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2期
蒋介石与廖耀湘
作者：严 农
廖耀湘的身边恰好坐着杜聿明。杜聿明静静地坐在廖耀湘的身边，好像大礼堂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直直地望着前面，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他在想什么呢？在想缅甸战场的激越？在想东北战场的惨败？在想淮海战场的被俘？在想姚处长刚才令人兴奋的讲话？在想今后人生的道路？廖耀湘没有去打扰他，他知道，他的这位老首长，正在经历着自己人生重大的跨越。作为一个一生经历过那么多惊心动魄事件的老将，今天，他当然比一般人想得更多，更远，更深……
廖耀湘知道，从此，他们这些国民党的败将，要开始过正常人的自由生活了。
一天，廖耀湘望着身前的这块“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牌子愣神，轻声自言自语地说着：“功德林，功德林，真是名副其实，这是我们校长的‘功’与‘德’呀！将自己这么多的爱将送到了共产党的‘功德林’！”廖耀湘正细眯着眼在思索着，对面走来了湖南老乡军统大特务、赫赫有名的沈醉。对于在军队中做特务工作的军统特务，廖耀湘历来是不屑一顾的。
沈醉却笑眯眯地迎了上来，说道：“建楚，校长在台湾到处说你已‘杀身成仁，为国捐躯’了呢！听说还在台北公园为你建立了‘烈士纪念碑’啊！”
廖耀湘望了沈醉一眼，冷冷地说：“不是听说委座也给你在台湾建了一座‘烈士纪念碑’吗？”
“是呀！”沈醉笑着点了点头，“委座用心良苦，希望我们‘死后’仍为他‘效忠’，想不到我们这些‘忠魂’，又在这里相会了！”顿了顿，接着问道，“建楚，凭你的军事才干，你怎么竟被共军俘虏了呢？”
廖耀湘仰天长叹一声，说道：“非我之过，非我之罪，乃是委座举棋不定，意见不一，才导致今天的恶果！”
“是这样吗？”沈醉头一仄，望着廖耀湘。
廖耀湘沉默有顷，说道：“对于我自己的军事素养，我是深信不疑，甚至有点自负的。湖南宝庆（邵阳）出了两个军事上的杰出人物，你知道吗？”
沈醉暗暗一笑，故意说道：“我是湖南人，我只知道我们湖南出的许多杰出人物中，宝庆只出了一个蔡锷（蔡松坡），没有听说还有第二个。”
廖耀湘被沈醉揶揄的口气激怒了，拍拍自己的胸脯说：“还有我呢！”
沈醉将廖耀湘从头到脚看了三次，才慢吞吞地说：“可惜矮了一点，不过，将来能再高长??几厘米的话，也许还能够得上宝庆第二号人物。”
“沈醉，”廖耀湘同样瞪着眼上下打量了一下沈醉，“在湖南，我至少比你强！”
“那当然啰！”沈醉晃了一下脑袋，“不然，委座让你当中国最大兵团的兵团司令，不让我沈醉当呢！不过，”沈醉有意顿了顿，“你这兵团司令也没当好呀！你看看，当到现在，可只剩下你这个‘光杆司令’啦！”
“这全怨我吗？”廖耀湘走近沈醉一步，“委座的杂牌部队、残兵败将，在东北到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弄得我们正规部队想找个老百姓带路都找不到。我们兵团成了‘瞎子兵团’，‘瞎子兵团’的司令能打胜仗吗！”
“唉！”沈醉摇摇头，“谁让我们的廖司令官当的瞎子司令呀？”
“我们英明的校长呀！”廖耀湘没有好气地说。
“想不到你也批评起校长来！”沈醉有点惊异，“你可是校长最得意的门生呀！”
“老师有过错，学生就不能批评了吗？”廖耀湘眼睛瞪得很大，盯着沈醉，一字一字地说。
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最大的变化是：学习增多和加强了。
廖耀湘一生酷爱书报。在东北的几年中，对学习资料管理很严，他仅仅能看到经过管理人员严格挑选以后的报纸和资料。但即使是对这些资料，他也看得十分认真，他捧起一张报纸往往能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坐着看得实在累得不行了，便躺在炕上看。当时规定，只能坐在炕上看书报，不能躺在炕上看。有几次，廖耀湘看着、看着，竟在炕上睡着了。看管战士走过来喝道：“学习时间怎么睡觉？”廖耀湘被惊醒了，问道 ：“嚷什么啊？”战士指着他说道：“你学习怎么这么不积极，竟在学习时间睡大觉？”廖耀湘一下火了起来，大声说道：“我学习不积极？你看看，”他重重地拍着身旁一摞厚厚的书报，“有谁看了我这么多书？”战士也不让步，说：“书看得再多，学习时间也不能躺着学习，这是规矩！”廖耀湘更不让步：“这规矩不合理！我要找姚所长！”
姚所长微笑着走来了，问道：“什么事啊？发这么大的火！”廖耀湘将手中的书一扬：“我要求能躺在炕上看书。”姚所长说：“这好办嘛，我们研究一下。”第二天，姚所长就宣布“可以躺在炕上看书”。
廖耀湘的炕上，便有了更多的书。廖耀湘摸着炕上身边的书，对杜聿明说：“这才算真正解放了！”
姚所长看到廖耀湘学习如此认真和积极，便指定他担任一个学习组的组长。他的学习积极性更高了。
姚所长给他们送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书，廖耀湘将书一本一本亲自送到组员手里。
“好 好学一学，”廖耀湘郑重地将书放到组员手里，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对这里有好处。”
他捧起书本，一字一字地啃起来。
小组学习讨论会上，他常常第一个发言。
“马克思在他的著名著作《哥达纲领批判》里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廖耀湘一字不漏地引用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原文。组员们个个感到十分吃惊。连在一旁列席会议的姚所长也怔怔地望着正在发言的廖耀湘，十分惊异于廖耀湘对学习的投入和认真。
“不容易呀！”姚所长轻声对身边的一个管理干部赞赏着。
“是的，”这个管理干部同意地点点头，“我还亲自听廖耀湘一字不漏地背诵过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全文呢！”
“很好，”姚所长说，“廖耀湘这种认真学习的精神，是值得在全体学员中大力提倡的。”
“在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在蒋介石统治的旧社会，”会场接着传来廖耀湘发言的宏亮而中肯的声音，“就是由于没有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和‘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所以就产生了剥削，产生了革命，蒋家王朝因此也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向覆灭……”
姚所长望着正在发言的廖耀湘微笑着默默地点了点头：管理所同志的管教劳动毕竟没有白费，一种新的思想正在廖耀湘这样的蒋介石一手培养起来的人的头脑里开始生根发芽……
第六章 蒋介石两个王牌将军司令官在功德林
蒋介石有五大“王牌军”：杜聿明挂帅的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的第5军；廖耀湘领导的新6军；陈诚的18军；“蒋家御林军”张灵甫的整编74师；“天下第一军”孙立人领导的新1军。而其中廖耀湘的新6军又是蒋介石军队“王牌中的王牌”，以致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杜聿明的第5军则是“精华中的精华”，日本人在缅甸心惊胆颤地说：“提起第5军，胆颤心又惊”。
历史就是这么巧合的事：蒋介石两个王牌军的司令官杜聿明和廖耀湘一起进了功德林，更为凑巧的是：他们两人刚好编在一个学习组，而且同居一个大寝室。
两位昔日生死与共闯野人山，打四平街的战友，在功德林，又成了日日相见的“组友”与“室友”。
管理所人员教唱《蒋介石，你这个坏东西！》，各组人员用不同的音调唱着，杜聿明和廖耀湘都闭着嘴：不唱。
他们现在虽然对自己的校长有了一定看法和想法，校长崇高的形象，也在他们脑海里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崩溃，但他们仍觉得，唱这样的歌，对不起曾经那样栽培过自己的校长。
杜聿明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因而，1950年初到功德林时，一个人住了一个单间。后来，1956年全国战犯大集中才与廖耀湘两人同居一室。
他是陕西米脂人。“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陕西这两地方的男人和女人都长得漂亮和英俊。杜聿明也长得一表人才，方方正正的脸庞，炯炯有神的大眼，一看就是一个儒将。他的被俘，也和他是莫逆之交的战友和下级的廖耀湘惊人的相似：淮海战役全军覆灭后，他脱下威风的将军服，换上一身士兵的服装，刮去心爱的胡子，和士兵一起慌慌张张漫无目的地四处逃逸。被俘后，他自报姓名是“高文明”，自报职务是“军需”，随后拾起一块砖头，狠狠砸了一下脑袋，血流满面，但最后还是被认了出来。
他承认了自己的官职和名字，但拒不承认自己有罪。
杜聿明在撤离东北前，就指使其部队大肆破坏东北的电厂、油厂、交通设施，能抢走的东西全部抢走；能破坏的东西，全部毁掉。
尽管此时杜聿明犯下如此重大的罪行，但共产党仍对他宽大为怀，留有余地。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义正辞严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刚接到这份正气凛然的文告时，心里多少还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但正式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亲自与他谈话，他却闭口无言，拒绝谈任何问题。多次教育，他根本不听你这一套。直到被集中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仍坚持不服罪，甚至拍桌打椅，公开侮骂谈话人员，以至1950年11月将他由济南转至北京功德林时，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不得不像廖耀湘一样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
这样的情况，也只发生在杜聿明和廖耀湘这两员蒋介石心爱的“战将”身上。
他们在北京功德林的相聚，更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廖耀湘被送到功德林，并不知道自己的老上级早已在功德林。
廖耀湘一见到杜聿明，惊奇的眼睛睁得很大，张大的嘴怎么也合不拢，成语中的“目瞪口呆”，大概这就是最典型的写照了。
“你，你……”廖耀湘望着自己身前的老上级喃喃嗫嚅着，“你还……还活着呀！”
“你，你……”杜聿明望着廖耀湘，神情和廖耀湘一模一样，“你，你……没有死呀！”
听到老上级杜聿明如此熟悉的确切的和过野人山时一模一样的声音，廖耀湘这时才清醒过来：自己的老上级光亭确实没有死，他含着泪水激动地紧握着杜聿明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后来进战犯管理所的人都说，你早已被镇压啦！还说你的牌位进了台湾的‘忠烈祠’呢！”
“唉！我们校长造的谣言怎么一模一样啊！外面传说你早已杀身成仁啦！”杜聿明摇晃着廖耀湘的手，“还说校长在台湾亲自给你建造了衣冠冢呢！”
“野人山我们没有倒下去，”廖耀湘上下打量着杜聿明，“只想回国以后多为国家做点事情，想不到我们竟在这里见面！”
廖耀湘长长叹了一口气，重重摇了一下头。
“此一时，彼一时。”杜聿明将手放在自己下级的肩上，“建楚，你身体还好吗？”
“还过得去。”廖耀湘打了一下自己，“你呢？光亭？”
“唉！”杜聿明轻轻叹了一口气，“我呀！跟你一样是带着一身罪恶走进战犯管理所的。不过，我还比你多一样东西。”
“啊？”廖耀湘睁大着眼睛，有些不解。
“我是带着一身疾病，走进新中国的。”杜聿明摸了摸自己的胸部，微微点了点头。
接着，杜聿明给廖耀湘讲述了下面一段故事：
你知道，我一直身体不好，在野人山就差点因身体不好而丧了命。淮海战役被俘以后，由于经历的坎坷和心情的忧虑，身体每况愈下，进战犯管理所时，我身患四种重病，但当时我自己只知道三种：肾结核、肺结核、胃溃疡。第四种病是我进功德林后被管理所管教科李振江科长发现的。
1953年秋天，有一天我正在洗澡，这位李科长发现我两腿站着不一样，而且不断打颤，便大声喊道：“201，（201是我的代号）你怎么啦？”我当时没有吭声。其实，我腰酸腿痛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想去治疗。我想用此来个慢性自杀，了却此生，给我们的校长留个清白。那知道这位李科长竟急了起来，像上级命令下级一样，要我立直，双脚并拢，接着像医生一样在我全身上下“检查”起来，终于发现我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马上用小车将我送到公安部最大最好的复兴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脊椎结核。当时，他们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我，怕我思想上有负担，对身体不利。只是在我的病床上装了一个石膏架，让我躺着，不要乱动。他们用最昂贵的进口药在给我治病。后来我才知道，这进口药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特地从国外专为我进口的。就这样，我身上的疼痛慢慢减轻，随着身体上疼痛慢慢减轻，我心理上的疼痛也在慢慢减轻。因为，我终于慢慢意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在为我治病，治我身体上的病，也治我思想上的“病”。对于一个“胜者为王”的一方来说，如此真心实意地对待“败者为寇”的一方，这在中外历史上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