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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代前后的沈埋
如前一章所叙述，宋人复古是走的唐人路线，特别是“韩柳文章李杜诗”。
现在看来，“韩柳文章李杜诗”，真如日中天，有目共睹。但这有目共睹的地位，虽基于韩、柳、李、杜的诗文造诣，可也不能埋没宋初人的甄理与鼓吹。宋人姚宽西溪丛话卷上云：
殷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赵嘏皆不收，姚合极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日人山田钝文笔眼心抄序云：
大师（遍照金刚）入唐也，在贞元元和之际，而此编所论，专为四六骈俪，其言不及杜少陵韩昌黎何也？盖少陵变诗格，昌黎唱古文，久而后行，当时言之者少，故殷编河岳英灵集，选有唐名家诗，而不收少陵；韦著才调集，自存阅李杜集，而不录杜诗，时好之所存，亦可知焉。大师入唐，气运未开，故其言不及杜韩耳。（范文澜先生藏传抄本）
可见唐人对于李、杜、韩、柳并不像后人的尊崇。韩愈是尊崇李杜的，据洪迈容斋四笔的统计，韩诗六称李杜（卷三“韩公称李杜”条），尊守最高的如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但是，一则下文接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知谤伤者在有人在。魏道辅说：“公作此诗为元稹而发，盖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后李故耳。”（引见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六）实则元稹不过先杜后李，勉强可以说谤李，绝为能说谤杜。由唐人选诗不录李杜看来，知谤伤唾弃者很多，不过彼辈身名俱灭，无从考知罢了。二同韩的地位既没有后人想象之尊，到五代又同样走着厄运，因些他的推崇并未发生多大作用。旧唐书李杜传不引韩愈推崇，新唐书杜甫传则引云：“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知就是因为五代一尊重杜韩，自然不引韩崇杜，宋初尊重杜韩，韩崇杜的言论才值得借重。
旧唐书韩柳传各云有集四十卷，文苑传方李集二十卷，杜集六十卷，可是经籍志都不载。这是最当注意的，经籍志就书著录，不载就是没有书；最低刘句博考中秘及私家┑藏未见四家集子，即有似亦很少流传。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云：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翼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
樊晃不知何人，就其知宗文宗武所在，当后杜甫不久，文集六十卷便已无法寻求。仇兆鳌跋云：“樊氏初求遗稿，仅得二百九十篇，经宋人搜辑，渐次集为完编，诸家采录之功，诚不可没也。”（杜少陵集详注，附录）
真的，杜集的渐次集录是宋人之功，但元稹说：“得杜诗数百首”，白居易说杜诗“可传者千余篇”，（详四篇四章一节）都多于樊本，可见唐人也曾集录；出何人不可知，说不定元白本人。元白都推崇杜诗，元稹特着一“得”字，似不是寻常的取阅，而是求索的获得。可惜到五代又复散落，以致刘句编经籍志无从著录，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也未图及，王以迄保暹的大批的诗格也很少征引。
（参五篇二、三两章）蔡宽夫诗话云：
唐末五代，俗流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而于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娲弄黄土，搏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若埃尘”，目曰调笑格，以为谈笑之资。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栏干更上处，结缔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言语突兀，声势蹇涩。（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五十五）
可见五代人对于李杜，不是唾弃，便是嘲笑。唾弃嘲笑的程度大概杜甚于李，所以李集还能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存，杜集则飘落云烟，再不能恢复旧观了！
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韩柳集，列传却有韩柳传。韩愈传云：
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发，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
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整孔孟之旨。
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谬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
（旧唐书一六○卷）
柳宗元传云：
当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旧唐书一六○卷）
是对柳文还相当敬重，对韩文则率多讥贬，卷末标史臣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
对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翱止说是：“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并没有称誉他的文章，反之在赞里讥贬云：
愈翱挥翰，语切典攵，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这样的肆意诋讠毁，尤其斥韩愈为“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我们是寻找不到的。
在前边我们说刘句没有见过韩柳集，现在韩愈传说到罗池庙碑讳辨和毛颖传，此外还引到进学解和论佛有表。柳宗元传的评语也好象取之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这不是刘句已见韩集的证据吗？我想不是的。刘句若见到韩集，经籍志不能不著录。讳辨和论佛骨表都在政治上惹起了风波，毛颖传也招致了裴度的非讠毁，进学解作于在京师为国子博士时期，比较为人注意。罗池庙碑和柳子厚墓志铭的碑主是柳宗元，可以相依共存。因此这些文章都附事附人而显，刘句知道这些文章，不足以证明他见过韩集，也不足证明韩集在五代风行。
○二 乐史宋敏求等的补缀李集
李集躲在一个角落里渡过了五代的厄运，到宋初便有乐史宋繁求等的珍爱补缀。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云：
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部从刊本卷首）
乐史增辑李翰林集的年代不可考，增编别集的年代，据序文在宋真宗咸平元年（九九八）。乐史后有宋敏求者（一○一九～一○七九），又继续增辑，所作李太白文集后序云：
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当时著述，十丧其九”。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
治平元年（一○六四），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一○六八），得唐魏万所纂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衰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纪、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
最后题“夏五月晦”，可惜不知是何年五月。后来曾巩又“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就成功流传至今的李太白集。买菜求添，自然不免有误收他人诗歌。苏轼的东坡志林就说：“曾子固编李太白集后，谓颇获遗亡，而有憎怀素草书歌，并笑矣乎数首，皆贯休齐已辞格。”（稗海本卷一）可是产叫可以知道，不仅李阳冰编的李集没有被五代的洪流冲散，而且还留有别本可资增辑，较杜集幸运多了。
但增辑的是宋人，不是五代人，知五代人不重视李，重视李的是宋人。
○三 刘敝王禹等的搜辑杜诗
五代的洪流没有冲散李集，却冲散了杜集；六十卷的杜集在唐代已经汨没，千余篇以上的杜诗又在这时漂零。欧阳修诗话云：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繇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二八）
实则唐贤诸诗集的几废不行，不始于昆体盛兴，旧唐书经籍志的别集类，不仅没有李、杜、韩、柳集，也没有刘禹锡，李翱、张籍、孟郊以及元白诸人集。
但搜辑校录，确是起始是昆体渐衰。古今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子美诗，谓之村夫子。”（引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又见中山诗话）村夫人的诗当然不必辑录。
后来的辑录，正是在威胁西昆，改变诗体。
陈从易偶得的杜集旧本卷数不知，卷数可知的辑杜者，莫早于咸平二年（九九九）进士孙仅（九六九～一○一七）所辑一卷。辑录的年代与乐史的辑李相先后，知是同一潮流，同一观念下的工作。孙仅有读杜工部诗集序，今载蔡梦弼草堂诗笺，对杜甫推崇备至，可是并未言及卷数。所以知止一卷者，王洙的杜工部诗集序云：“辑中外书九十九卷”，蔡梦弼注有孙仅一卷。
蔡梦弼注王序九十九卷，除孙仅一卷外，为：古本二十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别题小集二卷，杂编三卷。古本，蜀本，集略，别题小集和杂编，不知出于何人，恐不在孙仅以前。郑文宝同欧阳修同时，欧阳修诗话载有与共宴张齐贤家警句，后孙仅约四五十年。惟孙光宪系五代时人，知五代地也还有人编校，但由孙仅的止能辑得一卷，知虽有若无，不为一般人传诵。
孙仅以后的从事搜辑者很多。王琪杜工部集后记云：“近世学者，争言杜诗......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篇，少数十篇，藏┑矜大。”（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附录）不过其人不可考。可考者，刘敞（一○一九～一○六八）辑外集五卷，所作寄王二十云：
昔借君家杜甫集，无端卧病不曾编。近从上吴员外，复得遗文四百篇。夫子删诗吾岂敢，古人同病意相怜。新书不知传将去，怅望秦城北斗边。
前有序云：
先借王杜甫外集，会疟未及录。近从吴生借本，增多王所收，因悉抄写，分为五卷，不为作序，故报之。（公是集，乾隆刻三刘文集本卷一）另有一诗，题名“编杜子美外集”（集一），知他向王家借来的名杜甫外集，他增编后仍名外集。王家的外集不知多少篇，他据以增多的共四百篇。外集当是对本集得名，可惜刘敞所见的杜甫本集今不知多少卷。
和刘敞时代相先后的苏舜钦也陆续辑有老杜别集一册，所作题杜子美别集记云：
杜甫本传云有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闵也。天圣（一○二三～一○三一）
末，昌黎韩综官华下，于民间传得号杜工部别集者凡五百篇，予参以旧集，削其同者，余三百篇。景（一○三四～一○三七）初，侨居长安，于王伟主簿处又获一集，三本相从，复择得八十余首，皆豪迈哀顿，非昔之攻诗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于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间，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
今以所得，杂录成一册，题曰老杜别集，俟寻购仅足，当与旧本重编次之。（苏集十三）
末题景三年（一○三六）十二月五日，去孙仅已三四十年。在这三四十年中，一方面发现了二十卷本，不知是否即蜀本或孙光宪本？一方面刘敞苏舜钦都有所辑获，说不定别人也有所辑获，可见已成为文学界注意的课题。但由苏舜软增编外集的能多出三四百篇，可见原来本集的贫乏；如即是二十卷本，那么虽名为二十卷，而实质也很有限了。
刘敞没有说出他所见的杜甫本集，苏舜钦止说存集二十卷，究竟多少篇，无从探悉。在苏舜钦增辑后三年，就是宝元二年（一○三九），王洙据中外书九十九卷，编为二十卷，据序，凡古诗三百九十，近体千有六，赋笔杂著二十九篇。
又过了二十一年，就是嘉四年（一○六○），王淇刻于苏州。蔡梦弼注未言及苏舜钦本，也未言及刘敞本，恐都未收录。还有王安石在王洙编校以后十三年，王淇校刻以前八年，就是皇壬辰年（一○五三），又得到三百篇，王淇本大概也未收入。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云：
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世所传之多，计尚有遗落，思得其完而观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这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这诗，其完见于今者，自予得之。
（临川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八四）
后来蔡梦弼将杜诗编为草堂集，作草堂诗笺，在序中言及王介甫本，知便已收入，但刘敞苏舜钦两本的收入与否则不可知。蔡序还言及欧阳修、宋子京、苏子瞻、陈无己、黄鲁直、张原叔、张文潜、蔡君模、晁以道诸本，不知止是文字有异同，还是篇章也不出入。
王安石自以为从他辑录以后，甫诗完全见于今。但李刚在绍兴六年（一一三六）作校定杜工部集序，说黄长睿“又得逸诗数十篇”。（杜少陵集详注，附录）
绍兴中登第的周紫芝竹坡诗话云：“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诗，本多没。余所传古律二十八首，其间一首，陈叔易记云，得于管城人家册子叶中；一诗洪炎记云，得于江中石刻；又五诗，谢仁伯记云，得于盛文肃家故书中，犹是吴越钱氏所录。”虽然周紫芝也说，“要之皆得于流传，安得无好事者乱真”，但总可证明王安石以后，杜甫诗并未完全见于世。不过王洙编为二十卷，南宋的蔡梦弼本刊和千家注本也还是编为二十卷，知南宋所获不多，所以辑逸掇亡的采录之功，大体应当归之北宋诸人，对当时及后来的诗坛都起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
○四 孙仅孙何等的推崇李杜
李杜诗在五代时散失，象征着五代人的轻视；在宋初辑校，象征着宋初人的尊崇。宋初人的辑校，杜难于李，宋初人的尊崇，也杜重于李。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
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风若周，骚若楚，文若西汉，咸角然天出，万世之衡轴也。后之学者，瞽实聋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叶。由是日诞月艳，荡而莫返，曹、刘、应、杨之徒唱之，沈、谢、徐、庾之徒和之，争柔斗葩，联组擅乡，万钅匀之重，烁为锱铢，真粹之气，殆将灭矣。洎夫子之为也，剔梁陈，乱齐宋，抉晋魏，潴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相准的。其邈高耸，则若凿太虚而敫万籁；其驰骤怪骇，则若仗天策而骑箕尾；其首截峻整，则若俨铭钩陈而界云汉；枢机日月，开阖雷电，昂昂然神其某，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视天壤，趋入作者之域：所谓真粹气中人也。
杜甫并不卑弃曹、刘、杨和沈、谢、徐、庾，（详四篇三章三节）可是孙仅偏要说他“剔梁陈，乱齐宋，抉晋魏”。这一则见他对杜甫的尊视极高，二则见他的崇高杜甫是取其粹正，和石介崇高韩愈的取其“粹然一出于正”，（详八节）
正是同一意念。
为了取其粹正，所以韩柳文的尊崇，柳不及韩；（详八、九节及三章一节）
为了取其粹正，所以李杜诗的尊崇，李不及杜。孙仅的老兄孙何作诗子美集云：
逸气海阔与，厚风自我还。锋堪定霸，徽墨可绳奸。进退军三令，回旋马六间。楚词休独步，周雅合重删；李白从先达，王维亦厚颜。（杜少陵集详注，附录）
后来王安石选李、杜、韩、欧四诗家，首杜末李，也是嫌李“十句九句方妇人酒耳”。（王琦注李太白集，附录四）
柳的地位始终没有超过韩，李的地位则有时超过杜。欧阳修曾亿李劣杜，（详三章五节）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云：“名与谪仙高”，则谪仙尤高可知。
但同辈的王安石已先杜后李，后辈的黄庭坚更专门学杜，所领导出来的江西诗派，笼罩了两宋诗坛，李的地位遂无法与杜抗争。后来宋人注李者甚少，注杜者至今还流传着千家注本；称李的诗文不多见，称杜的诗文几乎人人皆有。不过那止是顺适朝流的应时作品，有之不加多，无之不加少，不能和宋初人在举世不知时的辑鼓吹，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也便不一一提叙了。
○五 柳开的始得韩柳文
欧阳修只见到了六卷的昌黎集，便作记旧本韩文后，说发现提倡是他的首功，（详三章一节）实则首先发现提倡的是柳开，洪迈容斋续笔有详辨。（卷九“国初古文”条）最要的证据是张景集中的柳开行状云：
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文仅百篇授公曰：“质而不丽，意若难晓，子详之何如？”公一览不能舍，叹曰：“唐有斯文哉？”因为文直以韩为宗尚。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先。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
张景集已佚，所作柳开行状，今存柳开河东集卷十六。“仅百篇”作“数十篇”。柳开自称东郊野夫，作东郊野夫传云：“始年十五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河东集二）答染拾遗改名书亦云：
“年十六七时，得赵先生言，指以韩文，遂酷而学之，故慕其古而乃名肩矣。”
自注：“其事实在野夫赵先生传中”（集五）可惜赵先生传已佚，否则一定有更详的记载。
区区数十文的指授，值得这样大书特书，这说明当时一般人不知韩愈，不知有韩愈文章。柳开是宋代的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十六七岁便读韩文。东郊野夫传称赵先生指授韩的时候，“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幼，而莫有与同者焉，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先大夫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可不可于时矣。迨年几冠，先生以称讳，野夫深得其韩文这要妙，下笔将学其文”。可见他的改革今文，倡导古文，深受韩文影响。
柳开的初名肩韩愈，字绍先是绍柳宗元。答梁拾遗改名书说：“复以绍先字之，谓将绍其祖而肩其贤也。”自注：“以其韩柳偕名于唐时，欲绍其子厚也。”
（其下当脱祖字）他何时得到柳文不可考，但韩文的得到既多亏老儒赵行生的指授，则柳文的得到恐也不似我们的到书店购买即得。柳集出于后来的穆修，穆修说，“常恐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才百余篇”，（详下节）一直到他的晚节才喜出望外的得到全集。柳开的穆修前数十年，更当然不会俯拾草芥般的容易得之。
柳开是柳宗元的后人，可是对韩柳的尊崇，却先韩后柳。在东郊野夫传设为或问退之子厚优劣，野夫说：“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谕，野夫又说：“吾祖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
○六 智圆的始见韩柳集
赵先生指授柳开的韩文仅数十篇，依洪迈所引也不过百篇，欧阳修所得到也仅止六卷，都不是韩集之全。韩愈死后，他的弟子李汉，“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编为昌黎先生集。（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见昌黎集及全唐文卷七四四）是柳欧所见，都不过六七分这一。首先见到全集的是沙门智圆，所作诗韩文云：
文不可终否，天生韩吏部，叱伪俾归真，鞭今使复古，异端维既绝，儒宗缺皆补。高文七百篇，炳若日月县，力扶姬孔道，手持文间叔，来者知尊儒，孰不由兹焉！我生好古风，服读长洒蒙，何必唐一经，文道方可崇。（闲居编卅九）
又作述韩柳云：
退之排释氏，子厚多能仁，韩柳道既同，好恶安得伦，一斥一以赞，俱令儒道伸。......后生学韩文，于释长狺狺，未知韩子道，先学韩子嗔，忘本以竞末，今古空劳神。（编卅九）
他所见的柳集全残不可知，韩文七百篇当然是全集，而且恐即李汉原本。
智圆不止见到韩柳文，而且对韩柳文推崇备至，止是不赞成释氏的学韩排佛。
作师韩议云：
吾门中有为文者，而反斥本教以尊儒术，乃曰师韩愈之为人也，师韩愈之为文也，则于佛不得不斥，于儒不得不尊；理固然也，君谓之不然。斯人也，非韩之徒，乃韩之罪人尔。请求陈之：韩愈冠儒冠，服儒服，口诵六经之文，心味五常之道，乃仲尼之徒也，由是摈黜释老百家之说以尊其教，固其宜矣。释子果能师韩也，则盖演经律以为文，饰戒慧以为行，广慈悲以为政，使能仁之道，巍巍乎有功，则可谓师韩矣。（编廿八）
这自然是基于智圆是佛家，佛家怎么会赞成斥佛？当时有种徵君作嗣禹说，谓韩愈排佛可以嗣禹湮洪水，智圆特作驳嗣禹说。（编廿八）但竟说韩愈斥佛为理所固然，可见对韩愈尊崇备至，就是骂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曲说原谅。
○七 穆修的搜刻韩柳集
智圆虽在方外寺院见到韩柳集，大夫学者却不能在都鄙人间见到韩柳集，在都鄙人间见到而且刻传的始于穆修（九七九～一○三二），所作唐柳先生集后序云：
予少嗜观二家（韩柳）之文，常病柳不全见于此，出人间者残落才百余篇。
韩则虽目（穆集无目字，据朱竹抄本增，疑为见字残文）其全，至所缺坠亡（穆集作忘）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其（穆集其上多一得字）正而传之，多从好事访善本，前后累数十，得所长辄加注窜，遇行四方远道，或他书不暇持，独齐韩以自随，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外，文始几定矣。
明言韩“见其全”，当然是全集，大概也就是李汉原本。穆修曾从种徵君学易，种乃道士，尊韩愈排佛，（见前节）说不定他的学古文，师韩愈，也系种徵君的启发，韩集全本也系得之种徵君。至柳集的搜求获得，更晚于韩。后序接云：
久（朱本作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时，何故伏其（穆集作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获，则既已矣于怀，不图晚节遂见其书，联为八九大编，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韩之钜文欤。（穆集作与）书字甚朴，不类今迹，盖往昔之藏书也。从考览之，或卒卷莫迎其脱误，有一二废字，由其陈故剧灭，读无甚害，更资研证就真耳。因按其旧，灵为别本，与陇西李之才参读累月，详面后止。（河南穆公集，四部从刊本卷二）
案“前序其首”的夔州就是刘禹锡，柳宗元死后，刘禹锡编序柳集，于时正为夔州刺史，氘以穆修所见的仍是刘禹锡原本。后来沈晦在徵宗政和四年校刻柳集，据所作四明新本河乐先生集序，知所依据的有四种本，第一种就是穆修本，并言“云是刘梦得（禹锡）本”。其余元符间京师本，曾承相家本，晏元献家本，都晚于穆修本。沈晦说：“柳文出自穆修，又是刘连州（禹锡）旧物。”（柳河东集附录）可见穆修以前，没有人传授柳集。
穆修得到韩柳二集，极为得意，在后序中惊喜若狂的说：“呜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厌我以韩，既又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由是设法校刻。参军遗事云：
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新亲厚者，得金，募工镌板，印百数集，携入京师相国寺，设帐鬻之，伯长（穆修）坐其旁。有儒生数辈，至其肆辄取阅，伯长夺取怒视，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为赠。”自是经年不售。
（穆集附录，又见东轩笔录，惟止言柳集，未言韩集）
可见宋初的一班儒生文士，不惟没有读过韩柳集，也没有读韩柳集的能力。
穆修在这个时候搜求校刻，使人得据以倡导古文，改革今文，对宋初文学的复古革新，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对后世的古文也有极大影响。因为韩柳──尤其是韩愈的成为古文家不祧之祖，当然植基于他们的作品，所以湮没后的搜求校刻，不能和普通的刻书等量齐观。欧阳修在穆修后三四十年，穆修已校刻昌黎全集，欧阳修还视他所见的六卷本为稀世秘笈，说“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虽涉孤陋，但也足以说明宋初文人的不知韩柳文，不读韩柳文，而柳开的倡导，穆修的搜刻，也就更有意义，更值得提叙了。
○八 石介的尊韩道
搜刻韩集的作用当然在鼓吹仿效，但同样的鼓吹仿效，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
柳开已经说过了，韩柳的“文近而道不同”，柳“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本来宋初的古文在“传道明心”，所以“闲圣道，辟佛老”的韩愈，被他们特别尊崇，“多释氏”的柳宗元被他们逐渐冷淡。
尊崇韩愈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共同论调，而推奉最高的要算石介和宋祁。石介偏重“道”一方面，尊韩愈为“贤人之至”；宋祁偏重“文”一方面，尊韩文为“完然王法”。
石介尊韩愈为“贤人之至”的文章就以“尊韩”名篇，文云：
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轲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贤人可也，故自吏部来三百余年矣，不生贤人。若柳仲涂、孙汉公、张晦之、贾公竦，祖述吏部而师尊之，其志实降。噫！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融、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也子为圣人之至。噫！孟轲氏、荀况氏、杨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之原道、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臣论，自诸子来未有也。呜乎至矣！（集七）直然和孔子相提并论。韩愈始终是韩愈，二百年前的刘句斥为“败马害群”，二百年后的石介尊为“贤人之至”，前者的厄运，韩愈当然想不到，后者的幸运恐也非始料所及。别的时候也有人批评韩愈，但决没有象刘句的诋之逾当，也没有象石介的誉之过实。
石介不止誉韩愈为“贤人之至”，简直是害着“韩愈狂”。他一方面说柳仲涂、孙汉公、张这、贾公竦，都不足继韩愈之绪，一方面却又逢人便劝为今之孟、荀、王、韩，尤其是今之韩愈。上赵先生书说：“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杨子，杨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难欤！......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坏，扶颠持危，当在有道，先生岂得不为乎？”（集十二）
与士建中书也劝他继续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赞易象，修春秋”；孟子的“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放淫辞”；杨雄的“著太玄”；文中子的“续诗书，正礼义，修元经，赞易道”；以及韩愈的“排毁佛老”。说：“庶几其道由吾徒而后粗存。”（集十四）与君贶书也说：“常思得如孟轲、荀、杨、文中子、吏部崇仪者推为宗主，使主盟于上，以恢张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目前。”（集十五）上孙少傅书更劝效法孔、孟、王、韩传圣学之道，他自己甘愿从学。上范思远书也说：“距退杨墨，然后孟子之功胜也；排去佛老，然后吏部之道行也。
思远亦尝思之乎？介尝谓他日有功于此者，必在思远与士建中熙道者。”（集十六）与裴员外书也说：“往年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来南郡，又逢孙明复，韩孟兹遂生矣。”（集十六）其实这些人，除孙明复外，都不是了不得的人物，那及得上柳仲涂孙汉公，柳孙还不足继韩愈之绪，这些人更不必谈。假使每个都能继韩愈之绪，那末韩愈又不足贵了。理论上无论如何讲不通，心理上我们却可替他找到解释；就是既然害了“韩愈狂”，又无法使韩愈复活，当然止有逢人便请他做今之韩愈了。
○九 宋祁的尊韩文
宋祁的尊韩文的“完然王法”见他的新唐书文艺传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宗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故王扬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了，扌需哜道真，涵沪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新唐书卷二○一）
又同书韩愈传赞云：
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圭黾>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熏Ο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是末流，反元刂以朴，划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杨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捂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杨雄为未淳，宁不信然？
又云：
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不，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完然王法”和“贤人之至”都是至高无上的称颂。自然我们知道王以上还有皇有帝，贤人以上还有圣人。但在封建专制时代，天子以外不能称皇帝，所以地位的至高无上的称颂便只有“完然王法”，孔子以后，没有人能称圣人，所以才德的至高无上的参便只有“贤人之至”。韩愈对于文不过自比三代两汉，宋祁却谓“上轨汉周”。他和石介的崇信韩愈，可以说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所不同者，止是石介比较崇信其道，宋祁比较崇信其文而已。
因为崇信韩文，所以好以韩文为事证论准，据赵翼廿二史记所考索，宋祁“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张巡传则用韩愈文，段秀实传则用柳宗元书逸事状，吴元济传则用韩愈平淮西碑文，张籍传又载愈答籍一书，孔<癸戈>传又载愈诸勿篇，自儆一篇，可见其于韩柳二公有癖嗜也。”（卷十八，新书好用韩柳文条）但对韩柳二公的癖嗜，柳绝不及韩。本来韩柳并称，宋祁却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和之”，无形中把柳宗元推到韩愈的弟子行，好象柳宗元的作古文，也和李翱皇甫一样的爱了韩愈领导。宋祁作新唐书，不会不知韩柳关系，止是衷心的尊崇韩愈，遂不知不觉的使柳宗元委屈。宋代中世以后颂扬韩愈的人更多，止以“韩愈论”名篇者就屡见各家文集。但同中世以后的颂扬杜甫一样，虽足以考见一代风尚，却不能与早期的颂扬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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