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溯源

　　我国小说虽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粗具规模，却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最早可以溯源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历史传说虽然有现实人物为根据，也往往被涂上神异的色彩。它们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源头。我国先秦古籍中保存神话最多的是《山海经》、《穆天子传》中也有一些。魏晋志怪小说《神异经》、《十洲记》固是摹仿《山海经》，但如《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讲武帝与西王母故事，则显然是从《穆天子传》中穆王"宾于西王母"的情节发展而来，这些都说明了这种渊源关系。另外，我国先秦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都具体记述人物的言行，先秦子书如《论语》、《孟子》、《庄子》等，也杂有不少记事成分，写出了一些思想家及其门徒的言论行动。它们都对魏晋以后记录人物琐事的小说有直接的启发和影响。

　　《庄子?外物篇》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最早提到"小说"的，但这指的是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不是后来所说的小说。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此所指始近于小说。《汉书》曾获录小说家书十五种。一千三百八十篇，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见于著录的小说作品。这些书已大都散佚，只《青史子》还残存几条遗文。十五家书中《封禅文说》以下六家据注文和著录次序可以断定是汉人作品，《伊尹说》以下九家虽然皆称古人，但班固已多目为依托，大约也是汉人或其稍前时代人的作品。这些书中的一部分也不是小说，如《青史子》所存遗文便全是讲礼的；不过其中一部分据注文推测，可能接近小说。如《虞初周说》的作者虞初是汉武帝时的方士，《待诏臣安成未央术》注引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方士好称道方术灵异，未央术乃是神仙长生术。魏晋志怪小说多记方术、神仙之事，它们可能与之相近。除上述诸书外，汉代近似于小说的作品还有"杂史"一类。"杂史"中记载的人物、故事大都有史实作根据，写法也与史传相似，但往往加入了许多想象和附会成分，情节更为曲折，有此描写也更细致，颇富小说意味。如《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伍子胥以及越王勾践的故事，都很生动有趣。

　　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繁盛。这时，写作小说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不仅作品的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盛况。这个时期的小说，就其内容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

　　第二节　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是有其现实社会原因的。这首先是和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这段论述很简明扼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最易传播。腐朽的士族阶级不敢正视现实，妄想羽化登仙，永世享乐，多信神仙道术之事；有的则信仰佛教，寻求精神的麻醉；而劳动人民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在统治阶级的愚弄下，也往往把寻求安宁、幸福和希望寄托于不现实的空中楼阁。社会上宗教迷信思想因之盛行，神鬼故事也就不断产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极端困迫的生活里，也运用各种方式向压迫、剥削他们的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常常把强烈的反抗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借助于神鬼故事曲折地表现出来。志怪小说中有不少思想内容积极健康的作品，就是这些故事的记录和加工。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数量很多。现在保存下来的完整与不完整的尚有三十馀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托名魏曹丕(一作张华)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荀氏的《灵鬼志》，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宋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干宝《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志怪小说中有不小一部分是道士、佛徒自神其教的作品，即或是文人史家的著述也几乎是抱着同样的目的，如干宝著《搜神记》便自言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因之，其中不少作品或讲神仙道术，或谈巫鬼妖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言佛教灵异，目的都在证明神仙及幽冥世界的实有和神鬼的威灵，宣扬宗教迷信思想。如《搜神记》中《阮瞻》一篇，叙述"素执无鬼论"的阮瞻被鬼吓坏的故事，显然是在证明鬼神的存在。《蒋济亡儿》一篇，写蒋济亡儿死后在阴间衙门里当差，也很明显是为宗教的迷信思想作宣传。这类作品的作用是把人民带到宗教迷信的幻境里，麻痹人民的斗志，使之屈从命运的安排，为巩固现实的统治服务。它们是志怪小说中的糟粕，对后世影响也很坏。

　　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可能是民间故事。它们虽然也染上了神异的色彩，袭用了迷信落后的形式，但思想倾向却是与前者根本对立的。它们是借助神怪的题材，反映广大人民的思想和愿望。其中有直接暴露封建统治者的凶残、表现人民对统治者坚决斗争的，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记巧匠莫邪给楚王铸成雄雌二剑后被楚王杀死，其子赤为父报仇的故事。不仅揭露了封建暴君残害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突出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英雄行为。山中行客见义勇为、自我牺牲为子赤复仇的豪侠气概，也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的团结友爱。书中写行客持子赤头见楚王一段，尤其惊心动魄：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这种情节看来虽似离奇荒诞，却深刻地表现了在暴君统治下被迫害人民反抗的决心。又如《韩凭夫妇》，叙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夫妇先后自杀的悲剧，暴露了封建统治者荒淫和凶残的本性，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尤其是何氏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刚强意志。体现了劳动人民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质。

　　劳动人民的善良、勇敢、乐于助人、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志怪小说中也有动人的表现。如《李寄斩蛇》，写穷苦的女孩李寄，冒着生命危险，砍死大蛇的故事。李寄的形象反映出劳动人民为民除害的勇敢和智慧，同时也说明了官吏的残酷和无能。

　　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幸福而斗争的故事，可以《紫玉韩重》为代表。作品叙述吴王的小女紫玉和童子韩重相爱，私订终身，吴王不许，紫玉愤恨而死。后来韩重在墓前痛哭，紫玉魂灵出现，和他在墓中结为夫妇。这个故事歌颂了他们爱情的坚贞，写出了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不自由。《王道平》和《河间男女》也是这一类型的故事。其它如《列异传》中的《望夫石》，《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幽明录》中的《庞阿》和《卖胡粉女子》，写的都是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的悲剧故事，赞扬了要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此外，《幽明录》中《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一则，记载一个人仙恋爱的神话故事。唐传奇《游仙窟》在构思上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任昉《述异记》中《园客》一则，还在劳动背景中描写了一个动人的人仙的爱情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当道教、佛教大量编造鬼故事，宣传鬼的魔力以恐吓人民的时候，在民间却针对相对地产生了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搜神记》和《列异传》都收录的"宋定伯捉鬼"，不仅宣传了鬼魅不可怕，而且还借捉鬼的有趣故事，反映出人民的机智。《搜神记》还有好几篇类似这样的故事。如宋大贤对狐魅的一切恐怖手段都持勇敢无畏态度，终于伺机捉杀了狐鬼。安阳城南一书生，镇静而耐心地探询清楚各个鬼魅的来历，待天明以后才逐一锄杀。这类故事正反映了人民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坏人坏事的勇敢和智慧。此外如《拾遗记》的《怨碑》、《冤魂志》的《弘氏》等篇，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表达了人民的抗议，也都是较好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显示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宣传宗教神怪的小说和进步的民间传说故事在本质上是绝不相同的。前者大力泻染神鬼怪异的灵验，麻痹人们的思想，削弱人们的斗志，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后者植根于黑暗社会人民的现实生活，以幻想的形式，表现了人民反抗强暴的意志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它鼓舞人们热爱生活，激励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坚决斗争，因此是积极的浪漫主义。

　　处于小说发展初期的志怪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然而也有一些结构较完整，描写较细致生动，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如《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篇中的人物形象已比较鲜明。又如《干将莫邪》，虽篇幅很短，情节却富于变化。在古代小说形成的初期已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非常可喜的。

　　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就渊源于刘义庆《幽明录》的《焦湖庙祝》以及《搜神记》中"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在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的形成，就肇始于这时的志怪小说。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明瞿佑的《剪灯新话》、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都和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人平话中的"烟粉灵怪"故事也都受到它的影响。如《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等，就出自《搜神记》相同题材的故事。志怪小说还给后世的戏曲和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三言》，都吸收了《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邯郸梦》，是《东海孝妇》和《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如《干将莫邪》被鲁迅改为历史小说《铸剑》，《董永》为今天黄梅戏《天仙配》的最早蓝本，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第三节　轶事小说

　　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很盛行，这和当时社会品评人物的清谈风尚有密切关系，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这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从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这一段话，扼要地说明了轶事小说产生和兴盛的原因。

　　魏晋的轶事小说，较早的有托名汉刘歆的《西京杂记》，据《唐书?经籍志》著录，实为晋葛洪所撰。这部书内容很庞杂，记述了西汉的宫室制度、风俗习惯、怪异传说等多方面内容，人物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确有一些"意绪秀异，文笔可观"的佳作。如《鷫鸘裘》描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捉弄卓王孙的故事，就很生动。《王嫱》一则，反映了宫庭生活的腐败和奸臣的弄权纳贿，颠倒黑白，有强烈的批判意义。纯粹记录人物轶事的小说，最早的作品是东晋裴启的《语林》，后来有郭澄之的《郭子》，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这些书已大都散佚，只在类书中还保有一些遗文。比较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世说新语》，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

　　《世说新语》的编撰人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仙传》说他"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世说新语》可能就是他和手下文人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梁时刘孝标为此书作注，引用古书四百馀种，更加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世说新语》主要是掇拾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尤详于东晋。全书按内容分类系事，计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作者显然是从士族阶级的观点来搜集记录这些人物轶事的，因此它的褒贬也就不能不带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许多是应该严格批判的东西，作者却持着欣赏赞扬的态度，这大大影响了本书的思想性。但从其内容的客观意义来说，仍然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暴露和认识意义。

　　《世说新语》的大部分篇幅是描写"魏晋风度"名士风流"，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族名士有意玩弄风度、风流自赏的情态。他们崇尚"自然"，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如《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往访，经宿始至，及门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同篇又载刘伶纵酒放达，甚至脱衣裸形在室中，有人看见讥笑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有一些放诞行为实际已流于纵欲享乐。如同篇记毕卓，他认为"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们又以喜怒忧惧不形于色，为不失名士风度。如《雅量篇》载谢安与人围棋，适得谢玄淮上大捷消息，他看信毕，竟"默然无言"，直到有人问是何事，他才毫不在意地答道："小儿辈大破贼"。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又如同篇载顾雍集僚属围棋，得到儿子死讯，他虽"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却"神气不变"，直至客散。能欣赏山水也被视为名士风雅。许询"好游山水"，又"体便登陟"，时人便称许他说："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栖逸篇》)卫永不谙山水，孙绰便讥议他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赏誉篇》)这些名士又以隐逸为高。《排调篇》载，谢安始隐东山，后出仕为桓公司马，有人赠桓公药草远志，桓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郝隆便借机讥讽谢说："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亦有愧色。士族即或身担要职，也要"不以物务婴心"，做个"朝隐"名士。所以《言语篇》记谢太傅登冶城，"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他们大都"托怀玄胜，远咏老庄"，终日"以清谈为经济"。如《文学篇》载：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馀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羽妾）如生母狗声。"

　　这正是大官僚名士生活的真实写照。此外，在《言语》、《赏誉》、《品藻》、《任诞》、《排调》等篇中，还记载了士族名士讲究仪容修饰，神态超逸，注意语言"机警多锋"，简约有味，以及好尚服药饮酒等，这些也都是魏晋风流的内容。

　　两晋是士族门阀社会。士族阶级依据门阀制度垄断了政治和经济，他们又袭取了汉末清议的形式，换上士族阶级的内容，制造一个精神的象牙之塔。一方面以此逃避充满矛盾的现实，一方面以此自命风雅，使士族阶级的壁垒更加森严。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的时代，而士族阶级却一味风流自赏，"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阶级的腐朽本质，看清所谓"名士风流"究竟是怎样一种货色了。

　　《世说新语》的一些记载还暴露了晋司马氏统治的黑暗恐怖。如《尤悔篇》载王导为晋明帝陈说晋得天下之由，"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以致明帝听了也覆面着床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又《德行篇》载阮籍"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连司马昭都说他言语"至慎"；此外，《言语篇》载司马景王取上党李喜为从事中郎，问他："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也都透露了司马氏统治的残酷。

　　《世说新语》另一些记载则暴露了豪门士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如《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米台）糒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裹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这种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真是骇人听闻。又载：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馀人，皆绫罗绔衤罗以手擎饮食。Z烝犭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犭屯。"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

　　连皇帝都意不能平，王武子家的奢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暴露了士族阶级凶残暴虐、贪婪悭吝等丑恶本性。如《汰侈篇》载石崇每燕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即斩美人。一次大将军王敦去作客，竟"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当丞相王导责让他时，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石崇的凶暴，王敦的残忍，都令人吃惊。又《俭啬篇》记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主"，很能说明士族贪得无厌的本色。可是这位"既贵且富"的司徒，却吝啬异常。女儿出嫁时，向他借了数万钱，此后，女儿每次归家，他都颜色不悦，直到"女还钱，乃释然"。他家有好李，怕别人得到种子，竟先"钻其核"而后出售。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世说新语》也记载和称颂了一些好人好事。《言语篇》"新亭对泣"一则表现了爱国思想：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在当时的士族中，能够对北方国土沦陷发发感慨，并表示恢复的心愿，已是很难得的了。

　　《简傲》、《方正》、《规箴》等篇还记载了一些不阿附权势的事例。《简傲篇》载，钟会往访嵇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险晋，士族中人即使不是趋附司马氏，也要竭力韬晦，全身远害。嵇康却敢于对司马氏的心腹钟会直言相讥，表现了他的斗争性和锋芒外露的性格。又如《方正篇》载王敦兄王含作庐江郡，贪污狼藉，敦护其兄，于众坐称其兄"城郡定佳"，当时庐江人士都附和称赞，主簿何充却正色说："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以致使"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

　　在士族崇尚清谈遗落世事的风气里，《世说新语》也记录了一些看重事功、反对清言的事例。如《政事篇》载，王导夏月至石头看庾冰，冰正料事，导曰："暑，可小简之。"庾答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轻诋篇》"醒公入洛"一则，记桓温把清谈误国的名士斥为"噉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的大牛，也很能揭示出清谈名士的本质。

　　此外，《德行篇》写荀巨伯忠于友情，不肯"败义以求生"；《识鉴篇》写郗超不计小怨，顾全大局；《自新篇》写周处勇于改过为民除害等，也都有一定教育意义。

　　《世说新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作者的阶级地位和生活、思想的局限，以及当时士族文人风尚的影响，它不但没有接触到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而且对统治阶级生活的记载也缺乏批判的态度，这不能不大大降低了本书的思想性，并给后世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成就。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魂奇"，可以视作本书在艺术上的总的特色。

　　《世说新语》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革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如《忿狷篇》描写王蓝田性急，吃鸡子时"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纳)口中，齧破即吐之"。通过几个小动作就把王蓝田的性急，绘声绘色地刻划出来了。《世说新语》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德行篇》记管宁割席的故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通过管宁、华歆对金钱、对权贵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两人品格的优劣。仅仅六十一个字，却明情节，有动作，十分紧凑精采。

　　善于把记言记事结合，也是《世说新语》在艺术上的重要特色。如《雅量篇》描写晋孝武帝见了慧星后的心情，他深夜入园中对星空举杯祝酒说："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种行动和说话，把他在见到彗星后故作达观的心理完全表露出来了。又如《贤媛篇》记李势妹在南康公主威胁之下所表现的神态和对话，反映了一个妇女不忘故国的悲痛心情。

　　《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就其中一些优秀篇章的艺术成就说，这评语是确切的。

　　《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它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月何良俊的《何氏语林》，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和清王晫的《今世说》等，都深受这部书的影响。《世说新语》中有许多故事或成为诗文中的典故，或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如《玉镜台》(元关汉卿作)、《剪发待宾》(元秦简夫作)、《兰亭会》(明杨慎作，或题许时泉)等戏，这都是从《世说新语》的故事发展出来的；祢衡击鼓骂曹、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至今还出现在舞台上。而杨修解"黄绢幼归"之辞、曹操叫士兵"望梅止渴"和曹植七步成诗等故事，也都为罗贯中写进《三国演义》而成为生动的情节。它如"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都成了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至于后来的许多成语，如"登龙门"、"枕流漱石"、"一往情深"等，也都出于此书。足见《世说新语》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

　　在魏晋南北朝的轶事小说中，还有记述诙谐言行而富有讽刺意味的《笑林》、《解颐》、《启颜录》等，是后来《笑林广记》一类的渊源。可惜原书失传，只有少数遗文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