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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其本身具有的含混性来看， 还是从每个个人都自负这个角度来说，品行（merit）一词的不确定性都太大了，所以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明确无误的行为规则。
——大卫·休谟①
然而，福利（welfare）却无原则可言，无论是对获得福利的人来说，还是对分配福利的人来说（一个人会把福利配置在这儿，而另一个人则会把福利配置在那儿），都是如此；这是因为福利取决于意志的实质性内容，而意志的这种内容又取
决于特定的事实，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一项普遍适用的规则存在。
——伊曼纽尔·康德①
①第一段引语引自 David
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sect．Ⅲ, part Ⅱ,works
Ⅳ, p．187，我们应当在这里给出该段引文的上下文。
最明显的想法可能是，向最博大的德性分配最大数量的财产，并给每个人赋予与他想做的善事相称的实力……。但是，如果人类实施这样一种法律，那么，无论是从其本身具有的含混性来看，还是从每个个人都自负这个角度来说，品行一词的不确定性都大大了，所以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明确无误的行为规则；因此，实施这样一种法律的直接后果，必定是社会的全面崩溃。
第二段引语是从康德的著作中翻译过来的(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1798，sect．2，para．6，note)，其原文是：“Wohlfahrt aher hat kein
Prinzip，weder für den der sie empfängt，noch für den der sie austeilt(der
eine setzt sie hierin，der andere darin)；weil es dabei auf das Matefiale des
Willensankommt，welches empirisch und so einer allgemeinen Regelunfähig ist”在该文的一个英译本中，这段话的英译与我这里引用的英译有点差别，该英译本是Kant's
Political Writtings，ed．H．Reiss，trs．H．B．Nisbett(Cambridge，1970)，p．183，note。
“社会正义”的概念
在上一章的讨论中，我是把正义观念当做所有法律不可或缺的基础和限度加以捍卫的，然而在本章的讨论中，我则必须再回过头来对滥用正义这个术语的做法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因为滥用该术语的做法有可能把那种使正义成为个人自由之保障的法律观念摧毁掉。一如我们所知，人们早就把他们在涉及彼此的个人行为方面发展起来的那种正义观念用来指称；那种由许多人的行动所产生的综合结果，即使当这些结果是他们不曾预见或从未意图的时候，依旧如此指称；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或许已是见怪不怪了。正是通过对正义观念的这种滥用，“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有时亦称为“经济”正义(economic
justice)才最终被人们视作是社会“行动”（或者社会给予个人或群体的“待遇”）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属性。正如原始思想在最初注意到某些常规性的过程的时候通常所做的那样，那些主张“社会正义”的人在过去也同样对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所产生的结果做过类似的解释，似乎这些结果都是由某个智者刻意指导或操纵的，或者说，不同的人从这些结果中所获得的特定好处或蒙遭的特定损害都是由刻意的意志行为所决定的，因而也是能够受到道德规则指导的。据此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社会”正义观念，乃是那种拟人化或人格化（Personification）认识进路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当然，所有幼稚的思想都是根据这种拟人化或人格化的认识进路来解释各种自我有序化的过程（self-ordering
processes）的。坦率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些原始概念的影响，有些人甚至还据此对那个比任何刻意建构的人之组织都更能满足人之欲求的非人格过程（an
impersonal process）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它必须与人们为指导他们各自的行动而逐渐演化出来的那些道德规范相符合；①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心智尚未成熟。
①参见P．H．Wicksteed，The
Common S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1910)，p．184：“那种认为伦理上可欲的结果必定是由一种伦理不涉之工具所产生的假设，乃是没有根据可循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社会正义”这个术语，只是相对晚近的事情，而且显然没有超过一百年。早些时候，这个术语只是偶尔被用来描述人们在实施正当个人行为规则方面的有组织的努力，①而且直到今天以前，论者们也只是在某些学术讨论的场合中用这个术语来评价现行社会制度所具有的功效。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术语在当下的公众讨论中被人们普遍使用且不断诉诸的那种意义（亦即本章拟对它进行检讨的那种意义），却在根本上与人们在很久以前就采用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那个术语所具有的意义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只是从（也许部分上是因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下面这段文字中把“社会正义”与“分配正义”这两个术语明确视作同义词以后，上述意义上的正义观念才开始普遍流行开来了：
①参见C．del Vecchio，Justice(Edinburgh，1952)，p．37．在18世纪，“社会正义”这个说法偶尔也被用来描述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实施正当的行为规则，例如Edward
Gibbon，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chapter 41(World's
Classics edn，vol．Ⅳ，p．367)。
②例如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1971)。
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待遇的人，也就是说，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绝对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待遇的人。这就是社会的和分配的正义（soci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所具有的最高的抽象标准；应当使所有的社会制度以及所有有道德的公民的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聚合在一起，以达致这一标准；①
①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London，1861)，chapter5，p．92；in
H. Plamenatz，ed., The English Utilitariam(Oxford，1949)，p．225．
或者说：
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他所应当获得的东西（而不论是善果还是恶果），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正义的；然而，每个人应当得到他所不应得的善果，或者被迫承受他所不应蒙遭的恶果，则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不正义的。这也许是一般人的心智所能设想出的正义理念最为清晰且最为有力的形式。由于它关涉到“应得者”（desert）这个理念，所以它也就产生了究竞是什么构成了“应得者”这样的问题。①
①分别见于上引书第66页和第208页。亦请参见J．S．Mill对F．W．Newman的评论，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初版于1851年的Westminster Review中，重版于Collected
Works，vol．ⅴ(Toronto and
London，1967)，p.444：“贫富差别，显然是不正义的，因为这种差别与应得者之间甚或与努力和松懈之间无甚关系。”另见J．S．Mill的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bookⅡ，ch．1，§ed．W．J．Ashley(London，1909)，pp.211以次：“只有当人们基本上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按人们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报酬，才是真正正义的；当酬报取决于力量和能力方面的先天性差异的时候，这种酬报原则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义，它只会使那些生活状况好的人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段引文中的第一段文字，乃是穆勒在界分正义所具有的五个含义时对其中的一个含义所做的描述；当然，在这五种含义中，有四种含义关涉到正当的个人行为规则，而只有这个含义所界定的是一种事实性的事态——这种事态可以是但却未必是人之刻意决策所促成的。然而，穆勒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意义上的正义所指涉的情势与其余四种正义含义所指涉的那些情势完全不同，或者说，这样一种“社会正义”观念将直接导向彻头彻尾的唯社会论（socialism）。
显而易见，穆勒的上述陈述把“社会的和分配的正义”与社会按照个人的“应得者”而给予他们的“待遇”勾连在了一起；当然，他的这些陈述还最为明确地凸显出了“社会的和分配的正义”与一般正义之间的区别。与此同时，他的这些陈述也凸显出了他的这个概念之所以空洞无物的原因：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并不是向个人而是向社会提出的，然而一如我们所知，社会，从其必须与政府机器相区别的那种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不可能为了某个具体目的而采取行动的；因此，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亦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要求，即社会成员应当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亦即有可能把整个社会产品的特定份额分派给不同的个人或不同的群体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依此逻辑，首要的问题也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有道德义务服从这样一种权力机构（power），亦即一种能够为了实现某种被视为正义的特定分配模式这个目的而把社会成员的各种努力都协调起来的权力机构。
如果我们把这种权力机构的存在视作当然之事，那么应当如何分配那些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可资运用的财富的问题，也就的确会变成一个有关正义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并不是那种普遍盛行的道德观念所能解答的。按照这个逻辑，甚至作为绝大多数现代“社会正义”理论家思考出发点的那项假设，似乎也可以得到正当性的证明；他们立基于其上的那项假设认为，“社会正义”要求赋予每个人以同样的份额，只要对某些问题所做的特殊考虑并不要求不按此项原则行事。①但是，就此而言，我们还必须对这样一个前提性的或更为重要的问题进行追问：要求人们服从指导性或支配性权力的做法本身是否合乎道德；所谓指导性或支配性的权力，在这里乃是指那种为了使个人所得到的利益能够被有意义地认定是正义的利益或不正义的利益而不得不行使的权力。
①例如，读者可以参见A．M．Honoré，“Social
Justice”载McGill Law Journal，Ⅷ，1962，修订版载于R．S．Summers，ed., Essays in
Legal Philosophy(Oxford，1968)，p．62：“[在构成社会正义原则的两个主张中]第一个主张认为，所有只被认为是人而不论其行为或选择的人们，对于所有那些(在这里被称为好处)东西——它们乃是人们普遍欲求的而且事实上也是有助于人们改善生活状况的东西——都有权要求得到平等的份额。”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市场机制配置利益和负担的方式乃是人们刻意向特定的人分配利益和负担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种方式在许多情形中就必须被认为是极不正义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在市场中获得的份额乃是一个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的结果对于特定人的影响则是任何人在这种制度最初出现的时候所无法欲求或无力预见的——此后，人们之所以允许这些制度持续存在，实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些制度为所有的人或者大多数人满足自己的需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对这样一个过程提出正义的要求，显然是荒谬的；而且，从这样的社会中挑选出某些人并认为他们有资格获得特定的份额，也无疑是不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