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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朝的风土习性和历史发展
在绪言的第五节，我们提到亚里士多德尝以地理风土解释人民的偏于勇敢或智慧，孟德斯鸠尝以气侯寒暖解释国俗的注重道德，或情欲活跃。又提到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和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传序，也都从土地习俗说明南北文学的差异。
北史文苑传序是钞录隋唐文学传序的，隋唐文学传序云：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更特作南北文学不同论云：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是的，中国南北的地理风土不同，因之人民的习俗和学艺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学术因素，也有关系。晋室南渡，“过江名士多于卿”，可见故家大族率迁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当然大半是乡闾平民。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虽是就言语的音辞而言，但南方多“冠冕君子”北方多“闾里小人”这就使北朝和南时虽同处于一个时代，而历史的发展却不平衡。“冠冕君子”需要繁缛华美，“闾里小人”，需要简质实用。南朝的文人大体都是自中原移来的贵族华人；北朝的文人，虽则未必渗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质俚朴素，总会使他们的观感改变，而汉制于胡，又会使他们发生报仇的意志。这也会使南北两朝，对文学的要求不同。北朝的文学虽不及南朝，但经学则驾于南朝之上。赵翼二十二史记云：
“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卷十五，北朝经学条）又云：
“南朝经学术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同上，南朝经学条）在本篇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曾说魏晋六朝的时代，“唯其经术节义衰，所以文章才转于缘情。”反之，北朝的经学既优于南朝，所以缘情的文学观念不易在北朝滋长。总之，北朝的文学观念与两朝迥然不同，而不同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
○二 苏绰及魏收邢劭的尊古崇理文学观
周书苏绰传云：“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开，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大诰的文章，几于全仿尚书。文云：
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将以穆俗兴化，庸可暨乎？
由是勖勉在位百官：“克捐厥华，即厥实；背厥伪，崇厥诚；勿{侃心}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自然这不是专为文学而发，但对文学的影响却甚大。周书柳虬传云：“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以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为文质论。”所谓古，指苏绰及其附合者；所谓今，指王褒庾信及其附合者。文质论已佚，不能尽知其详，但返古的文学及其观念之已形成相当的势力，可以借知梗概。以故就是号称“惊蛱蝶”的魏收，也在魏晋文苑传序云：
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
同时邢邵在萧仁祖集序亦云：
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
魏收主“统理成章”，与南朝的“以情纬文”，显然背道而驰；邢邵虽没有非毁南朝文学，但谓北朝应当自标意制，更当然与南朝的观念不同。
○三 颜之推的地位及其兼采古今的文学论
北朝的文学理论，在当时最有权威的恐怕的是苏绰，到现在最值论述的却是颜之推。颜之推（五三一～？）字介，琅邪临沂人。北齐书和北史都叙在文苑传。
他的颜氏家训有文章篇，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学论文，他篇亦有时论及文学。
苏绰是很严厉的，对当时的文体，力主改革，决不妥协。颜之推则比较温和。
文章篇云：
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
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四部从刊本卷上）
可见他也不满意浮艳的文学，也希望“改革体裁”；不过他的“改革体裁”，不似苏绰的崇古卑今，而是兼采古今──“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
本指文学的内容，就是他所谓心胸筋骨；末指文学的形式，就是他所谓皮肤冠冕。
所以兼采古今的方法，仍然是“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文章篇引辛毗刘逖的论辩云：
齐世有辛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材也；岂比吾徒十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青华，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寒木确是宏才，但“又发青华”，弥可宝爱。文章自然应当注重理致气调，但事义华丽也不可少。
○四 文人轻薄的指摘
不过我们要知道他的兼采古今，是以今之辞调，修饰古之制裁；所以反对今之浮艳，所以希望“改革体裁”，所以指摘文人轻薄。文章篇云：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治，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资无操，王褒过章童约，杨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辣过度，冯敬通浮开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е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贻，谢玄晖悔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纪，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不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涉务篇亦云：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开，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益护其短也。（卷下）
前者指摘文人轻薄，后者诋斥文人无用，目的都是希望“深宜防虑”，不再蹈于“迂诞浮开”。“深宜防虑”的方法，他并没有鲜明条举，但在文章篇说“多陷轻薄”的原因：
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
则防虑的方法，当然要改革文体的“标举兴会，发引性灵”；而代以“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
再者文行的指摘，自然并非始于颜之推。曹丕与吴质书已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文章叙录亦载韦诞云：“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宋袁淑吊古文亦云：
“贾谊发愤于湘江，长卿愁悉于园邑，彦真因文以悲出，伯喈史而求人，文举疏诈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祸及。夫然，不患思之贫，无苦识之浅；士以伐能见斥，女以骄色贻遣。以往古为镜鉴，以未来为针艾，书予言于子绅，亦何劳乎蓍蔡？”
（全宋文卷四十三）但曹丕的话很简单，韦诞的话侧重体性，袁淑的话是在伤悼文行贾祸，所以真正指摘文行的还是颜之推和杨遵彦。魏书文苑传云：“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惟邢子才、王元美、温子，彬彬有德素。”旗帜鲜明的提倡文德，排斥文人无行；可惜其文已佚，不然也许有比颜之推更严厉的论调，而就现在可以看到的文献而言，当然要算颜之推的言论为最详明郑重了。颜之推与杨遵彦同出北朝，也可见这种论调是北朝的特产。
在南朝就是力主原道征圣的刘勰，也反诘曹丕韦诞的指摘，说“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又云：“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之沈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详八章七节）南朝袒护文行，北朝指摘文行，两朝的分道扬镳，于此可见矣。
○五 各体文学的缓急
南朝的文学观念是反经的，所以萧纲指斥“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文。”（详一章八节）北朝的文学观念是宗经的，所以苏绰仿尚书作大诰，颜之推谓文章原出五经。文章篇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奏议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
自然我没有忘记刘勰也说各体文学皆源出于经（详本篇第七章四节），但刘勰是矫俗的训诫，颜之推是顺时的提举，理论虽同，背景则异。文章是否全出于经，当然有问题，但经是载道的──最低依据经学家的解释是载道的，则谓文章原出五经，可以使“以理致为心胸”的文说，更有历史的根据；同时既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也便容易感觉文章是原出五经的。
习作文学当然应侧重“施用多途”的文章，但对“陶治性灵”的诗赋也不主张尽废。文章篇云：
至于陶治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又云：
或问杨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
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鸱鹗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经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反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杨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对奏议反倒诫他的子弟不作。省事篇云：
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原其体度，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总此四涂，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或无丝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为也。（卷下）前者由于颜之推本来是折中论者，所以虽重“施用多途”，也不废“陶治性灵”；后者由于颜之推所作本来是家训，恐怕子孙“有不省之困”，所以不欲其“上书陈事”。
○六 创作与评论
至能否创作，颜之推以为第一要仰仗天才。文章篇云：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精熟拙不妨；文研思，终归媸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于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讠令痴符。
第二要遵从三易。文章篇引沈隐侯云：
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第三要请人评论。文章篇云：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论，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
但自己作文，固要请人评论；人家的文章，却不愿子孙轻议。文章篇云：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е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这也是由于他所作本是家训，“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所以自己的文章，欲其得人评论，然后出手；“人皆ウ于自见，谓己为贤，”所以他人的文章，不欲其轻议贾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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