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音律说的前驱──文气说
音律的前驱是文气说。文气说的渊源，虽然可以上溯于孟子的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但孟子并未鲜明的以之适用于文学。以气为文学方法，似始于曹丕。他的典论论文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又云：
徐时有齐气。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又与吴质书云：
公有逸气，但未遒耳。（文选卷四十二）
此所谓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有齐气”，“公有逸气”之“气”，皆指文章的气势声调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及“孔融体气高妙”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不过依曹丕的观点，文章的气势声调原于先天的才气及体气，所以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所以仍是一而已矣。
曹丕的提倡文气，似受多方面的影响；“气”字当然来自孟子，而气用于文，文须重气，则大概由于译读佛经。本来文气说是音律说的前驱，文气也就是自然的音律（详下节）。我在一章四节曾经说：文学的讲求音律，基于“转读”“梵音”，首传经音的是曹丕的弟弟曹植，这与曹丕的首创文气说，不会绝无关系。
至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显然出于庄子天道篇所谓“不疾不徐，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有数存于其间，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详一篇三章十节）
曹丕同时的刘桢，提倡“气势”，文心雕龙风骨篇引他的话云：
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定势篇亦引云：
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
此与曹丕不同者有两点：一、曹丕重在天才，所以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桢重在功力，所以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而“笔墨之性”，则“殆不可胜”。二、曹丕重在天才，故其所谓气虽然兼括文章的声调而言，但他谓文章的气势声调由于先天的才气及体气，所以重气而略于势。刘桢重在功力，故其所谓气虽兼括才气体气而言，但他注重文章本身的气势声调，所以重气而更重势。刘勰云：“公所谈，颇亦兼气，”（文心雕龙定势篇）谓之兼气，则有更重于气者。陆厥云：“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详七节），则其所“大明”
者，是“体势”，不是“气”。“气”最神秘，“势”便逐渐具体了。
○二 文气与音律的关系
音律与文气的关系，是由于和孙人和先生的闲谈而才引起我的注意研究的。
一天同他谈到文学上的音律问题，他说音律与文气有关。这在他或者是“言者无意”，但在我却是“听者有心”。的确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所以曹丕论文气，而斤斤于“气之清浊”。稍具体的音律，是“体势”，所以“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不过“文气”与“体势”，虽然暗示文学上的音律，但那是最自然的、不可捉摸的音律，不是有规矩可循的音律。有规矩可循的音律说的创始者是沈约。沈约之创造音律说，固仰赖于四声的发明（详四节），但只就文学上的作用而言，则确在谋所以使有具体的文气。他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祖师，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
可见“累气”由于“芜音”，而沈约等所以提倡音律，是在谋解“累气”之弊了。惟其如此，所以沈约谓古人未睹音律之秘，陆厥便驳他说：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吾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耶？
（引详七节）
自然沈约的音律说，不即同于曹丕的文气说与刘桢的气势说，但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于此可得到证明了。
○三 范晔的自然音律说
由曹丕刘桢的文气说与气势说，到沈约周等的人为的音律说，中间有一过渡的学说，就是范晔的自然音律说。二章二节曾引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云：
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
他谓“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似有创立具体的音律之意，但他究竟没有创立具体的音律，究竟还以为“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又云：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来。（同上）
这是指的演奏的音乐，不是指的文学上的音律，但文学上的音律，实与音乐有关；音乐既是“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来，”音律也不问可知了。
○四 四声的发明
音律说的目的虽在使文不“累气”，但音律说的兴起则有待于四声的发明。
古代是不分四声的，所以锺嵘诗品序云：“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四声的发明，大概始于齐永明（四八三～四九三）年间。顾炎武音论云：
南史陆厥传云：“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牙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周传曰：“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沈约传曰：
“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庾肩吾传曰：“齐永明中，王融，谢，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陆厥传又曰：“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时。”今考江左之史，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若有界限，绝不相通：是知四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四声始于齐梁条略同。）
至何以必至永明年间才能发明四声，则由于永明时的造梵呗新声，又由梵呗而推及中文。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云：
初问曰：中国何以成立一四声之说？即何以适定为四声，而不定为五声或七声，抑或其他数之声乎？答曰：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定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声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Ｓ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Ｐitch Ａ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
一曰Udatta，二曰Ｓvarita，三曰Anuoa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这入声皆附有Ｋ．Ｒ．Ｔ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声之故也。
再问曰：四声说之成立由于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既闻命矣。果如所言，天竺经声流行中土，历时甚久，上起魏晋，下迄隋唐，六七百年间审音文士善声沙门亦已众矣，然则无论何代何人皆可以发明四声之说，何以其说之成立，不后不先，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创其说者非甲非乙，又适为周沈约之徒乎？
答曰：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究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究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一故也。（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
此说极是。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云：“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虽没有详明的考订，但已感觉到四声与梵呗有关了。
○五 音律在文学上的功用
文学上既因为有了文气说，希望不因“芜音”，以致“累气”；文字上又借了转读佛经，发明了四声的区别；由是沈约等遂以四声适用于文学，发明了人为的音律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由此知四声和音律虽是周沈诸人的共同发明。但周所致力的偏于文字上的四声，沈所致力偏于文学上的音律。所以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云：“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实为刘善经四声指归，详九节）而文学上的音律，则沈约毫不推让的谓“独得胸衿”。沈约以外，要推王融。
锺嵘诗品序云：“齐有王元长（融字）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律，而其实乃大谬；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
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似王融的发明音律还在沈约之前；不过他的知音论既未就，则沈约自然可以说是“独得胸衿”了。
沈约所谓“玄黄律吕”，“宫羽相变”，都是以旧名名新义，我们应当研求新义，不必曲解旧名。他的新义有三：
一、“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大概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所谓“声有飞沈”。黄侃札记云：“飞则平清，沈则仄浊。一句纯用仄浊，或一句纯用平清，则读时亦不便，所谓‘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也。”的确，平声飞而浮，仄声沈而切，所以这种解释，似合沈刘之意。
二、“一简之内，音韵尽殊”──音指字的发声，韵指字的收声。邹汉勋五韵论云：“音目同纽，韵谓同类。言五字诗一句之中，非正用重言连语，不得复用同韵同音之字。”故亦即同于文心雕龙声律篇所谓“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
三、“十字之文，轻重悉异”──案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类引王昌龄诗格以“轻清”与“重浊”对举，知轻重就是清浊（详四篇二章六节）。
然则沈约的“相变”“互节”的方法，不止分平仄，且分清浊。
○六 甄琛沈约的讨论四声
惟其四声是从转读佛经而来，不是于古有之的，所以甄琛诋其不依古典。日僧遍照金刚的的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云：
魏定州刺史甄思伯（琛字），一代伟人，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乃取沈君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又云：“若计四声为纽，则天下众声无不入纽，万声万纽，不可止为四也。”（实为刘善经四声指归，详九节）又引沈约答甄公论云：
昔神农重八卦，无不纯（旁注“由”字）立四象，象无不象，但能作诗。无（？）四声之患，则同诸四象。四象既立，万象生焉；四声既周，群声类焉。经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则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则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则国家治矣。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
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泽不偏，即平声之象；夏（原作忧，疑误）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闭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以其四时之中合有其义（？），故不标出之耳。是以中庸云：“圣人有所以不知（原文”亦“在”所“下，据中庸校改），匹夫匹妇犹有所知焉。”斯之谓也。（同上）
甄琛诋沈约的四声谱“下依古典”，的确如遍照金刚所说：“甄公此论，恐未成变通矣。”（实为刘善经语，详九节）然沈约既自以为“独得胸衿，穷其妙旨”，“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则对于甄琛的诋毁，不妨逆来顺受，引以为荣，而反以与古代的四时五声相附会，以现在的眼光看来，真是大可不必，而且如此便自陷于矛盾。但我们要知道，“不依古典”便犯了那时的学术道德的禁律，所以不得不与古说相附会了。
○七 陆厥沈约的讨论音律
甄琛诋沈约“不依古典”，相反的陆厥又诋沈约不得谓“独得胸衿”。与沈约书云：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南齐书作沈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ウ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钧使（二字南史作欲）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
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ウ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レ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ウ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单，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ウ，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吾（南史作龃龉）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耶？故愚谓前英已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ウ，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南史作今古）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
（南齐书卷五十二陆厥传，南史卷四十八陆厥传）
沈约答书驳辩云：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南齐书作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南史无也字），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功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差参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媸（南史作媸），不得顿相乖反。譬如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此。（同上）
二书比而观之，陆所言者为自然的音律，所以历举曹丕的文气说和刘桢的体势说，谓“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耶？”沈所言为人为的音律，所以谓“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在一种新说的产生以前，必先有一种引子，或是暗示新说的途路，或是急切的企求新说的兴起。四声的区别，虽至永明的时候才能发明，而文学之急切的求助声韵，则为时已久，尤其是文气说兴起以后。
所以陆厥谓曹刘已睹音律之秘，也不是绝无理由。但那只是自然的音律，没有“十字之文，颠倒相配”的人为的条律；而此人为的条律之创始者则确是沈约。
所以沈约谓“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也是对的。
不过沈约虽规定“十字之文，颠倒相配”的条律，然也要不违背自然的音律，或者竟是以之切合自然的音律。所以说：“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
○八 一般的音律研究
音律说既兴起以后，当然有一班人来研究。文镜秘府论论病云：“约已降，竞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可见那时一班人的声病热了。可惜书阙有间，不能尽知其详。隋书经籍志载：声韵四十一卷，周研撰；声类十卷，李登撰；韵集十卷，未注作者；韵集六卷，吕静撰：都是四声未发明以前的著作，当然不是研究文学上的音律之书。又载：四声韵林二十八卷，张谅撰；韵集八卷，段弘撰；群玉典韵七卷，注：“梁有文章音韵二卷，王该撰，又五音韵五卷，亡”；韵略一卷，杨林之撰（文镜秘府论作阳休之）修续音韵决疑十四卷，李撰；纂韵钞十卷，未注作者；四声指归一卷，刘善经撰；四声一卷，沈约撰；四声韵略十三卷，夏侯咏撰；音谱四卷，李撰；韵英三卷，释静洪撰：这些著作都在四声兴起以后，也在音律说兴起以后，但那几部是研究文字上的声调的，那几部是研究文学上的音律的，也不能确考。惟文镜秘府论四声论称及阳休之的韵略，李的音谱决疑及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则此三书是研究文学上的音律无疑。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俟下节详论。秘府论称阳休之韵略云：
齐仆射阳休之，当世之文匠也，乃以音有楚夏，韵有讹切，辞人代用，今古不同，遂辨其尤相涉者五十六韵，科以四声，名曰韵略。制作之士，咸取则焉，后生晚学，所赖多矣。称李音谱决疑云：
齐太子舍人李节（泽案疑为，否则李为季，字季节），知音之士，撰音谱决疑。其序云：“案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沽（当为姑）
洗为羽，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也。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宫商同律，ウ与理合，不其然乎？吕静之撰韵集，分取无方；王征（泽案，应作微）之制鸿宝，咏歌少验。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原作禾）声之律吕相合。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羽读如括羽之羽，亦之和同以拉群音，无所不尽，岂其藏埋万古，而未改于先悟者乎？”经每见当此（疑为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然以其五音配偶，多不能谐，李氏忽以周礼证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愚谓锺蔡以还，斯人而已。
称阳休之韵略的话不过寥寥数句。不能借窥韵略的真象。至李的音谱决疑，就所引序文而言，其目的在证明古已有四声，与沈约答甄公同；不过沈约以四声附会五声，李则似谓羽为群音之合，不代表一首，而以宫商角徵附会四声。然又谓：“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又似以商并于宫，以缩成四首。全书已佚，未悉究竟。宫商角徵羽是古代原有的音乐上的五音，平上去入是宋齐间新发明的文字上的四声，根本没有关系。沈约论声韵，言及宫商角徵羽，是用古名，名新说。这是中国古代的通习，不惟沈约一人为然。惟以于时尊重古典，所以提倡新学术者，不能不附古以自重。文镜秘府论（实为四声指归，详九节）说：“当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谐，”知以四声附会五音，不只李一人了。
文镜秘府论所称述的论声韵之书，除上述二种及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以外，还有王斌的五恪四声论，常景的四声赞。称王斌的五恪四声论云：
略阳（泽案，眉端注一洛字，故或为洛阳）王斌撰五恪四声论，文辞郑重，体例繁多，割析推研，忽不能别矣。
称常景的四声赞云：
魏秘书常景为四声赞曰：“龙图写象，鸟迹ゼ光，辞溢流徵，气靡轻商。四声发采，八体含章。浮景玉苑，妙响金锵。”虽章句短局，而气调清远，故知变风俗下，岂虚也哉？
此外又于调四声谱引元氏云：
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也；分于文字四声，平上去入也。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
于此可见当时一班人之热烈的研究文学上的音律了。元氏以文字上的平上去入四声，附会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五声，其失同于沈约李，论证详前，不再词费。
○九 刘善经四声指归
刘善经是隋时人，如只重时代观念，则应俟述于隋唐的文学批评一篇。不惟刘善经，其他讲病犯的如元兢崔融（详下章七、八两节）也应俟述于隋唐的文学批评一篇。但如此便将声病论一问题截为两橛，叙次披阅，皆不方便。这是绪言里说过的：“就一般的文学批评而言，隋唐显与魏晋六朝不同，所以分为两朝。
但唐初的音律说，则传六朝衣钵，便附叙六朝的音律说后。”（一篇一章十四节）
日人铃木虎雄文镜秘府论校勘记（储皖峰先生译本，见文二十八种玻ń录二）
谓秘府论曾引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但检读论音韵几部分未见。惟于文笔十病得失引：“文人刘善经云：‘笔之鹤膝，平声犯者，盖文体有力。’”虽为刘善经语，但是否出于四声指归不可知。函问对秘府论有特殊研究的储皖峰先生，复书谓：
“西卷（泽案，秘府论分天地东西南北六卷）中所引刘氏语甚多，当是刘善经语。
又文镜秘府论之四声论，似是刘善经四声指归原文。”西卷中所引刘氏语，当研讨病犯之言，俟下章叙述。四声论在天卷，发端即谓“论曰、经案”云云；论李音谱决疑又云：“经每见当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审其文义，纯为作者自言，不曰刚案（文镜秘府论作者为遍照金刚），而曰经案，不曰刚见，而曰经见，其为刘善经原文无疑，储先生说极是。（所以上节所引秘府论四声论，实皆刘善经四声指归。）
四声指归所论，不外四声的历史与价值。首引陆士衡文赋云：“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又引云：“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度，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泽案，文赋原文下有”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二句），譬犹亻舞（泽案，文赋作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说是：“文体周流，备于兹赋矣。陆公才高价重，绝世孤出，实辞人之龟镜，固难得文名焉。至于四声条贯，无闻焉尔。”其意盖谓文赋“实辞人之龟镜”。但所谓“音声之迭代”，与“歌者应弦而遣声”，并不即是后来的“四声条贯”。永明以前的所谓音声，率指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不是文字上的平上去入，所以刘氏此说是对的。但刘氏又赞成李音谱决疑的以周礼证羽商不合律，以五音与四声相配，说是：“便恰然悬同，愚谓锺蔡以还，斯人而已。”
（引详前节）便未免因附古而自相牛氐牾了。
刘氏的自相牛氐牾，正同于沈约的一方面谓四声的发明为独得之奇，一方面又以四声缘附古所谓四时，不是自身的知识上的错误，而是迫于社会的崇古，不能不托古以自重。至真正谈到四声的起源，刘氏以为不惟陆机无闻，李充翰林论、挚虞文章志，也“未曾开口”。自屈宋马杨，以至平子、敬通、武仲、孟坚、曹植、王粲、孔璋、公、潘岳、左思、士龙、景阳之辈，也都因为不明四声，所以“其声词高下，未会当今，唇吻之间，何其滞欤？”“虽师旷调律，京房改姓，伯喈之出变音，公明之察鸟语，至于此声，竞无先悟。且诗书礼乐，圣人遗旨，探赜索隐，亦未之前闻。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至沈约周以前，刘氏认范晔谢庄为知声的前驱，他说：“（锺）嵘又称：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宫商与二仪俱生，行（诗品序作自）古诗人不知用之，唯范晔谢公（诗品序作谢庄）颇识之耳。’今读范侯赞论，谢公赋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斯盖独悟于一时，为知声之创首也。”这是如何清楚而正确的四声历史观！而既以诗书礼乐，“亦未之前闻”，何能又赞成李的引周礼证羽商不合律，以附会五音？可怜亦复可笑！
论到四声的价值，他说：“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构，总括三才，苞笼万象。”又说：“四声者，譬之轨辙，谁能行不由轨乎？纵出涉九州，巡游四海，谁能入不由户也？四声总括，义在于此。”又引刘滔云：“虽复雷霆疾响，虫鸟殊鸣，万籁争吹，八音递奏，出口入耳，触身动物，固无能越也。”这虽只是笼统的抬高四声的价值，但借此知四声在当时的地位。其实不惟在当时，后来的绝句诗、律诗、四六文、联语，都由此而生，中国文学所异于其他各国文学者，以此为最，其价值可想而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