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学韩与辟佛
宋代诗文的复古运动，到欧阳修（一○○七～一○七二）总集大成，后此的发展，便逐渐分化。四朝国史欧阳修传云：“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汉，文章......均有先王之遗烈，涉魏晋而弊，至唐韩愈氏乃复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复起。”（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四，四部丛刊本）是的，欧阳修步趋韩愈，负起复古革新的重任，自言至韩愈而止；可是韩愈止改革文体，未改革诗体，欧阳修支了同时改革；还有韩愈以后的古文不久衰灭，欧阳修以后则源远流长，蔚为文章为正宗；所以他在宋代的文学地位，较韩愈的在唐代殆尤过之。记旧本韩文后云：
予少家汉乐，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彦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储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面雄博。
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地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茂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上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已亦示遐学，徒时时儿念于予心，以谓方从地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
后七年举进士入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七三）
这好象不及石介尊为“贤人之至”和宋祁尊为“完然王法”的大吹大擂，但谓“学者当至是而止”，实在是规规矩矩的奉为圭臬，步趋学习。韩琦作欧阳修墓志铭云：“自汉司马迁不数千年而唐韩愈出，愈这后数百年而公始出。”（欧集附录二）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亦云：“执事之文间”，“与孟子韩吏部之书，相为倡和”。（元丰类藁十五）苏轼居士集叙亦云：“（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东坡集廿四）这是大家公认的，三人以外的这样论调还很多，兹不一一征引。
石介的崇韩比较偏重道，宋祁的崇韩比较偏重文，欧阳修许是受了二人的影响，同时又惩于二人的各有所偏，他道文同样推重，一方面步趋韩愈的卫儒辟佛，一方面又步趋韩愈的复古非今。
唐代佛老并盛，所以韩愈兼辟佛老；宋代老学较衰，的以欧阳修侧重辟佛。
欧阳修卫儒辟佛的文章很多，最重要的是本论上下两篇。上篇云：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果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教之义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教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集十七）
由是返复的说礼义为胜佛之本，同时又在下篇说“莫若修其本以胜之”。陈善扪虱新话云：“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或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何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哉？此语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卷七，韩退之辟佛老条）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欧异于韩，相反的更足以说明欧出于韩，都卫儒辟佛，只是方法不同罢了。
○二 黜时文与复古文
卫儒辟佛是学韩之道，复古非今是学韩之文。与荆南乐秀才书云：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旧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比明效也。......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两汉之风矣。（集四七）
字里行间，显然在菲薄时文。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看来，知时文的势力彼靡一世，不可向迩。惟其如此，所以使欧阳修不能不随世俗习作；可也唯其如此，所以更激起欧阳修的努力改革。四朝国史本传载：嘉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事毕，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头，街逻不能制。然分屋之习从是遂变。
“（集附录四）韩琦的作墓志铭也说，”文格终以复古“，苏辙所神道碑也说，”文章自是变而复古“。（附录三）这确是巨大的文学改革，无怪韩苏及后来的作史者都大书特书（宋史本传亦有记载），虽然他以前已有很多人在作复古革新的运动。
无疑的，欧阳修的所以匪薄时文是恶真”穿蠹经传，移此俪彼“，没有人生价值，也没有文学价值。与石推官第二书云：“雕刻文章，薄者之所为。”（集六六）隋太平寺碑云：“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以唐太宗之治治，几乎三代之盛，独于文章不能少变其体。......至于元和，然后芜秽荡平，嘉禾秀草秀出，而葩华荑实烂然在目矣。”（集一三八）可见他卑弃一切的雕刻芜秽之文，不止对时文为然，而插弃时文的原因也观此益可了然。
卑弃时文自然便倡复古文。欧阳修的倡复古文受尹洙（字师鲁）苏舜钦（字子美）诸人影响，不惟记旧本韩文后言之，苏氏文集序亦云：
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共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昱学者务以言语声偶レ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集四一）
尹苏虽然倡导在前，但必待欧阳修的倡导才使古文得到伟大的新力量，精湛的新旨趣。与乐秀才第一书云：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于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
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集六九）
然则欧阳修所倡复的古文是充中发外的创作，和时文的寄僻穿蠹固然不同，和一班人所想象的规模前人的古文也不同。是的，古文是仿古为文，但仿古为文是仿效古人为文的深讲笃信，以俟充中发外，不是句摸字拟的规模前人。这是欧阳修的古文新解释，同时也就是他给予古文的新义意。不过这种新义意，从它的渊源说，也来自韩愈。韩愈答李翊书告以“根之茂者其实远，膏之沃者其光晔”，就是充中发外的启示。又说“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就是不规模前人的启示。
○三 “道胜文至”与“事信言文”
“充于中”的是道，“发于外”的是文。答祖择之书云：
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集六八）
“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的实质就是“道胜文至”。答吴充秀才书云：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为，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同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吉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得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
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集四七）
送徐无党南归序云：
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之间者，皆可悲也。
（集四三）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以为学者文而已”，则“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这种见解，大概是推演韩愈答李翊书所说的道归则文归和答刘正夫书所说的师意不师辞。不过韩愈置重建立道统，在原道说：吾所谓道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欧阳修也没有轻视道统，但更重视道的事功。与张秀才第二书云：
足下之意，岂非闵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复之古，而翦剥齐整凡今之纷ゾ冗者欤？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集六六）
是道依于事，那末道胜而自至之文，更当然要依于事了。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云：
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讠哥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间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之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间钜人硕德宏言高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集六七）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事信矣须文”，这可见他虽重道重事，可也不忽略文，和韩愈答刘正夫书所说“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正是词异意同。基于这种观念，所以他俩都成为古文家，没有成为道学家。
欧阳修步趋韩愈的地方确是很多，但进行韩愈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事信言文”。他以“事信”释“道胜”，认为只是“知古明道”还不够，必须“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之于文章”。文章在至不至及传不传，决定于事的信否大小与言的文或不文。言的文不文是韩愈听颇计较的，事的信否大小韩愈并未言及。这是欧阳修的新见解，这种新见解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极大，一方面直接领导了议论派的事理文学，一方面间接领导了经卫派的政教文学，另一方面又激起了道学派的力言作文害道，别创道流为文的文说。
○四 诗穷益工
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说：“欢愉之辞难工，而穷其之辞易好。”又说：“王公人，气满忘得，非性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种见解，欧阳修也颇为诠发。
梅圣俞诗集序云：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集四二）薛简肃公文集序云：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集四四）
前篇说明穷苦的诗容易工妙，后者说明穷苦的人有时间作为文辞，总之是诗穷益工。前篇推演韩愈所说“穷苦之辞易好”，后篇推演韩愈所说贵人无暇为诗，止是韩愈的话很简单，欧阳修进而有多方面的论证而已。
○五 韩柳李杜优劣说
观上所述，足证欧阳修的改革文学，大体遵循韩愈路线，因此尊崇韩文，而对柳文则认为不能与韩文并称。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跋尾云：
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然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顾后世当自知之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集一四一）
唐南岳弥陀和尚碑跋尾云：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尔。今余又多录其文，惧益后人之感也，故书以见余意。（集一四一）
韩柳文的优劣不易一言判断，欧阳修崇韩抑柳是基于韩愈辟佛而柳宗元作和尚碑文。这种论调，柳开已启其端绪。（详二章五节）宋祁作新唐书文艺传，以柳宗元和韩门弟子的李翱皇甫并列，现在欧阳修又说，“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实则柳宗元是韩愈友人，不是韩愈门徒，他们淆混二人关系了，就是出于崇韩抑柳的既定观念，而这种既定的观念就笼罩了两宋以至以后的文坛，遂使韩愈巍然独尊，柳宗元瞠乎落后。
欧阳修不止尊崇韩文，而且尊崇韩诗，集中效韩门体的诗歌很多，如秋怀二首寄圣俞，一本作“拟孟郊体秋怀”，（集三）此外还有弹琴效贾岛体，（集四）
刑部看竹效孟郊体，（集六）春寒儿李长吉体，（集五三）又读蟠桃诗寄子美云：
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皇。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发生一为宫，{秋手}敛一为商，二律虽不同，合奏乃锵锵。（集二）
又诗话云：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常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人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四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
得韵窄，则不复傍出，因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弛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在下之至工也。（集一二八）
可是韩愈究竟“以诗为文章末事”，虽然“无施不可”，究竟文章尤高。欧阳修曾王介甫云：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集五七）
陈鹄耆旧续闻卷一说欧公自言吏部指谢，想是传闻之误，吏部当然指韩愈，欧文宗韩愈，并不宗谢。至翰林指李白，尽人无异辞。这可见他文宗韩愈，诗宗李白。苏轼也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并且申明说：“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居士集叙，欧集卷首，苏集廿四）欧阳修作太白戏圣俞云：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要白高歌蜀道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
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成诗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城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温吟青草。（集五）
是自欧阳修看来，韩门的孟郊贾岛，虽也“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但比李白，便有仙凡之别。又笔说中有“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一条云：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扌阑街争唱白铜”，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面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集一二九）
明人李崆峒说李全乎天才，杜全乎学力，清人赵翼颇不谓然。（瓯北诗话二）
实则如李白自己所说，“横经枕籍，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何尝没有学力？杜甫自己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何尝没有天才？天才学力不是二人的区别，二人的区别在：李白采取积极浪漫主义的方向方法，杜甫采取现实主义的方向方法，作风不同，各极其妙，衡论高下，殊属不易。后人的优劣说，无价值的不谈，有价值的也不在抑扬李杜，而在提示积极浪漫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风格。元稹抑李扬杜，说杜诗的长处在：“铺陈终始，排比声韵，风调清新，属对律切。”（详四篇四章一节）正是提示了现实主义的风格。欧阳修抑杜崇李，说李诗的长处在：“天才自放”，“落笔云烟”，千奇万险，不可万险，不可追攀，正是提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
○六 苏梅评赞
欧阳修的改革文体有尹洙苏舜钦作前导，改革诗体也有苏舜钦梅尧臣作先锋。
但文一方面必待他的领导始能推倒时文，奠定宋朝一代的文体，诗一方面也必待他的主持始能推倒“昆体”，奠定宋朝一代的诗风。
梅尧臣曾经很愤慨的说：“永叔自要作韩退之，强差我作孟郊。”（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八）实则这倒是最恰当的比附，孟郊长于韩愈，他的诗名却有赖韩愈的鼓吹，梅尧臣长于欧阳修，他的诗名也与欧阳修的鼓吹有关。苏梅的努力创作诚然不可磨灭，可是假使没有欧阳修的揄扬，则声名影响恐怕都要减损。欧阳修与苏梅──特别是梅的倡和诗，占全诗十分一二，所作诗话不过二三十条，称述苏梅的多至九条，最重要的一条云：
圣俞（梅尧臣字）子美（苏舜钦字）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从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予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集一二八）
水谷夜行赠子美圣俞见全集卷二，又卷五有再和圣俞见答云：“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太羹岂须计以齑？怜我区区欲︹学，跛鳖曾不离泥。”卷五十三有答梅圣俞丞见寄云：“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
又有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云：“是以子美辞，吐出使人惊。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众弦排律吕，金石次第鸣。间以险绝句，非时震雷霆；两耳不及掩，百こ为之醒。”真是揄扬备至。
上面引的这些诗都是寄赠苏梅，这可解为酬应之作，不得不尔，文集卷九有感二子一首，是苏梅死后的追感之作，当然发于至诚。诗云：
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墨收雷声；百虫坏户不启蛰，万木逢春不发萌，岂无百鸟解言语，喧啾终日无人听。二子精思极搜抉，天地鬼神无遁情；及其放笔骋豪俊，笔下万物生光荣。
由此诗的发于至诚，知前引寄赠苏梅诸诗也都发于至诚。苏梅既死，欧阳修为撰著墓志铭，（苏铭载集卅一，梅铭卅三）叙录文集，作书梅圣俞藁后，至与汉代的苏李，魏代的曹刘，唐代的陈子昂、李、杜、沈、宋、王维、孟郊、贾岛并称。（集七三）我们不能忘记欧阳修是一代的诗文宗匠，同时又是朝廷名臣，这样的赞许苏梅，自然可以直接鼓励苏梅的创作兴趣，间接转移一时的诗坛风格，对诗体改革，关系甚大。
○七 杂文琐谈
欧阳修虽反对四六文，可也作了不少的四六文。这是因为一则“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集四七）二则后来“在翰林六年”，“凡朝廷之文，的以指麾号令，训戒约束”，“取便于宣读，常拘于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内制集序，集四三）又自言“少习为铭章，因得论次当世贤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以来，名卿巨公，往往见于余文矣。”（江邻几文集序，集四四）因也作了不少的碑铭文。又有志修史，和宋祁合作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自作新五代史七十四卷。久在朝廷，策论颇多，今存奏议十八卷（集九七至一一四），河东奏草二卷（集一一五，一一六），河北奏草二卷（集一一七，一一八），奏事录一卷（集一一九），濮议四卷（集一二○至一二三）。因此对四六文，碑铭文，史传文和策论文也都曾表示意见。
先述对四六文的意见。内制集序说：“世俗所谓四六之文......果可谓之文章者欤？”又说自己所作，“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弦外之音，当然是卑视四六文，尤其卑视常格的四六文。试笔中的“苏氏四六”条云：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一作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集一三○）
知他认为必不得已而作四六文，也要变体不守常格，而所谓变体是委曲述叙，不“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和所倡导的古文正是同一趋向。
次述对碑铭文的意见。唐元稹修桐柏宫碑跋尾云：
既牵声韵，有述事不能详者，则自为法以解之。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尔，古者刻石为碑，谓之碑铭碑文之类可也；后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谓之碑文；然习俗相传，理犹可考；今特题“修桐析宫碑”者，甚无谓也。此在文章，诚为小瑕病，前人时有忽略，然而后之学者不可不知。自汉以来墓碑，多题云“某人之碑”者，此用无害；盖目此石为某人之墓柱，非谓自题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宫碑”，则于理何稽也？（集一四一）
这是在讨论碑铭文的名称，至作法，则欧阳修似主张简要，与杜论祁公墓志书：“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又云：“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集六九）论尹师鲁墓志也慨叹“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集七三）
复次述对史传文的意见。碑铭是各人的专传，史传是众人的列传，碑铭主简要，史传更当然主简要。他的新唐书的特点，据进新修唐书表，就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后”。（集九一）与尹师鲁书云：
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目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昨来细读，乃大好。......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亦删之，则尽妙也。（集六七）
对删繁就简，更再三致意。
复此述对策论文的意见。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云：
所示杂文十篇，窃尝览之，惊叹不已，其毁誉等数短篇，尤为笃论。然观其用意在于策论，此古人之所难工，是以不能无小阙；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因若贾生论秦这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然近世应科目文辞，求若此者盖寡，必欲其极致，则宜少加意，然后焕乎其不可御矣。
（集六七）
前论古文曾说：“道胜者文不难自至”，此言策论文说：“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辨而深切”，总之是“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于文者太以光”。
此外对于书牍酬应之文，欧阳修也曾发表意见。有陈中外者，致书欧阳修，“前名后书，且状且牒，如上公府”。欧阳修认为“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阳相尊者”，复书云：
古之书具惟有铅刀竹木，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好。惟这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长吏或自以意晓其下以戒以饬者则曰教；下吏以私自达于其属长而有所候问请谢者则曰<片戈>记书启。故非有状牒之仪，施于非公之事相参。如今所行者，其原盖出唐世大臣，或贵且尊，或有权于时，缙绅凑其门以传响者，谓旧礼不足为重，务稍增之；然始于刺谒有参候起居，因为之状。及五代，始复以候问请谢如状牍之仪，如公之事；然止施于官之尊贵及吏之长者。其伪谬所从来既远，世不根古，以为当然。居今之民，无不知此，而莫以为易者，盖常俗所为积习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师友，缔交游，以道谊相期者，尚有手书勤勤之意，犹为近古。（集六八）
由是致叹于“候问请谢，非公之事，有状牒之仪，以施于尊贵长吏，犹曰非古之宜”；况陈员外与已“肩从齿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这虽止是说的书牍文的称谓与格式，但书牍文的应用“勤勤之意”，不应以浮道阳相尊崇，也流露言外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