其中英商４１家，美商９家。据估计，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
　　前后，美国人在广州的财产约值３００万美元。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特权，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在许多通商口岸开设商行、银行、工厂，开始作为他们对中国资本输出的据点。
　　当时他们的这种资本输出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据估计，到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投资，大约有２- ３亿美元。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到光绪十九年年底，外资企业共有５８０家，其中英国有３５４家，其余为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俄国等国①。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投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银行业　　银行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经营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主要部门。这个时期，外商银行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为外商银行在中国占领地盘打开局面的阶段。７０年代以后，则为外商银行扩大业务领域，增设分支机构，并有更多的外商银行陆续开设的阶段。
　　最早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银行，是英国资本的丽如银行。丽如银行的前身是西印度银行，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成立，总行设在印度的孟买，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迁到伦敦。道光二十五年，丽如银行侵入中国，在香港和广州分别设立分行。道光二十七年，丽如银行又在上海设立分行。丽如银行是在中国发行钞票最早的外国银行，道光二十七年它在香港发行的钞票，可在上海流通，并吸收中国的社会游资进行高利放款。
　　紧接着，英国资本的汇隆银行、呵加剌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国资本的法兰西银行，先后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６０年代进入中国，分别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成立的汇隆银行，总行原设孟买，后迁至伦敦，成立后便在广州设立分行，咸丰五年又在上海设代理处，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在香港、汉口、福州开展业务，是最先侵入中国内地的外国银行。进入６０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直接在中国本土创设银行。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英国资本的汇川银行在上海设立，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又有三家英国资本的利生、利华、利升银行在上海创设。它们在上海建立后，还深入到汉口、九江等内地通商口岸。同年，英国成立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次年在上海设立分行。
　　③　　 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第 516页。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90 页。
　　７０年代以后，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先后进入中国，分别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行或代理机构。德国资本的德华银行也于８０年代末在上海创设。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银行业以英国的势力最大，其中又以汇丰银行的实力最雄厚，地位最重要。汇丰银行，又称香港上海银行，也简称香上银行。
　　开办时有资本２５０万港元，到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时增加到１０００万港元。
　　６０年代在福州、宁波、汕头、汉口设立机构；７０年代在厦门、芝罘、九江设立分行；８０年代又扩展到天津、澳门、海口、打狗（高雄）等地，成为控制旧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外商银行。汇丰银行还勾结赫德，掌管中国海关收入的实权，并通过向清政府的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活动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在国际汇兑方面，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有２４２万港元用于国际汇兑和国际贸易方面，光绪十一年就增到２５８０万港元，使外商获得了充足的流动资金，给予外资洋行以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等财务上的便利和支持。其次是在存放款方面，７０年代末存款达２２００万元，放款达１５００万元，８０年代后增长更快，到光绪二十一年存款额达１４３００万元，短期放款额达５４００万元。第三是在发行货币方面，同治四年和同治六年，汇丰银行开始在香港和上海发行货币，多流通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地，到光绪二十年，汇丰银行发行的货币近１０００万元。第四是在贷款方面，通过向清政府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贷给清政府的 福建台防借款 开始，直到光绪二十年的２０年内，共向清政府贷款１７笔，合库银２８９７００００两，占同期外国对华投资的６３％。
　　汇丰银行依仗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任意推行侵略政策，获取高额利润。
　　从８０年代起，每年纯益都在１００万港元以上，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纯益达２６０万港元。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本国的银行，因此外国银行在这个时期独霸了中国的银行业。它们操纵了中国的社会金融，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不过这个时期的外资银行，还没有与工业资本给合在一起，还不具有独占资本输出的特点。
　　贸易业　贸易业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最早经营的部门。早在鸦片战争前，广州就有不少外国资本商行。清晚期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外贸易的中心，资本主义各国迅速在上海设立商行，上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投资贸易业的活动中心。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光绪十九年底，中国共有外资贸易商２４１家，占外资企业总数的４１。６％①，实际上的数字远不止如此。早期的中外贸易，鸦片占一半以上。甲午战争前，外资设立商行的以英商为主。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大的是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美商旗昌洋行。
　　①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 90 页。
　　轮船航运业　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商怡和洋行就在中国沿海使用小型轮船走私贩卖鸦片。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和内河航行权，一些在中国的外商洋行，为了扩大其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极力向轮船航运业扩张。６０- ７０年代，美商旗昌、英商太古与怡和等几家长期控制中国航运业的最大的外资轮船公司先后成立。此外，葡萄牙、德国、俄国等国也先后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到用午战争前夕，外资设立的轮船公司达１４家。同时，国际轮船航运资本也纷纷向中国侵入。到８０年代，英国有４家轮船公司开辟了直达上海的定期航线，法国、美国、日本、德国也有轮船定期往来上海。
　　由于外资航运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和最新的交通工具，很快就垄断了中国的航运事业。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外国轮船占各通商口岸进出口中外轮船吨位的６３％，吨位达６７０多万吨；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则占总吨位数的７７。８％，吨位数增至２２００多万吨①。在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前，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轮船航运。即使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后，中国轮船吨位有所增加，但外资轮船增长得更快。甚至到了民国初年，外资轮船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轮船总吨位数中，仍然占到７０- ８０％的比重。
　　各种工业企业　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列强虽未取得在华建厂开矿的特权，但鸦片战争后不久，他们就已经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创办一些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造船厂和出口品加工企业，其中英商占大多数，其他还有美商、俄商、德商、法商兴办的企业。这些企业中，除去造船以外，其他工业企业的规模都较小，当时在生产上和市场上还不具备垄断的作用。这些企业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船舶修造业。它是随着外资在中国的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而兴起的。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在广州黄埔、５０年代在上海，已有几处外资船坞和铁木工场供进出口轮船停泊、刷洗和检修之用，但设备还很简陋。６０年代后，由于外资航运势力大力扩张，才有规模较大、设备较好的轮船修造厂出现。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香港、上海和广州。其中比较大的企业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祥生船厂和耶松船厂。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是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以英商怡和洋行为主、联合其他轮船公司在香港成立的，资本２４万元。以后又吞并了广州黄埔、香港、九龙的五家船厂，资本增加到１００万元以上，经常雇有２５００- ４５００名中国工人。祥生船厂是英商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在上海开办的，资本８０万元。耶松船厂则是英商于同治四年在上海创办的另一家较大的轮船修造厂，资本７５万元，甲午战争前，这两家船厂在上海共雇佣４０００以上的中国工人。后来两厂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合并，资本增至５７７万两，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企业，完全垄断和控制了中国的船舶修造业。此外，美商在上海，英商在福州、厦门等地，也建立了一些船舶修造企业，但规模都没有上述３个企业大。
　　第二类是各种加工工业。这类企业主要是服务于外商进行原料和特产掠夺的工业企业。主要有机器缫丝厂、制糖厂、硝皮厂、砖茶厂，另外还有轧花厂、蛋粉厂、禽毛刷洗厂、驼毛厂、羊毛厂以及打包厂等。这类企业数量很多，地区分散，但以上海、汉口、天津最多。其中美商的旗昌丝厂、英商的怡和丝厂、法商的信昌丝厂、德商的烟台缫丝局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一般雇工５００- ６００人，甚至２０００人。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有相当多的企业大量采用手工劳动，每年获 纯利 都在１０％以上，高的达２４％。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221页。
　　第三类是其他轻工业企业。主要是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主要有制造面包、糖果、汽水和酒的各种食品工业，以及制药、制糖、制冰、印刷、造纸、火柴、卷烟、锯木、榨油、玻璃、铁器、洋灰、肥皂等轻工企业。这些工业企业，已不是从属于商业贸易的需要，而是具有独立的工业投资性质。此外还有自来水公司、电话等公用事业。
　　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资本输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操纵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过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急需对外输出资本。因此，甲午战争后，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必然会把资本输出提到突出的位置。而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失败的清政府被迫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自由从事工艺制造；允许日本制造的机器自由装运入口，仅纳入口税；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捐税，并享受在中国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打开了向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通路，反映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特点，标志着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资本输出的时期。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又是帝国主义各国争夺殖民地和分割世界领土白热化的时代。帝国主义各国，都想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对中国采取了分割的办法，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也为帝国主义大规模对华投资提供了条件。甲午战争以后，在洋务派、维新派的鼓动之下，清政府也开始同意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兴办工业，这也使帝国主义各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多次大规模的对华投资的机会。当时，在帝国主义的全部对华投资中，铁路投资始终是资本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项目之一。
　　甲午战争以前，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大约为２- ３亿美元。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向中国的投资数额急剧增加，到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到１５　亿多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５- ８倍，到民国初年时更增加到２２亿多美元①。这期间，向中国投资较多的有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形式，主要有两种：借贷资本输出和产业资本输出。借贷资本输出，主要是政府借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种间接投资。产业资本输出，即企业投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贷款投资　　清政府举借外债，开始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但在甲午战争前，借款数额不大，而且基本上是随借随还。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才开始大规模举借外债。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清政府的借款结欠额为２８４４０万美元，其中军政借款２４６７８万美元，铁路借款３７６２万美元；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
　　的借款结欠额为３８８０７。４万美元。其中军政借款２２０１９。６万美元，铁路借款１６７８７。８万美元①。这其中还未包括庚子赔款转作借款。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要偿还日本赔款２亿两，另外以３０００万两赎回被日本占领的辽东半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又被迫赔偿４。５亿两。这两次赔款连同利息，一共在１２亿两以上。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年收入不过８０００万两左右，在清政府早已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要支付如此巨额赔款，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同时，清政府为了修筑铁路，也需要巨额资金。这一时期，比较大的借款，有以下３笔。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第 52-53页。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第 186-188页。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的俄法借款：俄法以干涉还辽 有功 ，与清政府签订《俄法洋款合同》，借款总额４亿法郎（约合银１亿两）；由６家法国银行和４家俄国银行分摊；以９４１／８的折扣（９４。１２５％）交付，年息四厘，偿还期限３６年；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到期若不能偿还本息，要以别项收入担保，并向俄国借款还清；如果应允他国管理、监督中国税收的权利，俄国亦得均沾。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的英德借款：俄法取得清政府第一次大贷款权后，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德两国，故第二次大借款就由英德两国借用，签订了《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１６００万英镑（合银约１亿两），以９４的折扣（９４％）交付，年息五厘，也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偿还期限为３６年。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必须由英国人担任。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的英德续借款；借款总额１６００万英镑（合银１１２７７万两），以８３的折扣（８３％）交计，年息四厘五，偿还期限４５年，以海关税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处货厘以及宜昌、湖北、安徽等处盐厘为担保，由总税务司派人征收。使长江中下游的厘金和盐课被英国人控制，从而使英国得以进一步控制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
　　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３次大借款，不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收入，而旦也控制了清政府。以上３次借款共合银约３亿两，加上利息达７亿两以上，而清政府实收不过２。６亿多两。它相当于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借款总数的９倍以上。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贷款投资的高利贷剥削，进一步加深了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而清政府的借款，也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因此，当时的借款，绝大多数没有起到什么进步作用。
　　金融业投资　　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是通过它们设立在中国的银行来进行的。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有８家，分支机构１６处，主要为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服务，担任工商业支付的中介。甲午战争以后，入侵中国的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银行不再仅仅是替工商企业担任支付的中介，而是与工业资本融为一体，成为资本统治的中枢，成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各种投资，就都通过银行来进行。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增设银行。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１８９５- １９１３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新设的银行就达１３家，分支机构８５处。其中日本设立４行２９处，法国３行１２处，比利时２行８处，美国１行４处，沙俄１行１４处，意大利１行１处，荷兰１行１处，德国１１处，英国５处①。这些外资银行，蛛网般密布在全国各地，形成对中国金融的高度控制。
　　为了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扩大对中国侵略，协调互相之间的利益，帝国主义各国的银行还经常联合起来，组成银行团。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英、法、德、美４国银行组成银行团，亦称 汇丰、东方汇理、德华、花旗四国银行团.由于这个时期的银行已经与工业垄断资本结合起来，成为财政资本统治的中枢，所以，汇丰银行就成了英国在华资本的总代理人，东方汇理银行就是法国侵华资本的中心，华俄银行（后改为华俄道胜银行） 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略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而已 ②，横滨正金银行成为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主脑，花旗银行则是美国在华势力的中心。这些外国在华银行，掌握着对中国政府的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货币，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进行铁路、航运、贸易、工矿业投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第 40 页。
　　贸易业投资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剧增，中国通商口岸的增辟，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资商行，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有５７９家，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１年）
　　为１１０２家，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增加到３８０５家。在这些外资商行中，除了怡和、沙逊等一些早已在中国设立的洋行外，有许多是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开设的分支机构。如英美烟草公司（１９０２年）、中国肥皂公司（１９０３年）、美孚油公司（１８９１年）、英国钢铁公司（１９０９年）等。
　　交通运输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掠夺中国的铁路权利，并在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１８９７- １８９８年）形成一个高潮，共攫取路权不下１４０００公里。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铁路权利，包括三种权利：即修筑权、经营权和借款权。前两种属于直接投资，后一种属于间接投资。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铁路投资，初期着重于直接投资。这期间由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铁路有：沙俄的中东铁路（满洲里——绥芬河），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开工，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通车；南满铁路（长春——大连），光绪十九年开工，光绪二十九年通车，光绪三十一年转让给日本。德国的胶济铁路（胶州——济南），光绪二十五年开工，光绪三十年通车；滇越铁路（昆明——河口），光绪三十年开工，宣统二年通车。日本的安奉铁路（安东——奉天），光绪三十年开工，次年通车。
　　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修筑铁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他们便主要采取借款方式，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由帝国主义各国贷款给清政府修筑的铁路有：英国借款的京奉铁路，光绪四年开工，民国元年全线通车；英、法借款的京汉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开工，光绪三十二年通车；英、美、法、德借款的粤汉铁路，光绪二十七年开工，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年）全线通车；英、德借款的津浦铁路，光绪三十四年开工，宣统三年通车；英国借款的沪宁铁路，光绪三十年开工，光绪三十四年通车；日本借款的吉长铁路，宣统元年开工，民国元年通车；英国借款的广九铁路，光绪三十三年开工，宣统三年通车。帝国主义各国铁路贷款，利息率极高，最多的达年利七厘，折扣在九折以上，借款佣金多的达到５。５％。
　　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的铁路投资，控制了中国的铁路。宣统三年，中国共有铁路９６１８。１公里，其中帝国主义直接投资修筑的有３７５９。７公里，间接投资修筑的有５１９２。７８公里，中国资本修筑的只有６６５。６２公里，仅占总数的６。９％。
　　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进一步增开，内河航行权进一步丧失，帝国主义各国增加了对航运业的投资，在中国的外资轮船公司也不断增多，中国的航运业进一步被资本主义所垄断。从光绪十八年至民国二年，外国资本又在中国新设１５个轮船公司。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商船吨位，光绪十八年为２９４４。１万吨，到民国二年增加为９３３３。５万吨①。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口中外轮船吨位中，光绪三十三年时外国轮船占到８４。４％的比重，中国船只占１５。６％。甲午战争后，由于日本航运业投资的扩张，打破了以往英国轮船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形成英、日在中国航运业平分秋色的局面。
　　②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 140页。
　　矿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争夺铁路权利、划分势力范围以外，还展开了对中国矿山权利的争夺。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元年，帝国主义各国掠夺中国矿区的条约、协定、合同等，据不完全统计，就不下４０项。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帝国主义各国开采中国矿藏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他们就采取贷款兼并、骗买、合办等方式，霸占了许多原属于中国资本开采的煤铁厂矿。如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德国夺取山东德华煤矿，义和团运动时英国骗取开平煤矿，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比利时资本侵入直隶临城煤矿等。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重要的外资矿厂共３６个。光绪三十二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煤矿业的投资为２３６８。２万元，占全中国中外煤矿投资总额的８４。８％①。
　　这个时期的中国新式冶铁工业，也几乎全部被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第一个近代铁厂——汉阳铁厂，光绪二十九年由日本兴业银行贷款３００万日元，利息六厘，规定３０年内每年必须售给日本６万吨矿石。光绪三十四年，大冶铁矿、汉阳铁厂、萍乡煤矿联合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又从日本贷款２００万元。当时中国的唯一钢铁企业，成为供给日本重工业原料的基地。
　　其他工业投资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由于获得了在中国设厂的特权，遂在中国纷纷开办工厂。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较大的工业企业就达１０４家。这些企业，平均资本在１０万元以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工业投资，除重工业的矿冶业外，主要是轻工业的制造业，尤其是棉纺织业和食品工业。
　　棉纺织业本是中国工业中最发达的部门。甲午战争后，英、美、德３国首先在中国投资建棉纺织厂。２０世纪初，日本相继侵入中国棉纺织业。到民国二年，在中外纱绽的总数中，外资厂的纱绽占４１％，而中国纱厂的占５９％②。中国纱厂的纱绽和布机数虽然稍占多数，但大都是小厂，而外资棉纺织厂都是大厂，且在资本、设备、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等，均优于中国纱厂，因此，外国资本在棉纺织业仍占优势。
　　食品工业也是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部门，这个时期由于外国资本的扩张，也落后于外资食品企业。甲午战争前，外资食品工业已有３１家企业，光绪二十二年至民国二年，又增加了７０家。其中主要是面粉业和烟草业。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年，外资在中国设立的面粉厂，就有４３家。在烟草业中，外国资本垄断势力也十分突出。光绪二十九年英美烟草公司成立后，就一直是中国烟草生产和贸易的垄断者。
　　此外，帝国主义各国在缫丝、榨油、火柴、碾米、造纸、肥皂、啤酒等轻工业部门，也都有不少投资，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垄断地位。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年版第 41 页。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32页。
　　②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34页。
　　总之，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代替了过去的以商品输出为主。帝国主义各国一方面通过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采取输出借贷资本的方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另一方面通过输出生产资本的方式，直接在中国经营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和贸易等行业，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投资，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企业的利润远远超过了它在本国的企业利润，而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贷款的利润又高于它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利润。在甲午战争以后的２０多年时间里，帝国主义不仅在中国扎稳了脚根，而且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支配力量。它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完全形成的标志。
　　（三）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清晚期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条件下，随着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并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清晚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分之一。它主要产生和发展在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贸易中，而在农业中没有什么发展。
　　１９世纪后半叶，由清政府洋务派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早期形式。其产生和发展已在前文详细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与此同时，一部分原已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也获得了发展，又有一些商人、华侨、官僚创办机器工业，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
　　１。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要有大批有人身自由而又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出现，形成劳动力市场；又要有少数人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因此它又需要不断扩大的商品市场，来作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时，还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由于当时自然经济还未解体，这些资本主义的萌芽，无论在地区范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很狭小，发展也十分滞缓，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需要。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大量侵入，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才开始进行，由于这个过程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演变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它的速度缓慢，过程不明显，发展不典型，不像早期资本主义的英国那样惊心动魄。
　　①商品市场的形成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大规模侵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从而导致了国内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自然经济的解体，使原来不需依赖市场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转而必须依靠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纱、棉布、铁器等），不再可能依靠自己的家庭副业自给自足了，他们变成了小商品生产者，生产部分为了交换的农产品。农民与市场越来越多地发生联系，使得商品的流通量急剧扩大，商品的种类也迅速增加。这时的市场就远远超出了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时的商品市场范围，狭小的地方市场被突破，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也迅速形成。这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国内市场的条件。
　　由于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是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农民所需的日用工业品主要来自外国，所出卖的商品也主要是为满足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所以自然经济解体后扩大了的商品市场，不仅是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逐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国外市场的条件。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市场并不广阔。在国内市场上，中国资本主义远不如外国资本主义地位优越。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除纳５％的进口关税外，只纳２。５％的子口税便可通行无阻。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则仍然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而且国内市场主要被外国资本主义占领后，也不可能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较多的余地。中国资本主义只能在外国商品占领市场的缝隙中寻找市场。从国际市场的条件看，由于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是在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控制，因此，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打击和竞争之下，中国资本主义也根本没有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此外，因为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很不彻底，封建制度根深蒂固，也使得中国很难形成超越地方性规模的商品市场。
　　尽管中国在清晚期后，扩大的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既不能占领广大的国内市场，又不能开拓广阔的国外市场，因而其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便先天不足，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方向。
　　②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经出现失去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但在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小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过程还很缓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大大加速了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促使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造成自然经济解体，直接促使城乡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沦为雇佣劳动者；也使农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使一部分农民破产，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也迫使大批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比如在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左右，中国进口的洋纱洋布，约等于当时手工纺织工人８亿个劳动日的产量，也就是说，一年中被洋纱洋布排挤的中国城乡手工业者就达２００- ３００万人之多。再如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和土地兼并，迫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而流入城市，形成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大批 流民.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特别是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以后，中国失业破产的过剩劳动力数字相当庞大，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劳动力相当充足。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这和西欧资本主义刚开始产生时的情况不一样，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劳动力过剩。也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过于广大，可供雇佣的劳动力过多存在，因而决定了劳动力的价格特别低下，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极为痛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对机器和先进技术的使用，使资本家尽可能地采取压低工资、多雇人力的手段，来扩大再生产。
　　③货币财富的积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货币财富的积累也随之增长。鸦片战争以前，一些官僚、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通过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用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需要，以及购买土地、经营商业高利贷活动，从事封建剥削。清晚期以后，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入外国侵略者手中，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从中分得一杯残羹，进行货币积累。这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货币财富积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赋税剥削。这是封建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对人民进行的超经济掠夺，如田赋、盐税、厘金等其他苛捐杂税。清政府官办工业的全部资本，官督商办工业的官方垫款和借款，官商合办工业的官股，大都来源于此。
　　封建地租。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剥削，历来就很苛重，封建地主，特别是那些大官僚地主，通过提高正租、押租和地租折价等办法，加强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也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
　　买办佣金。买办资本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形成的特殊资本，买办直接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在流通领域充当中间人。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最快和最大限度地谋取侵华利益，往往用很高的佣金收买拉拢买办。买办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由于他们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经纪人，较早取得了一些经营资本主义的知识，具有投资的经验，因而他们投资近代工业也最早。
　　商业利润。商人资本在中国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前，商人手中已经集中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尤其是盐商和茶商。鸦片战争后，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商品市场的扩大，商业资本又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经营外贸的进出口商和官商，积累了巨额财富。
　　华侨资金。１８、１９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陆续有人到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经营工商业，积累了大量货币资本。由于　　他们较早接触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实践，与国内又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其资金随时可能转移到国内，能比国内商人更早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
　　虽然通过以上途径，中国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货币积累，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货币财富积累是严重不足的。由于中国的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开始的，中国不仅不能像欧洲国家的货币资本原始积累那样，依靠海外掠夺来积累货币资本；相反却成了外国进行货币资本积累的源泉。西方列强通过鸦片贸易和战争，使中国的大量财富被掠夺。从而使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荫芽与发展的结果，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未给资本的原始积累准备好条件。近代银行业尚未产生，公债制度也没有出现，关税制度不仅对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成为外国资本摧残本国经济的重要工具。所以，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前资本主义的剥削，以超经济剥削的手段而取得。在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还很坚固的情况下，这种前资本主义的货币积累要想转化为资本，是很困难的。甚至有些资本还可能重新转化为货币，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商业经营，或者进行高利贷剥削。
　　由于中国资本的货币财富积累很不充分，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从其产生起，就遇到了资金短缺的致命困难，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④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点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速度和特色。这些特点包括：第一，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过程中发生的。在整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能在这个限度内进行。
　　第二，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和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过程同时开始的。因此，中国的货币资本积累，不可能采取殖民地制度、海外掠夺、商业战争等方式进行，而只能主要依靠超经济剥削、赋税、不等价交换及封建地租、商业高利贷利润等手段，在国内掠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而取得。
　　第三，在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虽然存在小生产者失去土地（生产资料）的现象，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封建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兼并。
　　而不是像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来对小生产者的土地实行剥夺，使之成为整个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主要内容，并形成全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
　　第四，由于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本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很不彻底也很不稳定；再加上其资本原始积累所能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决定了它的货币财富积累很不充分，因此，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积累过程很不明显，速度缓慢，时间较长。
　　２。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开始产生。它除了前文已经说过的清政府官办军用工业和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以外，还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工业。
　　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是指那些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的地主和商人创办的 商办 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它最早出现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直到甲午战争前，是它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已有２０多家，８０年代以后逐渐增多，到光绪二十年，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共有１３０家左右。
　　①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最早的部门是船舶修造业。中国第一家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是上海的发昌机器厂。该厂创办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初建时是一个手工锻铁作坊，只有资本２００元左右，规模甚小，主要是替外国商船打制修配船用零件。同治八年开始，发昌机器厂开始使用车床，从手工工场转变为机器工业，雇佣１０多个工人。从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开始，发昌机器厂已能制造小轮船和车床、汽锤等机器。８０年代发昌机器厂发展很快，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厂。但到了９０年代，发昌机器厂的业务衰落，由于它依附外国轮船厂而存在，故最终在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被外国资本的耶松船厂吞并。
　　这个时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主要产生在以下部门。
　　机器缫丝业　　机器缫丝业是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较早，出现单位最多的部门。私人资本机器绰丝业的第一个企业，是广东南海华侨商人陈启源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１年）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厂址设在广东南海县简村，雇工约百人。继昌隆缫丝厂投产后，出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甚厚。
　　不久，因被视为异端，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被南海知县下令关闭，陈启源被迫将工厂迁至澳门，改称复隆和丝厂，３年后，经过清政府的许可，陈启源又将工厂迁回南海，恢复原厂名，继续经营。在继昌隆缫丝厂的带动下，甲午战争之前，广东南海、顺德一带的机器缫丝业发展到五、六十家，成为私人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地区。其中大厂雇佣工人达七八百人。
　　上海是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工业的另一个中心地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上海开始出现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厂。到９０年代，上　　海已出现私人资本机器缫丝厂约六七家。每厂有缫机二三百部，雇佣工人达五六百人。上海本是临近江浙产丝地区，又是生丝主要出口地，但由于外资缫丝厂与之竞争，各缫丝厂在经营上遇到很多困难，所以总的经营状况远不如广州地区。
　　棉纺织业　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道台朱鸿度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商办的裕源纱厂，一切机器都是从英国购进，有纱锭２５０００枚。
　　与棉纺织业联系密切的轧花业，这个时期创办的商办机器轧花企业较多，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淮系官僚严信厚在宁波设立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资本５万两，从日本购进机器。到光绪二十年，发展成为通久源纱厂，光绪二十二年开车，雇佣女工和童工７５０人。光绪十七年，上海又有棉利公司和源记公司两家机器轧花厂设立。光绪十九年，礼和永轧花厂也在上海设立。
　　火柴制造业　１９世纪７Ｏ年代末，华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火柴厂。８０年代下半期，淮系官僚杨宗濂、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等，在天津创办自来火（火柴）公司；同时，也有人在厦门兴办自来火厂，用日本技师。光绪十五年，重庆商人卢干臣在重庆设立森昌泰火柴厂，有资本５万两，雇佣工人数百，主要是手工制造；光绪十六年，买办商人叶澄衷在上海设立燮昌火柴厂，有资本５万两，工人８００；光绪十九年，广州开办义和火柴厂，资本１万元；上海一地共有３家火柴厂。重庆又有森昌正火柴厂和聚昌自来火公司设立。此外，太原、福州等地也有私人资本火柴厂设立。甲午战争前，私人资本的火柴厂共有１２家，资本额约４０万元，这是当时分布地区较广泛的一个行业。
　　面粉业与碾米业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官僚朱其昂（津海关道员）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规模不大。光绪十三年，福州面粉厂设立。光绪十九年，天津商人在通州设立机器磨坊，每日能磨面２００担。光绪二十年，北京也出现了一家机器磨坊。这是甲午战争前北京近代民用工业中绝无仅有的一家，即便如此，也未能站住脚，第二年便被官方禁止。
　　光绪十四年，买办祝大椿设立了源昌碾米厂，开始用机器碾米。
　　采煤业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本国资本开办机器采煤业的高潮。安徽池州煤矿和贵池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枣庄煤矿，广西富川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江苏徐州的利国驿煤铁矿和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等，都是这个时期筹办的。这些煤矿，有的资本较少，只有２万两，很少使用机器；有的资本达２０- ３０万两，机器设备购自外国，有的还聘请外国技师。这些煤矿大多数为了求得封建势力的支持，而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实际上是商办性质，属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范畴。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前后，这类企业共设立了９个，但由于资金技术方面的困难，再加上官吏勒索和经营不善，有的勉强维持，但产量很少，有的开工不久便关闭。
　　金属采矿业　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到甲午战争为止，中国私人资本投资的金属采矿业，共出现１０多个企业。其中有金矿、银矿、铅矿、铜矿等，规模都很小，使用少量机器，主要承袭土法依靠手工业开采，大部分均未办成功。
　　其中最大的企业，是光绪九年开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由广东巨富李宗岱等人创办。该矿前后投资达８０万两，其中有官款和向汇丰银行借款１８万两。
　　由于经营不善，地方政府不支持，最后完全失败。
　　造纸业和印刷业　光绪八年，广州商人合伙建立广州造纸厂，用机器造纸。光绪十一年，商人钟锡良创办广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资本１５万两，雇佣工人６５人，聘请外国技师，日产６２担，同年获得１０年专利权。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发起募集商股，仿照美商在上海设立的华章纸厂，在上海设立伦章纸厂，资本１５万两，工人１００人，年产量６００吨。
　　由于外资印刷业影印中国的旧书，风行一时大获其利，中国商人纷纷以其设备简单，投资不大，成立各种新式印刷厂。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私人资本共设立新式印刷厂１０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光绪八年设立的上海同文书局，有石印机１２架，雇佣工人５００人。
　　机器制造业　甲午战争前，中国私人资本机器制造业共出现１０多家企业，而且都设在上海。这些企业多数是从手工作坊开始，实际上只是一些修配小厂。其中船舶修造业的企业最多，约有９家，它是中国私人资本最早使用机器的行业。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小，资本最少的只有１００元。除了发昌机器厂以外，光绪十四年设立的大昌机器厂，也能制造缫丝机和轧花机。实际上，当时的机器制造业，是附属于其它近代工业的机器修理业。
　　此外，在机器榨油、制豆饼、制茶、制糖、制药、轧铜、制玻璃、制煤饼、制汽水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私人资本企业。在公用事业方面，最有名的是光绪十六年由旧金山的华侨黄秉常等人在广州创办的广州电灯厂。该厂聘请外国技师，光绪十七年供电灯７００盏。后因资本缺乏，又受外国排挤，亏损停业。
　　②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特点中国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侵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是由国家经营开始的，而不是由资本家私人经营开始的。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而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是由资本家私人经营企业开始，从民间发展起来的。西方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在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跳跃式地进入机器工业阶段的，它通过引进技术的道路而产生，基本上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阶段。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还没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距离向机器工业阶段过渡，还有十分遥远的路程。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使中国的手工业遭到致命的打击，从而断绝了在本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可能性，更不可能出现由手工工场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时期。在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影响下，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僚和私人资本家，才开始从国外购买机器设备，聘请外国技术人员，经营近代工业企业，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没有走一般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使手工业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进而进行工业革命，过渡到机器大工业。
　　第三，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先重后轻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产生得最早和发展得最快的，是清政府的官办军用工业，其次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最后才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即使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中，产生最早的也是属于重工业的船舶修造业。与此相反，在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最先发展的是毛纺织、棉纺织等轻工业，重工业则是在轻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开始发展的，走的是先轻后重的发展道路。
　　第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不是在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最初资本大部分来源于前资本主义剥削，因此，最初的资本家大部分由封建官僚、地主、士绅、买办、商人和华侨转化而来，由手工业工场主上升为资本家的，则很少见。这就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封建势力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第五，由于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货币财富积累很不充分，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不能摆脱资金缺乏的困扰。由于资金短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不得不使用陈旧的设备，甚至大量使用手工业生产，生产规模也很小。即使是有国库作后盾的官办军用工业，也经常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工或停办。
　　３。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兴起
　　银行是近代金融机构，它是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近代工业发展起来之后，由于产业资本的增大，对信用的利用也越来越多。同时，由于产业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便利，商品的交换和商业经营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这就对资金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作为现代纯金融机构的银行，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
　　中国从出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近代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十分微弱，对中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作用不大。甲午战争以后，促使中国银行业产生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而是封建政府的财政需要和进出口贸易商人融通资金的需要。因为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破产的境地，仿照西方国家举借国债以解决财政之需，便成为清政府官办银行兴起的重要目的。而进出口贸易的急剧增长和商品生产的增加，也使国内市场上商品交易额迅速扩大，迫切需要开设银行为之调剂。因此，创办银行的多半是官僚买办，而不是由工商业资本家投资。在银行资本中，大部分属于官股，商股也主要是官僚买办资本，商人银行则很少。
　　从甲午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产生时期，这十几年中，中国共兴办银行１７家，其中有１０家停业倒闭，到清朝灭亡时，实际存在的只有７家。其中规模较大，资本较多，后来维持下来并有所发展的，是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第一家银行，是官僚买办资本家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二年奏准设立，次年（１８９７年）正式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先后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等地设置分行。名为商办，实为官商合办，拟招商股５００万两，先收半数，并向户部借银１００万两。当时，盛宣怀受清政府之命，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办，督办芦汉铁路。他以筹款修路为由，奏请清政府批准，在官僚严信厚私人银号的基础上，改组设立中国通商银行。该银行除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外，还兼营部分官办银行业务，取得经营各省官司的官款存汇和对各省官司的放款、发行钞票和经理公债的特权。通商银行的内部制度，完全仿照英国的汇丰银行。其总行和重要分行，除由一名中国人任经理外，还聘请一名外国人为洋经理，掌握业务大权。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清政府为了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以及代理部库，试办银行。最初准备股本４００万两，官商各半，但商股应募很少，次年户部拨出库银５０万两，正式成立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并在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是清政府最早设立的官办银行，具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性质。光绪三十四年改称大清银行，资本增加到１０００万两。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改组成中国银行。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清政府的邮传部设立交通银行，总行设在北京，股本５００万两，官股４成，商股６成，经理轮船、铁路、邮政、电报４系统的收支款项及一般银行业务。清政府还赋予它管理外汇、发行钞票等项特权。
　　除了通商、户部、交通３行外，在清末创办的银行中，维持较久的还有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浙江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
　　在近代银行产生前后，各地还相继出现了一些具有地方银行性质的官银钱号。甲午战争后，各省督抚鉴于发行纸币可以牟利，纷纷争设官银钱号，作为各省库和发行地方纸币的金融机构。当时设立官银钱号的有近２０个省区，有的甚至一省数局。官银钱号的主要业务是发行纸币。辛亥革命后，各省的官银钱号，有的倒闭裁撤，有的改组为省银行。
　　由于中国近代银行业不是由工商业资本家投资兴办，也不是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因此，它从产生的时候起，就基本上是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脱节的，是与生产脱节的，而与财政和商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潮。其发展速度快于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其在全部机器工业中的比重也在逐步提高。
　　甲午战争前，官僚资本占据绝对优势。这个时期，由于私人资本的显著发展，私人资本已经远远超过官僚资本，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中占据主要地位。从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年（１８９５- １９１３年），资本在１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共设立了５４９家，资本总额１２０２９。７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８６家，资本额２９４７。６万元，占总额的２５％；而商办的企业有４６３家，资本额共９０８２。１万元，占总额的７５％①。
　　①官僚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变化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依然拨出大量经费，在维持和扩大旧有的军用工业的生产之外，还陆续新建了一批军火工厂。这个时期，清政府增拨巨款维持军火生产。如江南制造局，过去常年经费约７０- ８０万两，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时竟增至１２０万两。其他几个军用企业，情况也大体如此。
　　①　　 参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 2辑。
　　这个时期，除了天津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被毁于八国联军之外，其他原有军用企业大多数继续维持。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新设了一些军用工业企业。如新疆机器厂、江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河南机器局、湖南枪厂、北洋机器局、安徽制造局、东三省军械总局、奉天军装制造局、吉林军械专局等。其中，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袁世凯利用原天津机器局残留设备在山东德州重建的北洋机器局，是这一时期新建兵工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家。
　　这一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和铁路交通业，较前一段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中心的南方官僚资本集团。他们在武汉、上海一带控制并主办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新式工矿企业。如由汉阳铁厂发展而来的汉冶萍公司，就是一个包括采矿、冶炼、采煤、炼焦等部门的大型综合企业。在北方，则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北洋机器局、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新式大企业。
　　甲午战争后的官僚资本主义工矿企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于清政府财政枯竭，经费不足，再加上官僚衙门式的经营和管理，许多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难以维持，逐步改组为官督商办或商办。如汉阳轶厂和大冶铁矿，原为官办，光绪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后又与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改为商办。同时，外国资本开始对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工矿企业进行直接控制和掠夺。如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因向日本借款，从光绪二十九年起逐步被日本控制。
　　总之，甲午战争后，由于政治分裂加剧，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面创办的企业较少，再加上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官僚资本的发展也逐渐分散。像甲午战争前李鸿章那样，控制南北、显赫一时的官僚资本最集中的代表人物，这时已不复见。同时，随着近代银行业的产生，这个时期官僚资本也出现了向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势。清政府新设的大清（后改为中国）、交通银行，表现了官僚资本向银行投资的动向。
　　②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甲午战争以后到爆发辛亥革命，中国正好处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阶段（１８９５- １９１３年）。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仿佛是为封建王朝的覆灭所敲响的丧钟。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激起中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帝斗争高潮，如赎路赎矿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等。这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促进了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为了挽救中国，要求向西方学习，企图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掀起了维新变法和设厂运动，向清政府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主张，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号召和鼓励的作用。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新式工业的控制，做出了实行新政的姿态，允许并鼓励民间设厂。如光绪二十四年，由总理衙门议定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制定 奖励公司章程 ；光绪三十二年，商部改称农工商部。清政府的这些政策，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确实扫除了私营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障碍。此外，由于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加强，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事业的发达，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在上述的有利时机和条件下，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显著标志就是商办企业数的增加和资本额的扩大。这一时期较甲午战争前的２０多年，新设商办厂矿企业（资本万元以上）增长７倍左右，资本额增长了十几倍。这个时期中国私人资本工矿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间，在社会舆论要求 设厂自救 的激励和新式企业利润的引诱下，出现了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设厂 高潮 ，设厂数较前次高潮增长一倍多，投资额也大大增加。
　　在部门结构上，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重点仍然是轻工业。
　　其中尤以棉纺织业和食品工业（主要是面粉工业）的发展最为显著。这两个行业在这一时期新设的私人资本企业中，设厂数占６０％左右，新增资本额约占５０％；占同期全部中国资本新设厂总数的一半以上，资本额的四成以上①。
　　在重工业中，采煤业有了一定发展，而机器制造业方面进展缓慢。这一时期，中国资本开采的煤矿有３１家，投资额达９８９万元，其中商办的有２５家。
　　这一阶段私人资本企业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无锡、天津、南通等沿江和沿海的大中城市，又以上海、广州、武汉、天津为最。
　　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这一时期的私人资本工业也有所提高。四川是我国的生丝主产地，从前仍是手工生产，光绪三十二年石青阳在重庆开办蜀眉机器丝厂，率先在四川开始使用机器缫丝。采煤业过去多用竹筒抽水，人工挖煤，２０世纪初期以后，也大多改用机器生产。榨油业也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代替畜力，用铁制螺旋式压榨机取代石碾和木榨。
　　这个时期私人资本企业的资本家及其资本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一部分官僚、士绅将前资本主义剥削而得的货币财富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张謇就是由封建绅商转化为资本家的著名代表。他于光绪二十二年筹建南通大生纱厂，投资４４５１００两，有纱锭２０４００枚。光绪三十三年又利用大生的赢利，在崇明创办大生二厂。他还于光绪二十六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增加棉花来源；创办广生油厂，解决棉籽出路；创设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创办资生铁冶，解决机器设备的维修和制造。辛亥革命后，继续发展，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时，资本总额达３４００万元。
　　第二，商人将商业利润投资工矿业。后来成为面粉大王的荣氏兄弟，最为有名。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父亲原在上海开设钱庄。光绪二十六年，荣氏兄弟见面粉业有利可图，便与人合办无锡保兴面粉厂，后又改组为茂新面粉厂。光绪三十一年，荣氏兄弟还与人合伙创办振新纱厂。辛亥革命后，荣氏企业不断扩充，到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时，共有面粉厂１２个，生产能力占全国私人资本面粉业１／３；还有纱厂４个，钞锭１３００００枚。自有资本达１０００万元。
　　①　　 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 2辑下册。
　　第三，买办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
　　第四，华侨商人回国投资。南洋巨富张振勋在烟台设立的张裕酿酒公司，以及泰国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立的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后改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著名的代表。
　　第五，工人将手中积蓄投资办厂，上升为资本家。这种情况极少，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创立的商务印书馆最著名。夏瑞芳与鲍氏兄弟原是报馆的排字工，光绪二十三年，他们集资３７５０元，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工场，即为商务印书馆。后来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令全国兴办学校。商务印书馆见有利可图，便以出版学校用书为中心业务。从此，营业不断兴旺，终于发展成为出版界的明星企业。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阻挠，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私人资本无法在重工业领域得到发展；而私人资本由于其自身的原因，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十分落后，整个私人资本工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在工业布局上，私人资本也主要是在沿海、沿江的少数通商口岸，分布极不平衡。
　　六、结　　语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时经济，减少了民用商品的生产，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使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尤其使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 黄金时代.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还要经过无比曲折和十分漫长的历程，甚至出现痛苦的磨难。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的胜利，无疑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研究清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当代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历程的自然延续，我们通过研究中国清代经济发展史，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迪。
　　清代晚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产主并得到初步发展，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这仿佛给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开了一扇沟通现代化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长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透过这扇窗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像射进的一束晨曦，唤醒漫漫长夜；像拂来的一缕春风，滋润莽莽原野。透过这扇窗口，中国人才得以不断求索，找到富民强国之门，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不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产生。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则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已约有１０万人；到民国初年，近代产业工人约达６０- ７０万人；此外，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由于中国工业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国近代工业高度集中在少数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单位。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诞生和不断扩大，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产业队伍；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力量，并促使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因为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同时受帝国主义、国内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因此革命性最强，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
　　就在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袭、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的同时，作为大清帝国的邻国——日本，也碰到了几乎相似的境遇。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之隔，文化渊源相通，就两国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可以说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１８６８年（清同治七年），日本兴起了一场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维新运动，史称 明治维新.这是一场使日本走向世界经济现代化潮流的变革运动。当时日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治维新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近代工业发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１８６８- １８７７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年），日本新建的、雇佣１０个工人以上的私人企业为４８７家，１８７７- １８８６年增加为７６０家①。但在８０年代前，日本工业仍然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即使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工业中使用蒸汽动力的企业也只占２０％左右②。日本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的，但到了９０年代，棉织业一般也还继续使用手工生产方法。１８８４年（光绪十年），在日本的全部公司资本中，工业资本只占４。３％，商业资本占７。８％，而银行资本占７５。６％③。
　　尽管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的时间相近，起点相同，但明治维新截然不同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通过日本天皇 下诏宣政 ，破除封建分邦割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求知识于欧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能够欧化而不同化，并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时，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纠正初期不考虑日本与欧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盲目引进而走过的弯路。
　　历史并不偏爱任何民族。中日两国在１９世纪中叶曾经处在相似的基础和起点上，但结局却迥然不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历史环境中，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急剧扩大，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大和民族的幸运。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间爆发了长达８个月之久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同时也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成果的一次大检验。其结果，小国打败了大国，藩属变成了殖民者，东方超越了西方。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而且被历史抛在了东方的日本后面。这段辛酸的历史，不仅使我们感到遗憾，也更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①　　 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二册，人民出版社，第 236页。
　　②　　 参见凌耀伦等：《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第 215页。
　　③　　 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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