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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庄子至曹丕的天才说
在第一篇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曾引庄子天道篇载轮扁自述斩轮的甘苦说：
“臣之斩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
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这自然是重视天才，藐视方法。儒家的孟子，对方法似乎比较重视，他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篇）不过他又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并尽心篇）则道艺的成败利钝，孟子也是侧重天才的。
到了汉朝，对于创作辞赋，司马相如的方法是“赋心”，杨雄的方法是“赋神”（详二篇三章三节）。“赋心”和“赋神”都是玄之又玄的神秘的方法，一个人之能否领略与应用，仍要存乎其人，所以仍是尊重天才的。
汉末魏初的首屈一指的文学批评家曹丕，关于这，似乎是承受了道家的影响。
他说“文以气为主”。只就“气”字而言，当然是由孟子的“养气”而来。但孟子的“气”是由养得来，曹丕的“气”则是“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他设了一个最妙的比喻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度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详四章一节）这便与庄子天道篇的说法相近了。在庄子天道篇还没有明说道艺的创造，全靠天才；这里便显言“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文可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详三章一节）可以说是旗帜鲜明的“天才创造说”了。
○二 陆机的文学方法论及文学应感说
由曹丕的“文气说”，到刘桢的“体势说”，大概是比较的走向文学方法的路上了。可惜其说已佚，不能详考（详四章一节）。就现在所知者而论，陆机实在是提出较周详的方法的第一人。他的文赋，说的概括一点，便是专为提示文学方法而作。他自序作文赋的动机与目的云：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谓曲尽其妙。
到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他先论构思云：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铭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再论修辞云：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或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吾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踯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他以为文学方法之最重要者，自然是构思与修辞，而“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所以也不能不“达变而识次”，所以于普通的构思下修辞以外，又提出许许多多的“达变而识次”的方法：
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珠，定去留于毫芒，苟诠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ゐ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ウ合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扌帝；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苦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
或寄辞于瘁音，言徒靡而弗华；混妍媸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
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
或奔放以谐合，多嘈Γ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文虽悲而不雅。
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不过陆机虽然讲了这样多的文学方法，而一篇文学之能以成功最好的作品，他仍然承认有方法以上的妙谛：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不惟此也，他以为只恃文学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利用文学应感。有了文学应感才可以创作好的文学；没有文学应感，荆┸绞尽脑浆，也没有好的作品产生：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及Ш，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
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文选卷十七）
我在中国文学史类编里曾说：中国文学到建安才至自觉时代。建安以前，杂文学一方面，不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哲理文，就是“方之篇翰，亦已不同”的史传文（引号内文选序语）。至于纯文学呢，小说戏剧尚在胎育时期，还没有呱呱堕地，当然谈不到自觉。诗歌一方面，完全在天籁的时期，是自然的呼声，不是加工的作品。只有辞赋，比较有点自觉的倾向。唯其如此，所以才产生了司马相如的“赋心”与杨雄的“赋神”的方法论。而其他文学，既没有自觉的树立了独立地位，自然也没有产生方法论的可能与需要。（以前也有近似文学方法的言论，但那不是为文学而设的。）至建安时代，由文学的自觉而树立了文学的地位，使它成功一种独立的事业，所以稍后的陆机遂能感觉到创作方法的重要，而提出了文学方法与文学应感说。
○三 葛洪的天才与方法并重说
陆机只是感觉到创作方法的需要，到葛洪便反对无方法的天然说。抱朴子外篇辞义篇引或曰：“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ゼ景，非莹磨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苣蕙芬馥，非容气所假；知夫至真贵乎天然也。”葛洪答云：
清音贵于雅韵克谐，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异而钟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以开有主宾，妍媸有步骤，是则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
（《平津馆丛书》本卷四十）
不过葛洪虽然反对无方法的天然说，但也不承认任何人都会运用方法；运用方法仍须天才：
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或浩氵养而不渊潭，或得事情而辞钝，违物理而言功，盖偏长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
曹丕虽然奠定了文学的地位，但对于创作，采取天才说，所以创作方法的提出，实是陆机的功绩。但创作需要天才，也需要方法，正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以故在曹丕陆机以后的葛洪遂惩于曹丕与陆机的偏而不全，而重视天才，也重视方法。
唯其“才有清浊，思有修短，”所以葛洪在辞义篇又云：
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
重方法大概是受了陆机的影响，重天才，且谓“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则大概是受了曹丕的影响。但他调和二者之间，而采取一种并重的办法，亦遂成功自己的学说了。
○四 颜延年及其他雕章琢句的学说
此后创作的趋势，率皆雕琢章句，调弄音律。调弄音律之说，已另章论述（四、五两章）；雕琢章句，为六朝作家的共同趋向，至鲜明的主张此种学说者，是张示、颜延年和王微。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张示レ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
锺嵘诗品序云：
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
不过王微鸿宝，早已亡佚，张示的学说，也无从考见。鸿宝的“密而无裁”，是不是对字句下工夫，我们不敢妄断；张示的“レ句褒贬”，自然没有问题的在颛颛的考究字句。颜延年的庭诰，今存六则，时有论文之言，萧子显所谓“颜延图写情兴”是否指此，我们也不敢妄断；但总是指的颜延年，而颜延年便是注意章句的。他在庭诰里虽然说：“选言务一，不尚烦繁。”但又云：
咏歌之书，取其连颠合章，比物集句。
而他自己的诗歌，又是“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诗品语）汤惠休说他的诗“如错采缕金”。（引见诗品）鲍照也说“如铺锦列绣，雕绩满眼”。（引见南史卷三十四颜延之传）则所谓“选言务一，不尚烦繁”者，不是就章句而言，是就一篇的主旨而言。他又说：“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其所谓“一”，盖略同于曾国藩复陈右铭书所谓“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十二）
而“连颠合章，比物集句，”才是他对章句的主张呢。
○五 萧子显的变化说
这种寻虚逐微的文学与文学方法占据了几十年的创作界与批评界，物极而返，到了梁朝的萧子显遂提出变化说。他于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又云：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变化从何而来，他以为不外“才”与“学”：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轮扁斩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惟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
的确，只是因袭，不能有独特的文学，所以必须变化。这是极平常的道理，但每被人忽略的原因，这是由于在阶级社会文学标准有二：一是当代的应用，一是历史的价值。当代的应用是为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每偏于因袭，因此产生一种摹仿说，以为只要会摹仿，就可以成功文学家。历史的价值取决于有无发展的进步，有发展进步的历史不能泯灭，只是摹仿的则每被淘汰。所以从历史看来，“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是进步的历史家，所以提出变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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