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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说
赋这种体制是较为特殊的。由外表看去，是非诗非文，而其内容，却又有诗有文，可以说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赋本是诗中六义之一，原来的意义，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态度与方法，并非一种体裁。三百篇以后，散文勃兴，接着而起的是楚辞一派的新体诗。由诗经楚辞，诗的范围扩大了，篇幅加长了，散文形式的混合以及辞藻的铺陈，都带了浓厚的赋的气味，但楚辞毕竟是一种新体诗。后人因此把屈原一派的作品，称为辞或称为骚，免得同诗赋混淆。文心雕龙内，分为辨骚、诠赋两篇，那界限也很明显。后来由荀子的赋篇，秦时的杂赋，降而至於枚乘、司马相如的创作，於是那种铺采ゼ文、体物叙事的汉赋，才正式成立。
代表汉赋的，是子虚、上林、甘泉、羽猎、两都、二京一类的作品，而不是惜誓、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一类的作品，因为这些文字，无论形式内容，只是楚辞的模拟，而成为屈、宋的尾声。但应当指出，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字精炼，意深远，富有艺术特色，是屈、宋以后楚辞中的一篇优秀之作。由楚辞到汉赋，是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加多，抒情的成分减少，咏物叙事的成分加强。到了这时，不仅诗与赋完全独立，就是辞与赋也有区别了。
赋者铺也。铺采ゼ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刘勰诠赋）
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锺嵘诗品总论）
可知“铺采ゼ文”、“直书其事”，是赋的特质，然而里面也应该有睹物兴情的内容。可是汉代赋家，大都在铺采ゼ文上用的工夫多，睹物兴情的成分少。
其结果是词虽丽而乏情，文虽新而少质。
因此，在汉代赋中，虽有少数好的抒情作品，然大多数重在铺陈。多以夸张的手法，板滞的形式，描写宫苑的富丽，都城的繁华，物产的富饶，神仙、田猎的乐事，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它们虽具有文采光华、结构宏伟和语汇丰富的特色，而一般缺点，是缺少感情，缺少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喜用艰深的辞句，生僻的文字，按类罗列，有些作品几乎成为类书。赋末虽附以规劝讽论之意，然本末倒置，轻重悬殊，所以作用也就很小。“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於雕虫，贻诮於者也。”（诠赋）刘勰这几句评论，是很正确的。汉赋中虽也有些好的作品，然大多数都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东西，因此价值就不很高了。
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派。一、屈原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属之。二、陆贾派：枚皋、朱买臣、司马迁等人属之。三、荀卿派：李忠、张偃诸人属之。
杂赋派：不著作者姓名。班固这样分别，他自己必有理由，可惜没有说明。可是由现存各家的作品看来，这种分法并不妥当。在汉代初期，各家作品继承楚辞的馀绪，到了枚乘、周马相如的创作，赋的范围扩大了，是糅合着楚辞的辞藻，荀赋的形体，以及纵横家的辞令而形成汉赋那种特有的形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用屈、宋或是荀卿那种派别去限制当代的作家。叙事赋、咏物赋、说理赋、拟骚赋，都同时排列在各作家的集子里。司马相如有子虚、上林、同时又有大人、长门。王褒有九怀，同时有洞箫。扬雄有甘泉、羽猎、河东，同时有反骚。班固有两都，同时有幽通。张衡有二京，同时有思玄、归田。在一人的集子里，是并列着无论内容形式以及情调完全不同的作品。可知我们用某种派别来说明汉赋的作家，还不如从时代上来看汉赋的发展较为妥当。
○二 汉赋兴盛的原因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应当代的宫廷的需要，同时也体现出汉帝国的制度和规模，其中多为歌颂性的作品，也有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在汉代的几百年间，产生了很多的赋家，赋在当时如此兴盛发达，其原因是很复杂的。
△一、政治经济的关系
秦帝国的寿命在很短时期内便消灭了，接着起来的是汉帝国。封建帝国应有的物质，在秦代未能完成的，到了汉代算是大都实践了。文景时代，采取社会经济的恢复政策，扶助农业，减轻赋税，缓和阶级矛盾，人民得以安业，国库得以充裕。史记平淮书说：“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水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家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在这样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巩固了汉帝国的基业。武帝称为雄主，他继承着这一分丰裕的家产，开始扩展他的雄图。他对内是罢百家尊儒术，完成了学术思想的统一；对外是用军事势力去谋取发展，东平朝鲜，南平南越，开辟西南夷，北定西域平匈奴，打通河西走廊，沟通了西域诸国以至波斯的商路。自武帝至宣帝，将近一个世纪（前一四○～前五○），军事政治的对外扩展，文化艺术的中外交流，一进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国内的商业空前发展，大批的国际商人，踏着远征军的道路，四面八方地将中国的工业品，特别是丝绸，运送到西域诸国、波斯、印度以及罗马文明的中心城市；同时又将那些地方的物产运回到中国来。
由於汉帝国地域的扩大和文化物产的交流，一方面是改变了中国古代那种狭小的地理观念，知道中国以外，还有无穷无尽的广大世界；同时也就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丰富了中国的物产。这一时期是汉族力量空前膨胀的时代，在东亚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四面八方的小家，都受到汉族文化的笼罩和陶治，汉帝国的威力，真是如日中天，光芒四布。这种情况，在班固、张衡的赋里，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由於社会经济和工商业的繁荣，政权巩固和军事的胜利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封建统治阶级帝王们的享乐淫侈的生活，也就很快地滋长起来。於是酒色犬马之乐，神仙长生之想，宫殿的建筑，田猎的好尚，巡游天下，祭望山川，这些事情也就都来了。高祖时的长乐、未央已经是富丽堂皇，武帝时代的甘泉、建章、上林更是雄伟壮丽。据西京杂记：“未央宫周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围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这情形真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武帝时的建筑，有甚麽通天台、飞廉阁等名目，自然是更进一步了。三辅黄画说建章宫千门万户，迷人眼目。这种宫殿建筑的材料，内部器物的设备，珍离怪兽的搜罗，自然都是尽奢侈之能事。三辅黄图说：“以木兰为棼，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雕楹玉码，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戚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
风至，其声玲珑然也。”建筑的进步，设备的富丽，必然以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为基础，这种情形决非先秦时代所能有的。要在当时有了这种经济物质的基础，才能产生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他们那种富丽堂皇的赋。但在另一面，当日人民大众的生活是穷苦的，社会矛盾也是尖锐的。“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汉书夏侯胜传）这是当时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可是汉代的赋家很少正视这一方面，反映这一方面的那就更少了。
汉代初年，因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一时稍受压制，惠帝高后时，因天下初定，乃弛商贾之律，於是商业逐在统一安定的状况下，迅速地发达起来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土地集中、剥削人民、交通贵族、操纵物质的种种现象。平民的生活日趋贪困，君主豪族的生洛，就日趋於淫佚奢侈了。晁错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论贵粟疏）我们在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当日商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造成平民生活的穷困，同时又促成君主豪族的奢侈。建宫殿，打田猎，求神仙，溺酒色，是统治阶级生活的主体。当时的赋家，不少是统治阶级的依附者，是宫廷的御用文人。加以君主贵族饱食之馀，还要附庸风雅提倡辞章艺术，於是那些看不到人民困苦生活、只知夸耀才学的文人学士，竞以最宜於歌功颂德、铺张扬厉的赋礼，来描写那些宫殿、田猎、神仙、京都的壮丽伟大的情状，由此衬托出帝国的富虚与天子的威严，皇帝以此取乐，作者此发得宠，因此这种文学，离开实际的社会生活而变为皇帝贵族的娱乐品了。汉书东方朔传中说：“而朔赏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口。”枚皋传中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徘倡，为赋颂，好戏，以故得黩贵幸。”又王褒传中说：“（宣帝）数众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乾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论，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於倡优博弈远矣。”在这些记载里，把当日君主对於辞赋的态度以及辞赋家的卑劣地位，表现得是很明显的。
△二、献赋与考赋
其次，汉赋的兴盛，利录引诱的力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开始是封君贵族们的奖励提倡，如吴王刘氵鼻，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皆折节下人，招致四方名士。一时如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淮南小山、公孙胜、韩安国之流，都出其门下。枚乘赋柳，赐绢五匹，相如赋长门，得黄金百斤，这都是有名的故事。
到了武帝，他爱好文学，重视文人，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诸人，都以辞赋得官了，其后如宣帝时王褒、张子侨、成帝时的扬雄，章帝时的崔る，和帝时的李尤都以辞赋而入仕途。君主提倡於上，群臣鼎沸於下，於是献赋考赋的事体，也就继之而起了。班固两都赋序说：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众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抡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率而录之，盖秦御者千有馀篇。
献赋的制度，这里没有说明，详细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但这种制度，对於汉赋的发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不仅言语侍众之臣，要朝夕论思，就是那些公卿太常、儒家国师也都要时时间作，那作赋的人自然也就愈来愈多了。又张衡论贡举疏说：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访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艺，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於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虽复收改，但守俸禄，於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乃任州郡。（张河间集）
在这篇疏内，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在张衡时代，政府已采用考赋取士的制度，并且不管成绩好坏，一既录取，给以俸禄，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是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次，是在为有利禄可图，赋也就日趋堕落。“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这种卑鄙恶劣的现象，与科举朝代的八股，全无差别！堕落到这种程度，其价值可想而知。（蔡邕集中陈攻要七事疏中，亦有此段文字。）
△三、学术思想的影响
汉代初期的几十年中，是黄老思想的全盛时期。窦太后是黄老思想在政治上的有力支持者。“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作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后共四十多年，她有权有势，凡是反对黄老的都受到排斥。推崇儒家的辕固生，几乎被猪咬死，魏其失宠，田免职，赵绾、王臧也逼得自杀了。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淮南子的宣扬道术，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的思想界的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空气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描写富贵繁华、铺张扬厉的赋，是不容易滋长的。难怪司马相如在景帝门下，郁郁不得志，后来只好病辞官，到梁国去作游客。因为那种赋，大都是写给君主贵族们看的，若上面无人赏识，谁肯废几年的苦功去写那些东西？所以在黄老思想盛行的汉初，文学的发展，是继续着楚辞的馀绪，产生的是贾谊吊屈原，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类的作品，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
到了武帝当权，政治、学术都起了变化。儒家定於一尊，徵圣、宗经、原道的观念，成为文学理论的淮则，大家都以此指道文学，批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汉赋反带着讽喻的美名，古诗的遗意，顺利地滋长起来。有道家思想的刘安，对於屈原的作品说了几句赞美的话，儒家的班固大不满意，说屈原露才扬己，为人不逊，怨恨怀王，为臣不忠，篇中行文引事，牵涉神怪，不合经传，有违圣教。
但他对於赋却认为是有意义的作品，“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於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两都赋序）他这样解释就把赋同儒家的经典联系起来，同儒家的文学思想统一起来了。这一种论点，无形中起了对於汉赋的奖励作用。当代的大历史家、思想家、经学家如司马迁、董仲舒、刘向、班固、张衡、马融之流，都是作过赋的。在史记、汉书里，各家的赋都是整篇地保存在那里，他们除了尊重的意义以外，决没有其他的用意。由这一点，也可看出汉人对於辞赋的态度。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空气，对於汉赋的发达，不能说没有作用。
○三 汉赋发展的趋势
△一、汉初的赋家
自高祖至武帝初年，约有六七十年光景，是政治初平、经济建设的休养生息时期。思想界是黄、老独盛，当时挟书之律已除，学术尚未统制，在各方面都呈现出比较放任自由的空气。这一时期的赋家，主要是追随楚辞，在形式上初有转变，而成就较高的是贾谊和枚乘。
△贾谊
贾谊（前二○一～前一六九），雒阳（今河南洛阳）人。自幼好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二十多岁时为博士，向文帝提出了许多进步性的政治建议。主张加强了中央政权，击败匈奴。并力主重农，关怀人民生活。他有丰富的学识，卓绝的政治见解，本想在社会上做番事业，无奈为环境所迫，遭受到权贵的诽谤，郁郁不得志地流谪到长沙。后来虽被召回，拜为梁怀王太傅，不料梁怀王堕马丧命，于是就自伤为传无状，哭得啼啼地死去了。贾谊的性格虽较屈原稍为柔弱，但他的生活境遇及其夏郁愤慨的心情，却和屈原有些类似。他的吊屈原赋无疑是屈原的苦闷灵魂与其哀怨情感的再现，吊屈原就是吊他自己。在作品里表现出他的不幸遭遇，以及对封建政治不满的感情。“莺凤伏鼠兮，鸱枭翱翔；茸尊显兮，谗庾得志”，正是贾谊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故其价值也就远在后人那种纯出于模拟楚辞的为文造情的作品之上。
贾谊的鹏鸟赋，形式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赋体的形式与演进上，值得我们注意。
单于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暇。异物来萃，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讥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语余其期。服乃太息，举首旧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远。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氵勿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夫差以败。越凄会稽，句践伯世。斯游逐成，卒被五刑。传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兴辐，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同薄，震荡相转。€蒸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央无垠。天下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时。且夫天地为锯，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还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怵迫这徒，或趋西东。大人不曲，意变齐问。愚士系俗，窘若囚拘。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智遗形，超然自丧。寥所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坻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务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鸟赋）
这篇赋是贾谊寄居长沙的时候，见有鸟飞入其室，以为不祥，作以自慰的。
赋中虽有比较浓厚的黄老消极思想，但也表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对黑暗现实不满的精神。所谓“贪夫徇财，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概括地反映出一些封建社会人物的真实面貌。从形体上来说，同楚辞一类的作品比较起来，颇有不同的地方。它主要是采用问答体的散文形式，与后来的汉赋，甚为接近。所不同者，只缺少那咱华丽的辞藻和夸张铺陈的手法。这一篇赋是荀子赋篇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楚辞的转变，是可以作为汉赋的先声的。本文根据汉书，与史记所载者不同。汉书中载吊屈原赋、鸟赋两篇，体裁各异，班固必有所据。
因有关于赋体的演进，故略加说明。
汉初的赋家，贾谊以外与汉赋较有关系的，还有陆贾。陆贾本来是纵横家之流。班固将他的作品，列为一派的领袖，想必有特殊的地方。可惜他的作品，现在完全失传了。贾、陆以后，以赋闻名者还有枚乘、严忌、（本姓庄，避明帝讳）
邹阳、路乔如、公孙诡、公孙胜、韩安国诸人，都是吴、梁的游士，但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其中值得注意，而在赋史上较有地位的是枚乘。
△枚乘
枚乘字叔（？～前一四○），淮阴（今属江苏）人。是汉初著名的赋家。景帝时任弘农都尉。先后游吴、梁，做过吴王刘鼻、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众。后业武帝慕他的文名，派车子去迎接他，因为年纪太老，半路上死了。汉书艺文志载他有赋九篇。现存者只有七发、柳赋和菟辕赋，后二篇前人疑为伪作，可靠者只有七发一篇了。
七发虽未以赋名，却已形成了汉赋的体制。全篇是散文，用反复的问答体，演成为叙事的形式。中间虽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如“麦秀蕲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等，但并不多。它同鸟比较起来，有两个和汉赋更相接近的特点。第一，文字语气不像鸟那样平淡质实，而富於夸张与铺阵；其次，不全是说理的，而富於叙事写物的成分。无论内容形式，都离开了楚辞，而进入了汉赋的领域。这篇赋的意义并不深厚。两千多字的长篇是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之言的有益。要说到赋的讽喻功用，大概就在这一点。内容说，楚太子有疾，吴客去问病。首段铺阵致病之由，次段铺阵音乐之美，次阵饮食之丰，次阵车马之盛，次阵巡游之事，次阵田猎观涛之乐，但太子俱以病辞。事吴客说以圣贤方术之要言妙道，於是太子据几而起，出了一身大汗，那病就好了。
文学价值虽不很高，但也反映出当日贵族社会的奢侈淫佚的生活，从侧面作了批判，具有一定的讽论意义。描写相当生动，语言也不板滞而有变化。从楚辞到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赋，七发确是一篇承先启后的作品。并且自倔的七发以后，仿作的很多。傅玄七谟序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る、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这样一来，在赋史中“七”便成为一种专体了。
△二、汉赋的全盛期
武、宣、元、成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期。艺文志所载汉赋九百馀篇，作者六十馀人，十分之九是这时期的产品。武、宣好大喜功，附庸风雅，一时文风大盛。
元、成二世，继其馀绪，作者不衰。班固两都赋序说：“故言语侍众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刘勰也说：“繁积於宣时，校阅於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诠赋）这盛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司马相如
这一时期内的赋家，有司马相如、淮南群僚、严助、枚皋、东方朔、朱买臣、庄葱奇、吾丘寿王、刘向、王褒、张子侨诸人。名望最大，在赋史上占着显著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卿（前一七九～前一一七），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好读者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武帝时曾奉使西南，对於西南的开发，有一定贡献。后为孝文园令。不久病卒。但上年热心政治，并不得志，后来受到诽谤和挫折，对现实也感到不满，故常“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可见他并不是那种全无品格、阿谀逢迎的人。他同韩非一样，患着口吃的毛病，不善於讲话而长於写文。学问渊博，文采焕发，是汉赋中有代表性的作家。
艺文志载司马赋二十九篇，大都失传。现存者为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六赋。另有梨赋、鱼菹赋、梓桐山赋诸篇，仅存篇名而已。子虚、上林为司马氏的代表作品。从贾谊的鸟，枚乘的七发，到他这时候，才建立了定型的汉赋体。子虚作於梁国，叙游猎之盛，后来武帝看见了，大加赏识，恨不与此人同时。当时狗监杨得意对武帝说，他是臣的同乡，於是武帝召了他去。他说子虚不过叙诸侯游猎之事，不足观，请赋天子的游猎，遂成上林一篇。武帝读了很高兴，就命他为郎。
子虚、上林二赋，实为一篇。借三人对话，对诸侯、天子迷恋游猎，不务政事，予以规讽。“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鸟有先生者，鸟有些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讽谏”（史记司马相如传）。在这几句话里，很概括地说明了子虚、上林的主题和形式。在主观上，司马相如作赋，是有讽谏意义的，不过作用不大，而成为扬雄所说的“劝百而讽一，曲终而雅奏”了。
€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汇，岑金参差，日月蔽虚。交错纠纷，上干青€。罢池陂ヌ，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会，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琨吾。咸力地玄厉，碳石。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苣若射干，苍穷昔浦，江篱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ヌ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斯包荔，薛莎青。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苈，闾轩芋。从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此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神龟蛟龟；毒理瞥甑。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栓机豫樟，柱椒木兰，离朱杨，椐梨机粟，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ㄑ猱，鸳孔鸾，胜远射干。
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延ァ犴。兕象野犀，穷奇曼延。（子虚赋）
这是子虚中的首段，只写了一个€梦，就费了这样大的气力。从这里我们也可知道作赋的手法。他的目的，是要夸张那地方的盛况，因此无论什麽珍禽怪兽，异草奇花，只要脑子里有的，一齐排列在那里。山水怎样，土石怎样，东南西北有什么，上面下面有什麽，老是这样铺阵下去。外表是华艳夺目，堂皇富丽，而内容实际贫乏，加以奇文僻字，令人难读，这就削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兴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鹿以淫也。”左思在三都赋序中说：
“於辞则易为藻饰，於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卮无当，虽宝不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刘勰在夸饰中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恁风，诡滥愈甚。
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他们一致指出汉赋专事夸张而缺乏真实性，都是很确切的，然而这种铺叙夸张的形式，却成为汉赋的定型。司马以后，一直到班固、张衡，都是如此。因为这种文字缺乏思想感情，只有这种写法，才能延长篇幅，表现自己的辞章和学问，为了要用那些奇文僻字，不得不通小学。所以当代有名的赋家，都是有名的小学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与训纂篇，班固的续训纂，都是当代有名的字学书。这样一来，作赋固不容易，读赋也就很难了。
这种赋的组织，大都是几人的对话，彼此夸张形势，极言淫乐侈靡之盛事；最后，是以荒乐足以亡国，仁义可以兴邦的意义作结。如上林赋的最后一节说：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扌元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免之获，则仁者不由也。”
这种劝戒的方法，正和滑稽家的隐语与纵横家的辞令一样。所不同者，一是出之於言语，一是出之於文章而已。司马迁说：“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赋在儒家的眼里，认为不违反宗经原道的主旨，就在这一点。可是皇帝们往往只取其歌颂而忘其讽谏。武帝好神仙，相如赋大人以讽，结果使得皇帝更加飘飘然，这例子是很有名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司马相如是一个富有文采和想像力的作家。其赋结构宏伟，语汇丰富，也有描写很深刻、很形象的地方。如“於是郑女曼姬，被阿纟易，揄缟，杂纤罗，垂雾，襞衤责褰绉，纡徐委曲，郁桡谷。衤分々衤非々，扬衤┰削，蜚衤垂{髟肖}，扶舆猗靡。噔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雨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渺渺忽忽，若神仙之仿佛。”（子虚赋）他一面把郑女曼姬的形象写得非常细致生动，同时也反映出贵族社会的淫侈生活。语言丰丽，用字新奇，具有鲜明的特色。其次他在长门赋里，表现出他善於用工丽的语言，作抒情的描写。他论赋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赋迹偏於形式，赋心乃重在修养和构思。所谓“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是文学作品所应当具有的特点。愈是伟大的作品，愈要具有这样的特点。
司马相如在赋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汉赋到了他，柔合各家的特质，加以自己的创造，建立了固定的形体。使后来的作家都追随他、模拟他，无法越过他的藩篱。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众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又说，“如孔氏之间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他对司马相如的赋，推崇备至，而是作为自己作赋的典范的。
△东方朔
东方朔（前一五四～前九三）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无棣东）人。为人玩世不恭，善诙谐。因古书上有许多关於他的滑稽故事，总觉得也是一个无品的文人。其实看他谏上林骂董偃的那些事体，他却是一个有胆量有气概的刚毅之士。
他的七谏，因袭楚辞，用典过多，价值不高。非有先生论、答客难二篇，虽未以赋名，却是赋体。诙谐讽刺，颇能代表他的个性。“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
封建帝王的玩弄人才，在这些句子里，很形象地表现出来。“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宫人簪毒昌，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聚珠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浮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
（见汉书本传）在这里，不但大胆揭露了封建帝王的奢侈荒淫的生活，而且他能当面对皇帝讲这些话，也是很有勇气的。还有枚皋，也是这时的赋家。他是枚乘之子，字少儒，武帝时为郎。他写文很敏捷，因此作品特多，艺文志载他的赋百二十篇，但现在这些作品都不传了。
△司马迁的赋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家和散文家，但他也善於作赋，流传下来的悲士不遇赋一篇，是汉赋中的优秀作品，思想和艺术都有很高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题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子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远。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悲士不遇赋）
此赋是司马迁被祸以后的晚年作品。抒写怀抱，辞意愤激，风格略近贾谊的鸟，而倾向性更为鲜明。在这篇短文里，作者概括了他的生活悲剧，表达了他的不平之感，对於公私不分、是非不明、谄媚奉迎、倾夺排挤的黑暗现实，作了强烈的控诉。语言简劲有力，具有他的散文特色。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和这一篇赋，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史料。
△王褒
王褒之子渊，生卒年不详。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为谏大夫。因为宣帝“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於是能为楚辞的九江被公，以及刘向、张子侨、华龙，音乐家赵定、龚德之流，齐集於他的门下。王褒也就在那时候受了益州刺史王襄的奏荐，同他们一道待诏於金马们。王褒现有的作品，如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九怀和移金马碧鸡文等篇，除九怀拟屈、宋外，其馀多为歌颂之作。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他的洞箫赋。
洞箫赋虽是以楚辞的调子写成的，但这篇文字却对於后代的文风文体颇有影响。第一，他在修辞造句方面用了极大的工夫，不是用的那种堆砌夸张的方法，而是描写精巧细微，音调和美，形象鲜明，别具风格。正如刘勰所指出的：“子渊洞箫，穷变於声貌。”（诠赋）篇中颇多骈偶的句子，开魂、晋、六朝骈俪文学之端。自他以后，恁愆的显志，崔る的达旨里，这种骈偶的文字，在赋中一天天地多起来了。第二，他又是咏物赋的完成者，荀卿的蚕、€二赋，虽为咏物，但内多隐语，辞亦简略，保有咏物赋的邹形。贾谊的鸟，似咏物而实说理。再如枚乘赋柳，路乔如赋鹤，邹阳赋酒，公孙胜赋月，古人多疑为伪作，我们不能视为史料，真把一件小小的物件，用长篇的文字来铺写它的声音、容貌、本质、功用等等而成为一种新体裁的，不得不推王褒的洞箫。自他以后，咏物赋作者渐多。扬雄、班固、张衡、王逸、葵邕的集子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到了魏晋六朝，咏物赋更是触目皆是。以至於后代的咏物诗，也多少受到它的影响。
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并兮，密漠泊以犭软犭彖，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谊。......
这是洞箫赋中一小段，骈偶句子的运用，描写的精巧细密，已关六朝时代织弱之风。
△三、汉赋的模拟期
由於司马相如的创作，汉赋的形式格调，已成了定型。后辈的作者，无法越出他们的范围，因此模拟之风大盛。这风气从西汉末年到东汉中叶，等到张衡几篇短赋出来，才稍稍有点改变。这一时期中，如扬雄、冯衍、杜笃、班固、崔る、李尤、傅毅诸人，都是有名的赋家。扬雄、班固二人是这一期的代表。
△扬雄
扬雄（前五三～一八）字子€，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家贫好学，为人简易佚荡，不慕富贵。同司马相如一样，患着口吃的毛病。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经学、小学、辞章兼长的人。成帝时以文名见召，奏甘泉、羽猎数赋，除为郎，给事黄门。历事成、哀、平、莽四朝，郁郁不得志。一生著作丰富，出於模拟者居多。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四赋，是拟相如的子虚、上林。广骚、畔牢愁是仿屈原的。在辞赋方面，他以屈原、司马相如为模拟的对象，“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汉书本传）乃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这是他崇拜前人因而模拟前人的自供，班固在传赞中说：
“以为经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传莫大於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於仓颉，作训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赋莫深於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於相如，作四赋。
皆勘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可知他的模拟，并不限於辞赋，其他如经传字书，都是如此。然而也就因为他有太玄、法言这一类的作品，除了他在赋史上的地位以外，在哲学史上，他也是很有地位的。
扬雄虽喜事模拟，究因其才高学博，还能独成一个局面，能在模拟的生活中，运用他的才学，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当日如刘歆、范逡对他都表示敬意，桓谭以为他的文章绝伦者，也就在此。后辈在才学方面还不如他，仍是一味从事模拟，其结果必然要走到如张衡所说的“运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
那种堕落的现象了。
辞赋到了这种模拟的时代，自然是更没有生气、没有意义，只是照着一定的形式，堆砌辞句，铺阵形势。外表华丽非凡，内面空虚贫弱。就是说到讽谏。那也是一种点缀。扬雄早期非常推崇司马相如，称其赋为神化所至，而作为自己创作的典范。他到了晚年，在体验中得到一种宝贵的觉悟，知道这种文学，是无益於人心世道，只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於是他弃辞赋而不为，另写他的学术著作了。“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於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於是辍不复为”
（汉书本传）。这一段话是他对於汉赋确切的批评。他在赋体文学的写作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这种作品的缺点和称为讽论作用的虚伪性。他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篇）。虽廖廖二语，然对辞赋的优劣得失，批评得相当深刻。
法言虽是哲学著作，其中也有许多进步的文学理论。吾子篇云：“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氵屈地度也。...
...或曰：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又君子篇云：“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他所论虽以儒道六经为主，宣扬儒家的传统观念。但他这些意见，在当时专重形式的文风下，还是可取的。
△班固
班固（三二～九二）是以历史家兼赋家，他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史传文学中的重要著作。但他又擅长辞赋，在赋史上，前人总是把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称为汉赋中的四大作家。班固子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是班彪的长子。先为兰台令史，迁为郎。窦害征匈奴，固为中护军，宪败，固免官，遂死狱中。他的兄弟是以武功著名的班超，妹妹是世人称为曹大家的班昭，也是史赋兼能的女作家。他们一家，都是享有盛名的人。班固有名的作品是两都赋。东汉建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言。“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从之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两都赋序）这就是两都赋的主题。其内容为叙述京都，与西汉流行的描写游猎宫殿的不同。结构宏伟，富於文采。但其形式组织，却全是模仿子虚、上林。再如他的幽通，是模仿屈原的离骚，典引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答宾戏是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在这种模拟的空气下，要产生有新意识有新生命的作品，是很难的。与班固前后同时的作家，如冯衍、杜笃、崔る、傅毅、李尤之徒，也都在这种空气下活跃着，因此我们也无须多说了。
△四、汉赋的转变期
东汉中叶以后，宦宫外戚争夺政权，国势日衰。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习，横征暴敛，社会民生，日益穷困。所谓“国王骄者，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张衡传）这都是当日的实情。在这种政治社会情形之下，进步的文学家，不能无所感受。就是专以铺采ゼ文为能事的赋，也渐渐地发生转变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张衡和赵壹。
△张衡
张衡（七八～一三九），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少善属文，为人从容淡静。安帝时为郎中，后任何间相。是汉代一位人格高尚、学问渊博、反迷信、倡科学的重要思想家。其天文著作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也有重要的地位，同声歌、四愁诗成为五七言诗创始期中重要的文献。汉赋和的转变，由他开其绪端。不用说，张衡时代，汉赋的模拟之风并没有停止，他自己的二京赋，也是这类作品。不过他的二京赋却和班固的两都赋略有不同，而较有现实意义。“方其用财取物，常畏生类之殄也，赋政任役，常畏人力之尽也。......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娱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於履霜，寻木起於蘖栽。”这些话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并且在诗里，也描写到当代一些社会风俗，世态人情，他的眼界也较为广阔。即在描写景物上，也很有特色。如“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隽。永安离宫，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鹈秋栖，鹘鸠丽黄，关关嘤嘤。”不仅文字清丽，音调和谐，而且描写也很细致。
二京赋以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张衡的归田、思玄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形式比较短小，一扫那种铺采ゼ文虚夸堆砌的手法，运用清丽抒情的文句，描写自己的怀抱和感情，内容和形式都起了变化，对后代的辞赋也很有影响。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於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翼，仓庚哀鸣。
交颈颉颃，关关嘤嘤。於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食饵吞钩。落€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鱼少鱼留。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盘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子图书。挥翰墨以旧藻，陈三竽之轨模。苟纵心於域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归田赋）
由长篇矩制的形式，变为短篇，由描写宫殿游猎而只以帝王贵赏玩的作品，变为表现个人的胸怀情趣的作品，这一转变是很重要的。作品里虽存在着一些消极思想，但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不顾流合污的精神。后汉书本传说：“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这就是产生思玄、归田的政治环境，和产生他那种消极反抗思想的政治根源。这类作品和他的四愁诗，精神上是大略相通的。
与张衡同时的赋家，如崔瑗、马融、崔琦、稍后如王逸、王延行之流，虽仍沉溺於拟古的范围而不能自拔，但作赋的风气确已转变了。朝政日非，民生日困，宦官外戚日益横暴，剥削人民日益残酷，在这种情形下，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赋，自然不会像往日那麽得势了。我们只要读了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术行赋和祢衡的鹦鹉赋，就会体会到这一种文学，并不是歌颂献媚的专利品，只要作家的态度正确，同时也会成为暴露丑恶、攻击黑暗的利器的。
△赵壹
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与蔡邕同时。为人狂傲耿直，屡次犯罪几死，而终不屈服。其刺世疾邪赋最能表现他的风骨。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增其茶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於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君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
女竭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
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凶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施，坐积薪而待燃？荣纳由於闪榆，孰知辨其媸妍？
故法禁屈挠於势族，恩泽不逮於单门。宁饥寒於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於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葬倚门边。
这是赋中的一段。他以犀利的词句，愤激的情绪，揭露了汉末吏治的腐败无耻，人情风俗的势利败坏。宦官弄权，奸邪逞虐，而忠良则报国无门。“宁饥寒於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於当今之丰年”，表示他对黑暗的决不妥协；“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说明他对维护正义的坚定意志。张衡还只是不顾同流合污、全生隐退，赵壹却表现了旧门反抗的积极精神。政治倾向如此鲜明的作品，在汉赋中真是罕见的。
△蔡邕与祢衡
蔡邕（一三三～一九二）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因遭诬陷流朔方。董卓时曾官左中郎将，后卓被杀，邕也被扑，死於狱中。他学问渊博，精通经史、天文、音律之学，善书法，工文章，尤长於碑记。是汉代辞赋家的殿军。
述行篇云：“穷变巧於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於禽兽兮，下糠比而无粒。......观风化之得失兮，犹纷其多违。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几。”
对於汉末的腐败政治，作了激烈的批判，对於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开怀。
祢衡（一七三～一九八）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平原）人。他才高志大，愤世嫉俗，见辱於曹操，死於黄祖，使后代多少文人，作诗作文去纪念他。他的鹦鹉赋，看去好像是一篇咏物的小，然而却是一篇有寓意的好作品。
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劳於鼎俎。嗟录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离；非馀年之足惜，繁众雏之无知。
表面是在写鹦鹉，实际是在写自己。鹦鹉的恶劣处境，正是影射着当日险恶的政治环境。但由於他自己有“迫之不惧，抚之不惊”的坚强性格，才能对封建统治者表示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汉代的赋，从张衡的转变开其端，到了蔡邕、赵壹、祢衡诸人，赋才表现了更积极的现实内容和短小宜的形式，在汉赋的转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 汉代以后的赋
汉代以后，作赋的风气并没有全衰。尤其魏、晋、南北朝的作家，很喜欢采用赋的形式。但在各时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赋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变化。
我想在这里，将汉以后赋的演变，作一概略的叙述，他读者得到一点赋史的概念。
△一、魏、晋期
魏、晋是中国政治紊乱思想转变的时代，篡夺继作，外患不已，民生穷困，社会不安。儒家思想的衰落，道佛思想的兴起，清谈的流行，因种种原因，造成玄学的兴盛。在这种思潮中，哲学文学都离开往日那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赋，无论内容形式，都不是汉赋的面目了。
题材扩大 汉赋的题材，大都以宫殿游猎山川京城为主体。东汉以后，虽稍有转变，然其范围仍然狭小。到了魏晋，赋的题材扩展了。抒情、说理、咏物、叙事各种体制，登临、恁吊、悼亡、伤别、游仙、招隐各种题材的赋都出现了。
而最多的是咏物赋。如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天上的风€，地下的落叶，都是他们的题材。橘子、芙蓉、夏莲、秋菊、蝙蝠、螳螂、麻雀、小蛇都被他们赋到了。
正如刘勰所说：“至如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贬。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诠赋）这类作品虽多，价值并不高。
篇幅短小 短赋在汉代，虽说已经有了，但不是普遍的形式，到了魏晋，短赋成为主体了。我们试从曹丕、曹植的作品看起，一直到晋末的陶渊明，所作的赋大都是些短篇。如陆机的文赋，潘岳的西征，左思的三都，郭璞的江赋那样的长篇，真是寥寥可数。并且描写细致，字句清丽，没有汉赋那种堆垛铺陈的习气。
富於抒情成分 汉赋专事铺陈事物，大都缺少抒情。魏、晋的赋，除了那些咏物的作品以外，在其他的赋篇里，呈现出较多的抒情成分。我们试读曹植、王粲、潘岳、陶渊明诸人的作品，都会感到作家的个性分明，内容也较充实。或是表现人生的理想，或是反映现实的生活，或是描写自己的命运，或是叙述田园山水的乐趣，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
曹魏期的代表作家，是曹植与王粲。曹植的幽思、慰子、出妇、洛神诸篇，都是较好的作品。短短的篇幅，充满着浓厚的诗情，与那种堆砌铺张的汉赋，是全异其趣了。王粲本是建安七子的领袖。从汉代王褒、蔡邕以来，骈偶风气，已为赋家所喜用，到了王粲，这技巧更进步了。在登楼赋里，作者运用了精炼刑丽的语言，表露出在大乱的社会里，怀才不遇、思念乡土的感情和社会的一些面貌，富於感染人心的艺术力量。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页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俞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恁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迥兮，川既漾而济深。
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锺仪幽而楚奏兮，庄鸟页而越吟。人情同於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何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惧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步凄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ゐ怆以感发兮，意忄刀恒而よ恻。循皆除而下降兮，气交愤於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登楼赋）
在这篇赋里，表现了作者铸炼语言和抒写情感的高度技巧，可称为建安赋中的代表作。
西晋期的作家如傅玄、张华、潘岳、潘尼、陆机、陆€、夏侯湛、左思之流，都以赋名。然最能代表当日的潮流的，当以潘、陆为首。潘赋以情韵胜，陆赋以骈俪称。陆机的文赋、豪士、浮€以及演连珠诸篇，已经成为骈四俪六的雏形。
文赋特别写得精美，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潘岳的作品，能以清绮的辞句，刻划细密的情感。居、秋兴、悼亡诸赋，表现出他特有的风格。续文章志说：“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世说新语注引）又孙兴公说：
“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文选注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俩的优缺点。
左思的三都，为魏晋赋中的独有的长篇，一时声誉特盛，洛阳为之张贵。他自己为反对汉赋的浮夸，在序中叙述他作赋的态度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
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非本非实，览者奚信？”他这种排斥虚夸、尊重现实的创作态度，自然是对的，但在体制上，仍是沿仿着汉赋的典型，很少改革。他虽是用了不少气力和心血，文字写得富丽典雅；然而这类作品，思想价值总不很高。
但在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提出来的，是向秀的思旧赋。向秀虽不以赋名，然其思旧赋确为佳作。为了纪念嵇康的被害，作者用极其悲愤的心情和含蓄回转的笔法，表达出深厚的友谊，从侧面表示对当日黑暗政治的不满。序中云：“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於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这心情是真实而又沉痛的。
将命於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济黄河以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殷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运遇於领会兮，寄馀命於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篇幅短小，情意深厚，在晋人抒情赋中，确是一篇优秀作品。
陶渊明是晋代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无论诗文辞赋，都保持着他特有的个性，和鲜明的平淡自然的风格。归去来辞是他辞赋中的名篇。以朴茂清新的语言，没有半点雕琢、铺陈的习气，非常真实地描写脱离黑暗现实，归身於自然怀抱的喜悦的心境。其次如感士不遇赋、情赋，也值得我们重视。萧统以情一赋叹为白璧之瑕，实在是迂腐之见。情赋为何而作，现虽不能明说，说那是一篇象徵性的作品，是无可疑的。技巧的新奇，描写的深刻，很有特色。归去来辞是大家都读过的，兹举情赋一段为例。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馀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东窈窕之纤身；嗟温良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而为泽，刷玄鬓於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辟於华庄。愿在莞而为{艹席}，安弱体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於床前。愿在画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於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考所愿而必违，徒契阔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於南林。妻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馀荫。傥行行之有观，交欣惧於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ぉ想以空寻。
△二、南北朝
魏晋以来，文学上骈俪的风气日益浓厚，到了齐梁，再加以沈约、王融一般人的声律的鼓吹，於是文学的形式技巧更趋精美。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里说过：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是永明体的文学特徵，也是晋宋以后一般文人的风尚。他们一面注意骈词俪句，一面又要注意韵律与音节，这样下去，使得文学日益追求形式技巧的完美。诗文如此，辞赋更是如此。因此这一期的赋，前人称为骈赋。
当日的赋，仍以短篇为主。长篇如谢灵运的山居，沈约的郊居，梁元帝的玄览，庾信的哀江南诸作，不过寥寥数篇而已。在此数篇中，哀江南是代表作。在思想上表现了故国之思，语言也很精丽，不过用典过多，辞义隐晦，反而削弱了艺术力量。
在当日追求形式的文风里，一般辞赋作家，对於修词炼句，费尽苦心，雕琢刻镂，力求新奇。由炼章炼句而至於炼字，在语言技巧上，表现了较高的成就。
白杨早落，塞草前衰。棱棱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鲍照芜城赋）
绿苔生阁，芒麈凝榭。......白露暖空，素月流天。......若夫气霄地表，€剑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辉之蔼蔼。（谢庄月赋）
一字一句，都经过精心刻意的铸炼，修辞固然美丽，音律也极为和谐，描绘自然景物的细密和形象的鲜明，都超过了前人。但当代的赋家绝大部分是君主、贵族和高级官僚，养尊处优，靠着剥削，享受着奢侈荒淫的生活。他们不关怀人民的疾苦，也接触不到人民的生活，所以他们的作品，总是内容空虚，风格不高。
除了少数几篇如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庾信的小园赋一类作品外，其馀的大都陷於华靡和卑弱，至於那些描写色情的作品，就堕落得更不足道了。孙松友在述赋篇中说：“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刑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国粹学报）他以骈赋概括这个时代，是能代表当日的文学潮流的。
△三、唐宋期
沿着前代骈体与声律说的演进，古诗变为律诗，骈赋也变为律赋了。王钅至四六话序云：“唐天宝十二载，始诏举人策问，外试诗赋各一首，於时八韵律赋始盛。其后作者，如陆宣公、裴晋公、吕温、李程犹未能极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吴融出於场屋，然后曲尽其妙。”律赋只注意音韵的谐调和对偶的工整，而很少顾到情韵内容，与明清的八股文，并没有没有什麽分别。律赋的特点，是限题限韵。如王的沛父老留汉高祖赋是以“愿止前驱、得申深意”八字为韵的。
赋到了这种程度，完全趋於形式，文学的价值日益低落，而为世人所鄙弃所轻视了。
宋朝的律赋，我们还可看见很多，如范仲淹的金在赋（金在良治求铸成器为韵），欧阳修的海阔以实不以文赋（天应诚德岂尚文为为韵），王安石的首善自京师赋（崇劝儒家为天下始为韵），苏轼的浊醪有妙理赋（神圣功用无捷於酒为韵）等等，到现在还可以读到。孙松友述赋篇说：“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凡。
......然后铢量寸度，与贴括同科。”（国粹学报）这说明了律赋的本质。
唐宋除律赋以外，比较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是文赋。文赋的特点是：废弃骈律的严格限制，骈散结合，形成了一种自由的体裁。文赋虽盛於宋，然唐人早已开其端，在杜甫的几篇赋里，这种倾向，已很明显。到了白居易的动静交相养赋，那差不多是一篇说理的散文了。“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
这是开首的一节，通篇是用着这种散文的句法写成的。再如杜牧的阿房宫赋，也是韵散相间，一点也不整齐，内容与形式，都很美茂。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宋代文赋的先声。到了宋期，这种作品就更多了。如欧阳修的秋声赋，邵雍的洛阳怀古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蔡确的送将归赋诸篇，都是这类作品，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欧阳的秋声，东坡的赤壁。
辞赋源於屈、宋、荀卿，一变而为铺采ゼ文的汉赋，再变而为魏晋的小，三变而为南北朝的骈赋，四变而为唐、宋的律赋与文赋。宋代以后，在赋的演进史上，就再没有什麽值得叙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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