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裸云两朵
作者：何大草
若干年后，我在大学寝室里做了个试验，拿一小块塑料泡沫在玻璃上来回擦，并始终保持单调、不变的节奏，那难听的吱吱声，很快让同屋们塞上了耳朵，其中一个蹲下来，发干呕。他们瞪大了眼珠子，以为我疯了！然而我很明白，我只是为了以恶作剧的方式，重返记忆。那种记忆的确是很疯狂的。
那个晚上，当赵小青骂完后，吱吱声消失了。楼上也慢慢安静了。赵小青，这个有洁癖的天才，追求声音的百分之百纯粹的音乐家，一个一呼百应的造反派头头，终于被疲惫所征服，倒下睡着了。但，就在这时，让人头痛的吱吱声又来了，这一次，是从上边发出的。我张开耳朵听得非常地清楚：她爬上了赵小青的窗台，直接拿泡沫在他窗户上磨擦。
我晓得要出事，就在我的意识飞转时，楼上传来玻璃猛烈的破碎声，一把斧头击穿了窗户，随后落进了桑园里。我的心揪紧了，她呢？这时候，桑园的住户陆续醒来了，但没有谁开灯，我依稀看见许多人趴在自家窗口，在张望着、等待着。就连我的父母，也披衣坐在餐桌前，各自抱紧一杯白开水。现在是死一样的静，我父母的手不住发抖，开水泼洒出来，把他们的裤裆都浇湿了。
安静大约持续了十多分钟，吱吱声又回来了，还是在上边响。赵小青大骂：我尥你娘的匹！他唱《泪蛋蛋泡在沙蒿林》的雄浑嗓音，此刻已尖锐得像一只毛发竖立的鸟了。但那泡沫摩擦玻璃的声音根本就不理会，依然不停地响着，既是挑衅，也是挑逗：它抵达了更上一层，到了阁楼了。
第二天早晨落起了淅沥的雨水，我挤在许多人中上苏娘家察看了现场，所有人都可以看出，赵小青满腔的悲愤已到了怎样的顶点：窗帘被撕了下来，茶几被踢翻，杯子、水瓶的碎片砸得满地都是。他是在一种无法控制的激情中冲上阁楼的，一只拖鞋掉在楼梯下，另一只拖鞋卡在楼梯的中间。他手上还握住一只威士忌酒瓶，因为斧头没有了，而酒瓶是他顺手可以抓住的东西。他发出的最后一声，不是骂，而是尖厉的长啸，酷似泡沫最终在玻璃上擦出了闪电来——他的身体冲开两扇大玻璃，把自己像炮弹一样发射了出去。
所有人都清楚赵小青是被那吱吱声给毁了，却没一个人能理解，包括直到今天的我，他哪来那么强大的力量，竟然射进了荷塘里，撞死在长满虎耳草和青苔的假山上。天亮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像还活着，倔强地站在水塘和雨水中，一手抱着假山，一手还紧攥着酒瓶的瓶颈。
警察牵着狼狗慢吞吞地来了，但没有找到那个发出噪音的人，雨水把一切痕迹、味道，都冲洗干净了。何况，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一个人死于非命是不足为奇的。
十
再见到桑桑，是1978年3月了，我刚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就读，而她回南音参加母亲的平反昭雪会。我父母、我，还有我的女朋友，都参加了。那天也落着雨水，桑桑全身穿黑，还撑了一把黑伞，脸上有了些细细的皱纹，但身子还很苗条，神色也跟从前一样，从容、平静，看我的时候，白多黑少的眼睛里有一些迷糊。我有点不相信，她曾被我搂在怀里，一身凉得发抖。她送给我父母一陶罐蜂蜜，说这是她亲手割的。她告诉我，这些年是跟着一群养蜂人在云南过的，那里天高地广，所到之处都很暖和，蜂蜜吃得多，人挺结实的。
我女朋友悄悄对我说：“我不觉得这个女人是桑桑。”我微微诧异，问那她是什么呢？女朋友想了想，说：“她也可以是别的人，当然，也可以是我。”我没有听懂。她是哲学系的学生，听我讲过无数回桑桑的故事。
桑桑告别的时候，我们像大人那样握手。她的手意外的一点都不冰凉，也不是温热的，是突然烧起来的那种滚烫。我眼里酿着一颗泪蛋，说：“留下吧。”她把手抽出来，还是走了。
后来她携母亲的骨灰去了法国，在巴黎跟舅父，即苏娘的小弟弟一家团聚。在那儿，她学习教堂彩绘玻璃画的创作和修复。2004年舅父去世后，桑桑移居东部小城第戎，在圣玛利亚修道院做义工，至今未婚。
1982年我从川大毕业后，放弃了去兰州参加西北第二考古队的机会，为照顾害慢性哮喘的母亲，回到了南音，编撰院史。我对音乐缺乏感受，但那些发黄的照片、干巴巴的年表，除我之外没人愿意阅读的会议记录、揭发材料、无人认领的书信、失踪者的日记……却让我听到若干不安宁的声音，仿佛唯恐被遗忘，倔强地要从字缝里边钻出来。其实没人可以遗忘的，因为回避也正是记忆在作祟：苏娘住过的房子被视为凶宅，无人敢居住；她和赵小青留下的天才之作《两朵云》，也没人愿意再演出。我会在每天下班关上窗户前，眺望一会儿南音的小礼堂、林阴道，更远处灰蒙蒙的桑园……我能隔着这大寂静，听到被埋葬的，哑声哑气的歌声。
——选自《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