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九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上疏反映情况，说： “云贵两省土司承袭一事，向来有向地方衙门送礼的陋规，上下衙门，每每因为文书中有错字，借故刁难土司，意在索取陋规。臣已严行禁革，并请求今后上报六部的文册中，若有个别几个错字，无关大局者，免予驳换。臣于疏内代为声明，以便土司承袭一事易于了结。”高其倬的奏疏正符合雍正帝整顿吏治的精神，所以立即得到雍正帝的嘉奖。可是高其倬为人圆滑，不大肯弹劾官员。当时有一位以弹劾官员而得到皇帝赏识的封疆大吏，就是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45），清汉军正蓝旗人，后因受雍正帝宠爱，被转入上三旗之正黄旗，田文镜仅是监生出身，历任县丞、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田文镜祭华山经过山西，见到山西正闹饥荒，百姓大量流亡，而巡抚不闻不问，也不上报朝廷。他返京后，把山西的情况如实汇报皇上，雍正帝十分欣赏他的坦率直言，命他前往山西赈灾，拯救了七八十万灾民。事后，他授任山西布政使，并不断提升，他由一个八品小吏快速升至一品大员，完全靠的自己的才干和勇气，当然也是因为遇上了雍正帝。他由河南布政使而巡抚而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雍正帝又置河南、山东总督，由田文镜任之。 　　雍正帝用人惟贤，或因事权授，往往不拘定制。督抚的设置时有变化。比如，直隶原设巡抚，为李维钧改作总督，后成为定制。闽浙总督先为一人，雍正帝用李卫为浙江总督，兼理江南五府二州的盗案，于是福建也单独为一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时期，两广总督辖下的广西割归云贵总督。巡抚，历来各省只有一个，当王国栋署理山东巡抚时，雍正帝又用吏部左侍郎刘于义协办山东巡抚事务。伊都立为山西巡抚等等。这是雍正帝用人行政敢于打破成规的表现。 　　田文镜在河南厉行廉政，毫不瞻顾，不避嫌怨，弹劾贪官污吏数十人，他因此屡遭攻击和贬抑。从朝廷大员到下辖官民，反对他的人非常之多。陕西延安知府沈廷正原系雍王府旧人，颇不满意田文镜。雍正二年，他调任河南开归道，田文镜因他是雍王府旧人，有所顾虑。雍正帝在田文镜的奏折上批道： “听说他未到河南即先存成见，欲与你作梗。试想朕岂有命一属员前来约束上司，使之掣肘于你之理？他要是露有不肯尽心协助，实力承办，反而倚仗其雍府旧人身份，借端生事，妄作威福，出卖你而取媚于他人的情景，你可严加参劾，待朕重惩，决不姑息，你接到此谕可与他共观之。” 　　当时，雍正帝常常以在一位官员的奏折上批示，同时令其他官员知悉的方式发布上谕。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使官员互相监督。有人认为，田文镜所以提升极快，因为是雍王府旧人，所以格外受到重用。其实田文镜并非雍王府旧人。雍正帝既然做了皇帝，再偏袒雍王府旧人就太狭隘了，对沈廷正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得到皇帝支持的田文镜，在河南以极严厉的手段大刀阔斧地整刷吏治，剔除陋规。整顿吏治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在于上下不同步进行，往往是对下严而对上宽。约束下属官员容易，抗拒上峰则难。有一次，钦差大臣何国宗到河南办公，按照通常的规矩，地方官要送礼给钦差大臣。田文镜的左右对他说，您对下面可以严禁陋规，对上面却不可不敷衍一下。他却说，岂有对下严而对上宽之理？欲禁州县之火耗，必先禁上司，欲禁上司，必先革除陋规。他坚决不送规礼。何钦差没有得到红包，认为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回京后就到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可是皇帝反倒因此更加器重田文镜。因为他的行政风格，恰恰体现了雍正帝振刷数百年颓风的革新精神和政策，雍正帝对他雷厉风行施行严政的手段十分欣赏，特为他设河南山东总督一职，并把他树立为“模范疆吏”。所谓“数百年颓风”是把明朝也算在内，在明朝初期，朱元璋曾经下大力气肃清贪污，以后就没有皇帝再大力整治贪污了。清朝，康熙帝大力提倡清廉，对于贪污的官吏有时虽然也严厉打击，但更多的是以规劝的方式教育，效果不太好。康熙帝晚年吏治松弛，以至于国库都空虚了。雍正帝眼里不揉沙子的性格决定他行事的坚决果断，打击贪官污吏绝不手软。 　　田文镜对治下的贪官污吏，毫不徇情，坚决题参革职审查，三年之内，他共参奏属员22人。雍正帝赞许说： “田文镜参官最多，鄂尔泰从不轻弹，然二人皆各有道。”鄂尔泰的事情，后面再说，这里只说田文镜参奏隆科多一案，颇有些戏剧性。有一天，他的师爷邬先生问他： “公愿为名巡抚呢，还是做普通巡抚？” 　　田文镜说： “谁不愿意做名巡抚，庸庸碌碌有什么意思？” 　　邬师爷说： “公若愿为名巡抚，须任我草一疏上奏，但疏中一字不能令公看，可以吗？” 　　田文镜平时上的奏折，凡是由邬先生代书的，往往得到皇帝嘉许，所以对他极为信任，于是同意了。邬先生的奏折由田文镜盖印发出。奏章发出去以后，邬师爷才告诉他，是弹劾国舅隆科多贪污受贿等罪行的奏章。田文镜听罢，连连叫苦，生怕因此惹出大祸来。 　　邬师爷却笑着说： “皇上早欲除去此人，不过苦于没有借口而已，公无须顾虑。” 　　果然，皇帝将田文镜的奏折交部臣议处，结果，隆科多被罚为永远监禁。朝野上下都佩服田文镜有胆量。 　　以后田文镜又对邬师爷的孤傲性格有些厌烦，邬师爷便辞职不干了，田文镜的奏章就常常受到皇帝的申斥，田文镜只好再把邬师爷请回来。有一次，雍正帝还特意在批复奏章中问候邬师爷。于是田文镜再也不敢轻视邬师爷了。田文镜死后，许多封疆大吏争相以高薪聘请邬师爷，邬师爷一概拒绝。传说，后来邬师爷到了京城，有人还在宫中见过他，因此怀疑他是雍正帝派在田文镜身边的人。这也并非不可能，封建政治黑暗的一面，怎样估计都不算过分。 　　言归正传，犁剔陋规可要比弹劾某一位高官困难得多，因为它是全体官吏的命脉所系，所谓“千里做官只为钱”。陋规也是官场腐败的一面镜子，官僚体制的运转的主要动力就是陋规，所以骂田文镜的人特多。 　　田文镜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他上奏折说： “臣在河南行政，使贪官墨吏、玩法士民不得遂其私，多称不便。因此谤腾毁积，物议风生。臣到山东仍照河南一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臣一如既往，不恤人言，坚决把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负皇帝之宠眷。”田文镜在山东总督任上，一口气剔除官衙陋规数十项之多。 　　田文镜为犁剔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接向雍正帝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收陋规的情况，请求禁止。廉政要想实际有效，必须上峰不收规礼才行，否则地方也难于实行廉政。一时，从地方到中央，怨声蜂起，田文镜屡遭弹劾，但是雍正帝却十分信任他，支持他。陋规是官场痼疾，既然是下级向上级送礼，只整顿地方，不整顿中央，本末倒置，起不了作用。整顿下级，叫下级不送，何如整顿上级，叫上级不勒索？田文镜反腐败搞到中央六部，能不遭人忌恨？田文镜铁了心就是不怕，因此很得雍正帝的青睐。 　　高其倬、田文镜奏请革除这一弊政得到了雍正帝的坚决支持，却得罪了中央大员。因为京官没有机会直接搜刮百姓，必然要吃外官。而外官只要有事报批，就只好被吃，送礼不断。“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乡同年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敬。”通常是在夏至之前或冬至之以后不久，派专人持“问安函”附“敬费”奉赠京官。至于具体的钱数，也有一定之规。以“别敬”为例，外调的官职较高或所任是肥缺，送钱就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比如雍正初年西北用兵之时，陕西粮道就是肥缺，“别敬”要送17000余两左右。当然不是只送给某一人，也不是大小官吏平分，其中也要分三六九等。关键人物得大头，次要人物得小头，一般的人物沾点光而已。如果光赠大员，不送小吏，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让事情办不好，起码要拖延几天，“懂事的人”不能不按陋规办事。 　　下面说几个关于陋规的故事： 　　康熙五十一年，方苞因文字狱“《南山集》案”入狱，出狱后有《狱中杂记》一文，讲述狱中陋规。狱吏与狱卒向犯人收取陋规心狠手辣： 死刑犯也要交陋规，交了就死个痛快，否则就尽量延长你受痛苦的时间。有人被判凌迟，交规钱者，先被刺心，不交者，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痛苦可想而知了；绞刑则反复数次才使人断气；捆绑犯人也是如此，不交钱就把臂膀捆伤，终身残疾。方苞问： “与被刑、缚的人，又没有仇，实在无钱，何不稍稍放宽一些，岂不是仁术吗？”老吏说： “这是为了立规矩，以警示后人。不如此，他们就会存侥幸之心。” 　　雍正十年（1732年），发生了一件借命索规的惨剧，说来令人发指： 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弹劾，告他贿卖秀才，赃私累万，雍正帝大怒，下令将俞鸿图立即革职，严加审训。半年后，判处斩立决。处决犯人，也是刽子手向犯人索取陋规的极好机会。如果收受了规费，就可以一刀落下，立时毙命，犯人死个痛快。不得规费，则“刀下留情”，使犯人想死也死不了，痛苦至极。俞鸿图忽然被押赴刑场，他事先毫无准备，来不及向刽子手送规费，他被斩为两段，上身在地上乱滚，奄奄一息而不死，他以手沾着自己身上的鲜血，在地上连续书写七个“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事后监斩官据实奏陈，雍正帝也为之恻然，于是下令封刀，从此废除腰斩之刑。 　　上司利用权力勒索下级，收取陋规，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总体来说，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的皇帝要精明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其中的奥妙。早在康熙朝，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就曾向康熙帝上密折，反映地方官收取陋规情况，请求禁止。康熙帝批示道：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目前之计，恐怕以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又有一次，曹寅反映，前恩准借给两淮盐商库银100万两，但是商人实收只有80万两，对此康熙帝只有三个字的批示： “知道了。”曹寅向康熙帝奏请革禁两淮盐课浮费所列出的院费、省费、司费和杂费四大项陋规，其中送给江苏省督、抚、司、道各衙门的规礼就有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帝对此批示道： “此一款去不得，去则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皇帝难道还不敢得罪于督抚吗？康熙帝是怕督抚因捞不到油水而不肯尽心做事，或再向小民加收火耗，因此对官场的陋规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由上述几例可见： 社会生活中，陋规之多，其无孔不入，简直就像空气和饮水一样。 　　各地的大小官吏们贪得无厌，他们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分享贪赃。州县官吏把赃款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一部分以种种名义馈送上司。正如康熙朝林启龙在《严贪吏以肃官方疏》中所说：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以州县之大小，分礼物之多寡，以馈赠之厚薄，定官评之贤否。”康熙帝对陋规深有了解，他曾说： “地方官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可是，他对贪官污吏的处理却相当宽大。以至官场中陋规累累，贪污冒领，相习成风。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在一份奏折中，详细开列了两省五花八门的各种杂派项目，较大的有三十多项，他说： “以上所开陋弊，有包差、定差、轮差、飞差种种名色。在各州县原非尽同，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或更随事生法，自难搜罗枚举。至于派敛银数，又各随州县之大小，其间多寡迥别，且派一分，则百姓所出必不止一分，以吏役头人层层侵剥，官府明知其弊而不能查，故民间派银数目难以核实。” 　　雍正帝批道： “此奏甚属公诚，不但川陕，各省皆然。”雍正帝对官吏收受陋规一事的态度不同于乃父，他决心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肃清贪污。田文镜正是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大员。雍正帝执法严峻，田文镜严刻的行政风格与其十分相似，所以很受他器重。他坚决支持田文镜犁剔陋规的举动。雍正元年，雍正帝发布谕旨说： “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或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官员内外勾通，欺盗虚冒……朕今不得不加以整理。” 　　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在任期间，凡给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送陋规，都予登记。被人揭发出来，田文镜对朱成元和受礼的前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典等人进行审讯，严厉整饬。 　　雍正帝大力支持田文镜搞政治革新，夸他是“巡抚中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大治矣”。 　　田文镜得到雍正帝的赏识有秘诀。有人说： “世宗生性高傲，好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臣下奏章，虽然殚精竭虑，却故意留下一两处罅误，以待批驳，或故作一二误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则世宗之心必不快，将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肃文镜深知其妙，对豫省民则苛刻搜求，务以严厉为尚，对朝廷则强作呆态，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东总督最久，帝眷最宠……”（柴蕚《梵天庐丛录》卷二）简单说来，就是对下精明，对上装傻。田文镜奏折表示： “臣目中惟知有皇上，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间不容发。”“总之此心惟知有君，则凡是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这就是“强作呆态”，雍正帝批道： “难为你此数句议论。”（《雍正奏折》六、七田文镜）雍正帝的精明原来如此。 　　田文镜死后，雍正帝这样评价田文镜： “老成历练，才学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