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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明中叶以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发生了鲜明的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的斗争，出现了许多文学小集团或文学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以及晚明小品文作家和复社爱国主义作家。它们或同时并起，或先后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学传统，提出一定的文学主张，表现一定的创作倾向，互相排斥，此起彼伏，直到明亡才告结束。这种现象，是明中叶以后，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思想、政治上的分化和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
第一节 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弘治、正德间，土地高度集中，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搜括无度，广大人民破家失业，流浪四方，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地方贵族藩王时起叛乱，外族侵犯频繁：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以李、何为最著名。
李梦阳(1472-1527)字献吉，甘肃庆阳人；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河南信阳人。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敢于和残暴贪婪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进行斗争的人物。李梦阳曾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龄，与尚书韩文密谋尽除刘瑾等八虎，先后两次下狱。何景明也曾因上书吏部尚书许进指控刘瑾而被罢官。在文学上，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一时起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使人知道，在“台阁体”和八股文之外，还有传统的、优有的古代文学，提倡读古书，增长知识学问，开扩心胸眼界，对打击“台阁体”“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文风，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一味以模拟剽窃为能，成为毫无灵魂的假古董。后来何景明认为模拟古人“法同则语不必同”，并批评李梦阳的诗说：“公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叙其已陈，修饰成文，稍离旧本，便自杌 ，如小儿倚物能行，独趋颠仆，虽由此即曹刘，即阮陆，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也?”(《大复集·与李空同论诗书》)李梦阳也表示悔悟说：“余之诗非真也，王子(淑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李梦阳诗集·自序》)可见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但他们毕竟是关心现实的，因此也写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李梦阳、何景明都写过《玄明宫行》诗，揭露刘瑾穷奢极欲的罪恶。又如李梦阳的《秋望》：
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道郭汾阳。
雄浑有气派，稍能摆脱模拟，直抒爱国感情。
嘉靖、万历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不堪。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重复着“前七子”的错误道路。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山东济南)人。王世贞(1528-1590)，字元美，江苏太仓人。他们与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被称为“后七子”。李攀龙“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底为宋学”(《明史·李攀龙传》)。他的诗文亦以模拟剽窃为能。诗如《古乐府》，篇篇模拟，句句模拟，恰如写字的“临摹帖”。但近体模拟盛唐，也还有一些可取的作品。如《杪秋登太华山绝顶》四首其二：
缥缈真探白帝宫，三峰此日为谁雄。苍龙半挂秦川雨，石马长嘶汉苑风。地敞中原秋色尽，天开万里夕阳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尔深知造化功。
该诗意境开阔，写景抒情，豪放而含蓄，颇能表现新颖的面目。文则生吞活剥三代两汉，“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佶屈聱牙，不能卒读。李攀龙死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声势更大。“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等名目。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持论和李攀龙完全相同。他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游，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对于诗，也是愈古愈好、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他的诗，自《诗经》而下，至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李杜诗，无不模拟，连篇累牍，令人生厌。但他往往用古词、古调写时事，比李攀龙的作品略有活气。他的《乐府变》更学杜甫的“即事而命题”。如《钧州变》，揭露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景，有一定意义。不过他始终不忘模拟，大堆的陈词滥词，不免淹没了它们的现实内容。王世贞学问广博，著作甚富。“自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四库提要》)。他的拟古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大的。谢榛(1495-1575)，字茂秦，山东临清人，是“后七子”的初期代表人物，后为李攀龙所排斥。他认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在理论上，他似乎并不主张以拟古为目的，而是要通过拟古以自成一家。他的推崇和取法的是李杜等盛唐十四家。“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个而画少陵也”。“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间，俾人莫知所宗，则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四溟诗话》)。他不主张盲目地拟古，而是要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来创造自己的诗，比之李、何是要高明一些的。但他忘记了“世”，即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而只强调从格调声律上去揣摩盛唐诸家诗，不知它们也正是“世变”的产物，因而不免依然是一种拟古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理论。宗臣(字子相，扬州兴化人)在“七子”中名不显。他的《报刘一丈书》，描摹无耻文人奔走“权者之门”的丑态，揭露大官僚、大宦官、大贵族等统治集团的横行霸道，淋漓尽致，有深刻现实意义，无心拟古，却传诵至今。
第二节 归有光等唐宋派
嘉靖间，继承南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因为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
王慎中(1509-1559)，字思道，福建晋江人。他早年也受“前七子”的影响，标榜秦汉，“徒知掇摭割裂以为多闻，模效依仿以为近古”(《遵岩集·再上顾未斋》)。二十八岁以后，始悟高谈秦汉、鄙薄唐宋的非是，认为“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皆已原本六经，轶绝两汉”(《与汪直斋书》)；“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九》)。这就和李王等盲目尊古、不读唐以后书的偏颇狭隘的论调不同。他似乎看到秦汉文和唐宋文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在唐宋文中，他特别推尊曾巩，认为曾文“信乎有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该之蔽亦已少矣”(《曾南丰文粹序》)。他要求文章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即表达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这就和以抄袭模拟为能的拟古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武进人，和王慎中齐名，理论上受王的影响，但说得更明快、深入。他在《答茅鹿门知县书二》中，提出了“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说”：
……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复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这里他要求文章家要有独特的思想见解，不要落入俗套。这和李、何等的拟古主义是不相容的。他所说的“洗涤心源”或“心地超然”等等，意味着摆脱束缚，力求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他在《与洪方洲书》中又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对于古文遗产，唐顺之也和王慎中一样，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也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他的《文编》，除左传、国语、史记等古文外，也选了韩柳欧阳三苏曾王等大量的古文，比之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只从左传、国语等选至韩柳要合理得多。这可能是受元末明初朱右“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的影响，进一步确定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他的“古文”如上文所引，确是直据胸臆，信手写来，间用口语，自然生动。茅坤(1512-1601)，字顺甫，别号鹿门，归安人，“最心折唐顺之”，并进一步肯定唐宋文。他以为一切传统名文和八家文所以动人，“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他认为一切自然、人事，“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佣目所可紊乱增茸于其间者，学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则物无逆于其心，心无不解于其物”，心物完全相印，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他强调文章家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而不只是简单地求之于“心源”，比唐顺之的说法要具体、全面。他通过《八大家文钞》的选评，更明确地表现了他对唐宋八家文的肯定和提倡。“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儿无不知有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茅坤反对李、何等的拟古主义，也比王慎中和唐顺之更自觉。在《八大家文钞总叙》里，可以看到他是把评选八家文作为反对拟古主义文风的一种手段来看待的。
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归有光(1506-1571)更著名。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九年中举，后来“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成进士，为长兴知县。王世贞当时声势很大，他“力相排抵，目为庸妄巨子”。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又说：“今世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馀，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他讽刺拟古主义者“颇好剪纸染彩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也”。认为文章要“如上甑馒头，一时要发，乃佳”。他的古文“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王安石)则不难抗行”。时人亦谓为“今之欧阳修也”。这些论赞显然并不恰当。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古文有自己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把生活琐事引到“载道”的“古文”中来，使古文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因而也写出一些面目清新的作品。他善于即事抒情，纡徐平淡，亲切动人，所谓“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王锡爵《归公墓志铭》)。或如王世贞晚年所称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序》)。他的著名作品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都表现这样的特点。兹举后一例如下：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吾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卿，乃使人复葺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作者借“百年老屋”的几经兴废，回忆亲切的家庭琐事、琐谈，表达了人亡物在、三世变迁的感慨，以及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深厚感情，随事曲折，自然动人。这是归有光古文的一篇杰作，也是唐宋古文传统的一个发展。归有光大部分古文的根本缺点，恰如方苞所批评，言之无物，缺乏深广的现实内容。许多应酬之作，枯槁乏哧。其文短小简洁，而过于拘谨局缩，所受八股文的影响较深。
第三节 李贽
嘉靖、万历间，作为卓越的思想家，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并对晚明文学的较大影响的是李贽(1527-1602)。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泉州是温陵禅师住地，因又号温陵居士。他二十六岁(1552)中福建乡试举人。做了二十多年小官，五十一岁(1577)做云南姚安府如府。从五十四岁(1580)起，他就辞官不做，过着独居讲学的生活。他的出处和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不一样，做官的时候敢于和上级冲突；去官以后，并不回乡隐居，而是依靠朋友。他初到湖北黄安，和耿定理共同讲学。但和做大官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耿定理死后，他移居麻城龙潭芝佛院，得到周围久、周思敬的接待。他的《焚书》发表后，揭露了耿定向的伪道学，因而受到耿定向一派的迫害，说是淫僧异道。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被从麻城赶走，二十九年逃到北京附近通州马经纶家。三十年，被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伙通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下狱，终于被迫在狱中自杀。
李贽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和顽强的战斗性。他受王学左派和佛学的影响，对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以及维护封建的特权思想和宿命论思想。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日入商贾之肆，时充贪墨之囊”，对官私都有好处；商人“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起了发展生产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可鄙”的；男女同样有智慧，不能说“见有男女”，“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这些见解都是与封建思想尖锐对立的。李贽思想中的叛逆性、战斗性因素，是当时社会经济新因素，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反映。他的思想不是作为维持封建统治而出现的，而是代表了市民的要求和观点。因此，他被统治者和一切庸俗士大夫目为“异端”，他的著作一再遭到焚毁。
对于文学，李贽同样持有与传统的文学思想根本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天下之至文”，绝不在于字句、结构等等形式上的追求，作家创作都是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所谓“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他提出了文学的《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因此，他认为文学只有真假问题，不得以时势先后论优劣。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他甚至认为“六经语孟”，“不可以为万世之至论”，“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这对八股文和前后七子的假古董，实在是当头一棒。他大胆地打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学的传统偏见，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的热情评点过《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琵琶记》、《幽闺记》等等，实为我国通俗文学最初的研究家和批评家。
李贽是一个思想家，不以文学著名。但他的散文，摆脱传统古文的格局，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思想大胆解放，或长或短，脱口而出，所谓“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袁中道《李温陵传》)。他写给耿定向的一些书札，实际是向伪道学宣战的檄文。如在《答耿司寇》中说：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饿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某等肯上门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会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虽不谨，而肯与人为善；某等行虽端谨，而好以佛徒害人。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以是谓为孔圣之训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其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之矣。
揭穿耿定向的伪道学面貌，针针见血，淋漓痛快，这其实也是对一切庸俗的官僚士大夫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他作诗不多，今存多为小诗，如《独坐》：
有客开青眼，无人问落花。暖风熏细草，凉月照晴沙。客夕翻疑梦，朋来不忆家。琴书犹未整，独坐送残霞。
是独居生活，傲岸不羁的写照。又如《系中八绝》：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其一《老病始苏》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其七《不是好汉》
不事格律雕饰，奋笔直书，至死不屈，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
第四节 公安派和竟陵派
万历间，继续起来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人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为代表的“公安派”，时称三袁，宏道最著名。
“公安派”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论文上》)!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雪涛阁集序》)。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时代变了，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一定要变，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是违背文学发展的趋势的。袁中道以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他更具体地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花雪赋引》)。他指出文学变化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来实现的，从“法律”到“性情”，又从“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变，则为作者所不及知的“气”所决定。这种“气”显然指客观的不断变化的时代。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学变化的循环现象虽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学始终是在变化，而且为客观的力量所决定，这对冲击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还是有意义和作用的。
袁宗道说：“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下》)。又说：“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同上)。他说的“意见”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养，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语言上模秦仿汉。这也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袁宏道更从作家或文章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他赞美袁中道的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叙》)。袁宏道所谓“性灵”，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说“性情”。由于重视“性灵”或“性情”，袁宏道并不怎样强调“学问”、“意见”或“理”，而特别强调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认为“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同上)。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视妇人孺子的“真声”、“任性”，赤子婴儿的自然之“趣”，显系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对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直抒感兴，比之袁宗道的“学问说”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的理论对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陈规定局，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流利洁净，是他们作品的特点。但他们以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而忽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决定意义，这就把创作的源头认错了。他们写来写去，只是几处风景名胜，题材狭窄，思想贫弱。他们的作品虽有革新意义，成就不大。
“公安派”对清代文学如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和诗论，均有一定的影响。近代反动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灵文字”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而引导人们离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
反对拟古主义，和“公安派”同时，还有以竟陵人锺惺(1572-1624)、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好“性灵”，但更多的却是乞灵于古人。他们选《诗归》，目的就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们以为古人之精神不是“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单绪”，“孤行”，“孤诣”。这样他们就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的小路。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内容，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倾向更为显明。
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著名作家在王思任(字季重，山阴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阴人，1602-1645)等。一般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刻琢精工。王思任的《游唤》、《历游记》，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园亭记》，可见一斑。鲁迅说：“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在风格上，它们比之陈腐的“载道”的散文，颇多清新之感。
张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阴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明亡后，“无所归止，披发入山， 为野人”。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就是他过去繁华生活的片断记录。这些片断“梦忆”，反映了他的国破家亡的感慨，流露着追怀故国、热爱乡土的爱国思想。
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凡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无所不记。这记录了他的生活实际，也反映了明末现实社会的某些侧面，是比较有内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写得细致深入，自然动人。如《西湖七月半》记游人情态，描摩尽致：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中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张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馆，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 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这和作者熟悉杭人风习，观察深入细致，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湖心亭看雪》记西湖雪景：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沅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园中人两三粒而已。……
则别具剪裁，惟取浑括，以诗为文，使用文诗化了。
张岱的小品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博观约取，简洁有力。
第五节 明末爱国文社和爱国作家
明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更厉害。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是和阉党斗争的东林党的继续。在抗清斗争中，复社人物大都壮烈殉国，或退隐山林不与清廷合作，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复社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推崇“七子”，但现实的斗争使许多作家改变了作风，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作品。
张溥(1601-1640)是“复社”的创始人和领袖。字天如，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明末有许多文社；复社“大约本于应社”，集合许多小社而成。它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相号召，大约成立于熹宗天启末。它的规模很大，“春秋之集，衣冠盈路”。“社集之日，胥闾之间，维舟六七里，平广可渡，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七录斋集·国表序》)。参加复社的人物，自认为是东林党的继起者，很有威信。“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而“执政大僚，由此恶之”。因此不断地有人借故迫害，加以“乱天下”的罪名。复社是文社，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与政治斗争结合，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现象。张溥在文学上，维持前后七子的主张。实际他的复古，是要使古学为现实服务，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在精神上是大不相同的。他的《五人墓碑记》歌颂英勇的苏州市民与阉党的伟大斗争，强调匹夫之死“有重于社稷”，远非“缙绅”所能及，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烈的散文。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松江华亭人。他“自幼读书，不好章句，喜论当世之故”(《经世编序》)。曾和夏允彝、徐孚远、王光承等结“几社”，与“复社”呼应。“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杜春登《社事始末》)。他同样是以复兴古学相号召，企图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崇祯十一年(1638)，他和徐孚远、宋徵璧选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馀卷，多载“议兵食，论形势”，有关“国之大计”之作，可见其用世之志。明亡后，在抗清斗争中，壮烈殉国。陈子龙也赞同“七子”，反对“公安”、“意陵”。但与“七子”的盲目尊古不同，他是站在现实政治的观点上来尊古的。他的时代已不允许他脱离现实，完全去模拟古人。他的早期作品中就有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诗篇，如《辽事杂诗》、《小车行》、《卖儿行》等。明亡后，他在吴中作的十首《秋日杂感》，表达了他的怀念故国、哀悼殉国烈士的沉痛感情，兹举二首如下：
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夜雨荆榛连茂苑，夕阳麋鹿下胥台。振衣独上要离墓，痛哭新亭一举杯。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保处着渔舟。
直抒孤愤，豪放悲壮，是他的后期诗风的特点。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松江华亭人。父允彝，与陈子龙有师友之谊，完淳又以子龙为师。他生而早慧，七八岁即能赋诗，十一二岁“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明亡后，“揭竿报国，束发从军”，热烈地参加了抗清斗争。事败被执，英勇就义，年仅十七。夏完淳是一个少年爱国英雄，也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有一部分作品，受拟古主义的影响，内容比较单薄；明亡后，所作诗赋散文，抒写国破家亡的悲痛，一洗模拟面貌，具有饱含血泪，悲壮淋漓的独特风格。《大哀赋》指斥统治者的腐朽，惓念故国的沦亡，抒发“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元”的抗清救国抱负，慷慨悲歌，凄楚激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诗多怀人感事之作，如《六哀》、《六君咏》等，歌颂了许多抗清爱国烈士。又如《舟中忆邵景说寄张子退》：
登临泽国半荆榛，战伐年年鬼哭新。一水晴波青翰舫，孤灯暮雨白纶巾。何时壮志酬明主，几日浮生哭故人。万里飞腾仍有路，莫愁四海正风尘。
凭吊故国，悼念死者，更表现了乐观的积极战斗精神。《细林夜哭》，是哀悼他的老师和战友陈子龙的：
……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叙述他们互相敬爱，情投意合的战斗友谊，以及抗清失败共同为国牺牲的壮烈情景，声泪俱下，哀感动人。散文如《土室馀论》、《狱中上母书》等，临难陈词，“恨不灭此朝食”，而“吞声归冥，含笑入地”；犹复不忘“中兴再造”，“为北塞之举”，都是千古不磨的爱国主义杰作。
明末的爱国作家还有瞿式耜(1590-1650)和张煌言(1620-1664)等。式耜字起田，江苏常熟人；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勤县人。明亡后，他们都坚持抗清斗争，特别是张煌言，以舟以为根据地，组织抗清义军，出入沿海长江，不断地给清军以威胁和打击，先后达十九年。他们的许多诗篇，也都表现了至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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