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岳钟琪接任年羹尧的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这个职务本是八旗官员的专缺，他破格得到这一职务，遭到一些人的嫉妒。有人密参他，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不可深信”。曾静派弟子张熙去策反他，被他骗供，奏报。这一下雍正帝对他就该放心了。曾静、吕留良之狱，是雍正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大案。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讲，曾静一案关于雍正帝篡位与屠杀诸王的说法是他最痛之处。雍正帝为此颇下了一番功夫。将其始末著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颁之学官，使天下读书人同读。《大义觉迷录》说： 　　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禵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逆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谣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 　　从《大义觉迷录》看来，曾静的主要罪状是“遣其徒张熙授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所谓“诬谤之词”即指诬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这种攻击，“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门下之凶徒太监等”。曾静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君臣的权力之争，曾静对雍正帝的嗣位、整治诸王、严惩年隆朋党表示不满。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分析了。 　　对于雍正帝搞的这场文字狱，有人公然表示反对。给事中唐继祖的幕客唐孙镐居然写出揭帖，对皇帝的不允许别人说话的霸道治术加以谴责。他说雍正帝治国不如唐虞之治，“说者动辄以唐虞拟之，则失其实矣。”“夫唐虞之世，上有尧舜之为君，复有舜禹夔稷契为之臣，参定可否，君臣交赞助佐，故治化臻于极隆，为千古之所莫尚（超乎其上）。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有忧勤之圣，而下无翼赞（辅助）之贤，此其所以逊于唐虞也。”他为吕留良辩护： “留良之过诚大，留良之功亦不小。当我朝定鼎之初，海氛未靖，东南诸部尚多洛邑顽民，留良自附前代仪宾之后，不觉误入顽民之列，此其过也。至其平生著作，若讲义，若语录，与夫评选两朝制艺，反复辩论，义理透彻，直能窥圣贤之堂奥，兼可启后世之愚蒙，此其功也。”对其焚书鞭尸，则天下“读书明理之士无不为之寒心，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最后唐孙镐说： “是檄也，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者十之九”，自己愿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几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他凛然的正气，使雍正帝不敢对之公然诛杀，只是将唐孙镐秘密处死。 　　此案虽杀人不少，对于曾静却遭“出奇料理”，因为“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雍正帝将曾静的口供与忏悔书《归仁录》与上谕编成《大义觉迷录》，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作为必修的学习资料。否则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给他们一个营生，就是以观风整俗使的身份去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化导愚顽”。 　　雍正帝预见到皇位继承人将来必要翻此案，特意下达了“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谕令。但是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并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显然是因为《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帝辩解的效果并不好。 　　雍正帝搞文字狱扩大化的标志是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浙江文化发达，官员散布朝内外，幕客布满各衙门。自从发生了浙江人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以及杭州士人反对摊丁入亩的事件以后，雍正帝不免迁怒于浙江士人。雍正帝认为“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缙绅“好尚议论”，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他派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右佥都御史兼浙江观风整俗使，查问浙江风俗，稽察奸伪，务使缙绅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雍正帝说，浙江士人“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因命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王国栋到任，遍巡浙江府县，到处召集缙绅于孔庙明伦堂训话，宣布圣谕，对浙江士人严厉整顿一番。使浙江士人“战战栗栗，叩头谢恩”。雍正帝对王国栋的成就很满意，他到任半年多，雍正帝就将他升为湖南巡抚，把他同鄂尔泰、田文镜相比。只要把有自由独立思想的士人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能臣。“朕又庆得一好抚臣矣。” 　　雍正帝对浙江士人的打压是他对儒家思想极端痛恨的表现。停科考就是使这些浙江士人无法做官。此事，说到底，还是君臣矛盾的问题，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观念是雍正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曾静案发之后，湖南也被说成是“风俗不端，人情刁恶”，雍正也向湖南派遣观风整俗使。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只要是民众反抗都在整训之列。广东也因“盗案繁多，民俗犷悍”，设观风整俗使加以整训。与观风整俗使性质相近似的，是向陕甘派出的宣谕化导使。等等。 　　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也会互相转化。一些臣也是由民转化而来到。正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句话在先秦时期是针对君臣关系而言的，到了唐朝，李世民就将它转化为君民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