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软肋

作者:王 手




  去龙海生家我准备了一些“礼物”,其实也是车间大家一起凑的,是心意。有寻医的,说天雷巷有个针灸医生,扎几针就好;有问药的,说教场头有个草药摊子,撮几付煎了喝几天;还有人抄来偏方,用新鲜的鸡屎睡前敷脸,说不定醒来嘴就收拢了。当然,我带的不是实物,带的是“知识产权”。龙海生看上去萎缩了许多,人是最怕精神打击的。我还差点认不出他来,因为他脸上已涂满了鸡屎,像画了脸谱妆,看来我的“礼物”用不上了。尽管这样,对于我的到来,他仍然很吃惊很感动,他望着我,情不自禁地忘了招呼,愣了半天,才含糊不清地说了句费解的话:全厂,我最佩服你!
  古历年底的时候,车间里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欢喜的事,一件是悲伤和痛心的事。欢喜的事和龙海生有关,他女儿提前考上一中了。一中是省里的重点中学,也是市里最好的中学,不仅设施好,关键是教学质量好。一中上一本的比率是百分之六十,二本也有百分之四十,等于是全部,所以大家说,考上了一中,等于一只脚已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不仅如此,龙海生女儿考上的还是数理班,这个班只招四十人,考上数理班有什么好呢?明年六月的中考就可以免了。一中本来就叫数学家的摇篮,出了很多有名的数学家,像苏步青、姜立夫、谷超豪,都是一中出来的,那么,数理班就是摇篮的摇篮,前途无量。考上数理班还有一个好,有机会参加全国竞赛,要是得了奖,大学直接就要走了。即便不是马上走,也都做了记号,等大学考完了,优先让你挑。那些天,车间里都在议论这件事,都说龙海生狗皮癣长得正,当然,主要是说他女儿好,真好真好,真真好。
  悲伤痛心的事其实也和龙海生有关。年底了,市里下拨了工资,人人有资格评,四个人一级。这是好事,车间里立即成立了领导小组,做了方案,抓阄摸份分组,背靠背评议淘汰。这时候,龙海生已过来上班,他的面瘫经过针灸、吃草药、涂鸡屎,稍微好了一点,但一直没有全好,嘴角耷拉着,好像无时不刻在不满和生气。车间的工友本来和他就有些距离,现在看他就更不顺眼了。按理,龙海生这次的工资是没有资格评的,工友们掰着指头数落他的“罪状”,他擅自离开车间,他擅自去了牧场,他请了这么长歪嘴的病假,证据至今还确凿哪。大家的意见是要剔除他,在这关键时刻,少一个好一个。但这种意见就像阴沟里的流水,一直响在暗处,就没有反映到明的地方来。这样的意见,谁有胆量去和龙海生说呢?主任没胆,厂长也没胆。不仅是这次工资他照样参评,他还不讲道理的要拿走半级,他说,凭我家里的条件,我拿一级也不过分,我现在拿半级已经是客气和贡献了。大家忍气吞声,不敢怒也不敢言,只暗暗嘱咐自己,晚上不行房事,白天不拉屎,别让不净的手摸到和龙海生一组。
  这次的工资,我也有资格评,但我母亲叫我让了,说我刚上班不久,没做多少事情,来日方长;还说,她是行政十九级,退了休还有七十三块,家里不缺钱用。其实,母亲就是不说,我也准备让,我想表现得好一点;再说,我还有额外收入,我虽然不在西山了,但西山是我打下的地盘,埠头的保护费我还坐着一份,他们会定期给我送来。可惜,我不在龙海生那一组,让也白让,没起到什么用处。
  和龙海生一组的是三个女工,他拿走了半级,这组的形势就陡然严峻起来,等于三个人要争另外半级,于是,这半级工资就越发显得像性命一样,跟谁都苦大仇深了。经过几个钟头的奋力搏杀,其他小组都陆陆续续交上了名单,就是这一组原封不动,死水一样,主任也神情怏怏地过来看过,见三个人都把自己坐成了佛,一句话不说,不说好也不说坏,好像不是在评工资,而是在举行什么耐力比赛,比赛中还透着一股危险的情绪。后来熬到下半夜,一个擦起眼睛打起了哈欠,一个索性叫老公拿了被裹在身上,一个绞着脚实在憋不住了,飞奔至厕所撒了一泡尿。这泡尿其实也只撒了一半,就拼命往回跑,但情况骤变,格局已定,半级工资已被另外两位握手言和了,她们各分了四分之一级。撒尿的那位当场晕倒。
  第二天,撒尿的那位在水处理车间吊死了,这里管子多,有的是系绳的地方。可怜这位女工,她的眼光也太短浅了,心房也太小了。我想,她其实不完全是因为钱,她是因为那泡尿,半级工资就毁在一泡尿上,自己想想都觉得窝囊,回家更没法交代。说来说去,也怪她自己准备不充分。据事后另外两位讲,一个早三天就不喝水了;另一个提前还洗了肠,并且都准备了饼干和糖果,以防自己在对峙中体力不支。这是塌天的大事,最后当然由厂部处理,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这一次,听间的人被激怒了,大家同仇敌忾。但龙海生好像看不出有多少内疚,照样心安理得的吊儿郎当。在他看来,那女工是自己要死,和他没有因果关系,什么叫寻短见?就是因为短见,而且是自己寻的。如果真要怪,也只能怪那两个瓜分的家伙。也许,他觉得自己有盟兄弟撑腰,对于大家的情绪,根本不值得放在心里。
  有人再一次找到我,又提起教训的话题。那个被龙海生掐过脖子的仓库员还自告奋勇地说,我就是一个鸡蛋,也要和他这块石头碰一碰。大家都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希望我能拿出一个像“点穴”一样有力的主意。我还是那个意思,打不是办法,打必定结怨,冤怨相报何时了,而且我知道江湖,没有一个人是被打服的。再想想龙海生,他还是有分寸的,看什么人开什么门,站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他对我就没有惹麻烦,相反的,他还主动提出向我母亲道歉,还忍受着让我搭来搭去,挺给面子的。反正我是不会揍他的,江湖上叫这是“留一个尺寸地”。
  我问大家,龙海生有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弱点?比如丑闻、劣迹,什么事最能让他蒙羞?让他没有脸面?我们就用这个来制服他。有人说,他偷过厂里的白糖。我问,什么时候?他父亲退休他顶替不久的时候。别人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全厂人都知道。白糖装在尼龙袋里,用帽子戴在头上,想带出去,结果走到传达室门口,白糖从帽子里“爬”了出来,被保卫科的人当场捉贼捉赃。我想了想,说,这事稍稍老了点,翻旧账没意思,只能试试看,看这个“贼”字能不能把他打倒,他如果爱面子,也许就打倒了。即便打不倒,能让他收敛一点也好。这样,任务就布置了下来,叫大家有事没事常议“白糖”,把那个“贼”字强调起来,甚至可以故意让他听见,让他觉得有人还惦记着,让他觉得丑事传千里,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好像龙海生也在揣摩着这件事情。有一天他跟我说,他们好像在说我的过去?他还说,白糖是偷,牛奶也是偷,我现在知道了,我不带回家,就不是偷。这就叫“躺在草地上让蛇咬”,换了今天的话叫“我是流氓我怕谁”,他不以为耻,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大家又动脑筋。有人说,我们不等他觉悟,我们主动羞辱他怎样?我们给他起外号,叫他歪嘴。说这些话的是以仓库员为代表的那些学徒,这些小儿科的做法,年纪大的工友不赞成,但学徒们坚持要做,他们说,我们触及不了他的灵魂,搞搞他难过也好。还说,就是气不死他,我们也自己出出气。学徒们毕竟是胆小的,正面较量他们还不敢,他们决定躲在背地里叫,就像放冷箭。于是,那些天,“歪嘴歪嘴”的叫声,像狗吠一样在各种场合各个时间里冷不丁地响起,有时候在厕所里刹锣一样响一句,有时候在车间外鞭炮一样炸那么两下。叫声一起,大家就会下意识地朝龙海生脸上看去,即使不看,也会意味深长地嘿嘿一笑。叫声一响,龙海生就会警觉地耸起头来,判断是谁的声音?判断声音从哪里发出来?更多的时候,龙海生的骂声也同时响起,然后拔脚赶出来,想追住那个叫声,当然都是徒劳而返。这样的时候,大家更是屏着气笑,笑得肩都索索地抖动。这事只能说达到了骚扰的效果,骚扰和征服还是有很大距离的。龙海生的嘴巴,也因此被气得更歪了、更狰狞了,看上去更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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