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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历史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优秀的史传文学家。屈原的赋，司马迁的文，杜甫的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在这三方面的高峰；又好像三条大河，在封建社会灌溉各代文学的田园。他们所处的时代虽是不同，但同样遭受着封建统治者的迫害，形成生活上各种不同的悲剧。他们都具有高尚的人生品质，严肃的艺术态度，坚持反抗黑暗现实的强烈意志，和辛勤刻苦的劳动精神。他们都是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的实践者，也都是渴望光明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的进步思想和艺术技巧紧紧结合在一起，人品与文品表现得非常鲜明。在他们的身上，体会出中国文学家的光荣传统，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育。司马迁的不朽著作，是他的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史记不仅在史学上和散文学上获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表现出西汉帝国的强大向上的精神和民族巨大的创造力量。
○一 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
司马迁（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幼年时代同父亲住在家乡，一面学习，一面从事牧牛放羊的劳动。不到十岁，他父亲司马谈到长安作了太史令，他也跟着到了长安，这就给了他一个专心学习的良好环境。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人，精通天文、易理，又长於黄老之学，对於古代历史和学术思想，有深厚的研究。在六家要旨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这方面精辟的见解和分析批判的能力。司马迁在这样一位好父亲好老师的指导下，再加以自己的刻苦钻研，到十岁时，便能阅读古代的典籍。后来又从孔安国治尚书，从董仲舒习春秋，学问益进。二十岁时，开始漫游。他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卮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太史公自序）这次漫游的时间虽不知道，但他所到的地方确是很广。他从长安出发，先到南郡、长沙，恁吊了古代大诗人屈原遗迹。屈原的文学成就和悲剧遭遇，使这位青年感到无限的同情和赞叹，而为之悲伤流涕。他又南上九疑山，调查了舜帝南巡的传说。再顺江东下，游庐山，至会稽，考察禹王治水的伟大功业。再到姑苏，参观了春申君的宫室遗址，为五湖的风光所陶醉。他漫游江南以后，渡江北上，先至淮阴，访问了韩信的故里，再至齐、鲁，访问了孔子的故乡。孔子是司马迁景仰的圣人，他在那里对这位古代的教育家和遗物遗风，作了详细的考察。“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和屈原，给这位青年精神上以巨大的影响，在孔子世家和屈原列传两篇文字里，可以体会出他对这两位先贤的无限景仰。他游历了邹县、薛城以后，南入彭城、丰沛地区，这是当日楚汉战争的中心地，也是秦末起义主要人物的家乡，刘邦、萧何、曹参、夏侯婴、樊哙、周勃都是这一带人。司马迁亲自在这一带考察体验，使他后来这一段历史的记述和描写上，有很大的帮助。他游历丰沛一带以后，又转向河南，经过睢阳、大梁，收集了信陵君的故事，访问了夷门，听取了父老们讲述的秦魏作战的历史。最后回到长安，任职郎中，开始了政治生活。后来或因侍从武帝，或因奉使出外，仍有很多旅行机会。他说过：“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又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五帝本纪）可见他的游踪，几遍全国。中国古典文学家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诸人，都走过不少地方，但在这方面都还比不上司马迁。
司马迁这样广阔的多次的游历，对於他的历史事业和文学事业，起了重要的影响。他欣赏了祖国各种雄奇秀媚的山河景色，参观了各地的名胜古迹，收集了许多古代的文物史料和历史故事，深入地体验了人民的实际生活，考察了社会风俗和经济面貌，了解了山川形势和物产情况。在这样的实践中，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和知识，扩大了他的眼界，也使他进一步体会到人民的生活愿望和思想感情。
各种社会实践地深刻教育，提高了他的政治和生活认识，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历史观念的发展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再如山水形象的感受，民间语言的影响，使他在写作技巧上有所提高，而形成他散文上特具有的风格。所以司马迁的游历，是他在文化事业上的学习、锻炼、实践的重要过程。他能够把他在书本上得到的丰富知识和实践中得来活生生的知识，紧紧地结合起来，使他在后来的著作上，得到了特出的成就。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不是一个普通的史官，他有崇高的理想，想继承孔子的春秋，写一部体系完整的史书，可惜他只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就於公元前一一
○年病死洛阳。他死时把未完成的理想事业，交给他的儿子，哀痛地说：“余先，
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遗嘱。司马迁在他父亲瞑目之前，接受了这重大的遗命，此后，他献出了全部的精力，为完成这部历史而奋斗。
司马谈去世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大史令，这对於他的著述事业，供给了有利的条件。他於是参考藏书，整理资料。又过了三年，才开始他的著述工作，那时他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天汉二年，李陆败降匈奴，司马迁替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将他关进监狱，司马迁如果有钱，可以赎罪，否则将遭受极为羞耻的宫刑。他没有钱，朋友又不肯帮助。他这时候，精神非常苦痛，徘徊於生死的剧烈斗争中。他想起古代许多先辈，都在受迫害受苦难的境遇中，从事他们不朽的著作。“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卮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他从这里得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这一理论显示出在阶级社会里，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决不会为统治阶级所容，而将遭受到种种残酷的迫害，受刑罚，遭流放，终於死亡。思想越进步，受的迫害越严重，反抗意志和战斗精神也就越坚强。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作品，思想内容才能够深厚，艺术也就更为光辉。三百篇、春秋是如此，屈原、韩非等人也是如此。在这里确实暗示出世界观在创作上指导作用的基本原则，司马迁这种文学思想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有了这种体会和认识，给他的创作事业带来了力量。他想到许多先辈的悲剧境遇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事业，再想到自己“草创未说”的史记，得到精神上的鼓励，於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的坚忍斗争的意志，为了完成他的不朽之作，接受了最为羞耻的宫刑，忍受着那种“隐忍苟活，幽於粪土之中而不辞”的生活。“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住，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г衣也。”在写给任安的信里，表达了他这一时期精神上难以形容的苦痛和坚忍不拔发愤著书的决心。
出狱不久，司马迁以“闺ト之臣”的身分，做了汉武帝的中书令，他的内心是很悲愤的，不过是“众俗浮沉、与时俯仰”而已。他以刑后馀生的全部精力，贡献於他的著作。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终於基本完成了。
那时候他的大约是五十三四岁。此后，司马迁的事迹就不明了，卒年也不详。他的一生，大致与武帝相始终。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史记已阙十篇。我们今天读的史记，有些篇章，是后人补作的。
○二 史记的史学价值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一部承上启下的富有独创性的史书。它不是单纯的史事记载，并且反映出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过程，揭露出历史上各种矛盾斗争的真实面貌，同时也表现着作者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
这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文化史的总结，是一部波澜壮阔、包罗万象、雄伟无比的史诗。它在史学上有巨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要详细地加以说明，这是史学家的任务，我限於篇幅和范围，只能在这方面作简略的叙述。
△一、新创的体制
我国的历史观念发达极早，卜辞中已有史官，周礼中有各种史官的名目，分工甚为精密。再如古书中所载的晋董狐、齐太史，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精神，显示出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史记以前的史书，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缺少完整的统一性。尚书限於记载个别事件，春秋、左传限於一个时代，国语、国策又限於地域。到了史记在古史原有的基础上，参考各种史料文献，沟通自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上下数千年人类历史的活动过程，展开了中国古代史的全部面貌，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的新体裁。司马迁这种雄伟的气魄和卓越的成就，固有赖於他的杰出的天才、深厚的学问、家庭的教养和丰富的实践，但具体的历史条件也是重要的因素。自汉初至武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由於农工商业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再由於对外军事的胜利，国土的扩张，成为西汉帝国强大昌盛的顶点。政权巩固，财富雄厚，军力坚强，土地辽阔，形成自殷商以来空前未有的完成统一的新局面。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各方面都出现了一种向上发展的强烈的精神力量。对旧时代的整个历史文化，加以贯通和总结，正是新时代的实际要求，天才的历史家司马迁，生长在这一时代，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并且也满足了时代的要求，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史体的史记，便成为应时代要求、表现新历史内容的新形式。
史记在通史的总则下，运用五种体例组织配合起来。十二本纪叙帝王，十表系时事，八书详制度，三十世家纪诸侯，七十列传志人物。体例虽有五种，但他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血肉相连地成为一个整体，形成纪传体的通史。这种纪传体，一直影响到后代的历史家。郑樵说：“司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於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赵翼也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记卷一）由此，可见史记在体例的创造上，有多麽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这种体例，完全出於独创，而一无所本，司马迁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组织、综合、发展，经过再创造的过程，而成为自己的形式。正如梁启超所说：“诸体虽非皆迁所自创，而迁实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而各尽其用，此足徵迁组织力强而文章技术之妙也。”
（中国历史研究法）
△二、进步的观点
司马迁作史记，是以孔子作春秋自许的。“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在这里表露出司马迁作史记的志愿。春秋、史记在”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史学精神上是相通的，但从历史观点来说，史记比起春秋来，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於时代的不同，从春秋到西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和进展，史记不仅在体制上超越了春秋，更重要的在历史观上，已突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自成一家之言，建立了进步的历史观点。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记在纪传体的体裁中，突出了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古代对於历史事物的解释，都是受着自然力量、神权、天命等等的支配，盘庚、周书固不必说，即如春秋、国语，亦复如此。到了史记，司马迁强调了人物在历史上的巨大意义，突出了多种人物在文化创造上的功绩。他虽说还不能完全摆脱天命论的影响，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他这种思想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比起董仲舒的天文感应说来，是远远超过了。并且他叙述人物，并不限於王侯将相，而遍及於社会各阶层；也不限於政治，而涉及於社会各部分，凡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及其他方面有所贡献的人，他都为他们立传。在史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帝王、将相、贵族、官史；有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有农民、商人、隐士、妇女、倡优、刺客、侠士以及医卜、星相等等。对於革命英雄，特别重视，对下层人物尤具同情。在这里就显示出史记在处理历史人物的革新精神。
其次，司马迁史学的进步意义，表现在他对於历史发展规律的初步认识，他肯定历史是进化的，是今胜於古的。因为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自然威力和神权对於历史的支配，他一面重视人的力量，同时也意识到经济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发展经济、积累财富，是富国富民的重要措施。他在平准书、货殖列传里，一面反映出当代的政治现实、社会矛盾和剥削阶级的本质，同时又着重地叙述经济政策、各地的丰富物资和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阶级矛盾尖锐剧化，农民陷於饥饿流亡不能生存的时候，必然要爆发革命，推动历史向前进展。把他秦末革命的领导人物，提到很高的历史地位。陈涉写为”世家“，比之於汤、武和孔子的功业；项羽写为”本纪“，给他以无比的同情和赞叹。在这些地方，一面可以反映出司马迁对於历史发展规律的体会，同时也表现出他突破了传统的观念，和进步的思想价值。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的历史观，当然还存在着缺点，但它的进步意义是主要的。王允称史记为”谤书“，班固批评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司马迁传）
在这些话里，正说明了司马迁的历史观点，突过了他自己时代的水平。
△三、严肃的态度
司马迁作史记，首先是掌握了丰富的资料，除班彪指出的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几种主要的参考书以外，还参考了六艺、诸子书以及其他各种档案和文献。同时他在各地漫游中，还随时在民间采访遗闻逸事和收集传说。在项羽本纪、赵世家、魏世家、淮阴侯列传、樊郦滕灌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传、游侠列传诸篇里，都提到在他的所见所闻中，得到许多活的史料，他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结合起来，这就更加丰富了史记的内容，增加了史记的血肉和光彩，特别是在叙述秦楚、楚汉的战争，描写秦汉之际的各种人物，呈现出那种飞跃流动的内容和文采，不是他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实践知识，是达不到那样的成就的。
所谓”罔罗天下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这里可以体会出司马迁在收集材料整理材料方面的辛勤劳动。他有了那样多的材料，却不是生吞活剥，堆积罗列，而是经过分析判断，再加以选择运用，在写作上表现出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精神。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赞）又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伯夷列传）在这里，可以看出他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选用材料的谨慎周详。
他注重“考信”的科学精神，又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独立思考。他对於历史事件的分析和历史人物的褒贬，都能坚持准则，掌握分寸，不流於主观的好恶和无原则的虚夸。因为如此，司马迁才能成为“良史之材”，史记才能达到称为“实录”的巨大成就。
关於史记的史学价值，说得不够详细，我因限於篇幅，只举其要点而已。
○三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虽是一部史书，但由於作者的进步思想和光辉绚烂的文采，使它在文学上达到了高度的成就。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它是历史、文学完整统一的典范，因此，史记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一、丰富的思想内容
史记的文学价值，首先在於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人民性。史记在叙述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矛盾，统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对於专制帝王和贪官酷吏鱼肉人民、剥削人民的残暴行为，画出他们的丑恶面貌，给以有力的讽刺和抨击。特别在酷吏传中，对於武帝时代的政治现实，作了非常真实的描写。如张汤、杜周、义纵、王温舒之徒，大都奸盗出身，卑鄙无耻，因为善於谄媚逢迎，都由小吏做到大官，掌握生杀大权，而成为皇帝的爪牙，统治者的鹰犬。他们的本领，是善於用两面手法，挑拨离间，排除异已，结党营私，而又勾结商人，敛取财物。最恶毒的是用严刑峻法来迫害人民，想在屠刀和血渍上来巩固封建政权。他们一杀人就是几十几百，有时连坐者至千馀家，流血至十馀里，皇帝听到了，大为赞赏他们的才能，立刻加官进爵。结果是善恶不分，谈虎色变，在朝者不安於位，在野者民不聊生。然而这群酷史，还在口口声声地高谈王法。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
’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杜周列传）在这里说明了封建社会所谓法律的实质，同时也说明了那些爪牙鹰犬能够取得重要政治地位掌握生杀大权的主要原因。对於这种严刑峻法的残酷统治，司马迁不但对那些酷史表示了谴责，对汉武帝也是予以讽刺的。所以他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在这种黑暗残酷的统治下，必然是善者遭殃，恶者当权，司马迁在他自己的生活境遇里，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作者对於现实有了这样深刻的认识，在史记全书里，才能充分表现出反对暴君、暴政，豪强、酷吏的思想，洋溢着热爱人民，关怀人民疾苦的感情。革命的英雄人物，提到极高的地位。凡是爱国爱民的、品质高尚的、急公好义的、尚义任侠的、在文化、教育方面有成就对於社会事业有贡献的各种人物，都在历史上得到很高的地位，而予以不同程度的评价。出身微贱的下层人物的历史，同样受到重视。因此，管仲、晏婴、孔子、荀卿、屈原、贾谊、廉颇、兰相如、鲁仲连、田单、王、信陵君、侯赢、荆轲、聂政、陈涉、项羽、李广、郭解、淳于髡这些身分不同事业各异的人物，作者都注以同情的笔力，使他们在史记的历史舞台上，放射出不灭的光辉。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可德哉？此其尤人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或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列传）
在这些文学里，司马迁不仅反对天命论，同时对当时那种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政治现实和社会制度，表示了深刻的不满。天命的赏罚既不可靠，孤苦无援的人民大众，对於强暴豪门的制裁，只有渴望“救人於卮，振人不瞻”的游侠了。
△二、发扬爱国精神
司马迁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这种思想贯穿在他的传记文学里。对於那些保卫国士忠於国事的历史人物，他总以饱满的热情和敬意去描绘他们、歌颂他们。赞扬他们的高贵品质，突出那些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给予读者以鼓舞和教育。在屈原列传里，他一面谴责楚怀王的昏庸和贵族政治的腐败，同时又一再强调屈原即是在被迫害流放的长期岁月里，仍是念念不忘他的故国。廉颇兰相如列传是史记中优秀作品之一。这篇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要是突出那两位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用历史事实来教育后代的读者。兰相如能忍辱负重，先国家而后私怨，廉颇受到感动，才能“肉袒负荆”，团结对外，挽救了赵国的危亡。
文章写得那样生动鲜明，波澜曲折，热情充沛，感动人心。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兰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廉颇兰相如列传赞）
在这些赞语里，可以看出司马迁满怀敬意，对於历史上英雄人物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同时也使我们体会到司马迁本人的爱国精神的思想基础。再如他写信陵君、写燕太子丹、写李牧、写田单、写王、写李广这些人物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发扬这种精神，贯输这种思想，在那些篇章里，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由於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历史的发展，当时那种爱国精神，当然与今天的爱国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但那种精神在过去社会里，对於人民确实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
△三、精粹的语言艺术
司马迁有深厚的修养，杰出的天才，坚强的理智和饱满的热情，再加以政治上的多见多闻，社会生活的丰富体验，山水景色的感受和民间语言的滋补，加强了他洞明事物的观察力，同时也提高了表达事物的表现力。史记富於充实的社会内容，并通过艺术技巧的优秀语言表现出来，使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得到了统一。史记语言的特色，是词汇丰富，整洁精炼，气势雄伟，变化有力，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生动的形象性。同时，还具有规范化通俗化的特徵。他写五帝本纪、宋微子世家把尚书、尧典和洪范中难懂的文句，译为汉代通行的语言。以明白流畅的今语，代替“佶屈聱牙”的古语，这种规范化通俗化的特徵，虽为后代的古文家所不能理解，但是在史学上文学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再如他引用左传、国语、国策诸书的材料时，有的意译，有的加工，都经过一番剪裁提炼的工夫，表现他自己的风格。其次，他在语言的运用上，还大量吸取民间口语、谚语和歌谣，使他在写人叙事上，丰富其内容，增强形象的真实。如陈涉世家中的“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张丞相列传中的“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一个是乡下人的土话，一个是口吃，这样写来，便神态逼露了。再如：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
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将军列传赞引谚语）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列传引谚语）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些歌谣谚语，是民间在实际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语言简短，而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司马迁深入生活，吸取这些生动语言，非常恰当地使用在自己的文章里，使他的散文更丰富多采，更富於表现力。
我国古代的散文，奴隶社会期是以盘庚、周诰为代表。到了战国，由於社会变革，散文进展了，孟子、庄子、左传、国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到了西汉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更向前发展，在新时代新内容的表现要求下，司马迁以他的优秀的语言艺术，将古代的散文，推到了高峰。
△四、善於描写人物
史记的体裁，是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因此描写人物，成为史记文学的重要特色。左传、国策，在描写人物上已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到了史记，技巧更高，艺术性更强了。史记中出现的人物，非常广泛，有各阶级各阶层大小不同的人物，司马迁能采用不同的笔调，不同的语言，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去刻划他们多种多样的性格和人物面貌，使他们的个性分明，神情逼露，形象生动，姿态如生。有的用赞叹，有的用同情，有的用讽刺，有的用批判，有的粗豪，有的细腻，有的用对话，有的用直叙，爱憎非常鲜明，褒贬极有分寸，叙事条理明晰，说理透澈精辟，给读者以深刻难忘的印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七十篇列传里，展开了多样性的人物图画。同为贵族出身的四公子，各人各有人的性格；同为刺客、游侠、滑稽，各人有各人的面貌；都是贤相，管仲、晏婴的形象有别；都是策士，苏秦、张仪、李斯的脸谱不同。史记的描写人物，既能表现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那种人物的典型意义，又能从各个角度上描写出同一类型人物的各种不同的个性，这就是司马迁的语言艺术，在描写人物上所表现的才能和成就。今举两段为例。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戳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兴臣有。”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项王节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系沛公於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虑！”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兴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系。於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噌。樊噌曰：
“今日之事如何？”良曰：“甚急！今日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噌曰：
“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噌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
樊噌介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噌逐入。披帷西乡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噌者也。”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噌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
“赐之彘肩。”则兴一生彘肩。樊噌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噌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兴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诉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噌众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而，因招樊噌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噌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於是逐去。
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兴亚父。曾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这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噌、夏侯婴，靳︹、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山下，道芷阳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人。”沛公已去，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否勺，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坚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虑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阳。（项羽本纪）
魏有隐士曰侯赢，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於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瓜辔愈恭。侯生又以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顾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宝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绋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
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不坐，篇先宝客，宝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赢之为公子亦足矣。赢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赢於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赢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赢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於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魏公子列传）
在这两段文字里，我们要以体会到司马迁的语言艺术和写人叙事的深厚笔力。
事件如此复杂，他写得那样简明，人物如此多样，他写得那样生动；不仅写出了他们的面貌神情，还写透了他们的内心活动，真具有小说故事性和戏曲表演性的特色。项羽和信陵君本是司马迁心爱的人物，这两篇文章，他倾注了饱满的精力和同情的笔锋，写得笔墨酣畅，神采飞动，成为史记中的杰作。其他如陈涉世家、管晏列传、廉颇兰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田单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刘向、杨雄都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说他“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传）一面赞叹他散文的特色，同时又指出他写人叙事的真情。因能如此，史记达到了古代散文的高峰，成为传记文学的典范。
△五、“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赞语，给予史记以非常高的评价。
在这两句话里，一面指出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又说明了史记在文学上的精神实质。司马迁在屈原的政治生活悲剧中，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在屈原的文学事业中，得到了忠於理想忠於著作的精神鼓舞力量。他在屈原传里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秋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告，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爵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其中有引用刘安语）
他在这里和力歌颂屈原，实际也就是在描写自己，处处流露出自己的悲愤和感情。
司马迁和屈原的悲剧命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对於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的黑暗政治的反抗思想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忧愁幽思的感情和为著作事业而奋斗的精神，血肉相连地成为一体了。司马迁暗示出在文学发展中由风雅到离骚到史记的光荣道路，他自己在文学史上就成为屈原真正的继承者了。鲁迅说的“无韵之离骚”，这意义是重要的。
△六、史记的影响
史记在文学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后代的散文家无不继承它的精神，学习它的方法。唐宋古文八大家不用说，就是明代的散文家归有光以及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的散文，都蒙受它的影响。柳宗元一再推崇史记的散文艺术，并且在赞叹韩愈的文章时，用司马迁作为最高比拟的标准。在小说方面，史记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唐、宋的传奇以至清代的聊斋志异，也可以看出史记传记文学的精神。至於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一类的小说，大都取材於史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再如史记中许多动人的戏剧性的故事，成为元、明戏曲的题材，在元曲选巴六十种曲中，取材於史记故事的杂剧与传奇，共有十一种。就是在今天的舞台上，霸月别姬、将相和、文昭关、赵氏孤氏、屈原、棠棣之花、信陵公子一类的剧本，时时在上演，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史记对於文学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
○四 汉书
班固是汉代的赋家，也是有名的历史家。他著的汉书，与史记齐名，世称史汉。司马迁的史记，止於汉武帝，后来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等人，都缀集时事，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写得最多的是班彪，他采集前史遗事，旁贯异闻，曾作“后传”六十五篇。
到了班固，在他父亲的六十五篇的基础上，另成体系，再加组织，典校礻必书，缀辑所闻，前后费了二十年的工夫，写成断代史的汉书。据后汉书班昭传说：
“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
又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这样看来，汉书的编成，前后经过多人的手，班固是主要的编撰人。
汉书虽为继代史，但其体例是继承史记的。所不同者，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於是史记的五体，成为汉书的四体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起於汉高祖，止於王莽。关於武帝以前的史事，汉书大都引用了史记的原文，但并不是原封不动，也有改动和补充的地方。如晁错传就增加了不少材料，内容更为丰富。郑樵讥评他“事事剽窃”，也是不真实的。
关於史、汉的优劣的异同，前人评论的很多，我觉得重要的有三点。
观点 史记是私书，是“成一家之言”的独创性的著作。书中充满着关心人民疾苦、批判帝王贵族罪恶的进步观点，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与深刻的人民性。
汉书是受诏而作的官书，作者是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为封建王朝服务，缺少批判现实的精神，轻视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成为“追述功德、傅会权宠”
的官史。在汉书的帝纪中，这种倾向非常显著。再如史记中入於“本纪”、“世家”的项羽、陈涉，汉书皆贬入“列传”，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在酷史中，抽去了张汤、杜周那样重要的角色。那些反抗暴政、同情人民的一些人物，在史记里写得有声有色，到了汉书，是判了死罪的。“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纵於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况於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於诛矣。”（游侠传）在这些地方，表现出史记和汉书在历史观点上有很大的历史。
语言 史记的语言，用的是单笔，具有通俗化口语化的优良精神，富於简洁明朗、浅易近人的特色。汉书语言，喜用古字，并尚藻饰，倾於排偶，入於艰深。
刘知几所谓“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史通言语篇），虽非专指汉书，但也确是汉书在语言上的缺点。范晔说的“迁文进而事，固文瞻而事详”，正指出史汉散文不同的风格。
体制 史记是上下数千年的通史，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要“通古今之变”
的。所以规模宏伟，气魄壮大，具有会通古今反映社会全貌的精神。因为年代长久，史事繁杂，就难免有疏略和抵牾的地方。汉书是断代史，时代不到三百里，再加以史记在先，又有了班彪的后传作基础。其规模虽小於史记，但记述史事，是较为精详的。这两种体制对於后代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
汉书在历史观点和散文语言上虽比不上史记，但也不能否认它在史传文学上的价值。汉书中的列传，有许多优秀的篇章，在暴露现实、反映生活、描写人物上，都有很好的成就。在苏武传中写出了苏武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在东方朔传中，描绘了东方朔诙谐善讽的特性，反映出宫廷的浮侈生活；在朱买臣传中，刻划了知识分了在贫苦富贵不同环境中的精神面貌，讽刺了旧社会的势利丑态；在外戚列传中，暴露了宫闱的种种黑幕和帝王们残暴的本质；在霍光传中，生动地描写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和他的爪牙们鱼肉人民的罪行；在张禹传中，刻划出大官僚剥削人民、淫侈腐化、而又善於媚取宠保持禄位的真实形象。这些人物都写得有个性，而且也具有典型的意义。汉书的语言虽不如史记的通俗流畅和变化多端，但那种整炼工丽的特色，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专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カ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专等哭，兴归营。单於壮其节，朝夕遗人侯问武，而收系张胜。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曾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军於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
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论证复知之？”琥不应。律曰：“君因我降，兴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虑于蛮夷，何以女见为？且单於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门两主，观祸败。
南越杀汉使者，属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於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徒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於弟於轩王弋射海上，武能纲纺缴，檠弓弩，於轩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馀，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王死后，人从徒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苏武传）
苏武不仅是汉代有名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在这篇传记中，非常生动地描绘出苏武的爱国精神，坚忍不拔的民族气节和生活上的种种苦难，同时也反映出那些汉奸人的丑恶面目，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和思想意义。
○五 汉代的政论文
汉代的散文，除主要的历史散文以外，还有一些作家，写了许多政治的论文、经济论文，我们也必须注意。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过秦论，晁错的言兵事疏、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符的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作品。这些文章，语言朴实，内容丰厚，暴露现实，指讦时政，是他们共同的特色。在这些篇章里，有的批判官场的腐败，有的讨论经济的政策，有的揭露官商的淫侈，有的控诉农民穷困，大都开怀国计民生，直抒政见，不在为文，而文章都写得浑厚朴茂。
△贾谊
贾谊是汉代杰出的赋家，也是非常优秀的散文家，其政论文皆见于新书中。
倔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对于当代政治的实际情况，有深刻锐敏的观察力。而对于现实又有批判的勇气。他力主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全力击败匈奴，巩固边防。
同时强调以民为本的安民思想，重农抑商，鼓励生产。
在他的一些政论文里，反复陈述这种开明、进步的政治主张。
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人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下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表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馀，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是固，以战则胜，怀敲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晦，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与陛下惜之。（见汉书食货志上）
在这篇论积贮疏里，对当日称为太平盛世的社会实际情况，作了真实的叙述。
主要论点是“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他的散文，气势纵横，说理透辟，笔力锋利，条理缜密，从语言艺术方面说，过秦论更具有这种特色。
△晁错
晁错（？～约前一五四）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景帝时为御史大夫，后被杀。他的政治思想，是主张“守边备塞，劝民之本”，兴贾谊很相近。他的论贵粟疏，对于当日商人巧取袄夺的奢侈生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于农民的穷苦，表示极大的关怀。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悔，百悔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遥役；春不得避风麈，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避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见汉书食货志）
在这里，晁错看到了在官商的残酷剥削下，农民所受的苦痛和不平的待遇。
一面是“卖田宅，鬻子孙”，一面是“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过史势”，两两对比，贫富如此悬殊，成为阶级矛盾的根源。晁错想出“入粟拜爵”
的辩法，当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他的同情农民、揭露社会矛盾的进步思想，在他的文章里是表现很显明的。
△桓宽
桓宽字次公，生卒年不详，汝南（今河南蔡）人。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他的有名的著作是盐铁论。昭帝始元六年，命丞相御史与贤良文学之士讨论盐铁问题，形成了激烈的争论。御史大夫一派，以为国家财政不足，征讨匈奴需要大量军费，主张兴盐铁、设酒榷，以佐边费。贤良文学一派，主张修德安民，广乎农业，反对盐铁专卖政策。这次的论，反映出当日重工商业重农业两种政治思想的斗争。桓宽利用这次盐铁会议的记录，推衍双方的议论，增广条目，写顾有名的盐铁论。据艺文志载，有六十篇。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之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通。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之，商不出则实绝，农用乏则不殖，实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道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馀，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称梓竹箭，燕、齐之鱼监旃裘，兑、豫之漆丝：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陆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铁官以瞻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者，罢之，不便也。”（本议）
上篇几段，录自盐铁论的本议篇。全书都采用对话体，彼此诘难，相互辩驳，逐步深入，展开争论。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会议情况，反映了这一次会议的历史内容。文字非常洁炼锋利，能传达出当日出场人物的感情和神态，在汉代散文中，独成一格。
东汉散文，有趋于骈偶的倾向。班固的汉书，显得齐整华赡，对于当代的文风，很有影响。到了蔡邕，这种倾向更为显著。我们读他的郭有道碑，就可以知道。因此，东汉的文章，已缺少西汉那种浑璞然的风格。但王符、仲长统的政论文，仍能继承贾谊、晁错的优良传统。
△王符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少好学，有节操。出身贫寒，为乡人所贱。“自如、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逐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馀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日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论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本传）在这里，把王符的生活、品质和著书态度，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读他的潜夫论，知道他不但是一个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个不满现实、敢于批判的政论家。
在务本、遏利、考绩、思贤、潜欢、忠贵（后汉书作贵忠）、浮侈、救边、实边诸篇里，对当代政治的黑暗，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官吏的贪劣，社会风气的败坏等等，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主张选用贤才，改革政治，重农安民，巩固边防。他痛恨当日用人不以才德为标准，或是“将相权臣，必以亲家”，或是“家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授之官”（思贤）。而“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杰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庾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
...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考绩）官场现象如此腐败黑暗，他们一旦富贵，自然是“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僻，薄知友而厚狗马，财货满於仆妾，录赐尽於猾奴，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一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货人一斗。人多骄肆，负债之偿。骨肉怨望於家，细民谤言於道。”（忠贵）他对封建政治的丑恶，观察很深，揭露得淋漓尽致。
把那些“贪残专恣。侵冤小民”的封建官吏的本质，予以概括的叙述。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上受其寒。
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兴，填塞道路，游子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於农夫，虚伪游手，什於末业，是由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而今现贵戚，衣服饮食，车兴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采蝶，锦肃绮纨，葛子升越，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毒昌，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麈美，转相夸咤。其嫁娶者，车骈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声之所费，破终身之业。......（浮侈篇。据后汉书）
王符和贾谊都引用了古代“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的成语，说明了农民在社会生产的重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那些贵族、商贾的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实际是建立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上面的，从而认为这正是促成社会混乱的根源，“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爱日篇）他们能从社会现象上来揭露内在的严重危机，在当时不能不算是有远大的眼光了。
△仲长统
仲长统（一七九～二一九）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少好学，瞻於文辞。性ㄈ傥，敢直言，不拘小节，时人谓之狂生。尚书令荀或奇其才，举为尚书郎，后参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欢息，因著论名日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馀万言。”（后汉书本传）昌言已佚，以汉书哉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理乱篇尤为杰出。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收兴之远，自谓若天地之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触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於妇人，出则驰於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雨流，无所底极。信作亲爱者，尽佞诏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绑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逐至熬天下之脂膏，斩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这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心是我饮血之寇雠也。至于运徒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汉兴以来，相兴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居于茨棘之间，无所损益於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於四方，废居积贮，满於都城。琦赂实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宝客待见面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能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
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论证肯为之者耶？（理乱篇）
仲长统在这篇文章里，说明从周秦至汉代政治乱的根源，深刻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所谓“熬天下之脂膏，斩生人之骨髓”，“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损益篇），非常真实地提出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本质，他虽说还不能理解农民起义的作用，但对於广大人民的疾苦，表示出深切的同情。
文辞畅达，条理分明，是政论文中的优秀作品。他另有乐志论，行文多用排偶，对於骈文的发展很有影响。
在汉代的政论散文和历史散文里，可以看出文章的内容和散文的风格。至於汉末，文风渐变。大都趋向辞藻，颇尚刑华。下及晋代，尤多玄理。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说：“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录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侃，侃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於此，三也。又有汉之灵帝，颇好徘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资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在这样的情况下，文风渐弱，於是汉代散文那种内容充实、语言朴茂的特色和精神，虽以再见，所谓“文必秦汉”、“两汉文章”，便成为后代散文家景仰赞叹的典范了。
○六 王充的文学观
△王充
王充（二七～九七）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师事班彪，博览群书。曾充扬州治中，后罢职，居家著作。“志俗人之寡恩”，作讥俗节义十二篇，；“闵人君之政，不得其宜，不晓其务”，作政务；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著论衡。讥俗、政务二书今已不存，现在传的只有八十五篇论衡了。（佚招致篇）
王充生性忄舌澹，不贪富贵，为人清重，游必择友。“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见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於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锺。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虚实。（自纪）在这一篇文学里，可以看出王充的生活、品质和他的著书态度，他确实是一个清贫自守富有反抗性独创性的学者。
王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时代，正是汉朝学术思想界乌烟瘴气的黑暗时代。天人感应、讥纬符合的邪说，深入人心。统治者利用它们来统治人民，欺骗人民。王充以战士的精神，以无神论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对当时各种虚妄荒诞的迷信思想，加以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对统治阶级的唯心论、神秘论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的思想，是在荀卿、桓谭诸家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和巨大贡献。自然、物势诸篇，说明他的宇宙观；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文感应说；讲瑞、指瑞诸篇，批判了祥瑞思想；问孔、刺孟、儒增诸篇，批判了儒家学说；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迷信思想。论衡所讨论所批判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各方面。要详细地说明他的思想，是哲学史的任务。我现在要叙述的，是他的文学观点。
王充的时代，文学的观念还不十分明确。他所提到的著述、文章，内容是比较广泛的，然他的论点，都与文学很有关系。
△一、主实用
王充觉得写文立论，必须注重它的实用功能和教育效果。他提出”文人之笔，劝善惩恶“的重要原则。（佚文）能做到劝善惩恶，文学就能为世用，为社会人群服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天文人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佚文）他反对调墨弄笔徒为美观的空头文学，而强调了文学的教育意义。
△二、重内容
文学要能发生教育作用，首先要注重内容、要注重真情。只有内容丰富描写真情的作品，才能教育人感动人。如果只追求形式的美丽，辞句的藻饰，那就成为”言之无物“的东西了。他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行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超奇）所谓“外内表里、自相副称，”就是内容形式结合的意思，所谓“意奋而笔纵，文见而实露”，也就是思想艺术统一的境界。完美的艺术形式，要建立在真实的内容上，才能显出它的真美，正如五色的羽毛，是生在禽鸟的血肉中的。因为重内容，他反对“雕文饰辞”的华美；因为重真实，他反对“言过其实”的虚妄。“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对作）他在超奇、佚文、自纪诸篇中，都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但由於他不能深入了争文学的特点，在艺增篇中，见解上也有其偏执之处。
△三、反模拟
文学、著作的物色，在於各具个性和风格，所以王充反对模拟，主张独创，主张独创。他说：“饰貌以︹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体异气，饮之皆醉；百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则则腕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自纪）他对模拟因袭的学风和文风，表示了明确的不满。
△四、尚通俗
王充主张文学要切合实用，坚决反对虚美之，所以他强调文学语言应该通俗，力求浅显。“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自纪）语言通俗，文学才可以普及，实用的教育意义，才可收到更大的效果。因此，他进而主张文字与口语应该统一，那文字就更能通俗了。他说：“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在两千年前的古代，王充能有这种进步的意见，不能不说是很难得的。
△五、对赋的不满
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汉赋的缺点是多方面的。王充在文学上所反对的“不切实用”、“缺少内容”、“模拟因袭”、“辞藻虚美”、“文字艰深”等等，都是汉赋的缺点。因此，他对当代的赋，表示不满说：“以於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又说：“深覆典雅，指意难观，唯赋颂耳。”（自纪）
他在这里用了上面所叙述的那些文学观点，概括起来，对汉赋作了批判。
王充的文学观，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於后代的文学批评是很有影响。当时，他所讲的文章内容和实用，有他自己的阶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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