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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说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已达到空前紧张、激烈的阶段。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局面。
1853年，沙皇为争夺近东的控制权，同土耳其、英、法等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于1855年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专制暴君尼古拉一世的去世，结束了俄国历史上“黑暗的七年”（1848—1855）这一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新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俄国的农奴制经济危机日渐加深。在围绕着如何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寻求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拯救国家和灾难深重的农民这一系列问题上，社会的两大思想阵营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康·德·卡维林 （1818—1885）、巴·瓦·安年科夫、瓦·彼·鲍特金为首的自由派，站在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贵族统治的人民革命，只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却从农民的利益出发，主张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彻底解放农民。随着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投入到反专制农奴制的战斗，俄国解放运动由贵族革命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或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宣布废除农奴制，并实行一些自上而下的改良措施。但农奴制的废除并没有使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俄国整个社会都在抗议农奴制改革的骗局，戳穿它的欺骗性。1862年，沙皇政府又开始反击，他们逮捕了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查封了进步杂志《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并疯狂镇压农民起义。这个时期延续到民粹派运动兴起的六十年代末。
在五十、六十年代，杂志是最有力的舆论工具，各种不同派别、观点的论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冲突，都在杂志上得到强烈的反映。《现代人》（1847—1866）、《俄国言论》（1859—1866）、《北极星》（1855—1868）和《警钟》 （1857—1867）等杂志是民主派文学政论的中心。在它们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家。
《现代人》在涅克拉索夫的主持下，吸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为编辑，使其在进步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它的周围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格里戈罗维奇、托尔斯泰等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波夫的著名论文《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不是转变的开始吗？》（1860）和《黑暗王国》（1959）、《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 《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60）等都是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贵族自由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相继退出《现代人》后，一批民主主义作家如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尼·格·波缅洛夫斯基、尼·瓦·乌斯宾斯基又充实了杂志。这份杂志还发表过许多文学作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诗作、谢德林的特写、乌斯宾斯基的特写《遗失街风习》等，在当时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也招致沙皇政府的迫害。
《祖国言论》是当时另外一份进步刊物，它是《现代人》杂志的同盟军。与进步杂志直接对立的，是保守派的杂志《读者文库》（1834—1868）和《俄国导报》（1856—1906）。
《北极星》和《警钟》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在伦敦创办的。它们配合国内的进步杂志，号召人民起来同农奴制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文学上最显著的特点是许多平民知识分子进入了作家队伍，他们的进入，引起了作家社会构成的变化，也引起了文学作品主题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更加民主化，涌现了大量写农民题材的作品。涅克拉索夫可以说是“农民的歌手”，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被遗忘的乡村》（1855）、 《大门前的沉思》（1858）、《伏尔加河上》 （1860）和《严寒，通红的鼻子》 （1864）、《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尼·瓦·乌斯宾斯基的许多特写也反映了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愚昧和农奴制度对他们身心的摧残。托尔斯泰这一时期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也通过描写农民的特殊心理反映地主和农民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的笔下还出现了雇佣工人的形象，描写资本主义兴起阶段包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压榨。这类作品有涅克拉索夫的 《铁路》 （1864）、列舍特尼科夫的三部曲《矿工》、《格鲁莫夫一家》和《哪儿好些？》 （1868）等。
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要求作家彻底而无情地展现出现实生活的丑恶和可悲，而且还要表达出人们的思想探索和对理想的追求。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正是应运而生的正面人物形象。在屠格涅夫的小说，充分体现出由平民知识分子取代贵族知识分子的整个过程，《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和《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就是这种典型。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将平民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表现到了极其完美的程度，特别是在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的形象中，强烈地体现出了他本身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
50至60年代，俄国文坛上仍然有许多描写社会生活、揭露社会弊端的作品出现。如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自家人好算帐》（1850）、《肥缺》（1855）、 《大雷雨》（1859）、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等。尤其是《奥勃洛莫夫》一书，更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和生动典型的人物性格显示了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奥勃洛莫夫是个腐朽没落的地主，在环境的影响下，他已逐渐堕落成了一个懒散、不求进取的人，冈察洛夫通过这个最后一个“多余人”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本质和造成这种性格的社会条件，预示了地主贵族阶级生活原则和道德基础的必然灭亡以及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完结。
对道德问题的探索，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又一大特点。而小说中人物那复杂而又痛苦的精神道德探索过程，经常都是靠作者对人物千变万化的心理活动过程的细致刻画来完成的。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1853—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谢·季·阿克萨科夫（1791—1859）的《家庭纪事》（1856）以及托尔斯泰后来的作品 《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在五十、六十年，运用文学的体裁也有很大变化。五十年代前，诗歌、特写、游记、戏剧是用得较多的文学体裁，但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长篇小说的艺术达到空前的发展和运用，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小说家。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父与子》（1862）、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1859）、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3）、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1860）、《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1869）等都是世界著名的长篇巨制。
在50至60年代期间，由别林斯基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杜勃罗留波夫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和研究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动与该时期的文学状况是不可分的，他们所开创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体系，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有平民作家波缅洛夫斯基、列维托夫、尼基钦、米哈伊洛夫、库罗奇金兄弟、米纳耶夫和贵族抒情诗人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阿·阿·费特（1820—1892）、阿·尼·迈科夫（1821—1892）等。
第二节 革命民主主义美学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正处在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各种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已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农民起义的接连不断和进步知识界对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形成了一股锐不可挡的巨流，直逼专制农奴制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在这一时期，平民阶级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更加富有战斗性的主张、更加彻底的革命精神，取贵族阶级而代之，将俄国解放运动推向了第二个高潮——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反专制制度的力量壮大了，革命者同人民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农民的出路，祖国的前途等问题，是思想界和文学界始终在注的焦点。维护地主贵族阶级利益的自由派和站在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一边的革命民主派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和皮萨列夫等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
以别、车、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人士，不仅以其卓越的政治哲学主张宣扬了反专制农奴制制度的思想，还以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为武器，抨击俄国黑暗的现实，唤起人民推翻专制暴政的勇气。在他们一生的革命活动中，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他们对俄国文学现状的精辟论断，始终是进步作家们文学活动的指南。他们所倡导的文学应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理论，奠定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也是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这一美学体系已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最高水平，在推动文学的发展、唤醒社会的民主意识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于1811年出身在一个军医家庭，家境贫寒。1829年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831年因写具有反农奴制倾向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而被校方以“身体虚弱，智能低下”为借口开除。1833年，他应邀为《望远镜》杂志撰稿，开始了文学批评生涯。他曾先后担托过《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的编辑。由于他出色的评论文章，使杂志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四十年代初，别林斯基受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曾写有《文学的幻想》 （1834）、《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1835）、《智慧的痛苦》 （1840）和《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1840）等论文，一边表达“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思想，一边也肯定和赞扬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格里鲍耶多夫和果戈理的艺术成就。特别是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一文，驳斥了维护农奴制的御用文人们对果戈理的所谓“丑化政府官吏”的攻击，高度地评价了果戈理是一位“更高于时代精神”的作家，给予果戈理的创作的极大的支持。
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对专制制度认识的加深，别林斯基已完全抛弃了斯拉夫派把俄国宗法制理想化和西欧派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观点，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
《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别林斯基的代表作品。全书包括11篇论文。系统论述了俄国文学从罗蒙诺索夫列普希金的发展变化过程，肯定了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民族诗人和第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
在后来的《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1841）、《由果戈理的<死魂灵>而引起的解释的解释》（1842）、《一八四二年的俄国文学》（1843）、《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 （1847）、《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等一系列论文中，别林斯基以果戈理的创作为依据，肯定了果戈理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也分析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即：艺术不应该是 “装饰”生活和“再造”生活，而是“现实的创造性再现”。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所遵循的就正是这条原则。
1840年以后，他几乎每年发表一篇文学现状的综合评论，总结其经验和成就，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1846年，他开始主持《现代人》杂志的文学批评专栏，1847年7月，他在德疗养地写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一书中对专制农奴制妥协的倾向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次年5月26日，别林斯基在彼堡逝世。
别林斯基在阐述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时，首次提出了“艺术是形象思维”的著名论断，指出了想象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积极主导作用；他关于“典型性”的论述在欧洲文学史上也属先例，他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提出典型是“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也就是说，把一个个人描写成这样，使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然而他又必须是“一个人物，完整的，个别的人物”。
在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中，还有关于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他主张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应当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主张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应该统一起来，即：“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这个批评准则，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
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它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出身于萨拉托夫市一个神父家庭，1842年进入正教中学，1846年，他没读完中学就考入了彼得堡大学文史系。起初，他受唯心主义哲学影响，醉心于人本主义思想。1848年后，他在对农奴制持批判态度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影响下，开始研究并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1851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萨拉托夫一所中学执教，并在学生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1853年，因学校当局迫害，他携妻迁居彼得堡。在彼得堡，他先后为《祖国纪事》杂志和《现代人》杂志作过编辑。185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先后发表了《阿甫杰耶夫中长篇小说集》、《论批评中的真诚态度》和评奥斯特洛夫斯基喜剧《贫非罪》等文章，讨论了艺术的思想内容和倾向性问题。1855年，他还发表了他著名的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文学评论《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1856年，他接替了涅克拉索夫的位置，主持《现代人》的领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论文 《莱辛和他的时代》以及评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谢德林、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等作家的文章，写下了经济论文《资本与劳动》 （1860）、哲学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等。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进步思想、文化界已享有了很高的威望，这招致沙皇政府的仇恨和陷害。1861年6月，《现代人》被封闭， 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但近两年的囚禁生活并没有使他改变自己的信仰，反而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小说中的小说》等。1864年5月，他被押至梅特宁广场处以假死刑，1864年7月，他便开始了漫长的监禁、苦役、流放的生活。188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结束了二十余年的流放生活，获准回到故乡萨拉托夫，但长斯的折磨使他的健康受到摧残，回到故乡仅四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去世了。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分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美学和文学评论文章。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命题：“美就是生活”，指出美并非主观自生，而是客观的存在，回答了艺术的起源、内容、功能和使命等问题，肯定了艺术从生活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将俄国，乃至世界美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车尼雪夫斯基捍卫了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高度评价了果戈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批判倾向，并指出：“果戈理所以重要还不只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同时还是一个学派——俄国文学可以自豪的唯一学派的领袖。”
《怎么办？》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它的情节围绕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以隐喻的方式表现的秘密革命活动这三条线索展开，塑造了“新人”的形象，并揭示了通过革命改变厄运的主题。在拉赫美托夫这个献身于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薇拉的形象，宣传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部小说，特别是拉赫美托夫的形象，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思想领袖，他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农民解放的事业，被称为俄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为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 （1836—1861）是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政论家。他出身于一个神父家庭。1853年进入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俄国现实的黑暗和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使他克服了宗教情绪，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在大学期间，他组织了反沙皇制度秘密小组，深受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派人士的影响。1855年，他创办了一份手抄刊物《传闻》，号召人们为摆脱贫穷和无权的地位而斗争。1856年，他还写了论文《俄罗斯语言爱好者谈话良伴》，受到进步思想界的高度评价。1859年，他创办了讽刺副刊《口哨》，成为针砭时弊、颇受民众们欢迎的刊物。
1857年大学毕业后，杜勃罗留波夫发表了一系列出色的论文：《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1859）、 《黑暗的王国》（1859）、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和《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1860）等。在这些论文中，他坚持并发展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传统，提出“作家和艺术家的主要价值在于他所描写的真实”这一论断，并且把作品是否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精神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特别是他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和《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几篇著名的文章，更是我们研究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大雷雨》这两部作品所必须借鉴的钥匙。
1861年11月，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逝世。这位被称作“未来风暴中的年青舵手”的一生虽然很短促（不足三十岁），但他在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学中所作出贡献是巨大的。
由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共同构建起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体系，是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座博大精深的精神宝库。它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学实践，又以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座大厦。在俄国的解放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的丰碑上，醒目地刻着这三位大师的名字。
第三节 赫尔岑
赫尔岑是俄国十九世纪中叶一位杰出的作家、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对俄国社会的激烈批判和为祖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他的政治活动和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对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唤醒俄国民族意识、改造社会旧的思想、文化观念等方面，他都为未来的俄国革命作了许多准备。在俄国文学史、俄国思想史上，赫尔岑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于1812年出身于莫斯科一位沙皇禁卫军军官之家，其伯父在宫廷中担任要职。在这样一个显赫、富足的家庭中，赫尔岑备受宠爱。在童年，伴随他成长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故事，但农奴制社会下广大人民的悲惨生活境遇却在他聪慧的心中播下了对专制农奴制仇恨的种子。
182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十五岁的赫尔岑满腔愤怒，当时便发誓要为这些“从头到脚用纯纲铸成的英雄”报仇。
1829年秋天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数理科学习。在这里，他同幼时好友、未来的著名诗人奥加辽夫组织了政治小组，阅读禁书，讨论社会问题，研究和宣传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沙皇当局对赫尔岑在大学所从事的启蒙宣传活动早已不满，所以在他跨出校门的第二年 （1834）就逮捕了他。1835年，当局又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为罪名将其流放。在六年的流放生活期间，他编辑过报纸，作过统计员等，目睹了农奴制俄国外省官场的腐败和人民受欺凌的悲惨境遇。这对他认识俄国社会现实和农奴制度的黑暗与丑恶都有很大的帮助，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活动积累了大量素材。
1842年，赫尔岑回到莫斯科。丝毫没有因流放生活而政变自己政治立场的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积极的战斗。在这一时期，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完全形成，《科学上的一知半解》（1842—1843）和《自然研究通信》 （1844—1845）都表现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以及对艺术现实主义倾向的向往。
文学创作活动始终是赫尔岑社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841年，赫尔岑发表了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一个青年人的札记》，对宗法制社会的空虚和平庸生活进行了客观反映，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四十年代中期，赫尔岑在别林斯基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上又发表了三部小说，这就是：《谁之罪？》 （1846—1847）、《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 （1848），其中，后两部是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用“医生著作”的形式，通过克鲁波夫医生的所见所闻，得出这样的结论：健康正常人的生活和行动与疯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愚蠢、病态。在克鲁波夫医生所住的小城里，有钱人过着闲散、舒适的生活，他们无所事事，而大多数劳累不堪的人不分昼夜地工作，结果却一无所有。赫尔岑用辛辣的笔调讽刺了俄国这个普遍疯狂的社会的丑恶。《偷东西的喜鹊》根据俄罗斯一名女演员的回忆写成，这部小说从另一个侧面批判了农奴制是扼杀天才和美好事物的罪恶之源：女演员安涅塔技艺超群，虽出身农奴，却有高尚的人格。戏班子被卖到新主人斯卡林斯基公爵手中后，安涅塔的恶运便降临了。她因不忍受斯卡林斯基的强暴而备受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安涅塔的命运是对农奴制罪恶的愤怒控拆。
在沙皇的严密监视下，赫尔岑无法进行任何革命活动。1847年，他只好以妻子患病为借口，携家离开俄国，前往欧洲，成了政治流亡者。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危机。在欧洲，他遭受过驱赶，亲眼目睹了意大利的反奥民族解放运动、法国的二月革命和大批工人的被杀害，他对欧洲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感到失望，因此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俄国的农民身上，错误地认为俄国可以在保留宗法制的情况下，通过农民村社，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反映了农民民主主义要求，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赫尔岑的大部分流亡时间在英国和法国度过。1853年，他在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后来和奥加辽夫创办了期刊《北极星》 （1855—1869）和《警钟》（1857—1862），刊登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主张废除农奴制的各种资料、文章，成为解放运动的革命阵地。这些报刊被秘密运回俄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流亡期间，赫尔岑还写了一部长篇回忆录，即《往事与随想》。这是一部包含回忆、书信、随笔、政论和杂感的独特的史诗。它历经十六年 （1852—1868），分三个时期完成，反映了现实发展与赫尔岑世界观演变的相互关系，勾勒出了一名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的轨迹，表现出了赫尔岑作为革命家和艺术家的真诚和坦率。全书共七卷，纵横数十年，有丰富和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记述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到巴黎公社前夕期间欧洲和俄国的社会生活和革命事件以及这种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人物。书中特别对俄国的被流放者、流亡国外的思想家和革命活动家的生活进行了记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是一部独特的文学作品，如赫尔岑自己所说：“这与其说是笔记，不如说是自白，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想点滴。”贯穿全书的，是他对真理不断探求的精神和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心。全书思想深刻，文笔十分生动活泼，是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高涨，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使赫尔岑开始在工人阶级身上看到未来革命的希望。在赫尔岑最后一部小说《医生，垂死的人和死人》（1869）中，他已预感到反动统治的垮台和“新的力量和新的人”的出现。可惜，多年的流亡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被肺炎夺去生命。
《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代表作，它还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政论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创作始于1841年赫尔岑流放诺夫戈罗德期间，1846年在莫斯科最后完成。小说一经发表，就以其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引起很大反响。
小说围绕三个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反映了俄国当时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的悲剧命运。退役将军涅格洛夫请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家庭教师。克鲁齐菲尔斯基很快与涅格洛夫家的“孤女”（其实是涅格洛夫与一个女农奴的女儿）柳邦加相爱。混格洛夫顺水推舟把柳邦加嫁给了克鲁齐菲尔斯基。当克鲁齐菲尔斯基的同学、田庄领主别里托夫从国外归来后，他们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别里托夫与柳邦加暗中产生了强烈的恋情，这使他们三人都异常痛苦，最后的结局是别里托夫再次远游，但他的离去并没能使克鲁齐菲尔斯基和柳邦加之间的爱情重新恢复，柳邦加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鲁克齐菲尔斯基只能在酗酒中消磨时光。这三个好人为什么同样遭受了这种不幸和痛苦，作者通过展现三个人物的性格，提出并回答了“谁之罪”的问题，把矛头对准了造成三个青年不幸命运的农奴制社会。克鲁齐菲尔斯基是个穷医生的儿子，贫穷屈辱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软弱忧郁的性格，他“天性温顺，不但不想与现实进行斗争，反而因它的压力而退缩”，他的软弱使他在别里托夫的对比之下显得更加渺小和缺乏光彩。别里托夫是当时进步青年贵族的代表，他很聪明，又充满活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激进的思想，正是他身上的光彩吸引了柳邦加，使后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但别里托夫的出身与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却不可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勇于投身社会的有作为的人，他成了一个聪明的废物，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柳邦加被认为是“第一个以独立的人之姿态在俄国出现的女人”，她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她的身世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在那种环境中永远只能是个孤独的人，她与克鲁齐菲尔斯基的相爱正是她反抗周围环境的结果。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有“宏伟抱负”的别里托夫，她爱别里托夫，那是她理想追求的一部分。为理想而生活，是俄罗斯文学中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特征。但柳邦加所追求的结果仍然是悲剧性的。在书中三个主人公的命运中，赫尔岑为我们挖掘出了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即当时的俄国社会现实。这三个人本来都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周围人们的庸俗无知、死气沉沉，贵族们的专横残暴和农民们的悲惨处境，使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在这里生存，这里有的只是令人窒息、毫无生机的气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主人公们的生活只能以消沉和失意而告终。赫尔岑通过三个人物的命运控诉了俄国社会对人才的扼杀和给生活带来的灾害，在赫尔岑的笔下，任何恶的品性都能追根溯源到其最后的元凶，这就是俄国的农奴制。任何美好的事物都无疑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因此，要消除人们生活中的悲剧，就必须铲除农奴制制度。
赫尔岑一生追求，试图为祖国的未来寻求一条光明之路，虽然由于条件的局限使他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已达到了“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作为革命家、哲学家以及文学家，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
第四节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创作跨越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漫长的岁月，他以小说、散文和戏剧等各种文学形式，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被人们称为“艺术编年史”。
屠格涅夫一生创作颇丰，他的许多作品以其精湛的艺术美被奉为俄国文学的精典。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于1818年9月出生在奥勒尔市一位破落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位退职军官，他的母亲是个很有文化教养、但却相当严厉的女地主。作家的童年生活在母亲的庄园里度过。封建庄园的生活给他留下了阴暗的记忆。
1827年，屠格涅夫随全家迁居莫斯科，在私立寄宿学校读书。1833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1837年，他大学毕业。
1838年，屠格涅夫去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文学。1841年回国，1842年他在彼得堡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1843年，他认识了别林斯基。与别林斯基的相识与交往对屠格涅夫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1847年，他与别林斯基一起周游德国各地，在这一年，他还亲眼目睹了法国二月革命。他的现实主义重要作品《猎人笔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由于与母亲不和，屠格涅夫失去了经济来源。在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的《食客》（1848）、《单身汉》（1849）和《乡村一月》 （1850）等都是名篇，在这些剧本中，屠格涅夫反映了“小人物”的悲惨遭遇和社会风习，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50年，屠格涅夫回到俄国。1852年，屠格涅夫因撰文悼念果戈理逝世而被捕，在拘禁中他写了著名的小说《木木》。一个月后，他被流放，其实，这次流放是沙皇对他写作《猎人笔记的》报复。1853年，屠格涅夫被解除流放，重回彼得堡。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罗亭》（1856）、《阿霞》（1858）、 《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 （1867）和《处女地》（1877）等。
六十年代初，屠格涅夫的《前夜》发表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发表了一篇名为《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触怒了屠格涅夫，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从根本上并没有站在民主主义者一边，所以，文章中就《前夜》联系俄国现实对革命的分析和预测，是不可能得到屠格涅夫赞同的。为此，他断然宣布同合作了十年的《现代人》杂志决裂。七十年代，屠格涅夫移居法国。《处女地》就是他在国外同“民粹派”人士接触的结果，也反映了屠格涅夫头脑中始终未得到解决的矛盾。
在1878年至1882年这几年间，屠格涅夫还创作了八十多篇散文诗，这些诗是他创作思想的体现，是他数十年对社会和人生思考的结果。这些诗中，有的感叹了人生的空虚、幸福的渺茫和自然的冷漠无情，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悲观、失望情绪，有的则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末来的信心。《门槛》便是其中的名篇。它塑造了一个原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女革命家的形象。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隽永优美，充满激情，语言锤炼精致有味，是俄国文学宝库中一块光彩夺目的魂宝。
1880年，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到俄国，在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仪式上，他曾表示了叶落归根的愿望，但两年多以后，他却因脊椎癌病客死法国。按照屠格涅夫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彼得堡，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是他反农奴制立场的见证。它的第一篇特写《霍尔和卡里内奇》发表在1847年的《现代人》杂志上，以后屠格涅夫又陆续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二十来篇故事，1852年出单行本时，共有二十二个短篇（1880年定版的版本中增加了三篇，共二十五个短篇）。
《猎人笔记》反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的俄国农村生活。反对农奴制度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在这部书中，屠格涅夫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和地主形象，并把他们的生活加以对照。首先，作家在对比农民和地主的精神世界时，赞扬了农民道德品质的崇高和丰富。 《霍尔卡里内奇》塑造了两个性格不同的农民形象。霍尔是个聪明、能干、善于理财持家的人，他生活得很实际，而长里内奇却正好相反，他富于幻想，热情而浪漫，是个理想型的人。他们虽然性格不同，却有很高的天赋的创造能力，如果没有农奴制条件的限制，他们会更有作为。《歌手》中的天才农民歌手、《孤狼》中的看林人等普通农民身上，都有着朴实、善良、勤劳、正直这些美好品德。对农民所受到的摧残和侮辱，屠格涅夫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屠格涅夫的同情是在农民一边的。
但屠格涅夫毕竟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并没有将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没落、罪恶的整体来看，相反，他塑造了一些善良的地主形象。对农民的处境，他并没有希望用暴力推翻压迫农民的国家机器，而是希望用改良的办法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这些都妨碍了屠格涅夫对俄国社会本质的认识。
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展露了其描写风景的非凡才华，俄罗斯的森林、天空、田野和草原在他廖廖数笔的勾勒下顿时显得生动鲜明，令人神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创作代表了屠格涅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屠格涅夫在五十一七十年代间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这便是他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 《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反映了三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启蒙宜传活动，六十年代前后废除农奴制的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民粹派”运动，塑造了一系列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罗亭是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聪明热情、才华横溢，对未来充满热烈的向往，却又脱离人民，所以最后只能一事无成，成为一个“多余人”。他象一个“无根的浮萍”，永远也没找到自己在现实生括中的位置。比起普希金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毕巧林，罗亭具有更强和更自觉的批判意识，他所进行的反农奴制活动更加积极主动。这是五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大进步。
《贵族之家》也是描写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悲剧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同样是一位热情但又缺乏具体行动目标的人。在他经过对爱情的失望后，是纯洁而美丽的丽莎重新点燃了他的爱情之火。但当他的妻子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茫然失措，无所作为，任真正的幸福离他而去。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目渐缩小，而变成了一个懒惰的、令人惋惜的阶层。
《前夜》被称为俄罗斯文学史中最早歌颂“新人”的作品之一。贵族姑娘叶莲娜不顾家庭的反对而远离故乡，嫁给了一个贫寒的保加利亚革命青年英沙诺夫。当英沙诺夫去世后，她毅然继续奔赴保加利亚，投身到了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叶莲娜是个比以住小说中的女性更具有革命觉悟的妇女形象。她的出现，已预示了俄国社会中新的社会要求的产生。
长篇小说《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在与《现代人》杂志决裂以后发表的重要作品。作者通过反映代表不同社会阶级的“父与子”的相互关系，表现自由主义贵族同平民知识分子的较量。
小说的情节在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他的同学阿尔卡基和阿尔卡基的伯父巴维尔之间展开。巴扎罗天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崇尚唯物论，充满强烈的否定精神。认为“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对改变现实是毫无用处的，他所遵从的原则，就是行动。他代表了 60年代最进步的思想。巴维尔·基尔沙诺夫是“父”辈的代表，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维护者，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虽竭力反对巴扎罗夫的各种主张，但总是敌不过对方，最后在与巴扎罗夫的决斗受伤，从此一蹶不振。巴维尔的弟弟尼古拉是个善良温和的地主，他沉湎于空想而在现实中一无所为，他在各方面均无法与巴扎罗夫较量。巴扎罗夫的同学阿尔卡基是个天真的青年贵族，他有时站在巴扎罗夫一边，但实际上却离他的父亲和伯父更近一些，在思想感情上，他更倾向于他们，最后他继承了父辈的庄园，成了“父”辈中的一员。
《父与子》发表后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并对此展开了争论。作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屠格涅夫，他不可能完全站在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一边，在巴扎罗夫的身上，充满了许多矛盾。他既是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却又没有行动；他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却又时时感到同人民的隔阂。这个矛盾的性格，充分反映出作者自身的思想矛盾。所以，当时进步的文学批评界并没有将马扎罗夫视为真正的革命民主主战士。尽管如此，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在当时的确有着进步意义。
屠格涅夫的小说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它们内容丰富，但篇幅并不长，其中的人物深刻，常常具有典型意义，但人物并不繁杂。整个小说结构严谨而流畅，文笔抒情而充满诗意，尤其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更体现着人们对俄国妇女的最高理想，充满着强大的艺术魅力。
第五节 奥斯特罗夫斯基
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戏剧家，他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其丰厚的创作遗产，在俄国文学史，乃到世界的戏剧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以他的创作活动，继承并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他的出现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重现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于1823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市民家庭，他的父亲在法院供职，母亲在他童年时就去世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生长在莫斯河南区，这里是商人聚居的地方，所以他很小就十分熟悉商人的生活。1835年，他考入了省立中学，在这一时期萌生了对文学和戏剧的强烈兴趣。1840年，奥斯特罗夫斯基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但由于对法律缺乏兴趣而很快便退学了。
1843年及以后的数年，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直在莫斯科的多所法院中工作。这一时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更深入地了解了商人、官吏和小市民的生活习俗以及道德面貌，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他在法院供职期间，但真正引起轰动的剧作，是他写于 1849年的喜剧《自家人好算帐》。这部戏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成名作，也是他所创立的“生活的戏剧”体系诞生的标志。该剧描绘了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世界，揭示了在这个“黑暗王国”贪婪、欺骗和唯利是图的冷酷面目。专横的商人鲍尔肖夫为侵吞别人的财产，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管家名下，佯装破产。但狡猾的管家不仅乘机娶了主子的女儿，还占有了主人的全部财产。鲍尔肖夫因赖帐而锒铛入狱，女儿和女婿为了钱，甚至不肯营救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变成了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奥斯特罗斯基以其深刻的思想触怒了沙皇和反动势力，他们下令禁演此剧并迫使奥斯特罗夫斯基辞去公职。
沙皇政府的迫害和斯拉夫派保守思想的影响，使奥斯特罗夫斯基一度陷入了矛盾。五十年代初，他创作了美化商人和宗法制社会、向现实妥协的三个剧本，这便是：《各守本份》（1852）、《贫非罪》（1853）和《均勿随心所欲》（1856）。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思想界人士的帮助下，奥斯特罗夫斯基很快便摆脱了斯拉夫派的影响，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
1856年，莫斯特罗夫斯基沿伏尔加河沿岸作过一次长途旅行，这次旅行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了农奴制即将崩溃的局面和进步力量所拥有的强大社会基础。根据这段生活所积累的素材，奥斯特罗夫斯基写下了一系重要的剧作，如：《肥缺》（1856）、《代人受过》（1855）、《女学生》（1858）和《大雷雨》（1859）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仍然通过塑造地主、商人、官吏的丑恶形象，来表现俄国社会贫富不均、富人压迫穷人的社会本质。对于因不堪忍受剥削而向旧势力挑战的人，奥斯特罗夫斯基则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阶级日益衰落的六十年代，奥斯特罗夫斯基还写过几部反映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戏剧作品，如：《一个旧友胜过两个新友》（1860）、《艰苦的日子》（1863）、《闹市》 （1865）和《深渊》（1866）等。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这些作品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庸俗与堕落，赞扬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美德。
六十年代中后斯，奥斯特罗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关系日渐密切，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又一个旺盛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1）、 《狼与羊》（1875）和《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等。这些作品有着深刻的内容和强烈的社会意义，作者通过对没落贵族的腐朽堕落生活方式进行揭露，对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的批判，展现了一个旧贵族、新商人主宰的“黑暗王国”。《来得容易去得快》刻画了一群没落贵族的堕落生活，地主的女儿、不惜一切追求金钱和享受的丽佳·切鲍克萨罗娃便是这群人中的代表。《没有陪嫁的女人》表现了新兴资产者冷酷、残暴的本性。富商克努罗夫和奥热瓦托夫为了一千卢布的陪嫁竟无耻地破坏了拉丽莎的爱情并残忍地将其抵押出去。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无论是作为没落阶级的贵族，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其丑恶的本性和种种罪行，都被他揭示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揭露中，充分表现出了作者作为民主主义者的立场。
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生写有近五十部剧作。他的作品，继承了普希金、果戈理和格里鲍耶陀夫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戏剧道路，而且在戏剧的题材、形式等方面有所革新，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的戏剧革新家。
《大雷雨》（1860）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重要戏剧作品，它发表于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夕，是对“黑暗王国”的控诉，也是对“光明“世界的呼唤。
该剧根据作者在伏尔加河收集的素材创作而成，反映了一个旧传统与新风尚相互较量的故事，剧中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位善良而又刚强的姑娘，她嫁到专横跋扈的卡巴诺娃家后备受婆婆的欺辱，她的丈夫季洪软弱无能，无力保护受虐待的妻子。在孤单和绝望中，卡捷琳娜爱上了商人季科伊的侄子鲍里斯，而鲍里斯同样是个软弱的人，他虽然幻想着和卡捷琳娜过幸福的日子，但又无力对抗叔父的意志，在季科伊的逼迫下鲍里斯只好抛下卡捷琳娜，远走他方。无依无靠的卡捷琳娜最后被迫向婆婆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然后投湖自尽。在这部作品中，奥斯特罗夫斯基揭示了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人民的穷困、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富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小市民的愚昧无知和妇女在家庭中爱奴役的不平等地位。
季科伊和长巴诺娃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是旧传统和旧秩序的卫道士。季科伊凶恶无比，仗着自己的势力对穷人进行敲榨勒索，对鲍里斯他也不放过，最后逼得鲍里斯离开这座城市他才罢休。卡巴诺娃是另一种类型的剥削者形象。她表面上很善良，但实际上却十分专横、毒辣。她是家庭的主宰者，是旧秩序的捍卫者，她仇视一切新的事物，拚命将家里的人约束在她所信奉的陈规陋习之中。当预感到“老规矩完蛋了”，“末日要来了”的时侯，仍不停止对卡捷琳娜，甚至是亲生儿子季洪的折磨和迫害。库利金一语擢穿了她的伪善本质：“她是个假善人！她肯施舍叫化子，可是对家里的人却狠极了”。作者指出，正是这两个封建农奴制的卫道士，是卡捷琳娜悲剧命运的直接制造者。
季洪和鲍里斯同受着卡巴诺娃和季科伊的支配，也是卡巴诺娃和季科伊手下的牺牲品。季洪在母亲专制的家庭里长大，养成了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他从来就没有过人格的独立，所以他虽爱自己的妻子，却又无力保护她。鲍里斯虽比季洪有知识和文化，但他在本质上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眼看着季科伊侵吞了自己的财产，他也只是忍气吞声，最多是发发牢骚而已。他也爱着卡捷琳娜，但他是无力从“黑暗王国”中救出卡捷琳娜的。季洪的唯唯喏喏和鲍里斯的软弱，同样是造成卡捷琳娜死亡的原因。
奥斯特罗夫斯基用卡巴诺娃、季科伊、季洪和鲍利斯等人物形象，营造出了包围在卡捷琳娜周围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表明了卡捷琳娜悲剧的制造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以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
卡捷琳娜也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动人、最美好的妇女形象之一。她的性格与季洪、鲍里斯的性格相比，要勇敢、坚毅得多。她厌恶沉闷而冷酷的生活环境，忍受着卡巴诺娃的百般欺辱，季洪的软弱更加使她感到孤立无助。鲍里斯的出现，使她看到了改变生活现实的契机，她对鲍里斯的爱，多少带有反抗命运的色彩。卡捷琳娜性格的光彩之处，集中体现在她最后与卡巴诺娃的抗争上，她并没有再屈从下去，而是以自己的死，表达了她将不再忍受“黑暗”的统治、誓与暴虐势力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形象，被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称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大雷雨》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思想，而且具有精湛、独到的艺术技巧。它的结构匀称，情节流畅而合乎逻辑。值得一提的是，它采用了大自然作为剧情的背景，而且风景的变换与剧情的内容、人物的心理感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在俄罗斯戏剧史上可称第一人。当卡捷琳娜心理活动异常紧张激烈的时候，作者总是以“大雷雨”的背景来加强戏剧效果，提高戏剧的艺术表现力，烘托出剧中的紧张气氛。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而生动，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作者客观展示了他们的性格的各个侧面，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透过不同的人物类型，表现了他们所代表的不同阶层或阶级。戏剧的语言是戏剧艺术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雷雨》以其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作为语言艺术家的天才。作者为剧中每个人物选择了恰如其分的语言风格，表现出了作家艺术雕琢的精巧。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以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的人物性格和清新真实的生活气息令俄国的戏剧舞台面貌一新，他的出现，使俄罗斯有了自己的、民族的戏剧。
第六节 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是艺术与革命斗争的结合，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呼声。在他充满着爱国主义和公民精神的诗篇中，有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有他在诗歌艺术领域里的大胆开拓。
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的宣传组织活动也曾在俄国解放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可以说，革命运动造就了涅克拉索夫，而涅克拉索夫又成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民主主义解放运动的代言人。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于1821年12月出身在乌克兰波多尔斯克省维尼茨县一个农奴主家庭。父亲是个残暴的军官。在雅罗斯拉夫尔祖传的庄园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这里，父亲的残暴、伏尔加河畔纤夫们日夜的号子和呻吟，被政治犯的脚镣磨平的道路，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这里，他萌发出了对农奴制的仇恨和对压迫者的反抗情绪。
1832年，涅克拉索夫进入雅罗斯拉夫尔中学。1838年，涅克拉索夫进入彼得堡军事学校。但他因违背父愿到彼得堡大学旁听，被父亲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从此，青年涅克拉索夫便开始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为维持生存，他曾干过苦力，住过贫民窟。在这种残酷的生活中，他学会了观察生活和体验人民的感情，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1842年，涅克拉索夫结识了别林斯基，这对涅克拉索夫的创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观形成、美学观念的确立等方面，涅克拉索夫都得到过别林斯基的指导和关怀。从此，涅克拉索夫日益发挥出了自己在诗歌方面的非凡天才，走上了一条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真正诗人”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在旅途中》一诗和特写《彼得堡的角落》（1845），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
1847年，涅克拉索夫接办了当时的进步刊物《现代人》。以此为阵地，涅克拉索夫发表了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的作品和文学评论，使《现代人》的进步思想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别林斯基逝世后，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继续了《现代人》的编辑。直至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杜勃罗留波夫去世后，涅克拉索夫仍维护了《现代人》作为革命阵地的传统。1866年，《现代人》杂志被反动势力查封。涅克拉索夫与著名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一起用《祖国纪事》杂志来发挥《现代人》的作用，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可以说，自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便没有离开过编辑、出版的组织工作，因此，他又是一个很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和文学评论家。
在编辑工作的同时，涅克拉索夫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充分表达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激情。在50年代至60年代，涅克拉索夫的眼光由城市转向了农民，转向了日益高涨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他写下了著名诗篇《诗人与公民》（1850）、《别林斯基》（1855）、《大门前的沉思》（1858）、 《叶廖穆什卡之歌》（1859）、《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和《铁路》 （1864）等。
《诗人与公民》是一篇革命民主主义艺术家的宣言，诗人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他鼓励艺术家积极投身于解放斗争，做一个当之无愧的公民。他号召艺术家们：
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信念，
为了爱而去赴汤蹈火吧……
去吧，无可指责地去牺牲！
你不会白白地死去：事业将会永存！
假如为这一事业有鲜血在汩汩地流动。
涅克拉索夫就正是这种为祖国、为理想和信念而不懈斗争的诗人。
在《大门前的思索》一诗中，涅克拉索夫充分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面前呼唤斗争的心情。随着地主权贵的丑行被层层揭露，看到被奴役人民的生活惨状，涅克拉索夫深情地呼唤着人民：
你是否充满了力量，还会苏醒？
难道你还要服从命运的法则？
难道你所能做的都已完成？
难道你创作了一支宛似呻吟的歌曲，
而灵魂就永远沉睡不醒？
在《叶廖穆什卡之歌》里，作者不再是一个思考者，而是一个鼓动家的形象。这首用歌谣的形式写成的诗，饱含渴望战斗的激情，音韵优美，朗朗上口，很快便在民间流传开来，诗人口号便是“自由”、“平等”和“博爱”。
1861年，涅克拉索夫曾为“解放农奴”而作过一首献给农民的诗——《货郎》。全诗通过“货郎”游历的经过，说明了“改革”没有为农民带来任何转机，而只是一场骗局。作者认为，只有重新站起来同一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进行斗争，才可能最终使人民摆脱无权和贫困的状态。
《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一首“劳动”颂歌。在诗中，作者通过一位俄罗斯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反映了自己关于生活、关于俄国社会的思考。涅克拉索夫在诗中塑造了一个“庄严美丽的斯拉夫妇女的典型”，这就是诗中的主人公达丽亚。她身上的所有美德，都是与劳动分不开的，在对达丽亚的赞美中，充满了作者对劳动者的崇敬。
《铁路》（1864）也是一首赞美劳动者的诗篇。该诗通过描写铁路修建的过程，歌颂了人类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劳动人民。
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涅克拉索夫以更高的热情写下了几部叙事长诗，即：《祖父》（1870）、《俄罗斯妇女》（1872—1873）、《同时代的人们》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等。《俄罗斯妇女》歌颂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赞扬了一群 “俄罗斯妇女”献身正义事业、追求崇高理想的高贵品德。长篇讽刺诗《同时代的人们》揭示了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各种丑陋习俗的可怕画面。
涅克拉索夫一生都在以创作和革命活动为时代服务、为人民呐喊。直到临终，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将“为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谁如果要为这时代的伟大目标服务，
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
那为了实现人与人是兄弟关系的斗争，
那他就能在死后得到永生
1878年1月8日，涅克拉索夫逝世。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是一部以农民为中心位置的史诗。它耗去涅克拉索夫十四年的时间，倾注了涅克拉索夫的全部情感和心血，包容了俄国社会整个的生活真实，是一部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诗篇。
长诗以七个农民在路上相遇、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开始。为寻求答案，他们厌弃工作，饮食无味，甚至”背井离乡”地去漫游全国，寻找“过好日子”的人。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通过七个农民的所见所闻，尖锐地揭穿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实质，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农民所受到的新的剥削，表现了农民的觉醒。
诗人在诗中表现了农民所受的屈辱。七个寻找真理的农家汉子要去寻找的幸福之地只是“不挨鞭子省，不受压榨乡，不饿肚子村”。而现实却给他们以否定的回答，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处境，他们仍然处处忍饥挨饿，挨打受气。过去他们受地主的剥削，现在他们还要受到资本家、商人的剥削。在揭示俄国农民所处的悲惨境遇的同时，涅克拉索夫还表现了农民心中对剥削者的仇恨，预言了他们的愤怒总有一天会爆发：
每个庄稼汉的心，
是黑乎乎的一片乌云，
多少怒火，多少恨！
本应当雷火往下劈，
本应当血雨往下淋。
在涅克拉索夫的这首长诗中，还有正在觉醒的农民的形象，如萨威里、阿嘎普等，在他们的身上，作者使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力量和智慧，感受到了他们愤怒的激情和正在觉醒的反抗意识。
叶密尔·吉铃、玛特辽娜·吉莫菲芙娜是涅克拉索夫在诗中塑造的两个优秀妇女形象，她们善良、勤劳、对统治阶级充满深深的仇恨。玛特辽娜忍受着繁重的劳动、生活的贫困和丧子之痛，仍然顽强地同命运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在平民知识分子格利沙·杜勃罗斯克诺夫身上，涅克拉索夫看到了解放运动胜利的希望。在格利沙编写的歌词《俄罗斯》中，涅克拉索夫表达了要过“好日子”，只有用斗争去争取的思想：
为了被压迫的人，
去斗争，去劳动，
站在他们一起，
走向被侮辱的，
走向被欺凌的，——
那里需要。这首歌词充分反映了作者本身所具有的战斗精神和自觉投身革命的强烈意识。这首长诗也成了比以往的文学作品更贴近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
长诗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风格，它运用了民歌的形式，民间口头文学对人物的设计方法，语言生动鲜明，充满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朴实、幽默、机智和诗意的气息，在艺术形式上反映了作者试图贴近人民群众的创作思想，保持了内容的一致性，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涅克拉索夫的诗一改过去的书卷气，在形式、题材、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开一代诗风，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将俄国的诗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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