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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厢记》的作者与故事流变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著名作品。据元钟嗣成《录鬼簿》和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记载，《西厢记》的作者是王实甫。明中期以后，有人认为《西厢记》是关汉卿所作，始见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指北杂剧）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有人认为是关作王续，始见于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刻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所收无名氏《驻云飞》：“汉卿文能（指擅长文章），编作《西厢》曲调精”，“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有人认为是王作关续，始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卷1：“《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52）“邮亭梦”即《西厢记》第四本第四折《草桥惊梦》；“碧云天，黄花地”，在《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以上数说，皆不足存信。
王实甫（？-1324前），天一阁本《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原音韵》卷首），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等地。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曲。
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录〔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自称：“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作者60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等语，则这位王实甫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与杂剧作家王实甫非为一人。
王实甫著有杂剧14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3种。《丽春堂》全名《四丞相歌舞丽春堂》，写完颜女真人右丞相乐善，退隐则以山水自娱，出山则能平寇安边。《破窑记》全名《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写宋代文人吕蒙正和妻子刘月娥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它不是出自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2种杂剧，各传有曲文一折。其余仅存名目，天一阁《录鬼簿》录有：《于公高门》、《明达卖子》、《七步成章》、《多月亭》、《进梅谏》、《丽春园》、《陆绩怀橘》、《双蕖怨》8种；还有《娇红记》一种见于曹楝亭本《录鬼簿》。
《西厢记》杂剧描写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来源于唐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唐代贞元年间，崔莺莺随母寄居于蒲州以东的普救寺的西厢院，与书生张生陷入情爱，后终遭张生遗弃。这个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李绅曾分别作《崔娘诗》、《莺莺歌》，吟咏此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流行甚广。文人诗词以之为典事，如晏殊《浣溪沙》词中借用《莺莺传》中的诗句“怜取眼前人”（《珠玉词》），苏轼《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中有“诗人老去莺莺在”，自注用《莺莺传》事（《苏轼诗集》卷11）。而苏门文人秦观、毛滂，则分别以崔、张故事为题材，写了“调笑转踏”歌舞曲，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局。稍后，曾在颍州做过苏轼属官的赵令畤（1051-1134，字德麟），把《莺莺传》改编为韵散相间、可说可唱的鼓子词，题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收载于其《侯鲭录》中。鼓子词采用王铚《传奇辨证》以《莺莺传》为“微之自叙”的说法，删去原作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和为自己“忍情”开脱的部分，谴责背信弃义的元稹，同情深情坚贞的莺莺，并以莺莺被弃为憾事。
同时或稍后，崔、张故事也进入了民间说唱和戏剧领域。在南方，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上收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有《莺莺传》。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卷10所记宋“官本杂剧”名目中有《莺莺六么》，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5所记金院本名目中有《红娘子》和《拷梅香》，可能就是演崔、张故事的。
在北方，金章宗（1190-1208）时人董解元，集其大成，以北宋时期的崔、张故事作品为基础，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由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这部作品又称为《西厢搊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叙写莺莺和张生的相爱、私奔以至美满团圆，改写了《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局，并以崔、张同崔老夫人的冲突代替了原作张生和莺莺的矛盾，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故事的主题。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又增饰了红娘、惠明和尚等人物，增添了新的情节，曲词也极为精彩动人。
第二节 《西厢记》的主题与人物形象
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以《西厢记诸宫调》为蓝本，重新改写了崔、张故事。《莺莺传》中所宣扬的“始乱终弃”的正面道德价值，不仅仅是元稹个人的自我意识，而且为当时社会的主导价值规范所认可。陈寅恪《读莺莺传》说：“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然而，这种“始乱终弃”的道德正当性，从晚唐北宋以来就一直遭到质疑。于是，赵令畤以“天长地久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的感慨惆怅（《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改写了元稹的“善补过”。董解元更以崔、张大团圆取代了莺莺被弃的结局。这些故事改写的执行者均为文人士大夫，这意味着改写的动力并非来自平民阶层，而是来自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需要通过改写崔、张爱情故事，重新塑造文人士大夫的形象，以回应对文人士大夫原本持有的婚恋观和人生观的质疑与挑战。而这种质疑与挑战恰恰来自平民阶层，来自民间文化。
如果将南宋时期以“婚变”为主题的南戏作品作为参照，便可以清楚看到这种质疑和挑战。在未经士大夫染指的《王魁负桂英》、《赵贞女蔡二郎》等作品中，负心的士子不是被受害女子的鬼魂夺去生命，便是因遭到天谴而丧生。可见，当时的民众愿望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抗议和复仇。这种抗议和复仇的强烈愿望，正是北宋以来社会关系变动的产物。科举制度的广泛普及，促使下层平民获得了进入仕途、改换门庭的机遇，但也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影响了家庭秩序的稳定。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庭秩序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像崔、张故事这样的传承久远的爱情故事，便不能不重新改写，以突显崭新的时代主题。
《西厢记》改写的着眼点有二：首先，男主人公张君瑞是出身贫寒或家道中落的青年士子，正处于由“民”转化为“士”的关键时期，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其次，张君瑞又是坚贞不渝的情人，具有情感与道德双重完善的人格特征，保证了大团圆结局的实现。与《莺莺传》相比较，在《西厢记》中，张君瑞怀才不遇，湖海飘零，但他却重爱情甚于重功名，在应试途中由于邂逅莺莺而留滞蒲东，将“云路鹏程”丢在脑后。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不同，《西厢记》杂剧将这一情节改为老夫人“逼试”，这就更突出了张君瑞“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则去那窃玉偷香上用心”的心理特征（第三本第四折《天净沙》）。张君瑞对爱情诚挚、执着而又专一，甚而至于近乎痴傻，前人评论张君瑞形象，就常说他是“志诚种”。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士人形象。这种新型的士人形象负有一项重要的文化使命，即向世人宣告，像张君瑞这样的风流情种并非洪水猛兽或者害马之群，而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中坚。他们的风流韵事丝毫没有破坏社会的伦理秩序，反而导致了新的社会和谐。与此同时，民众的愿望经过这一故事的长期反复的灌输，同样被系统地改写了，抗议和复仇的怒火渐渐冷却、熄灭，代之以稳定的“大团圆”心理模式。
《西厢记》成功地刷新了崔、张故事的主题，其秘诀不仅仅在于采用了大团圆的结局，而且在于它有意地颠倒了男人和女人在情场上的关系和地位。在剧作中，除了原始冲动这一无可推卸的责任以外，张君瑞沦于全面被动性的境地。由于从晚唐北宋以来，“始乱终弃”的道德正当性就一直遭到质疑，因此以《莺莺传》中的张生为代表的青年士子便处于被追究责任的境地中。如果在经过改写的故事里仍然保持张君瑞在爱情追求中的主动权，即使已经采用大团圆结局，对塑造新型的士子形象仍然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就会留下自我辩解的痕迹和改过向善的印象，而不能完全取消士子之“过”。换言之，保留张君瑞的主动性，必然会保持《莺莺传》原有的“善补过”的道德取向的历史连续性，尽管这种“补过”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因此，《西厢记》在重新改写故事时，为了彻底抹去这种历史记忆，不仅要在情节上割断张君瑞由“过”向“善”的行动链条，而且要赋予张生以全面的被动性，以便消解崔、张二人在恋情层面的冲突。
如何使得“善”成为原始动机？怎样才能使得“过”不仅被纠正了，而且干脆就复不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一种断裂来取代历史的连续性。张君瑞的全面被动性就是《西厢记》用以制造断裂的修辞策略：张君瑞渴望得到爱情，甚至不惜牺牲功名而追求爱情，然而却遭到来自于女人（包括老夫人和崔莺莺）的拒绝、阻挠和捉弄；作为爱情的追求者，张君瑞是无辜的也是不幸的。这样一来，“过”的可能性便从起点上被消除了。对张君瑞，观众和读者可能会同情他或嘲笑他，为他着急或者惋惜，唯独不会指责他，因为他是无可指责的。张生对莺莺的追求，自始至终都是一种两情相爱的真诚的追求，而不是一厢情愿的追求，更不是假心假意的追求。这正是《西厢记》改写的主要目标：取消士人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将主动性让给女人，意味着要由她们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西厢记》不是《莺莺传》的简单改写，而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创造。它不仅成功地改写了“始乱终弃”这一受到质疑的道德价值，而且巧妙地运用被动性修辞策略，成功地擦掉了改写的痕迹，从而赋予士人与佳人的爱情故事以前所未有的时代内涵：热情地讴歌张君瑞和崔莺莺自由而真挚的爱情以及他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深刻地揭露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封建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鲜明地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要言之，《西厢记》是在变动的社会条件下，对人际关系进行想象性修复的总体工程的一部分。它的改写的修辞策略，在高明《琵琶记》那里得到了再度的使用。
《西厢记》杂剧对崔莺莺在爱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心理，也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第一本楔子[赏花时·幺篇]）正是这种难以捉摸、无可名状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君瑞一见倾心，“回顾觑末”，“临去秋波那一转”（第一本第一折[赚煞]）。月下隔墙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君瑞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第一本第三折）于是她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每日价情思睡昏昏”（第二本第一折）。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她说：“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堤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同上[天下乐]）
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做压寨夫人。张君瑞在危难之机，仗义修书，请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让张君瑞与莺莺以兄妹相称。这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机遇，它既赋予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更赋予崔、张的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老夫人的许婚，不正符合传统的“父母之命”吗？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第二本第三折她唱道：
……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离亭宴带歇拍煞》）
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在“闹简”和“赖简”中，莺莺表现出对张生的“假意儿”，这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君瑞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要冲破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莺莺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爱情。而事实是，她终于跨越了“雷池”，大胆地与张君瑞私下结合了。
崔莺莺和张君瑞自由结合的事情暴露后，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君瑞上京应考求官，说：“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第四本第二折）崔、张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君瑞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君瑞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置。她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深深感到：离愁别恨，“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上，又早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第五本第一折[集贤宾]）甚至收到张君瑞高中状元后报喜的书信，也未给她带来欢乐：“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儿证候。”（同上[金菊香]）崔莺莺和张君瑞最后的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
《西厢记》杂剧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冲破外部压抑、传统禁锢和心理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
《西厢记》杂剧里的红娘形象也十分生动。红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对背信弃义的老夫人、仗势欺人的郑恒是反感的，对莺莺和张君瑞的恋爱是全力支持的。她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不仅一手促成了崔、张的私自结合，而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向老夫人陈说利害，维护崔、张的幸福。可以说，没有红娘，崔、张的婚事圆满结局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拷红》这场戏之所以数百年来盛演不衰，正是由于王实甫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一形象，并通过红娘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崔、张恋爱的支持和歌颂，以及对纲常伦理的嘲讽和批判。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
此外，剧中着墨不多的老夫人形象和惠明和尚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节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明初贾仲明称：“《西厢记》，天下夺魁”（《录鬼簿》补吊词）。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确，《西厢记》杂剧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西厢记》杂剧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北曲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篇幅比较短小。《西厢记》突破了北曲杂剧的体制，以5本21折的长篇巨制演述崔、张故事，而一折戏虽然多以一人主唱，但也有若干折由数人轮唱，体现出作者的创新精神。明人有见于此，所以称《西厢记》为“传奇之祖”。
《西厢记》杂剧在《西厢记诸宫调》艺术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修饰，情节单纯，结构严谨，而又波浪迭起，悬念丛生。全剧围绕崔、张爱情故事，主要设置了三对戏剧矛盾：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崔、张、红娘三人之间的矛盾，孙飞虎的叛军和崔家、张生及普救寺僧人之间的矛盾。三对戏剧矛盾中，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全剧的主线，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则是作家描写的重点。全剧情节单纯而不贫乏，连贯而不平淡，波澜起伏，变故迭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语言运用上，《西厢记》杂剧堪称古代诗剧的一个范本。朱权《太和正音谱》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西厢记》杂剧的语言往往既符合人物性格，又适合舞台演出，在戏剧性和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张君瑞的唱词爽朗热烈，跟他热情而乐观的性格一致。崔莺莺的唱词则表现出大家闺秀聪慧、优雅而又深沉、多情的风度。红娘的唱词特别泼辣、爽快，表现了她机敏、巧慧、侠心义骨的性格特征。《西厢记》杂剧善于运用各种色调──豪放的、婉约的、本色的、华美的语言写情达意，使剧中“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臧懋循《元曲选序》，《元曲选》卷首）。
《西厢记》杂剧的语言构成，以当时的民间口语为主体，适量而自然地熔化前人诗词文赋中的语句，形成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艺术风格。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里崔莺莺一出场唱的三只曲子，历来为人称道：
［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恓恓惶惶的寄。
第一只曲子融化了宋人范仲淹的《苏幕遮》词，情景交融，含蓄细腻；第二只曲子借景写情，情溢于景；第三只曲子从文转白，由雅而俗，抑止不住地直抒胸臆。三只曲子紧扣莺莺的情感变化，表情达意，臻于化境。《西厢记》杂剧中的佳句美不胜收，历来脍炙人口，流馨千载。
明清两代《西厢记》的刊本很多，根据傅惜华的《元代杂剧全目》、傳田章《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等著录，至今明刊本《西厢记》尚存60种，清刊本《西厢记》也有近40种。现存最早的明刊本是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而明末王骥德校注本和凌濛初校本影响较大。明清之际金圣叹批改《西厢记》，删去第五折，以《草桥惊梦》作结，现存的最早版本为清顺治间贯华堂刻《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金批本在清代影响极为广泛，几乎淹没了其他版本。在今人中，王季思校注的《西厢记》，质量最佳。
《西厢记》问世后，就一直在戏曲舞台上长演不衰，并出现多种改编、续作本。明代的改编、续作本，现存的有崔时佩、李日华《南西厢记》传奇，陆采《南西厢记》传奇，黄粹吾《续西厢升仙记》传奇，周公鲁《锦西厢》传奇，研雪子《翻西厢》传奇等；已佚的有李景云《崔莺莺西厢记》传奇，王百户《南西厢记》传奇，阙名《东厢记》传奇等。清代的改编、续作本，现存的有碧蕉轩主人《不了缘》杂剧，韩锡胙《砭真记》杂剧，张锦《新西厢》传奇，王基《西厢后传》传奇，吴国榛《续西厢》杂剧等；已佚的有沈谦《美唐风》传奇，程端《西厢印》传奇，杨国宾《东厢记》传奇，高宗元《南西厢》传奇，周圣怀《真西厢》传奇，陈莘衡《正西厢》传奇等。近世京剧有《红娘》（一名《西厢记》），川剧、越剧、豫剧、蒲剧、江淮剧等均有《西厢记》，河北梆子有《打红娘》，滇剧有《莺莺饯别》，评剧有《崔莺莺》，楚剧有《三才子》等。此外，鼓子词、子弟书、弹词、木鱼书等说唱艺术形式也多有据《西厢记》改编的作品，广为流传。
《西厢记》杂剧也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法国S. Julien（汉名儒莲）据金圣叹批本翻译的《西厢记，十六幕喜剧（Si-siang-ki;or L'histoire Du Pavillon D'occident , Comedie en Seize Actes），日内瓦T. 米勒出版社1872-1880年出版，是《西厢记》最早的外文译本。此后，佐托利（汉名晁德莅）译金圣叹批本《西厢记》（Occiduae Diaetae Memoria）第一本的楔子和第一折《惊艳》以及第三本第二折《白马解围》为拉丁文，收入佐托利编著《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 Neomissionariis Accomodatus，1879-1882）。德·比西（De Bussy）据此转译为法文，题为《Histoire du Pavillon Occidental》，上海徐家汇1891年出版。M. 基尼转译儒莲的法译本《西厢记，十六幕喜剧》为意大利文，意大利兰恰诺出版社1916年版。法国汉学家、翻译家巴赞（Bazin）撰写的《中国戏剧》（1883），是欧洲最早介绍《西厢记》的著作。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1888），是最早评述《西厢记》的俄文著作。G. T. 坎德林（汉名甘淋）及乔治T. Cardlin编译的《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美国芝加哥奥本克特出版公司1889年出版，是最早提到《西厢记》的英文著作，书中附有《西厢记》的一段原文。迄今为止，《西厢记》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等10多个语种的译本。《西厢记》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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