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济世系雍正时期的都察院浙江道御史，因弹劾田文镜蹂躏士人被发配到阿尔泰军前效力。到军前后又因注释《大学》而在雍正七年陷入文字之祸。雍正帝所制造的文字狱最终都离不开权力的自我保护。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都源于朋党之祸。兹摘录雍正帝上谕一节，以见当时朝廷“监谤之道至矣尽矣”之状况。 　　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 　　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 　　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任地方官员，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处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 　　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狠戾，听其指使，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赂，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着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 　　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豫存成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仰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在任之后，或朕旨曾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 　　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菑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谕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谄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谄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着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制造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锡保同时将陆生柟和谢济世参劾，说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讥刺时政。对他的文字加以附会，强加罪名。雍正帝也深明其事，免谢济世死罪，但仍命锡保将谢济世和陆生柟陪绑行刑，杀陆留谢。以这种方式来摧毁有叛逆思想的读书人的精神。谢济世被罚为苦差，受到更残酷的迫害，直到乾隆帝即位才被赦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