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6期
中美建交时的秘密信使
作者：张 鑫
“只要美国对苏联说，美国对苏联入侵中国领土的战争持十分严肃的关注态度就行了。有了这个表态，就一定会起作用，而且是多方面的作用。”
“我明白了，我劝尼克松代表美国政府作这样的表态大概没问题。”将军笑道：“你的来访，使我很高兴。我代表你的许多中国朋友向你表示友好的问候。”
凌晨两点，马修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了。电话是白宫办公室的值班官员打来的。“马修先生，苏联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乌苏里江侵占了苏联领土——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苏联军队与中国军队交战了。”马修挂上电话，开始冥思苦想怎样处理这个突发事件。从焦将军口气中了解到，中国显然担心苏联布置在边境线上的那四十个机械师，这是唯一能够解释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在巴黎精心安排那个矮个子将军与他会面的戏剧性场面的原因。中国现在需要有人出面来威慑一下苏联，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他决定趁早就中苏边界冲突给基辛格写一份备忘录，转尼克松。马修抓住尼克松想主动亲近中国的心理，给总统送了这么一份备忘录。
总统：
据观察家分析，中国十分警惕来自北方边境苏联的军事威胁。他们乐于接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帮助，以阻止苏联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入侵。这表明：中国在寻求帮助。总统先生，这是主动亲近中国的极好机会，美国政府只要向全世界这么说就行了：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十分关注武装冲突，因为在当今世界，任何战争都会影响到全世界，我们不主张任何理由的武装冲突。为此，我们十分关注中苏边界上正在发生的武装冲突事件。
马修
凌晨三点呈
在总统的指示下，一份代表美国政府态度的备忘录由总统的通讯系统，向国会、国防部和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发出，不管是内部掌握的，还是向全世界表态的，文字内容都与马修的备忘录完全一样。结果，中苏只打了一小仗就停止了。马修真是功不可没。
虽然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马修的监视很严，但双方都用更巧妙、更隐秘的方法及时传递了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地下通道神秘又畅通。马修后来找尼克松告状，尼克松以总统的名义下令解除对马修的监听与监视。
马修从格林娜的寓所里开着她的车出来。“联邦调查局在窃听一些人的电话。”格林娜说。
“嗯？”马修听了大吃一惊，“受到窃听的有哪些人？”
“有二十多人吧。这些受监听的人都用代号备案。有一个叫‘红杉’的正同中共秘密联络，多不可思议！”
“是吗？”马修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回忆自己曾给谁打过电话，说过什么。他将车停在甘乃迪中心地下室，一个人来到公用电话旁，给洪伟良打电话：“联邦调查局在我住所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你不能往那里打电话，也不能发电报，知道吗？”
“知道了。”洪伟良说。
几天后，在4月里的第一个星期，国家安全局报告会上，出席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全体代表听取了国防部长林彪的一个重要讲话。讲话内容异乎寻常，充满了火药味，反美情绪很浓，那不是尼克松所期待的。两天后，马修回到自己寓所，发现门下面塞进了一封信。里面装的是林彪讲话的文稿，并附有用打字机打出的扼要分析。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谁送来的，又是如何避开联邦调查局耳目的。那份讲稿措词激烈，充满了中国人多年来惯用的反对美国的术语。附在文稿后的分析，基调是尽量缓和林彪激烈措词的影响，看来好像是邓山理的观点。它有两个基本点：一、虽然讲话措词强硬，显出一副好战的架势，但国防部长强调中国不会首先进攻别国。二、美国同苏联一样，对中国造成了军事威胁。但美国并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两点的确让人受到启发，建立某种形式的三角关系是很有可能的。这篇分析文章有用，也很重要。如果林彪的这篇讲话一旦传到华盛顿，尼克松看后反应一定会十分强烈。但如果尼克松事先看到这篇分析文章，他就会变得理智些。这一切又是周恩来总理费尽苦心安排的。不然，怎会费这么大的周折从门底下塞进来呢？第二天，马修将这篇分析文章抄了一遍。他将林彪的讲话和抄录的分析文章当成自己的备忘录，一并交给基辛格转尼克松。尼克松看到的实际上是邓山理的解释。正如所料，尼克松并没有发火。
1969年7月21日，尼克松在环球旅行前夕，白宫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禁运政策将会有实质性的松动。同一天，马修给洪伟良寄去了一封长信，详细解释了白宫这一表示友好的行为。
一天下班后，马修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很不起眼的、用打字机打成的便条。便条上寥寥数字：阿奇维斯、独立宣言、下午四点、明天。马修觉得心神不宁。他离开自己的住宅楼，走过几条街，在暗淡的灯光下抓起了公用电话。
“是洪伟良先生吗？今天我收到一张匿名便条，我不敢去赴约，我怕受到监视。”马修脱口而出。
“请拨202155514736。”
马修拨通了电话道：“我是马修。”
“知道了，马修先生，是不是阿奇维斯有问题？”语音里透出坚定、果敢。
“是这么回事，我怕信已被人看过了。”马修解释道。
“我明白了，你知道博德格恩吗？”
“当然知道。”
“请你步行去那里。几分钟后我在那里见你。”
“好。我马上就去。”马修说。
马修走到博德格恩门前高高的台阶下，站在此处朝四处看了看。一会儿，有辆出租车的门开了，走出一个人。他目光注视着马修。他同马修一样高，略瘦些。
“马修吗？”
“找我？”
“我叫莱瑟姆。就是刚才同你通话的。”
“哦。”
“你现在同朋友联络越来越困难了。因而从此时起，我就是你的联络人。”
“我如何与你联系呢？”
莱瑟姆在一盏路灯下，掏出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日记本。
“这是我另一个电话号码：55513303。与我通话一律用公用电话，通一次话换一个地方。”
“好，我已记住了。”马修看了一眼纸条，还给他说，“这真像搞间谍活动的。”莱瑟姆笑了，领着马修来到一间灯光昏暗的酒吧里，里面只有一对情侣，他们在紧靠柜台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
“我有个信息需要告诉你。现在可以说吗？”
“可以。”莱瑟姆说。
“告诉他们立即释放那两个驾驶快艇不慎闯入中国领海的人，以此作为对解除货物禁运令的友好反应。这样做效果一定很好。”
莱瑟姆点点头说：“我会马上告诉他们的。请你到附近一家体育馆登记，我们可以在那儿碰头。我会给你一套开锁密码，你可以用来开我的衣帽柜，把你需要传递的情报放在那里。我会及时取走的。”
“那样很好。”
尼克松回国前三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了那两名驾驶快艇的人。
尼克松回到白宫后，马修被召进办公室。“目前中国怎么样？我已经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好好地会谈过几次。他们都同意我们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你现在进展得如何？”
“我认为，中国释放了我们的两个人，实际上就给我们一个友好的信号。也是他们对您放松中国禁运令所作出的异常迅速的良好反应。”
“好！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都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传递信息，基辛格认为巴基斯坦人会更有用一些。”尼克松脸上掠过一丝笑容道，“你应当与基辛格谈一谈。他同一个刚刚访问了周恩来回国的巴基斯坦领导人作过几次长时间的会谈。此人一直来往于中巴之间。他会帮助我们传递信息的。”
马修点点头说：“明天早晨我就去见基辛格。”
几天后，由于马修的行动受到更严密的监视，他不得不冒险去找尼克松告状。“总统先生，”马修直截了当地说，“您是否知道联邦调查局监视了我的住宅、监听了我的电话？”
“什么？”尼克松眉梢一扬，“我的上帝，这是为什么？”
“他们对我的忠诚发生了怀疑，因为东方有我的朋友，特别是洪伟良先生那位我以前的香港当事人。”
“你在东方当然会有朋友，”尼克松大声说，“我也有朋友啊，更何况你在中国生活过嘛。”
“我十分关心您的对华政策是否能获得成功，而且我竭尽全力来实施您的政策。那就是我为什么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您的缘由。”
“联邦调查局的监听？”尼克松伸手拿过电话说，“胡佛吗？据说你手下的一些人监听了基辛格班子里的一个人，他叫马修。”尼克松静听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回话，听完后，尼克松说：“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我命令你们放弃对马修的一切监视、监听行为。他在为我做一些十分敏感的工作，还请你好好关照一下。”
1970年4月中旬，华盛顿特区鲜花怒放。
一间小会议室，里面坐着十余人。
“总统已下令要我们作有限度的攻击。美国和越南联合行动，清除在柬埔寨的避难所和越共指挥中枢。上述目标一旦实现，所有军队立即撤出柬埔寨。这次行动将在4月23日上午5时开始，距今还有3天。”参加会议的人惊讶地相互对视了一会儿。
“其他国家政府是否知道这个消息？”马修问。
海格说：“我们没有同别国磋商的必要。”
“哦，”马修接着说，“如果我们事先不发出警告就侵犯柬埔寨，我想泰国、缅甸和中国都会感到十分震惊，是否考虑到这点呢？”
“这个问题不予考虑。”海格强硬地答道。
亲爱的邓先生：
您读到此信时，‘袭击’柬埔寨的行动已经开始了。
中国一定会作出一些反应，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我只希望这种反应是某种克制的行动，诸如取消计划好的下一轮华沙会谈等。总统相信，这种有限的行动会在实质上形成一个大气候。在这种大气候下，他不久就可以撤掉大批军队。我希望你们的领导人不会因为这样一种相对次要的军事行动而在和解的道路上调转方向。
马修
4月底，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华沙会谈。
周总理再次秘密接见了马修，马修对周总理提出了“乒乓外交”的建议，周总理当即采纳。基辛格看起来是尼克松访华的“开路先锋”，其实“开路先锋”是邓山理和马修。
“你的信在衣帽柜里，”莱瑟姆低声说，“我需要马上得到你的回答。请到盥洗室里去谈”。
在盥洗室分隔间里，马修打开了信封：
内部事务，对柬入侵以及许多有疑问的事造成了谈判的延期。我们认为根本的办法是，你立即到这里（指北京）来磋商一下。含糊不清的问题会弄清楚的。我们坚信你能秘密地做到。我们民航班机取道东京，现在一切良好。你准备走的路线及到达时间交送信人带回。
邓山理
马修在信封上快速写下：9月16日离开，取道安克拉治；借口是去阿拉斯加旅行、钓鱼。请为我安排从东京开始的旅行计划。只能离开十天。
“马修，总理请你来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他担心迟迟不给尼克松答复会引起双方之间的误解，而且有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也不是靠一封信就能说得清楚的。其次，听说你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监视，总理也为此感到担忧。当然，他还需要听听你的意见，因为在以后的中美和谈中，还有许多实质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马修点头表示理解。
周恩来收到了邓山理送来的报告，其中夹着马修的一封信：
亲爱的邓先生：
目前我正在为美国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准备有关中美会谈事宜。这个时候，我想可以让一些意义明确的象征性事物促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两星期后，美国国家乒乓球队有十至十二名队员和几名官员将去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前些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你们也派队参加。这是贵国自1965年以来首次参加锦标赛。你们是否可以邀请这些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到贵国访问（为了遮人耳目，可同时邀请一些西方球队），并受到贵国领导人慷慨大方的接见？届时一些美国记者将会同行。 一家美国电视网的新闻转播小组也将在那儿向国内进行实况转播。美国人会看到他们的同胞如何在中国比赛、旅行，在面露微笑的中国人中间访问。
我没有把这一想法告诉这里的任何人。这不过是我的建议。但我肯定美国政府会非常高兴地接受中国的邀请。
顺致问候
马修
1971年3月15日
在马修信中的空白处，周恩来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主意非常好，请立即照办。拟邀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一个非洲国家及一个南美国家的乒乓球队来京，以接待意大利共产党的高规格仪式隆重欢迎他们。
“总统，”基辛格清了清嗓子，把手中一叠文件整理好，放在桌上，“现在已是4月底了。如果你想在1972年3月访问中国的话，我们必须加紧准备。你应该马上决定派谁去中国进行先期会谈。这个人必须在今年夏天以前作好一切准备。”
“你说派谁去？”
“我想……”基辛格慢慢点点头，把桌面前的文件推到桌边上，“我想……我应该去。”
“你？”尼克松装成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对，总统。”基辛格固执地说。
“去中国访问不让人知道，你做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