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

　　南北朝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以及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但是，在一部分历史、地理之类的学术性著作里，散文也还有一定的发展馀地。

　　在帝王和贵族左右着文坛的南北朝时代，作家们大多数都生活在帝王、贵族的周围，他们的生活、思想、艺术趣味都受到很大的束缚。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便受到当时文人们普遍的欢迎，大大地繁荣起来了。

　　骈文的形式技巧也比魏晋时代更加精密了。在句法上，不仅讲求对偶，而且把偶句分类归纳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等类型，加以探讨研究。句的字数也渐渐趋向骈四俪六，《文心雕龙?章句篇》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变也。"在声律上，骈文虽然不像诗歌那样有"八病"的限制，但也要求平仄配合，"辘轳交往"。其他如用典、比喻、夸饰、物色等等的技巧，《文心雕龙》也各有专篇讨论。

　　由于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学形式技巧的发展，南北朝作家们开始探索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他们最初是把经、史、诸子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又区分文学范围以内的作品为"有韵"的"文"和"无韵"的"笔"两类。后来梁元帝萧绎认为只有"骑彀纷披，宫徽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文"，至于"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的章表、书记等类的实用骈散文字，则只能称之为"笔"(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这就表现出重文轻笔的轻向。他这种理论虽然对文学界限的划分作了积极的尝试，并对文学技巧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他所强调的文学独立性，实质上和他哥哥萧纲讲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观点是互为表里的，这就鼓励作家走上忽视文学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歧途。同时，他过分地强调形式，重文轻笔，也使原来较多地采用散文形式的各种笔体文章，都纷纷改用"绮彀纷披，宫徽靡曼"的骈体形式，这也促成了骈文更加畸形繁荣的局面。起源于两汉辞赋的骈文，到了南北朝，在形式上和骈赋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骈文注重形式美，当然并不等于形式主义。但是，形式主义的作家特别喜欢骈文，形式主义文风的流行促成了骈文的畸形繁荣，而骈文的畸形繁荣又进一步造成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南北朝时代，除产生了大量的形式主义的骈赋和骈文之外，还有少数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宫庭贵族生活的限制和浮艳文风的影响，写出了一些内容比较充实深刻，具有独创风格的骈赋和骈文。

　　鲍照的《芜城赋》，是他凭吊广陵(今江苏扬州)的作品。广陵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帝大明三年，曾经两次遭受战祸，后一次灾祸是竟陵王刘诞割据叛乱所引起的。鲍照在赋里借用了西汉时代曾在广陵建都的吴王刘濞叛乱失败的故事，讽刺竟陵王叛乱所带来的灾祸。这篇赋描写了刘濞称雄的气焰和悲惨的结局，对比了广陵昔盛今衰的面貌。其中描绘战后荒凉景象，尤为动人：

　　泽葵依井，荒葛罥涂。坛罗虺蜮，阶斗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伏虣藏虎，乳血飧肤。崩榛塞路，峥嵘古道。白杨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

　　这的确是如姚鼐所说的"驳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写自己"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的行役生活，写九江、庐山一带烟云变幻、气象万千的景物，在纵横排奡之中见奇丽峭拔之致，脱尽了一般骈文中常见的华靡、平庸、萎弱的作风。

　　齐朝孔稚圭(448-501)的《北山移文》，用檄移的文体，假借"钟山之英，草堂之灵"的口吻，对一个"缨情好爵"的虚伪隐士周颙加以诛笔伐。文中写周颙奉诏出山，给钟山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引起了"南岳献嘲，北陇腾笑"。所以当周颙秩满入京，再经钟山的时候，就引起了山灵无比的愤怒，"于是，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整篇文章都用妙想天开的拟人手法，使山岳草木都充满嬉笑怒骂的声音和姿态。在习用于歌功颂德的骈文中，很少看到这种辛辣有力的讽刺杂文。

　　江淹是南朝最优秀的骈文作家之一，向来与鲍照齐名。他的代表作《恨赋》和《别赋》是两篇主题和题材很新颖别致的骈赋。它们既非专事体物图貌，也不完全是写志抒情，而是把诗歌中咏史和代言的传统引入辞赋之中。《恨赋》写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将相、英雄烈士"饮恨吞声"的死亡，取材和汉魏以来咏史诗传统非常接近，在构思上和他拟古的《杂体诗》也有接近之处。《别赋》写从军边塞的壮士、感恩报主的剑客、服食求仙的道士、桑中陌上的情人等不同身份的人们"黯然销魂"的离别，取材构思又与乐府的代言体相似。这两篇赋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恨赋》写秦始皇的死，着重写他空前煊赫的功业和未完成的雄图，以突出他"一旦魂断，宫车晚出"的无穷遗恨。写嵇康的死，则着重刻划他临刑前那种从容坚定的气度：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饮，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

　　《别赋》或刻划临别的衔涕伤神，或描写别后的四季相思。或慷慨悲歌，或缠绵往复。也同样写得参差错落，丰富多采。文词富丽高华，熔铸诗经、楚辞、乐府、古诗的词语句法，能作到浑成无迹，言约意丰，音韵既铿锵优美，句法又错综变化。而且善于在篇中插入富有诗意的白描，使全文映照生姿。例如：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这一段写情人离别的文字，几乎完全采取民歌抒情独白的形式；明转天然的语言，珠圆玉润的音调，也说明作者对南朝民歌有深细的体会。

　　梁代陶宏景(452-536)、吴均的几篇短札也是历来传诵的写景名作：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陶宏景《答谢中书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昀《与宋元思书》

　　这些书札虽用骈体，但直叙白描的散行句子颇多。风格简淡清新，没有浮艳气息，可以和二谢山水诗比美。吴均还有《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也都是以善写山水为其特色。

　　庾信是南北朝骈赋、骈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哀江南赋》是代表他的骈文最高成就的名作。这篇赋是他晚年在北周怀念故国、自悲身世的作品。其内容与他的《拟咏怀》诗是相为表里的。赋的序文说：

　　信年始二毛，即逢杂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举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

　　这篇赋以叙事体的长篇结构，追叙了他的家世和他前半生的经历。追叙了梁武帝统治下"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时代，详述了从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江陵为西魏所灭，以及梁敬帝被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的梁朝衰亡的史实。其中描写江陵亡后，百姓被俘掳到北方途中的景象，尤其动人：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雹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在骈体的辞赋里，出现这样描写人民流亡的血泪淋漓的现实生活图景，是前无古人的。赋中对梁朝君臣的昏庸、苟安、猜忌、内哄，也作了沉痛的指责。至于怀念故国的深沉感情，更是时时流露，举不胜举。他的《小园赋》，在写对故国的怀念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屈仕异国愿为隐士而不得的痛苦心情。赋中写他幻想的"数亩敝庐，寂寞人外"的生活，特多白描名句，如"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燋麦两瓮，寒菜一畦。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这些片断，特别显出了他善于在骈文中运用白描的杰出技巧。徐陵的骈文在梁时曾和他齐名，但最后的成就却远不及他。

　　第一节　南北朝的骈文

　　在帝王和贵族左右着文坛的南北朝时代，作家们大多数都生活在帝王、贵族的周围，他们的生活、思想、艺术趣味都受到很大的束缚。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便受到当时文人们普遍的欢迎，大大地繁荣起来了。

　　骈文的形式技巧也比魏晋时代更加精密了。在句法上，不仅讲求对偶，而且把偶句分类归纳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等等类型，加以探讨研究。句的字数也渐渐趋向骈四俪六，《文心雕龙?章句篇》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变也。"在声律上，骈文虽然不像诗歌那样有"八病"的限制，但也要求平仄配合，"辘轳交往"。其他如用典、比喻、夸饰、物色等等的技巧，《文心雕龙》也各有专篇讨论。

　　由于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学形式技巧的发展，南北朝作家们开始探索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他们最初是把经、史、诸子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又区分文学范围以内的作品为"有韵"的"文"和"无韵"的"笔"两类。后来梁元帝萧绎认为只有"骑彀纷披，宫徽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作品，才可以称之为"文"，至于"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的章表、书记等类的实用骈散文字，则只能称之为"笔"(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这就表现出重文轻笔的轻向。他这种理论虽然对文学界限的划分作了积极的尝试，并对文学技巧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他所强调的文学独立性，实质上和他哥哥萧纲讲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观点是互为表里的，这就鼓励作家走上忽视文学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歧途。同时，他过分地强调形式，重文轻笔，也使原来较多地采用散文形式的各种笔体文章，都纷纷改用"绮彀纷披，宫徽靡曼"的骈体形式，这也促成了骈文更加畸形繁荣的局面。起源于两汉辞赋的骈文，到了南北朝，在形式上和骈赋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骈文注重形式美，当然并不等于形式主义。但是，形式主义的作家特别喜欢骈文，形式主义文风的流行促成了骈文的畸形繁荣，而骈文的畸形繁荣又进一步造成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却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南北朝时代，除产生了大量的形式主义的骈赋和骈文之外，还有少数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宫庭贵族生活的限制和浮艳文风的影响，写出了一些内容比较充实深刻，具有独创风格的骈赋和骈文。

　　鲍照的《芜城赋》，是他凭吊广陵(今江苏扬州)的作品。广陵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帝大明三年，曾经两次遭受战祸，后一次灾祸是竟陵王刘诞割据叛乱所引起的。鲍照在赋里借用了西汉时代曾在广陵建都的吴王刘濞叛乱失败的故事，讽刺竟陵王叛乱所带来的灾祸。这篇赋描写了刘濞称雄的气焰和悲惨的结局，对比了广陵昔盛今衰的面貌。其中描绘战后荒凉景象，尤为动人：

　　泽葵依井，荒葛罥涂。坛罗虺蜮，阶斗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伏虣藏虎，乳血飧肤。崩榛塞路，峥嵘古道。白杨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

　　这的确是如姚鼐所说的"驳迈苍凉之气，惊心动魄之辞"。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写自己"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的行役生活，写九江、庐山一带烟云变幻、气象万千的景物，在纵横排奡之中见奇丽峭拔之致，脱尽了一般骈文中常见的华靡、平庸、萎弱的作风。

　　齐朝孔稚圭(448-501)的《北山移文》，用檄移的文体，假借"钟山之英，草堂之灵"的口吻，对一个"缨情好爵"的虚伪隐士周颙加以诛笔伐。文中写周颙奉诏出山，给钟山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引起了"南岳献嘲，北陇腾笑"。所以当周颙秩满入京，再经钟山的时候，就引起了山灵无比的愤怒，"于是，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整篇文章都用妙想天开的拟人手法，使山岳草木都充满嬉笑怒骂的声音和姿态。在习用于歌功颂德的骈文中，很少看到这种辛辣有力的讽刺杂文。

　　江淹是南朝最优秀的骈文作家之一，向来与鲍照齐名。他的代表作《恨赋》和《别赋》是两篇主题和题材很新颖别致的骈赋。它们既非专事体物图貌，也不完全是写志抒情，而是把诗歌中咏史和代言的传统引入辞赋之中。《恨赋》写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将相、英雄烈士"饮恨吞声"的死亡，取材和汉魏以来咏史诗传统非常接近，在构思上和他拟古的《杂体诗》也有接近之处。《别赋》写从军边塞的壮士、感恩报主的剑客、服食求仙的道士、桑中陌上的情人等不同身份的人们"黯然销魂"的离别，取材构思又与乐府的代言体相似。这两篇赋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恨赋》写秦始皇的死，着重写他空前煊赫的功业和未完成的雄图，以突出他"一旦魂断，宫车晚出"的无穷遗恨。写嵇康的死，则着重刻划他临刑前那种从容坚定的气度：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饮，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

　　《别赋》或刻划临别的衔涕伤神，或描写别后的四季相思。或慷慨悲歌，或缠绵往复。也同样写得参差错落，丰富多采。文词富丽高华，熔铸诗经、楚辞、乐府、古诗的词语句法，能作到浑成无迹，言约意丰，音韵既铿锵优美，句法又错综变化。而且善于在篇中插入富有诗意的白描，使全文映照生姿。例如：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这一段写情人离别的文字，几乎完全采取民歌抒情独白的形式；明转天然的语言，珠圆玉润的音调，也说明作者对南朝民歌有深细的体会。

　　梁代陶宏景(452-536)、吴均的几篇短札也是历来传诵的写景名作：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陶宏景《答谢中书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昀《与宋元思书》

　　这些书札虽用骈体，但直叙白描的散行句子颇多。风格简淡清新，没有浮艳气息，可以和二谢山水诗比美。吴均还有《与施从事书》、《与顾章书》，也都是以善写山水为其特色。

　　庾信是南北朝骈赋、骈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哀江南赋》是代表他的骈文最高成就的名作。这篇赋是他晚年在北周怀念故国、自悲身世的作品。其内容与他的《拟咏怀》诗是相为表里的。赋的序文说：

　　信年始二毛，即逢杂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举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

　　这篇赋以叙事体的长篇结构，追叙了他的家世和他前半生的经历。追叙了梁武帝统治下"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时代，详述了从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江陵为西魏所灭，以及梁敬帝被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的梁朝衰亡的史实。其中描写江陵亡后，百姓被俘掳到北方途中的景象，尤其动人：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雹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

　　在骈体的辞赋里，出现这样描写人民流亡的血泪淋漓的现实生活图景，是前无古人的。赋中对梁朝君臣的昏庸、苟安、猜忌、内哄，也作了沉痛的指责。至于怀念故国的深沉感情，更是时时流露，举不胜举。他的《小园赋》，在写对故国的怀念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屈仕异国愿为隐士而不得的痛苦心情。赋中写他幻想的"数亩敝庐，寂寞人外"的生活，特多白描名句，如"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燋麦两瓮，寒菜一畦。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这些片断，特别显出了他善于在骈文中运用白描的杰出技巧。徐陵的骈文在梁时曾和他齐名，但最后的成就却远不及他。

　　第二节　南北朝的散文

　　当骈文畸形发展的南北朝时代，在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散文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骈文的影响，和魏晋以前的散文，风格颇有不同。

　　范晔(397-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博涉经史，好为文章，通晓音律，官至太子詹事，后因事被杀。他删削整理自东汉至宋初十几家东汉史籍，写成了《后汉书》九十卷。这部书从创作价值来说，远不及《史记》、《汉书》，但是整理剪裁的功绩，并不在班固之下。他第一次在史书里立《文苑列传》，既表现当时重视文学的新风气，也对后来的史家有一定的影响，对文学研究也是有利的。书中有一些人物传记，写得真切动人。例如《范滂传》里，他对这个嫴直刚介的人物深表同情，写范滂被杀以前诀别母亲和儿子的对话，慷慨悲凉，颇有悲剧的色彩：

　　......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这篇传记使青年时代的苏轼深深感动，并不是偶然的。在《逸民列传》的"汉阴老父"一节中，写"老父"对尚书郎张温当面痛斥昏君的言论，也很可以看出范晔的进步观点。范晔对书中一些列传的序论，颇为自负。今天看来，虽然超越前人的精辟见解并不多，但是他赞扬贤明、指斥昏佞的进步倾向，还比较鲜明。论述政局世风的变化，思致也相当周详。笔势之擒纵开合、词句之丽密精炼，和史、汉相比，也有不同的特色。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称赞他的《党锢列传序》："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他的《宦者列传序》不仅细致地分析了宦官易于得宠的种种原因，而且愤怒地指斥了宦官炙手可热的气焰："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痛快淋漓的气势，往往寓于整齐丽密的骈文句法之中。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也是自述写作甘苦的论文名作，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南朝时代最早注意声律、文笔问题的作家之一。

　　南朝自齐梁以后，散文已日就衰微。北朝这时却出现了两部颇有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佷之的《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汲鹿(今河北汲县)人。他很好学，历览奇书，作过州刺史、御史中尉等官职。他的《水经注》是为魏晋时代无名氏所著的《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但他的注释，实际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他博采了汉魏以来许多山川土风、历史掌故的文献，并根据自己随北魏文帝巡幸长城、阴山，以及自己作冀州、鲁阳颍川、东荆州等地太守、刺史时"访渎搜渠"的调查记录，叙述了大小一千多条水道的源流经历，以及沿岸的山川景物和故事传说。书中对五胡十六国的君主都直用其名，对刘裕则称为"刘公"、"宋武王"，对晋军则称为"王师"，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从《江水注》中对秦代李冰的各种水利建设的歌颂，《河水注》中对秦始皇筑长城造成的人民《冤痛》的同情，也可以看出他对人民利益有一定的关怀。从文学上来看，这部书在描写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值得珍视的成就。《江水注》"巫峡"一节、《夷水注》"很山北溪"一节，都是自古传诵的名篇。"佷山北溪"曰：

　　夷水又迳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飞清，傍多茂木，空岫静夜听之，恒有清响。百鸟翔禽，哀鸟相和。巡颓浪者，不觉疲而忘归矣。

　　山水木石，飞禽游鱼，写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借游鱼"乘空"的错觉，写水之清澄，明写鱼，暗写水，虚实相兼，尤为高妙。唐代散文家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游鱼"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景象，正是借鉴其巧思。其写山水如此隽永传神，我们可以引作者自己的话说："山水有灵，亦将惊知己于千古矣!"《江水注》中"黄牛滩"一节，写"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的岩石，写"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江水纡回的形势，也非常朴素生动。此外，《河水注》"孟门山"一段，写黄河的"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具有非常宏伟的气势。《济水注》中写大明湖上"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的风光，又令人心旷神怡。《滱水注》中"阳城淀"一节，写农村儿童们乘舟采菱折芰的生活，"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歌者自流响"，又别有一番田园水乡的劳动生活气氛。这些虽然都是片断的文字，但可以看出书中所写的景物是丰富多样的。他的散文，或用白描，或施彩笔，也不拘一格。总的来说，都能在比较简洁生动的文字中兼有骈文修辞精细的特色。例如写水的清澈，便有"漏石分沙"、"渊无潜甲"、"俯视游鱼，类若乘空"、"下见底石，如樗蒲矣"等各种不同的形容，的确是"片语只字，妙绝古今"!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等人的山水散文，都曾经受过他的影响。苏轼《寄周安孺茶诗》说："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可以想见此书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郦道元死后二十多年，杨衒之写出了他的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生卒年不详)，北平(今河北完县)人。曾作过北魏的抚军府司马、北齐的期城郡守等官职。北魏自公元四九五年迁都洛阳以后，统治阶级崇信佛教，大量修建佛寺。当极盛时代，"京城表里，凡一千馀寺"。公元五三四年孝静帝被高欢逼迫迁都邺城以后，这些佛寺大半都在兵火中毁灭了。公元五四七年，杨衒之因行役重过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恐后世无闻，故撰斯记"。但是，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佛教作宣传，而是通过这些佛寺历史的追叙，揭露"王公相竞侵渔百姓"(《广弘明集》卷六)的罪恶。例如本书《高阳王寺》及《寿丘里》两节中，他以讽刺的文笔描述了北魏几个王侯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特权思想和贪鄙性格。河间王元琛公开对人说："晋世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章武王元融看见元琛的豪富气派以后，更气得"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尤其突出的，是胡太后有一次把宫中绢帛赐给百官，任他们自取。别的官僚都是拿得起多少就取多少，而元融和另一个豪富陈留侯李崇却贪心不足，"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其他写穷奢极侈的王侯邸第的建筑，也颇寓讽刺之意。本书善于用简短文字叙述故事和人物。《法云寺》一节，写善吹壮士歌的军乐家田僧超，他追随征西将军崔延伯作战，每次临阵，"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用语不多，颇能显示这个民间音乐家所吹军乐的动人力量。同篇中写刘白堕的酿酒，烘托尤为神妙：

　　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书中写建筑物也相当精彩。如写永宁寺的九级浮图，"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使我们惊牙于当时劳动人民建筑艺术的高度水平。从波斯国僧人达摩对此寺及浮图的赞叹中，可以看到这在当时是"极佛境界亦未有此"的伟大建筑。书中还记载了许多类似南朝志怪小说的宗教神怪故事。这部书文字基本是散文，但比《水经注》更多骈俪成分。

　　颜之推(约529-591)，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初仕梁，梁元帝江陵败亡后，由南朝辗转奔窜北齐，官至平原太守。后仕周、隋。学识渊博，阅历深广。所著《颜氏家训》，虽多是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弟，但往往插叙他亲身的见闻，从中可以窥见南北士族风尚的不同。文词虽时有骈体，但风格平易亲切。间用讽刺之笔，亦能引人注目。如《教子篇》举北齐一个士大夫公然对人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名实篇》叙一个"近世大贵"在居丧服礼时，竟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着墨不多，人物的无耻、虚伪的面目已跃然纸上。在《文章篇》中，他纪录了一些南北朝作家论文的见解。也发表了他自己对文章的看法，观点颇近刘勰。

　　总的来说，南北朝是散文中衰的时代，要彻底改变这个局面，还有待于唐代的古文运动。

　　当骈文畸形发展的南北朝时代，在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散文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骈文的影响，和魏晋以前的散文，风格颇有不同。

　　范晔(397-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博涉经史，好为文章，通晓音律，官至太子詹事，后因事被杀。他删削整理自东汉至宋初十几家东汉史籍，写成了《后汉书》九十卷。这部书从创作价值来说，远不及《史记》、《汉书》，但是整理剪裁的功绩，并不在班固之下。他第一次在史书里立《文苑列传》，既表现当时重视文学的新风气，也对后来的史家有一定的影响，对文学研究也是有利的。书中有一些人物传记，写得真切动人。例如《范滂传》里，他对这个嫴直刚介的人物深表同情，写范滂被杀以前诀别母亲和儿子的对话，慷慨悲凉，颇有悲剧的色彩：

　　......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这篇传记使青年时代的苏轼深深感动，并不是偶然的。在《逸民列传》的"汉阴老父"一节中，写"老父"对尚书郎张温当面痛斥昏君的言论，也很可以看出范晔的进步观点。范晔对书中一些列传的序论，颇为自负。今天看来，虽然超越前人的精辟见解并不多，但是他赞扬贤明、指斥昏佞的进步倾向，还比较鲜明。论述政局世风的变化，思致也相当周详。笔势之擒纵开合、词句之丽密精炼，和史、汉相比，也有不同的特色。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称赞他的《党锢列传序》："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他的《宦者列传序》不仅细致地分析了宦官易于得宠的种种原因，而且愤怒地指斥了宦官炙手可热的气焰："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痛快淋漓的气势，往往寓于整齐丽密的骈文句法之中。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也是自述写作甘苦的论文名作，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南朝时代最早注意声律、文笔问题的作家之一。

　　南朝自齐梁以后，散文已日就衰微。北朝这时却出现了两部颇有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佷之的《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汲鹿(今河北汲县)人。他很好学，历览奇书，作过州刺史、御史中尉等官职。他的《水经注》是为魏晋时代无名氏所著的《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但他的注释，实际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他博采了汉魏以来许多山川土风、历史掌故的文献，并根据自己随北魏文帝巡幸长城、阴山，以及自己作冀州、鲁阳颍川、东荆州等地太守、刺史时"访渎搜渠"的调查记录，叙述了大小一千多条水道的源流经历，以及沿岸的山川景物和故事传说。书中对五胡十六国的君主都直用其名，对刘裕则称为"刘公"、"宋武王"，对晋军则称为"王师"，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从《江水注》中对秦代李冰的各种水利建设的歌颂，《河水注》中对秦始皇筑长城造成的人民《冤痛》的同情，也可以看出他对人民利益有一定的关怀。从文学上来看，这部书在描写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值得珍视的成就。《江水注》"巫峡"一节、《夷水注》"很山北溪"一节，都是自古传诵的名篇。"佷山北溪"曰：

　　夷水又迳宜都北，东入大江，有泾渭之比。亦谓之佷山北溪。水所经皆石山，略无土岸。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浅处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飞清，傍多茂木，空岫静夜听之，恒有清响。百鸟翔禽，哀鸟相和。巡颓浪者，不觉疲而忘归矣。

　　山水木石，飞禽游鱼，写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借游鱼"乘空"的错觉，写水之清澄，明写鱼，暗写水，虚实相兼，尤为高妙。唐代散文家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游鱼"皆若空游无所依"的景象，正是借鉴其巧思。其写山水如此隽永传神，我们可以引作者自己的话说："山水有灵，亦将惊知己于千古矣!"《江水注》中"黄牛滩"一节，写"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的岩石，写"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江水纡回的形势，也非常朴素生动。此外，《河水注》"孟门山"一段，写黄河的"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具有非常宏伟的气势。《济水注》中写大明湖上"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的风光，又令人心旷神怡。《滱水注》中"阳城淀"一节，写农村儿童们乘舟采菱折芰的生活，"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歌者自流响"，又别有一番田园水乡的劳动生活气氛。这些虽然都是片断的文字，但可以看出书中所写的景物是丰富多样的。他的散文，或用白描，或施彩笔，也不拘一格。总的来说，都能在比较简洁生动的文字中兼有骈文修辞精细的特色。例如写水的清澈，便有"漏石分沙"、"渊无潜甲"、"俯视游鱼，类若乘空"、"下见底石，如樗蒲矣"等各种不同的形容，的确是"片语只字，妙绝古今"!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等人的山水散文，都曾经受过他的影响。苏轼《寄周安孺茶诗》说："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可以想见此书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郦道元死后二十多年，杨衒之写出了他的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生卒年不详)，北平(今河北完县)人。曾作过北魏的抚军府司马、北齐的期城郡守等官职。北魏自公元四九五年迁都洛阳以后，统治阶级崇信佛教，大量修建佛寺。当极盛时代，"京城表里，凡一千馀寺"。公元五三四年孝静帝被高欢逼迫迁都邺城以后，这些佛寺大半都在兵火中毁灭了。公元五四七年，杨衒之因行役重过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恐后世无闻，故撰斯记"。但是，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佛教作宣传，而是通过这些佛寺历史的追叙，揭露"王公相竞侵渔百姓"(《广弘明集》卷六)的罪恶。例如本书《高阳王寺》及《寿丘里》两节中，他以讽刺的文笔描述了北魏几个王侯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特权思想和贪鄙性格。河间王元琛公开对人说："晋世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章武王元融看见元琛的豪富气派以后，更气得"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尤其突出的，是胡太后有一次把宫中绢帛赐给百官，任他们自取。别的官僚都是拿得起多少就取多少，而元融和另一个豪富陈留侯李崇却贪心不足，"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其他写穷奢极侈的王侯邸第的建筑，也颇寓讽刺之意。本书善于用简短文字叙述故事和人物。《法云寺》一节，写善吹壮士歌的军乐家田僧超，他追随征西将军崔延伯作战，每次临阵，"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用语不多，颇能显示这个民间音乐家所吹军乐的动人力量。同篇中写刘白堕的酿酒，烘托尤为神妙：

　　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晞，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书中写建筑物也相当精彩。如写永宁寺的九级浮图，"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使我们惊牙于当时劳动人民建筑艺术的高度水平。从波斯国僧人达摩对此寺及浮图的赞叹中，可以看到这在当时是"极佛境界亦未有此"的伟大建筑。书中还记载了许多类似南朝志怪小说的宗教神怪故事。这部书文字基本是散文，但比《水经注》更多骈俪成分。

　　颜之推(约529-591)，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初仕梁，梁元帝江陵败亡后，由南朝辗转奔窜北齐，官至平原太守。后仕周、隋。学识渊博，阅历深广。所著《颜氏家训》，虽多是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弟，但往往插叙他亲身的见闻，从中可以窥见南北士族风尚的不同。文词虽时有骈体，但风格平易亲切。间用讽刺之笔，亦能引人注目。如《教子篇》举北齐一个士大夫公然对人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名实篇》叙一个"近世大贵"在居丧服礼时，竟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着墨不多，人物的无耻、虚伪的面目已跃然纸上。在《文章篇》中，他纪录了一些南北朝作家论文的见解。也发表了他自己对文章的看法，观点颇近刘勰。

　　总的来说，南北朝是散文中衰的时代，要彻底改变这个局面，还有待于唐代的古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