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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至崇祯间，白话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高潮，这些小说就题材内容而言可以分为世情小说、神魔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小说和时事小说等类别。《金瓶梅》是其中最杰出的作品，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明代说部中的“四大奇书”。
第一节 世情小说《金瓶梅》
《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有很大不同，《三国演义》写的是正史记载的英雄，《水浒传》写的是野史中的江湖英雄，《西游记》写的是神话传说的英雄，而《金瓶梅》则是如实地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从而标志着中国长篇白话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金瓶梅》成书于万历间，最初以抄本流传。现存最早版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随后又有天启(1621～1627)间《原本金瓶梅》；清康熙间又有张竹坡评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
《金瓶梅》的作者，一直没有定说。仅知万历刻本属名为“兰陵笑笑生”。兰陵有北兰陵、南兰陵之分，北兰陵，即今山东峄县，南兰陵指江苏武进县。明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有“嘉靖间大名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沛录》)诸说。近当代研究者也提出不少说法，较有影响的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诸说。无论作者是谁，从小说的内容看，作者当是一位熟悉官宦家庭生活及民间说唱艺术的文人。
《金瓶梅》是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推衍而成的，其表面上所叙的内容是北宋末年的事，实际上却是明中叶以后社会现实生活的写照。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回至第二十八回为第一部分，写破落户财主西门庆有一妻三妾，开着生药铺，并包揽词讼，放高利贷，与地痞无赖结为十兄弟，满县人都惧怕他。他还“专一嫖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第二回)。后遇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纳潘为妾。又谋害朋友花子虚，强娶其妻李瓶儿为妾，还奸占仆人来旺的媳妇宋慧莲，并将潘金莲婢庞春梅收入房内。其时，“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
第二部分，从第二十九回至五十四回，写李瓶儿生子，西门庆贿赂蔡京得任清河县提刑副千户，又认蔡京为义父。枉法害人，且纵欲无度。这一部分叙写西门庆由经济上的暴发到政治上得势的历史。
第三部分，从第五十五回至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为求政治上发展行贿至天子处，升为正千户，又得纵欲之药。潘金莲忌恨李瓶儿有子，以狮猫惊死其子，李瓶儿悲痛身亡。西门庆专意于潘金莲，一夕饮药过度暴亡。
第四部分，从第八十回至第一百回。写西门一家的“后西门庆时代”，即西门庆死后其妻妾的结局。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私通，事发而被吴月娘赶回王婆家，后被武松杀死。春梅嫁给周守备，有子立为夫人，仍与陈经济私通，并与周守备前妻之子有奸，后因奸被杀。时金兵入侵，吴月娘携西门庆遗腹子孝哥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出家。
《金瓶梅》是一部较全面暴露封建社会现实黑暗面的作品，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丑恶：在政治上，他们卖官鬻爵、枉法害人，在伦理、道德上，他们极端腐朽和没落。小说的中心人物西门庆是这种丑恶的化身。他原本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好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又与“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兄弟，称霸一方。他原有一妻二妾，又骗娶富孀孟玉楼，与潘金莲、李瓶儿通奸，后娶之为妾，并奸占妇女多人。与此同时他行贿钻营，步入官场，贪赃枉法，图财害命，还经营着药铺、织物等生意，为偷漏税，不择手段。小说集中从社交、官场和家庭两性生活几个方面，写出了集官僚、恶霸、商人于一身的西门庆的种种劣迹，揭露之广泛和深刻是前所未有的。作品还描写了西门庆妻妾间的争斗，特别是围绕着争庞和子嗣的矛盾，反映出她们的阴暗心理及封建家庭的罪恶。此外，作品还刻画了一群帮闲人物谄媚、欺诈的嘴脸。作品对种种人情世态的描写，可谓鞭辟入里，正如鲁迅所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
《金瓶梅》对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罪恶的暴露虽然是广泛和深刻的，但缺少思想的亮点。作品的主旨在对统治阶级和社会作规过劝善的说教，藉此以“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故对人物靡烂生活渲染较多，并杂以一些色情描写，虽然有些笔墨对刻画人物不无需要，因为作品展示的是一种非常态的即病态的生活现实，这样的描写确实可以使人最大程度地了解这个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家庭和病态的人，非此不足以写出西门庆的行为和心态，也不足以写出他这一群人的行为与心态，所以，这种色情描写是小说的艺术形象整体的一部分。但从另一方面说，文学作品中的色情描写对社会必然有某种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对像西门庆之类人物的色情描写，负面效果尤为明显。因为，第一，西门庆的两性生活是非常态的，他拥有一妻即吴月娘和李娇儿、李雪娥、潘金莲、李瓶儿等数妾，还奸淫了婢女春梅、宋蕙莲、玉宵、店伙妻王六儿、贲四嫂、奶娘如意儿、干儿子王三官母林太太、小仆人张小松、王经、及妓女李桂姐、李桂卿、郑爱月……这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造成的，这种婚姻制度在本质上是男女两性不平等的体现，是不合理的，在本质上也是非人道的。第二，小说对西门庆与妻妾等的两性生活的描写旨在展示这个人物生活上的淫荡，以为世戒，这从作者让西门庆纵欲而死的结局安排是不难窥知作者的本意的，所以尽管小说写了人物两性生活中的娱悦，但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其形象是丑的，而不是美的。在这一点上，只要与大致同期的《牡丹亭》传奇比较一下就清楚了。《牡丹亭》中《惊梦》一出写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欢会于牡丹亭。汤显祖在处理这一情节时采用了舞台暗转人物隐去，由众花神翩翩起舞护之于牡丹亭畔的表现方式，在人们的视觉上展现的是一个美的画面，作者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两性结合的美好，反观《金瓶梅》对两性生活的描写不能说二者间没有雅俗之别。金瓶梅》对两性生活的露骨描写方式终究有损于作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的色情描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鲁迅论及此一点时说：“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中国小说史略》)这种风气的出现，也不只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淫靡，还与明后期思想界、文学界反对封建理学禁欲主义、肯定人欲的潮流有一定的关系。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虽不无“离经叛道”的意味，但仍不能否认其某些方面的消极作用。因为，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的一定的制约，文学没有绝对的表现自由。后来的《红楼梦》对两性生活的表现就比较唯美，是个很大的进步。
《金瓶梅》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虽然也受到说唱文学的影响，但已不是在民间传唱的基础上加工，而是经过作者完整构思独立创作的作品，这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有所不同。其次，作品描写的不是历史或传说的人与事，而是作者耳闻目见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而且是通过一个家庭来折射社会，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写家庭生活为主的长篇小说，开创了世情小说这一派。再次，作品笔调冷峻，人物刻画细腻，细节描写丰富，语言生动传神，标志着中国小说史上写实文学创作的成熟。正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评价的：“她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受到这部小说的极大影响。
《金瓶梅》具有独特的艺术精神，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它，这个词就是“真实”。《金瓶梅》写出了那个尊奉“三纲五常”为政治、思想和道德主旋律的社会的另一面。这另一面虽然有些不堪入目，但却是那个社会尤其是其中的官僚阶层最真实的面孔。当然，如果《金瓶梅》的真实仅仅如此，其艺术精神也还算不上多了不起。作品更深一层的真实在于通过西门庆所代表的这个群体，赤裸裸地展现出在社会虚伪礼教的遮盖下，人性的扭曲和人的种种欲望及在欲望的驱动下的卑劣行径。在那个以科举进身来显耀身份的社会，西门庆不通“敲门砖”术，没混上“学历”和“文凭”，又识字不多，或许也不知道外语为何物（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十年（1582）才来中国，想必洋文也同时舶来。西门庆当是嘉靖（1522--1566）时人，没赶上学洋文，真不知他心里是苦恼还是高兴），但也懂得包装自己，在家里搞了个藏书楼，并自己题名“藏春阁”，这名字分明有些青楼的意味，活脱出他的本色，这就是他的真实。西门庆认干爹，交状元，行贿，走私，皆明里明做，很少人前做君子，人后做小人。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在告诉世人他是什么，从不用冠冕堂皇的字眼标榜自己。由此可知，西门庆虽然没什么高尚情操，但心底还不算十分阴暗。在假人言假事、文假文的文明社会里，西门庆到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如果一定要建造一座“明代文学形象名人堂”，西门庆获得的选票肯定不会比那个梁山起义军领袖宋江的少，他会在这座殿堂里占个显眼的位置。他的搭档潘金莲也够资格，在西门家她虽然也面临着与吴月娘、李瓶儿等人“争宠”的压力，但她仍我行我素不肯学学为人处事，活的也算真实。西门庆等的真实，向人们揭示出他这一个群体的真实。这真实像一面镜子，留下了那个社会五光十色的影像，也映照出后世官场中阿谀钻营、口是心非或沽名钓誉者的卑污灵魂以及有着辉煌外衣的伪文学的可憎嘴脸，使之无地自容。真实，是《金瓶梅》的艺术精神之一，也是《金瓶梅》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之根本。
《金瓶梅》以后较有影响的同类作品有《玉娇丽》，明代以这两部作品并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引袁宏道语说此书与《金瓶梅》同出一人之手，两书各设因果报应。“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而西门庆则一呆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沈德符评此书：“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然笔锋恣横酣畅，似优胜《金》。”《玉娇丽》又名《玉娇李》，清时已佚，或说现存《玉娇梨》即其复刻本。《金瓶梅》的续书有《续金瓶梅》等，大谈因果，思想和艺术都欠佳。
第二节 《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
在《西游记》之后，神魔小说日盛。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时说：“明嘉靖前后，小说出现的很多，其中有两大主潮：一、讲神魔之争的；二、讲世情的。”可知这类小说在明小说发展史上的规模和影响都是极大的。这类小说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模仿《西游记》的，如《四游记》、《西游补》；一种是别叙故事讲神魔之争的，如《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钟馗全传》等。
《封神演义》是继《西游记》之后最著名的神魔小说。这部小说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现存明金陵舒载阳刊本题作“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后人以此为据定此书作者为许仲琳。
《封神演义》写的是中国历史上武王伐纣的故事，也是有民间说唱文学作为创作基础的。远在汉、唐时期，就已有关于殷、周斗争的神话传说。至宋元时，讲史中有《武王伐纣平话》。当然，《封神演义》不完全是根据《武王伐纣平话》改编加工成的，因为平话是讲史，而《封神演义》则是写神魔之争，但它不过是借用平话所述的历史故事作为敷衍神话的轮廓和线索，其主要内容都是幻想出来的人物和情节，而历史记载上有根据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在它的艺术结构中只占有着很次要的位置。鲁迅在论及这部小说的性质时说：“书之开篇诗有云，‘商、周演义古今传’，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中国小说史略》）因此，《封神演义》被视为神魔小说。
《封神演义》全书一百回。它一方面假借历史事件，托古讽今，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具有某种进步历史观，另一方面通过神魔斗法的描写，宣扬了宿命论和“三教合一”的思想观念。作品自纣王女娲宫进香，题诗冒渎女神，神命三妖惑乱纣王开篇。从第二回至三十回，写纣王无道，设炮烙、造虿盆、剖孕妇、敲骨髓等暴行，同时写西伯脱祸，姜子牙出世，出现商、周交战的局势。接下回目写战争，佛道助周为阐教，邪恶之神助商为截教，最后周武王伐纣，纣王势败自杀，姜子牙封神，武王分封诸侯。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对封建社会暴政的批判和对仁君仁政的向往与追求。历史上的商纣王是商代奴隶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在位期间对东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曾起过作用，然而终因残暴与荒淫而遭到灭亡。武王伐纣在历史上也是应当肯定的。《封神演义》把商纣王和周武王的斗争加以神话化，使一切正义之神都用他们的神通和法宝来帮助周武王，歌颂了武王伐纣的斗争。这种反抗暴政，肯定武王伐纣的正义性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西游记》相比，《封神演义》的神话内容过多地与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宗教纠缠在一起，宣扬“三教合一”，同时宣扬宿命论，所谓“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的论调几乎左右了全书故事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周武王与商纣斗争的性质，削弱了本书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作品中的妲己形象虽与史实相符，如《史记》载纣王惟“妲己之言是从”，刘向《列女传》也说：“纣王，好酒淫乐，不离妲己，妲己所贵者贵之，所憎者诛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颠倒昏乱。”然而《封神演义》并非历史小说，书中的妲己被写成是一个修行千年的九尾狐狸精变化的美女，她奉命入纣王内宫惑君乱政，是商朝亡国的祸首。这显然表现的是女人为“祸水”的封建观念。
《封神演义》在艺术上受到民间神话传说的一些影响，写出了一些动人的情节和故事，如申公豹的倒行逆施、土行孙的土行法，特别是哪吒闹海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但是，作品缺少成功的艺术形象，人物大多是一种封建政治、道德标准的体现，性格模糊不清，语言也流于平板拖沓。
其他神神魔小说，值得提出的有《西游补》、《四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等。
《西游补》，董说作。董说(1620—1686)，字若雨。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三十七岁出家为僧，法名南潜，号月函。据鲁迅先生考订，《西游补》约成于明亡之前。书的主要情节是写唐僧师徒过了火焰山之后，孙悟空化斋进入鲭鱼气中，被鲭鱼精气所迷，想借秦始皇“驱山铎”使用。在青青世界万镜楼中，孙悟空见到了古今之事，当了半日阎罗天子，最后在虚空主人的呼唤下，醒悟过来，寻着师父，化斋而去。作者的写作目的不在补《西游记》，而是借孙悟空的行事和见闻，指责社会弊端，抒发自己的愤世激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此书的艺术成就评价颇高，称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西游补》有明崇祯刻本，今有影印明刻本。
《四游记》包括四部作品，出自几位作家之手，分别是：《八仙出处东游记传》，吴元泰著；《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余象斗编；《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余象斗编；《西游记传》，杨志和编。这些作品的宗教说教较多，但也杂有民间传说。《西游记传》保存了不少孙悟空故事的早期面貌。
《三宝太监西洋记》，罗懋登著。全书一百回，叙永乐中太监郑和七下南洋，威服外夷三十九国，使之朝贡事。书中言郑和到西洋，是碧峰长老相助，用法术降伏了外夷，收了全功。作品写中国近于神，外国则居于魔的地位，所以属于神魔小说之流。内容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并不符合。书中所记爪哇国、金眼国等，出于《瀛洲胜览》之类的书籍，多为荒诞不经的幻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此书“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文词不工，更增支蔓”，评价颇为中肯。
第三节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
明后期长篇小说，以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数量最多。历史演义小说以历史朝代、历史事件的演变为其内容；英雄传奇小说则以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前者大致依据历史记载，后者则多采自历史传说，虚构的成分更大。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大量产生有许多原因，政治现实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三国演义》的成功经验，诗文创作中的复古思想，发达的史文化提供的丰富题材和历史小说的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等，都是促成作者借历史题材，托古喻今，寄托理想的因素，因而也促成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
历史演义小说中较著名的是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列国的历史故事，是说唱文学中早有的题材。在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中，就有《七国春秋平话》和《秦并六国平话》。到明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在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参订史实，编著了《春秋列国志传》。这部小说从“苏妲己驿堂被魅”写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较全面叙写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但仍保留了不少民间传说，如“秋胡戏妻”、“临潼斗宝”、“卞庄刺虎”等。小说的文字也欠修润。明末冯梦龙又根据史书，对余邵鱼的《春秋列国志传》加以改订写成《新列国志》。《新列国志》记事从周宣王东迁开始，止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内容更符合史实，文笔也较生动流畅。这部作品是除《三国演义》外流传最广的通俗历史演义小说。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在演义思想上也继承了《三国演义》的传统，卷首吴门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特别指出作品主旨：“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开卷瞭然，披而览之，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戒，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捋，宁惟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强调了小说与《六经》诸史同等的价值，这是因为小说有义理存焉，这显然是对《三国演义》以来历史演义小说传统的弘扬。清代蔡元放又将《新列国志》修订润色，并加上评语，改名为《东周列国志》于乾隆年间刊行，此后这部小说的传播更为广泛。
明后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写明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不少，著名的有：《皇明开运英武传》，又名《英烈传》，无名氏作，演明代开国历史；记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的《承运传》，无名氏作；写于谦事迹的《于少保萃忠全传》，孙高亮作。这些作品在创作上直接取材明代历史，反映了明代小说家对明代历史积极关注的态度。
英雄传奇小说中有代表性的是《北宋志传》。作者熊大木，字钟谷，福建建阳人，所著还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北宋志传》是在宋元流传的杨家将故事的基础上创作的。小说描写了北宋杨业一家世代抗辽的故事，谴责了破坏抗辽事业的佞臣。精彩的情节有幽州大战、杨业碰碑、杨六郎守三关、十二寡妇征西等。作品刻画了杨业、杨六郎、杨令婆、穆桂英等的英雄形象，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精神。但是，这部作品也过多地宣扬了封建的忠君思想，一些迷信的描写也不可取。吉衣主人的《隋史遗文》，叙隋唐之际秦琼等人的传说故事，情节曲折，文字也有一定的可读性。总的来看，明后期的历史小说在文学上有很大成就的不多，多数作品结构不够谨严，人物性格不鲜明，艺术上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有的只可视为历史通俗读物。
第四节 公案小说和时事小说
在世情小说、神魔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小说之外，晚明出现的公案小说和时事小说也格外引人注目。晚明社会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明王朝风雨飘摇，是这类小说产生的主要社会政治原因；其时，有识之士忧国忧民，忧患意识日深，以积极的姿态采用小说写史的传统，以达到醒世警世的目的，是这类小说产生的主要思想文化原因。
在宋元“说话四家”之“小说”中已有公案小说，不过在长篇小说中公案类型出现的稍晚些，这是相对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等而言。现存明代长篇小说中公案类型作品只有两部：《包龙图百家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包龙图百家公案》，简称《百家公案》。作者安遇时，钱塘（今杭州）人。存本最早者为万历二十二年（1594）朱氏与畊堂刊，一百卷一百回。卷首有《国史本传》、《包待制出身源流》。《包待制出身源流》以小说形式叙包拯出身至做县令间事，总领全书故事。书之正文以公案分回，叙包公断冤折狱的故事，每回一个故事，先叙案情、诉状，后写判词和结局，内容主要采自民间传说，或元杂剧包公戏的素材，一些故事带有明显的神话传说色彩，情节较引人入胜。各回事故之间无情节上的联系，但各故事在主题上是有联系的。全书通过一个个包公断案的故事，多角度表现了包公正直不阿的人品及明于断案的才干和为民请命的精神，但对人物也有神化的倾向，且屡次写到包公利用鬼语、梦兆等手段破案，有传播迷信之嫌。
《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作者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兴化（今江苏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宰相。著作有《贻安堂集》，小说初刊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正文前有海公传。正文以公案分回，叙海瑞断冤折狱的故事，每回一个故事，独立成篇，每个案事由状告、情节过程、海瑞判案几部分构成，全书通过一个个公案故事，刻画出海瑞刚正不阿，为民做主的清官形象。叙事简明，文字有可读性。
《百家公案》和《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的情节结构是不同于《三国演义》等类章回小说的，其每一回均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与其他回并无情节上的联系，从这点上说，每一回就是一篇短篇小说。但从全书结构着眼，正文前均有主人公传记，有总领全书思想内容的作用，全书所有故事都是主人公行为的演绎，所以又不能视全书为短篇小说集。这两部书的结构，更像是一种系列组合式，即由一个主人公串连全书各自独立的故事，就像是现在电视剧中的系列剧。在艺术形式上，这两部书也都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具有章回小说的文本特点。因此，《百家公案》和《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是理当视为长篇小说的。其结构可谓别具一格。
《百家公案》和《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对后世盛行的侠义公案类小说影响不小，这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已经指出：
拯字希仁，……除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立朝刚毅，关节不到，世人比之阎罗，有传在《宋史》，而民间所传，则行事率怪异，元人杂剧中已有包公“断立太后”及“审乌盆鬼”诸异说；明人又作短书十卷曰《龙图公案》，亦名《包公案》，记拯借私访梦兆鬼语等以断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后又演为大部，仍称《龙图公案》，则组织加密，首尾通连，即为《三侠五义》蓝本矣。
鲁迅这里提到的《龙图公案》，出于《百家公案》之后，是书乃抄辑诸家公案而成，其中抄自《百家公案》的故事有四十九篇之多，所以，说《龙图公案》影响后来的侠义公案小说，不如说这种影响来自《百家公案》更确切。清俞樾《七侠五义序》也提到明代公案小说的影响：
往年潘郑盦尚书奉讳家居，与余吴下寓庐相距甚近，时相过从。……尚书云：有《三侠五义》一书，虽近时所出，而颇可观。”余携归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盦之一盼乎？”
对俞氏提到的《龙图公案》也当作如是观，因为没《百家公案》是不会有《龙图公案》的。
晚期时事小说与三大事件相关，即明军抗击清军、魏忠贤专权乱政，李自成农民起义。这三大事件最终决定了明王朝的命运，以大事件为题材内容的时事小说则成为明王朝命运的艺术写照。
以明军抗击清军为题材内容的时事小说今存三部：《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平虏传》。
《辽海丹忠录》成书于崇祯（1628—1644）间。八卷四十回。作者陆人龙。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谓“明陆云龙撰”，实误。陆云龙乃人龙兄，杭州书坊主，其峥霄馆在天启、崇祯年间刊书众多，今存者达二十余种，其中通俗小说四种：《禅真逸史》、《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型世言》。陆人龙是小说家，《型世言》是他编撰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曾与冯梦龙，凌濛初的短篇小说集并称“三言二拍一型”，后国内无传本，湮没无闻，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由陈庆浩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现有影印本行世。陆人龙为《辽海丹忠录》的作者，见于此书卷首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序中所述：
顾铄金之口，能死豪杰于舌端；而如椽之笔，亦能生忠贞于毫下，此予弟《丹忠》所由录也。
陆云龙有姊弟五人，其中兄弟几人不得而知，除陆人龙外，未见有其他人写小说的记载，所以，从陆人龙写作过《型世言》看，《丹忠录》的作者非他莫属，存本题“平原孤愤生戏草”，这应是陆人龙的笔名了。
《辽海丹忠录》的主要内容写晚明时平辽总兵毛文龙抗击后金（清）努尔哈赤事。万历末年，后金努尔哈赤统一了海西一带，不断进逼辽东。布衣毛文龙立志报国，奔赴辽东，屡立战功，收复不少失地，实行屯田，以备战事。天启初，毛文龙升为平辽总兵，时袁崇焕为辽沈总兵，毛文龙从海上配合袁崇焕同努尔哈赤作战，获胜。后崇祯即位，以冒领军饷罪处死毛文龙。
毛文龙是晚明军事家和抗清的民族英雄，但命如岳飞，忠而被害，故小说作者叙写其人其事，感慨亦多。翠娱阁主人序作者写作之目的云：
一腔热血洒何地，不洒于国，为谁洒乎？所可痛者，贺兰山下之侠骨，犹蒙诟詈之声；钱塘江上之鸱夷，只快忌嫉之口。此忠臣饮恨九泉，旁睹者亦为之愤懑也。……顾铄金之口，能死豪杰于大端，而如椽之笔，亦能生忠贞于毫下。
作者虽然不能真正明了像毛文龙这样的抗清英雄被害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政治的腐败，但亦存报国之忠心，力图以文字方式为英雄伸张正义，正如序者所言：“事之宁核而不诞，不剿袭于陈言，不借吻于俗辈，议论发抒其经纬，好恶一本于大公。”表现了时事小说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文化精神。
小说在风格上主观抒情色彩较重，因为作者要为毛文龙这样的抗清英雄树碑立传，要为其鸣不平，故其行文议论处不少。作者的对国事的忧虑，对世事不公的愤慨，对英雄忠而被谤的扼腕长叹，每每流露于笔端，使作品带有较突出的抒情性，颇为感人，成为晚期时事小说中的优秀之作。
《镇海春秋》，存本不全，仅十回至二十回。书中叙写的主要人物也是毛文龙。朝鲜国王李盼有二子，长子嵩，立为太子，夭亡；次子晖，继为国王，结好奴尔哈赤。奴尔哈赤兵侵镇江（丹东），总兵毛文龙往朝鲜借兵，朝将通报奴尔哈赤，致使毛文龙兵败。朝鲜宫内政变，李倧杀晖自立为王，朝鲜藩臣李适谋反，毛文龙助李倧取胜。后金兵攻宁远，被袁崇焕击败。努尔哈赤死后其四子即位，攻破郭州，毛文龙发兵夺回。袁崇焕因后金兵攻打锦州时坐视不救被削籍。崇祯时，袁崇焕复职，应努尔哈赤四子密约，杀掉毛文龙。不久后金兵攻取宁远等地，袁崇焕不战，被崇祯召入京城下狱。
是书刊于崇祯间。袁崇焕在崇祯三年（1630）以“谋叛罪”被处死，此乃后金（清）反间计所致，但崇祯时真相未明，时人都以“叛臣”视之，故此书对其亦多贬斥，同情和歌颂毛文龙的笔墨较多。作者在主观上也是将小说赋予了记史功能的，故较注重叙事，人物刻画不够鲜明。
另一部写崇祯间军民抗击清军的作品名《平虏传》，二卷十九回，全名《近报丛谭平虏传》。叙清兵逼近京畿，袁崇焕奉命征剿，毛文龙被杀，清兵由海上南下，后袁崇焕以失职诸罪下狱，清军败去，天下太平。是书追求纪实性，作者自称：“近报者，邸报；丛谭者，传闻语也。”道出小说采取的是史实与传闻相结合的手法。这种叙事手法使内容的时事色彩更突出，增加了真实性，只是作者对素材的提炼尚显不足，小说结构也较松散。
以魏忠贤弄权乱政为题材内容的时事小说主要有四部：《檮杌闲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檮杌闲评》又名《明珠缘》，无名氏作，内容写宦官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印月互相勾结篡权乱政的故事。书中对侯一娘与魏云卿的关系、魏忠贤与客印月、侯秋鸿的关系描写也极多，所以这部小说兼有“讲史”与“言情”的特点。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八卷四十回，作者草莽臣。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曾取“草莽臣”以自号，故有以此书为冯梦龙所作之说。书叙魏忠贤弄权乱政，记其罪恶一生。卷首峥霄主人（陆云龙）《凡例》对此书的编撰特点及目的有清楚表述：
是书纪自忠贤生长之时，而终于忠贤结案之日。其间纪各有序，事各有论，宜详者详，略者略，盖将位一代之耳目，非炫一时之听闻。
是书自春徂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清朝》、《圣》、《政》两集、《太平洪业》、《三朝要典》、《钦颁爰书》、《玉镜新谭》，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绮语之戒。
是书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
《凡例》突出强调了这部小说史实的真实可信性，这大概也是作者追求的目的之一。《凡例》特别指出了此书与流行的“四大奇书”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此书如此，同类型小说均有这种情况，说到底是小说作者不希望人们将这类作品看成是虚构的东西，而是当成历史读，当成时事读。这种意识中有把小说当成政治宣教的倾向，但不可否认其积极的参与社会政治，关注国家命运的价值和意义。由于编撰者重视纪实而忽略小说艺术的特点，作品不免在艺术上缺少鲜明的形象，文学描写不够细腻生动，文笔较为呆板。
《警世阴阳梦》和《皇明中兴圣列传》在思想和艺术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相似。这些作品都在魏忠贤事败后不久问世，自然缺少艺术上的精雕细刻，虽状魏奸一生罪恶，令人痛恶，有一吐之快，但其他人物的描写仍多类型化，个性不够鲜明。
题材内容取自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时事小说有《剿闯通俗小说》，南明弘光元年（1645）刊出，书当作于崇祯末年。小说由“西吴懒道人口授”，西吴无竞氏序，这也许就是作者，为知识分子无疑，其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态度，自然是站在统治阶段一边，所以若从政治的角度看，作品难以肯定。但文学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这部作品的价值如何并不取决它的政治倾向，而在它的艺术，以此衡之，小说的内容说不上生动有趣，文学描写明显不足，故一直未见批评家的好评。
晚明时事小说的艺术渊源，可以上朔到宋元说话四家之“说铁骑儿”。在明代说部中，这类小说在整体上是不能与《三国演义》等“四大奇书”相比的，因为它在艺术上明显不够成熟，但这些作品构成了明代一种新的小说类型，这是一种纪实型，和当时的时事剧一样，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的精神，扩展了小说艺术表现的题材空间，也赋予了小说新的社会功能，从根本上说是将时事与小说艺术结合到了一起，尽管还只能算是一种尝试，但是有积极意义的。晚清和国民初期的政治政良小说当与这种时事小说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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