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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认为维护民主制度最具紧迫切性的人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贿买选票的问题。①
——W．H．赫特（Hutt）
①W. H. Hutt,
Politically Impossibly ... (London, 1971), P. 43；另请参见 H. SChoeck，Was
heist politisch unmöglich?（Zürich，1959）和 R．A．Dahl and C．E．Lindblom，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New
York，1953），p．325：“就经济事务而言，美国在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方面的最为致命的限度，也许就在于讨价还价这种做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所有的政府决策。”
立法院职能本意的丧失
众所周知，有关民主宪政（democratic
constitutions）之性质的原旨渐渐丧失了，而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个有关民选议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观念；然而，颇为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个过程进行详尽的梳理或探究，因为这已超出了本书所设定的讨论范围一一所幸的是，M.
J. C.
维尔（Vile）在晚近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在英国内战期间，议会对权力的滥用，已经“向那些在此前只把王权（royal
power）视作危险的人表明了议会也完全有可能像国王一样专制”，与此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使个人自由不受侵犯，那么立法机关也必须受到限制。”①上直至18世纪下半叶，这种观点一直都是老辉格党人的信条，而对这项信条所做的最为著名的陈述，则可见之于约翰·洛克的论辩；洛克这样强调指出，“立法权力乃是那种必须按特定方式行事的权力”；据此，洛克进一步论辩道，那些掌握着这种权力的人只应当制定一般性规则。“他们应当根据业已颁布且业已确立的法律
（promulgated established laws）进行治理，而不得因特定情势的变 化而变化”。②然而，有关这个问题的最有影响的论述之一，则可
以见之于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和托马斯·戈登 （Thomas Gordon）所著的《卡托信札》（Cato's
Letters）；在那段 我于前文中便已做过部分征引的文字中，特伦查德于1721年乃是这样主张的：
①M．J．C．Vile，Constautt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Oxford，1967），p．43．另参见上引书的一个重要结论，p．347：“正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才打破了政府的职能与机构在较早时候确立的三位一体的形式，而且还为现代政府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②上引书，p．63。
当代表们因此而只能经由为他们的被代表人谋利而为他们自己谋利的时候；当代表们所能够制定的只是他们本人及其后代也必须同样遵守的法律的时候；当代表们所能够提供的只是他们本人也必须承担各自份额的金钱的时候；当代表们施以损害他人的行为与众人同罪的时候，被代表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善法（good
laws)，才可能指望蒙受较少的侵害，才可能指望保有必要的节俭。①
①John Trenchard
and Thomas Gordon，Cato’s letters（1720—2）．重印于D．L．Jacobsen（ed．），The
English Libertarian Heritage（Indianapolis ，1965），p121。
甚至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道德哲学家们还能够把这个信条视作英国宪政的基本原则并且论辩说，一如威廉·佩利 （William Paley）在
1785年所指出的那样，当立法的角色与司法的角色:
集于一人或统于一个议会的时候，他或者它就会为特定的情势制定特定的法律，而且往往是出自偏狭的动机、指向的还是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当立法与司法保持分立状态的时候，立法机构就会制定出一般性的法律，因为他们无力预见这些法律究竟会被运用于谁或影响到谁；再者，当被制定出来的一般性法律必须由司法机构予以实施的时候，司法机构就会把这些一般性法律适用于它们应当适用或影响的人
只要受法律影响的当事人和利益群体是已知的，那么立法者就不可避免地会偏向这一方或另一方……
只要把立法与司法职能分立开来，人们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那些危险的后果。只要议会不知道它的法案会适用于谁，只要议会本身不受理案件、不接受当事人的投诉、也不为任何私人目的服务，那么议会便会从普遍效果和普遍取向的角度出发提出法案，进而始终制定出种种有助益于众人且公正的规章条例。①
①William Paley，the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1785；London
edn，1824），pp．348 以次．另请参见Thomas Day，“Speech at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freeholders of the county of Cambridge” 20 March 1782（转引自Diana Spearman，Democracy
in London，（London 1957，p．12）：“对我们来说，不得赋予主权者以任何能够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或自由的歧视性权力。”
毋庸置疑，这个理论即使在当时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事实上，当时的英国议会正在大肆攫取妄为之权，而在北美殖民地的代言人看来，这正是北美殖民地与其宗主国决裂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种情形在当时作为最具远见卓识的北美政治哲学家之一的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那里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述；
威尔逊拒斥了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所提出的议会至上原则，并且认为它已经完全过时了。英国人根本就不知道那种限制并监督立法机构之运作的宪政观念。人们在政府科学（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中所取得的这项进步，当归功于美国人。①
①M．J．C．Vile，上引书，p．158．另请参见James
Iredell在 17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极具意义的论点，转引自Gerald Stourzh， Vom Widerstandsrecht
zur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Zum Problem der Verfassungswidrigkeit im 18.
Jahrhundert （Graz．1974），p．31．在写于 1786年的这篇文章中，James
Iredell（pp．145－8）主张“立法机构必须服从宪法”。他抗议一切 “对无限权力的滥用，因为无限权力是不可信赖的”；他特别反对“英国议
会所享有的无限权力，……而且也反对立法机构在任何情势中都必须拥有 绝对权力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在当时乃是英国主张各种权利的重要基
础”。然后，他又讨论了“立法权力不受约束的原则……；当然，这项原则 乃是我们的宪法所否弃的东西。在英国，人们受着该项原则的约束，因此，
英国人不如我们自由”。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我猜想，毋庸否认的是，宪 法是国家之法，也是议会之法；仅是宪法所具有的这一特性，便使得宪法
成了一种立法机构不能更改的根本大法，而立法机构正是从这种根本大法 中衍生出了它所享有的一切权力。”该文重印于Griffith J. McRe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Iredell, vol. II（New York，1857，重印本：New
York, 1949）。Stourzh教授慷慨地给了我此书，在此向他表示感谢。
这些观念在美国的激进分子当中存在了很长的时间，最终还被他们用
来当做反对对民主施加限制的论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美国宪法的 构想方式的正确阐释，却是由J．Allen Smith教授在他所著的 Growth
and Decadenc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New York，1931；重新编辑：Seattle，
l972）一书中做出的，尽管他带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倾向。在为该著作撰写 的导言中，Vernon Louis Parrington还提到了J，A．Smith的一部早期著作
（The Spirit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1907）：“对于1907年的自由主
义来说，最具启示性的贡献在于该书从［美国制宪时期的]大量演说词和 论著中证明，该宪政体制乃是有意为了非民主的目的而设计出来的。”难怪 J．A．Smith后一部著作的最后一章在美国伪自由主义者那里如此不受欢迎！
在该章中，J. A. Smith十分明确地指出，取消对全权性民主所设置的这些 屏障，将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Smith指出，“当政府，尤其是当政府中最
不受公众影响的部门（即最高法院）获得了解释宪法保障个人自由之规定 的公认权力的时候，这些保障规定的有效性”是如何“被极大削弱的”（P．
279）；他还阐明了“在多数掌权的地方个人自由为什么未必会得到保障的个中原因”（P．282）；此外，他还指出，“在当今的美国，个人自由不仅缺
乏积极且明智的公众舆论的支持，而且还常常会受到公众在一定程度上的 仇视，而这就使宪法对个人自由所做的保障措施完全失效了”（p．284）。
他的这些阐释和分析，读起来很像是对他本人曾鼓吹过的一些观念产生的结果所作的批判，但仍然值得一读。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美国人力图通过联邦宪法限制立法机构之权力的各种努力以及他们在这个方面取得的有限的成就做进一步的探讨。实际上，美国人在当时所做的只是：第一，阻止国会变成一个主要侧重于行政治理的机构——而是要使它成为
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第二，阻止国会因关注行政工作而使立法 工作沾染上行政工作的任何色彩——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在本 章中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