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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复兴派诗人
阿拉伯现代文学生成期最早涌现出的一派诗人，以阿拉伯古代大诗人为楷模，作品题材与表现手法基本遵循阿拉伯古典诗歌传统，讲究严格的格律韵律，风格典雅，他们力图恢复因受土耳其异族统治摧残而凋敝的阿拉伯诗歌传统和光荣，并把诗歌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故被称作复兴派诗人，或传统派诗人。复兴派诗歌是阿拉伯现代诗歌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尽管有的阿拉伯史家和评论家曾对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将其看作是诗歌革新的对立面，但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看法，因为大多数复兴派诗人都突破了传统题材的狭窄范围，把诗歌和民族的历史及现实联系起来，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所创新，甚至“离经叛道”的“无韵诗”也出自他们之手，可见他们对阿拉伯诗歌艺术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复兴派诗人在埃及的代表除巴鲁迪外，还有艾哈迈德·邵基、哈菲兹·易 卜拉欣等。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誉为“诗王”的邵基。
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是本世纪初埃及和阿拉伯诗坛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出身贵族家庭，且有土耳其血统，是在埃及宫廷的优越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他早期的诗歌带有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采取亲土耳其的立场。诗作的主题多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他一方面赞扬奥斯曼帝国君王英明伟大，反对麦加的谢里夫领导的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统治、争取独立的起义，表现出对阿拉伯民族根本利益的无知与对宗教与政治的混淆，一方面又谴责残酷杀戮，呼唤仁慈与和平，显示出深沉的人道主义。
在其初期诗歌创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爱国主义诗篇。189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欧洲东方学者大会上，邵基发表了长达290联的长诗《尼罗河谷大事记）。这首诗从伟大的法老时代开始，追述埃及民族和宗教的历史，突出了伊斯兰教的国家和英雄，反映了青年诗人对民族历史的珍视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代替了土耳其在埃及的统治地位，邵基因与亲土耳其政府有关联而受到牵连，被远逐到西班牙，但他将“流放”变为第二次留学，系统地钻研了阿拉伯古代文学遗产，并写出大量具有安达鲁西亚清新明快风格的“穆沃沙赫”体诗歌。一战期间，他还在异国写出了《我们的琴师》和《辉煌者》两首著名的爱国诗歌。
1921年，邵基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连续写出了 《尼罗河哟！》、《狮身人面像》等长诗，进一步歌颂埃及的光荣历史和古老文化。1927年邵基达到了他荣誉的顶峰。这一年，来自阿拉伯各地的诗人、文学家为他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并为他戴上“诗王”的桂冠。
据统计，邵基的诗歌总量达24，000个联句共48，000多行，是阿拉伯现代诗歌宝库中一笔很大的遗产。邵基诗歌创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借鉴古代文学遗产，采用传统诗歌的格律韵律，特别是向穆台纳比、布赫图里等独具风格的大诗人借鉴。
（二）注意艺术技巧、特别是修辞技巧的运用，词藻丰富，句式华美。
（三）述史与抒情相结合，诗歌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纵深感，并常穿插寓意深刻地哲理警句。
邵基是一位诗歌创作的实践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很少提出系统的诗学主张，即使偶尔谈及创作，也显得比较肤浅。但他提出的“掌握知识，进行实践”、“不要将诗当作一种装饰，来掩盖对世事的缺乏了解”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没有一位诗人承受过邵基所受的那样多的批评。但他逝世后，随着对复兴派古典主义诗歌研究的深入，否定和批评过邵基的人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邵基是那个时期“给阿拉伯诗歌重新带来力量、恬静和地位”的人。
号称“尼罗河诗人”的哈菲兹·易卜拉欣（1876—1932），是与邵基齐名的埃及现代诗人。
哈菲兹出生于普通家庭，父早逝，自小寄人篱下，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但靠个人的勤奋与努力，终于成为一名诗人。
他的社会地位卑微，个人经历坎坷，因此早期作品多倾诉，多慨叹。1900年他退役回到开罗，目睹了国家在内忧外患中破败，人民贫困而愚昧。哈菲兹将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写出一首首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其中，为控诉1906年英殖民者制造的“丹沙微惨案”的罪行所写下的诗篇《丹沙微》最为著名，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义愤与炽热的情感。
哈菲兹的诗坦率、明快、大胆，有时矛头直指英国占领者中的最高权力者。在思想感情上，他是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一致的，这在他为烈士所写的挽诗中可以看出来。这些诗激动人心，不仅表现个人的友谊和感情，而且抒发了民族的哀恸和心声。
哈菲兹支持一切有利于民族复兴的改革主张，支持教育救国并要求改善埃及妇女的社会地位，但他主张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即对妇女既不要“束缚”太紧，也不要过于“放任”。这与他思想中落后于时代的陈腐观念有关，这也导致他政治上有时的自相矛盾。
哈菲兹认为弘扬民族文化与历史，是民族复兴和独立的前提条件之一。1925年他在《埃及》一诗中，以广阔的历史眼光，回顾尼罗河两岸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表现出了民族自豪感。关心阿拉伯语，保卫民族语言，也是哈菲兹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1903年《阿语诉苦》就是一篇很著名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诗歌。
哈菲兹在继承阿拉伯传统诗歌艺术上作了巨大努力。他能熟练地运用多种古典诗体格律，并在一首长诗中变换多种风格。在描绘事件和不寻常的场面上，他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他一方面从总体上把握场景，显示出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又通过听觉视觉的生动感受来展示细节，使描述对象显得清晰、具体，哈菲兹诗歌的语言较为通俗易懂，风格接近大众化，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
哈菲兹与邵基是阿拉伯现代诗坛最早升起的两颗明星。他们具有复兴阿拉伯诗歌的使命，并把毕生献给这一事业。正如塔哈·侯赛因指出的：“这两位诗人都为埃及带来了巨大光荣，都用最甜美的声音在半个世纪或近半个世纪里滋润了阿拉伯东方的心田。他们复活了阿拉伯诗歌，给它带来了活力、青春和解渴的甘露。”
伊拉克的复兴派诗人
伊拉克地区的阿拉伯诗歌，在古代有过极为辉煌的成就，但在土耳其统治下日趋衰败。直到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埃及与旅美派文学的影响下，伊拉克诗人将诗歌创作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使诗坛再次焕发异采。其中最具民族意识和遗产意识的，是声名远播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两大诗人：宰哈维和鲁萨菲。
朱麦勒·希德基·宰哈维（1863—1936）是一位既关心阿拉伯民族命运，又关心阿拉伯文学革新的复兴派诗人，他提倡科学、擅于在诗中作哲学思考，故被称为“诗人哲学家”。
宰哈维出身于一个巴格达的宗教学者家庭，自小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曾因在一个地下组织的集会上发表一篇题为《我们沉睡到何时》的诗而被监禁，也曾拒绝成为国王的御用诗人；他曾因优美的诗作深受欢迎，也曾因有无神论倾向倍受攻击。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屈身垂首者的演讲》一文中，他说：“每当我看到人民进步缓慢，我就感到极大失望，每当他们受骗，我的心便如刀绞。每当他们屈服于暴君，我就被泪水窒息。”他在晚年写出了长达四百三十五个联句的著名长诗《地狱的革命》。这首诗构思新奇，蕴意深刻，以犀利的笔锋，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笔法，歌颂了反抗与革命。由于这首诗，他被许多宗教人士称为“叛教者”和“伪信者”。
宰哈维是一位多产诗人，共有七部诗集。其中五部是他生前出版的，有 《创伤集》、《宰哈维诗集》、《宰哈维四行诗集》、《精粹集》和《滴泉集》、《沉渣集》与《魔鬼的诱惑》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他还从波斯文翻译出奥玛尔·海亚姆的一百三十首四行诗。
宰哈维是第一个创作叙事诗的伊拉克诗人。这类诗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社会底层生活、挣扎的人们，既有叙事，又有抒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诗歌形式上，他勇于探索，主张打破韵脚的束缚，并带头创作出无韵诗。这一实践在阿拉伯现代诗歌革新上有启示意义。
宰哈维的诗具有通俗化、平民化的倾向。尽管他在形式上仍坚持传统格律，但内容、语言上却大大有别于传统诗。他的诗歌语言平易流畅，极少雕饰，表达自由、感情真实。这些风格使他的诗在文人圈子外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他还擅长描绘令人激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日常所见却往往被忽略的普通人形象。
宰哈维的诗作也受到一些批评，如重思想而轻语言，过多地把哲学、科学问题塞入诗歌，常常使用废弃的词汇等等。哲理诗是宰哈维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领域。在《泪在说话》中，他大胆地否定信仰主义，但最终并未成为无神论者，而是摇摆于理性主义和宗教感情之间，有时又退回到宗教的避风港里。
与宰哈维齐名的伊拉克复兴派诗人是马鲁夫·鲁萨菲（1875—1945）。他生于巴格达一普通家庭。曾任伊拉克议员和教育部阿语督察，但其一生的最后十年靠养老金生活，窘迫艰辛地走完人生道路。
鲁萨菲能诗擅文，除了诗歌这一主要创作形式外，还写过大量的散文作品，包括专著、书信、批评和各种文章。他的诗歌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对社会、时代、传统和对政府、宪法、政党、政治人物的看法，以及对大自然、生命、宇宙的描述与思考，主要表达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绪。他抨击导致民族落后的传统习俗，对社会上的腐败与落后深感不安，强烈要求进行社会改革。他同情生活在苦难中的同胞，社会上的弱者，无依无靠的孤儿常常是鲁萨菲笔下的主人公。如《节日中的孤儿》、《病中的寡妇》、《孤儿的母亲》等几首长诗，就是描写贫苦人民的灾难与痛苦的。不仅如此，他还谴责造成这些不幸的腐败分子，反动分子和外国剥削者。对国家民族前途充满关心与忧虑。
在曾萨菲的诗中，有不少关于妇女问题。《东方妇女》一诗描述了东方妇女的苦难，受到的束缚，抨击了在东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习俗。
鲁萨菲对自己的民族抱有使命感，他大胆地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在第一次大战后，他写了许多诗，抨击托管当局和他们扶植的政府，揭露托管政府的虚伪性。他把人民的不幸归因于民族的大人物和宗教领袖，在诗中呼唤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
鲁萨菲的诗作题材广泛，结构严谨，表现手法多样，他善于把思想变为形象，不管是揭露、控诉，还是警策、讽刺，都通过鲜明具体的形象来进行。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对宗教偏见、教派纷争的深刻厌恶，对弱者和社会底层人们的极大同情，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他的理想主义，对视作“生命”的自由的憧憬，在某种程度上有与苏菲主义——神秘主义相近相通之处。他提倡一种与传统道德有别的新道德，并把科学、教育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和建设新道德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加强了他在阿拉伯现代复兴派中的地位。
鲁萨菲与宰哈维在选材角度、艺术手法上颇为相近，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一样，经历的事件大体相似，又都受到现代文明和西方的影响，希望走上革新道路。他们二人成为伊拉克的文学复兴的两盏明灯。
●黎巴嫩的复兴派诗人
黎巴嫩自古是文才倍出的地方，在二十世纪初，在世界与阿拉伯世界变动的冲击下，黎巴嫩文坛又大放异彩。其中最有成就的是跨国诗人哈利勒·穆特朗 （1872—1949）。他的祖国是黎巴嫩，但他的大半生是在埃及度过的，因此被称为“两国诗人”，有时还被称为“阿拉伯地区诗人”。
穆特朗与邵基、哈菲兹并称为“诗坛三杰”，但穆特朗与其他复兴派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他不仅重视保持阿拉伯诗歌的传统，注意加强今与古的联系，而且十分重视阿拉伯的变革与创新。就其诗歌的发展趋势和艺术倾向看，他属于介于复兴派的古典主义和笛旺派、旅美派的浪漫主义之间的一位诗人，甚至被称作开辟阿拉伯浪漫主义诗歌道路的一位先行者。
穆特朗生于黎巴嫩名城巴勒贝克一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自小对语言、文学就产生浓厚兴趣，能读懂土耳其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他曾创办《埃及杂志》——阿拉伯最早的一份文学刊物，还担任过《金字塔报》的编辑。由于在诗中表达对土耳其异族统治深为不满，因此受到土耳其当局的监视与迫害。
穆特朗的诗在风格上与一般传统诗歌不同，因此被某些他称之为“顽固僵化的学究批评家”讥笑为“现代诗”。但他坚持“诗自身及其所在之美”为评判一首诗的标准，宣布他的诗是“未来之诗”，因为“它们是生命之诗，真理之诗，想象之诗”。
穆特朗不断扩大诗歌的社会容量与表达空间，让诗歌主题呈现多样化，并且在诗体上进行革新，把带有史诗性质的故事诗，即叙事诗，引入阿拉伯诗歌园地。《山女》、《两个孩子》、《雅典长老》、《中国长城》等都是写得较好的作品。他的叙事诗旨在激励沉睡者觉醒，软弱者奋起，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间接反映社会现状。穆特朗的诗不仅是“文学之诗”，还是“行动之诗”，它们是“诗人以其真实的感情作出的牺牲，为他的祖国进行的圣战，为他的民族的儿女们，特别是弱者和求告者们作的服务。”
除了以历史为借鉴外，他的叙事诗还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人民苦难、爱情悲剧的，例如长达一百八十八联的拉吉兹体的《人性的烈火和爱情的烈火》和《胎儿烈士》等。《肺腑之言》号召人民走上真正进步的道路，是作者民族主义的体现。他的悼诗充满着对民族英雄和为祖国作出过贡献的文学家、科学家的敬佩之情。
穆特朗最具个性的是抒情诗，如把星星想象成恋人的《倾诉》，发思古之幽情的《在金字塔前》等。其中最感人的是《哭泣的雄狮》（即《夜晚》），是在四十岁左右写下的，被认为是他最优美的抒情诗。穆特朗在他的抒情诗中大量倾注个人的真情实感，表现出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在表现个人忧伤痛苦、孤独寥寂时，借助大自然广阔深邃的背景，体现一种博大的精神。
穆特朗的创作推动了阿拉伯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对阿拉伯旅美派文学家、对后来的阿波罗诗社的成员们都产生过相当影响。他在阿拉伯诗坛的地位在他四十多岁时就牢牢确立，被称作“诗界前导”。他的诗既保持了阿拉伯文学的不朽个性，又给它指出一条通向高雅和完美的道路。但穆特朗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革新派诗人，他只尝试着探索一条新路。他本人也谦虚地承认：“我的风格是陈旧的，只是加进了一些新术语、新思想而已”。但穆特朗为阿拉伯文学界作出巨大贡献，成为享誉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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