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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 说
十九世纪七十年至九十年代是俄国社会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形成的时代。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不仅出现在反资本主义制度、反农奴制残余的斗争行列，也出现在作家队伍中。他们的出现，标明了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开始。
1861年的俄国农奴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但这场不彻底的改革也在俄国留下了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农民们处在极度贫困之中。产业工人们为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不断进行自发的斗争。这一时期，农民骚动和工人罢工的事件接连不断，一场有农民参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七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以“到民间去！”为口号的民粹派运动。他们站在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立场上，反对沙皇专制和地主的剥削，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堕落和倒退，并认为，只有回到俄国农村的“村社”，才能使农民既摆脱贫困，又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侵害。他们幻想走俄国的村社道路，避开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懂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而且必将取而代之。1874年，大批进步青年满怀着对农民的同情和勇于献身的精神，穿上农民的衣服，深入到农村宣传反抗沙皇专制和地主剥削的主张。后来，很多参加这一运动的青年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1876年，“土地与自由社”成立，他们提出把土地平分给农民以及实现 “村社”的完全自立等要求。后来他们又分化为两个独立的组织，即“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民意党人在得不到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采取个人恐怖行动。1881年3月，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这种个别的恐怖活动根本无助于解决俄国社会的矛盾。
亚历山大三世上台以后，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统治，俄国历史上又一个 “停滞”时期开始。
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相当复杂。有主张坐山观望的，也有宣传“道德自我完善”的。就在这时，民粹派中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和薇·伊·扎苏里奇已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了。1883年，他们在日内瓦组织了“劳动解放社”，1895年，列宁领导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
七十、八十年代，批判现卖主义仍是俄国文学的主流。除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这些老作家仍在继续着自己的创作，文坛上还出现了一批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即“七十年代小说家”，如纳乌莫夫、扎索季母斯基、兹拉托夫拉茨基等。柯罗连科和契诃夫也在这个时代登上了文坛。
这个时代，文学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短小精焊的特写、中短篇小说的兴起，而长篇小说的形式日益受到冷落而走向低潮。在七十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托尔斯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少年》、 《卡拉玛佐夫兄弟》和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谢德林的《戈洛夫廖一家》等名著，这个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长篇小说繁荣的“最后十年”。中短篇小说是应时代需要文学快捷作出反映的要求而产生的，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名篇有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列斯科夫的《左撇子》、 《巧妙的理发师》；谢德林的《童话集》。契诃夫、柯罗连科、迦尔洵也是该时期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列斯科夫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和抒情气息，他以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情节曲折、语言简洁而生动、且富有幽默感著称，长篇小说《大堂神父》（1872）以写神职人员的生活风貌填补了俄国文学中这一题材的空白。90年代，俄国文坛出现了一批新作家，如亚·谢·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维·维·魏列萨耶夫（1867—1945），亚·伊·库普林 （1870—1938）、伊·阿·布宁（1879—1953）等。无产阶级的大文豪高尔基的创作也始于此时，他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传统，暴露了社会现实的丑恶黑暗，充满了为幸福和自由而斗争的浪漫主义激情。其代表作有： 《阿尔希帕老爷爷和廖恩卡》（1893）《切尔卡什》（1895）、 《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福玛·高尔杰耶夫》（1898—1899）、《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揭露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贪婪和丑恶，表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叛逆精神，歌颂敢于斗争、不畏牺牲的英雄性格。
高尔基，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文学即将诞生。
第二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小说家。他生活在俄国农奴制崩溃和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发展的转折时期。他一生饱受贫穷、疾病和流放的痛苦折磨。在他的作品中，包容着他对社会深刻入微和观察和分析、充满着紧张的思想探索和激烈的内在矛盾。他的小说代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社会心理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他也以其卓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心理刻画才能被誉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21年出身在莫斯科一位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军医，后来才获得贵族称号，他的母亲是一位商人的女儿。在思想保守的宗法式家庭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了他的童年。1834年，他进入莫斯科私立寄宿学校学习，阅读了普希金、果戈理、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183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彼得堡工程兵团工程局绘图处工作。因酷爱文学，他很快离职当了职业作家。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它通过地位低微的公务员杰弗什金和举目无亲的孤女瓦莲卡的通信，表现了他们间真诚的爱情及其悲剧性的结局。杰弗什金是个软弱、安于天命的“小人物”，他对现实的不公平充满了愤懑，但又无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保护瓦莲卡不受伤害，最后只能在穷困和屈辱中度过一生。小说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被别林斯基称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双重人格》是继《穷人》以后的又一部作品，发表于1846年。小说运用幻觉想象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一位性格怯懦、忧心忡忡的小公务员高略德金的性格分裂和病态心理。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体现出“小人物”既不甘于现实的处境，又无能力和勇气抗争的矛盾心理。继《双重人格》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发表了《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白夜》 （1848）、《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1849）等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着力于对人物本性和心理矛盾变化的刻画，反映了不同性格的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失去尊严、备受凌辱的痛苦和挣扎。在这些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杰出的心理分析才能已日渐展露出来。
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别林斯基。这对他此时的创作思想颇有影响。四十年代末，他又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并于1847年加入了反农奴制的秘密团体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1849年4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个小组的成员一起被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主犯之一，因在集会上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及筹办秘密印刷所被判处死刑，临刑时又改判流放西伯利亚。自1849年4月被捕至1859年底获准回到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苦役中度过整整十年。
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严重地摧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和健康。在这期间，由于长期脱离俄国革命中心，他开始否定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且也动摇了他过去所持的恶非人之天性的信念，认为要克服人身上那种“刽子手的特性”，只有通过基督的理想才能实现。自此，宗教思想和感情便不断地渗透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之中。
六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哥哥米哈依尔创办了《当代》（186—1863）和《时代》（1864—1865）月刊，宣扬近似斯拉夫主义的“根基论”，认为俄国人民的“根基”是信奉上帝和沙皇，因此，应该由此出发使社会各阶级和解，在君主和教会的庇护下团结一致，而不应像西欧那样，用革命和暴力的方式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他指责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中艺术应有进步内容的主张是美学上的“功利主义”。
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 《舅舅的梦》 （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被欺凌和被侮辱的》 （1861）、《死屋手记》（1861—1862）和《地下室手记》（1864）五部小说。其中后三部较著名。《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是一部再现“小人物”悲剧命运的长篇小说，但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堕落的主题。小说叙述了资产阶级冒险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这个凶狠的个人主义者，为自己的利益破坏了工厂主史密斯和小地主伊赫曼耶夫两个家庭的故事。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娜塔莎和涅莉等“被欺凌和被侮辱的”的形象，向社会发出强烈的诅咒，但作者在他们身上又同时注入了逆来顺受、消极忍让的思想。《死屋手记》是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而写出的长篇小说，它以回忆，随笔、特写等手法，描绘出一幅俄国沙皇统治下阴森恐怖的牢狱之图。在这些处境可怕、身心备受摧残的苦役犯中，大部分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士兵，他们多数是善良、纯朴、虔诚的人，也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和最强有力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的犯罪反映了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他们的毁灭，是对社会现实的有力控拆。《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社会哲理小说的初步尝试，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哲理小说的奠基之作。它的主人公是“小人物”的消极变种。这个退休的小官吏一生受尽欺凌，在报复无能的情况下，只好蜷伏在自我的小圈子里，进行一番道德的自我净化。这一形象后来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同革命民主派争论的焦点。
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哥哥米哈依尔相继病故。虽然 18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但他却承受着债务和疾病的双重折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绝望的时候，他得到了崇拜他的速记员安娜·斯涅特金娜悉心的照顾和无私的爱。他们于1867年结为夫妇。自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必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1867—1871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两次偕夫人出游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地。与上层反动政客的交往和同革命民主派人士的接触，使他思想上又经历了一次矛盾时期。 《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便是他后期的代表作。
《白痴》描绘了农奴制废除以后彼得堡的社会生活。传统的生活准则被抛弃了，人们面临新的社会现实，思想道德失去了平衡，在矛盾冲突中，他们各自追寻着生活目标。聪明、漂亮的女主人公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的命运悲剧，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一切的本质。梅什金公爵是作者塑造的理想人物。他既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也不是新兴的资产者。他虽然善良而有理想，但他那基督式的爱也无法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群魔》是一部探讨政治问题的小说，它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上消极的一面。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被作者视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思想原则，这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60年代到70年代的俄国革命缺乏历史和客观的认识。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充满了作者对社会现实、俄国的未来以及人类的命运等深刻问题的哲学思考。小说围绕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故事，揭示了性格各不相同的一家人充满矛盾、仇恨的畸形关系，是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老卡拉马佐夫是没落贵族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了贪婪、暴戾、冷酷和无耻这一切人类社会肮脏的德性。长子德米特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作者最终让他通过痛苦的忏悔，达到了精神上的复活和自我完善。次子伊凡先是个崇尚理性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在历史上只看到暴力和奴役，所以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理想，而成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作者为人们提供了改变“卡拉马佐夫气质”的药方，无疑又是充满宗教色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矛盾，是他一生创作思想的总结。
1881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病逝。
《罪与罚》（1866）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作品。它的问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小说以紧张、惊险的情节，描写了一个青年大学生由犯罪到最终受到惩罚的整个过程。通过这个故事，对贯穿小说始终、大学生所信奉的“理论”进行论证，讨论了十九世纪末俄国的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是个善良、聪明而性格有些古怪的人。贫困和不公平的现实使他酝酿出自己的一个“理论”，这一“理论”将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他计划并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可他的行动并没有使他的思想矛盾得到解决，相反却让他陷入更加激烈的内心斗争的漩涡中。作者在书中对拉斯哥尼科夫“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并指出了这一理论的残酷和不人道，在本质上，这种“为所欲为”的理论与卢仁所奉信的公开杀人抢劫的行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说明，以反抗贫困、奴役出发的暴力行为不仅不能改变现实，反而会招致自身的毁灭。索尼娅是解救拉斯柯尼科夫的“药方”，她善良、虔诚、富有牺牲精神，是人为苦难的象征。她认为拉斯柯尼科夫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在索尼娅的感召下，拉斯柯尼科夫投案自首，在基督那苦难和爱的精神中获得“新生”。显然，这“良方”是不能将人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它在强大和残酷的现实面前是缺乏说服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拉斯柯尼科夫的犯罪归咎于他受到虚无主义（指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表明他对革命的认识是片面和不正确的。
《罪与罚》不仅以其深刻的思想，还以精湛的艺术手法为人们所重视。小说中那些刻画人物心理的篇章，充分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艺术才能。他利用了内心独白、梦境、幻觉、下意识等手法，揭示出了“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被誉为杰出的心理分析大师。在他所营造的充满悲观、孤独、病态和神秘的氛围中，人们看到了小说艺术殿堂中一朵独自开放的奇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充满了批判资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反对社会革命的矛盾。他崇尚基督精神，但忍耐和顺从在现实面前往往是无力的。俄国的伟大作家高尔基对他的评价概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的表现力来讲，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但作为一个人，作为 ‘世界和人们的裁判员’，他很容易被认作为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
第三节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 （1828—1910）是俄国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的创作使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他的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三部巨著，已成了人类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托尔斯泰生活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产义发展的初期，他的作品概括了农奴制改革后至1905年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全部，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28年出身在图拉省一个世袭贵族家庭。在他不满十岁时，已先后失去了父母。在远亲塔吉亚娜·叶尔戈利斯卡娅这个善良人的照料下，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1841年，托尔斯泰全家迁居喀山。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次年转学法律。在大学期间，他对道德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1847年，托尔斯泰退学回家。在自己的领地，他进行了改革，但因农民不理解他而失败了。1851年起，托尔斯泰开始在高加索服役，曾参加过1854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段军旅生活，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俄国农奴制的腐朽，也为他今后描绘战争场面打下了基础。
服役期间，托尔斯泰便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写下了《童年》（1852）和 《少年》（1854）两部自传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等。前两部小说以作者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个聪明、善良、内向而好思考的贵族小孩的形象。《塞瓦斯托波尔》以克里米亚战争为素材，描绘了作者在战争中的亲身体验，歌颂了俄国普通士兵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
1855年底，托尔斯泰回到了彼得堡，在接触革命民主派人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等一大批进步作家的同时，他也受到了自由派的影响，拥护他们自上而下改良社会的主张，表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维护地主贵族阶级利益的立场。 1856年，托尔斯泰完成了自传三部曲之三《青年》，还创作了短篇《暴风雪》（1856）和中篇《两个骠骑兵》（1856）、《一个地主的早晨》 （1856）。在《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作品中，托尔斯泰描绘了一个年青地主在领地实行改革的故事。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俄国乡村的落后景象和农民们的艰难的生活，客观上反映了废除农奴制的历史必然性。
1860年前后，托尔斯泰曾两次出游欧洲，考察那里的社会现状和教育情况，但其结果令他很失望。两次出访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托尔斯泰将目光再次转向俄国的传统文化，促使他重新在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寻找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中篇小说 《哥萨克》和日记体小说《琉森》（1857）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作品。《琉森》通过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对流浪歌手冷酷无情的态度，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现象。《哥萨克》写一个青年军官厌弃了城市文明，在纯朴的哥萨克农民中寻找生活理想的故事。但他最终因无法同自己“复杂而畸形的过去”彻底决裂，只好再度离去。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托尔斯泰看到这正是革命的必然结果，这场革命也促使他重新思考人民群众和贵族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1864至1869年间，托尔斯泰创作了卷帙浩繁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随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这两部巨著标志着托尔斯泰的创作进入了成熟和全盛时翔。
1881年。托尔斯泰迁居莫斯科，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走访贫民区、监狱、法院和教会等地，还积极参加了救济灾民的活动。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和革命声势的日益浩大，最终使他的世界观由自由派转向了宗法制观念。回到庄园以后，他辞去了县长的职务，参加体力劳动，决心和本阶级决裂。
八十至九十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霍尔斯托梅尔》（1863—1885）、《伊万·伊利奇之死》（1884—1885）、《克莱采奏鸣曲》（1891）和长篇小说《复活》等。这些作品仍然多以俄国农村为背景，表现资本主义对宗法制农村生活各个方面的破坏。特别是《复活》，它是托尔斯泰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创作活动的总结。因为这部小说讽刺、揭露了官方教会的黑暗，托尔斯泰于1901年被东正教宗教院开除了教籍。
晚年，托尔斯泰创作了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剧本《活尸》 （1900）、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等。 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尔斯泰仍一再著文抨击沙皇政府的虚伪和残酷，抗议他们对人民的镇压和对革命者滥用死刑。
与贵族阶级的彻底决裂导致了托尔斯泰与家庭的格格不入。为了实现“平民化”的宿愿，1910年10月28日，经过长期激烈思想斗争的托尔斯泰终于悄然离家出走，完成了他对贵族阶级的彻底背叛。十天以后，托尔斯泰因患肺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去世。他的遗体就安葬在他度过一生岁月的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战争与和平》（1864—1869）是农奴制改革以后托尔斯泰积极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农民与地主间矛盾的结果。它反映了从1805年到1820年近二十年间这一完整的历史时代，着重歌颂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达到了极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被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为“整个历史时代、人民运动和民族斗争的复现——它的真正的主人公是人民”。小说以库拉金、罗斯托夫、别祖豪夫和保尔康斯基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为主线，在1812年卫国战争的庞大背景下，展现俄国城乡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几乎涉猎了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等。
首先，托尔斯泰突出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托尔斯泰认为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正义的卫国之战唤起了全体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拿破仑入侵俄国起，在波罗金诺大会战、莫斯科撤退、莫斯科大火、俄军反攻等数次战役中，到处洋溢着人们同仇敌忾、勇于为国捐躯的气氛。是战争的正义性和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战胜了强大的敌人。
在托尔斯泰笔下，爱国主义战争还能改变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人的生活和命运。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安德烈、彼尔、娜塔莎等人物形象中。安德烈是个典型的贵族军官，战争以前他也是个追求功名的人，但在大敌当前、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在跟着普通士兵同命运、共患难的生活中获得了对生命的新认识，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彼尔是个拥有大笔遗产的贵族青年，但他善良正直，与爱伦的结合为他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是民族的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使他脱离开个人生活的圈子，在战争中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农民士兵普拉东那种逆来顺受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对彼尔深有影响。在“普拉东身上，充分体现出了托尔斯泰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是“托尔泰主义” （即“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暴力抗恶”）的最早体现。娜塔莎是托尔斯泰笔下最生动最迷人的少女形象。她虽经过与安德烈订婚、受阿纳托尔的诱惑、识破库拉金的面目、与安德烈的破裂等曲折的人生经历，但在战争中仍出于本性地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通过这些乡村贵族的形象，作者突出了贵族阶级先进分子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作者对地主贵族阶级仍是抱有幻想的。
《战争与和平》交融了不同时空的社会生活场面，集史诗、历史小说和编年史等诸多体裁为一体，人物虚实并存，情节层次复杂，将叙事的冷静、抒情的诗意和激烈的政论巧妙结合为一体，通过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细腻的心理分析，构制了一幅气势恢宏、错落有致的历史画面，其艺术成就令后世的作家叹为观止。
在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社会的巨变迅速而敏锐地反映到了道德、家庭等方面。《安娜·卡列尼娜》正是这样一部表现妇女感情的觉醒和解放的作品。作者立意写“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但经过不断探索，这个故事演变成了一部揭示农奴制改革后社会主要矛盾，表现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和爱情、婚姻、家庭、妇女地位等各方面问题的社会小说。
小说的情节由两条平行而又相互交错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变迁，作者通过这条线反映旧家庭基础的伦理道德准则在社会变革后所受的冲击，深刻揭露了以卡列宁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和以渥伦斯基为代表的军人集团所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他们无情地扼杀和戏弄着安娜对爱情的追求，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直接原因。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索是列文一吉提的人生和精神探索经历。作者通过列文这个拥护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的精神追求，反映了自己复杂、矛盾的社会道德观念。列文是个典型的好地主形象，他忠厚、热情、善于思索和有一颗 “黄金一般的心”。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他惶恐不安，怀着对农民的同情和好意，在田庄进行了改革，但农民的不理解和地主农民间本身所存在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导致了列文的失败。虽然作者安排了一个宗法制老农的形象以使列文解脱精神上的矛盾，但列文最终依然是个正在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者形象。在他的苦闷和追求中，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变化前后的内心矛盾。
安娜是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托尔斯泰塑造的又一个生动的妇女形象。她漂亮、聪明、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她代表着新的道德观念，面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她大胆地同卡列宁所遵循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礼教进行了抗争，在社会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她虽然失败了，但她仍表现出了勇敢无畏的精神力量。由封建宗教意识而产生的负罪感、羞耻心以及渥伦斯基的背叛，最终使她这个将爱情视为生活唯一内容的贵族妇女走上了绝路。她是不幸而又无罪的。
《安娜·卡列宁娜》以其反映生活的广阔和深刻，营造出了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激荡不安、迷茫怅惘的时代气氛。小说的情节结构集中，对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刻画更是细腻入微，创作上多采用对比的手法。 “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更增强了。
《复活》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长斯艺术探索的总结。小说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撕下了贵族阶级的“一切假面具”。
小说根据一个真实的生活事件写成。它由描写一件冤案开头，对沙皇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法庭、监狱、教会等国家机器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玛丝洛娃是一个“半养子、半家奴”的孤女。她三岁时死了母亲，被地主收养。刚长大成人时就遭贵族少爷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屈入狱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自私堕落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她相遇，并认出被告正是自己过去奸污过的少女。他忽然“良心发现”，并开始为解救玛丝洛娃四处奔走，最后竟毅然放弃自己贵族身份的架子随玛丝洛娃一起流放。聂赫留朵夫的忏悔深深地打动了玛丝洛娃，最后她原谅并爱上了他。小说以精神上复活的玛丝洛娃为不连累聂赫尔留夫而与政治犯西蒙松的结合告终。
监狱和教会，是托尔斯泰批判的重要对象，通过对监狱的描写，托尔斯泰彻底暴露了俄国法律草菅人命的罪恶本质。如托尔斯泰所说：“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对俄国的监狱，托尔斯泰又说道：“在一个使得奴隶制度合法化并且维护奴隶制度的国家里，真正的公民的唯一适当的去处，就是监狱”。而官办教会，则是用教义来麻醉人民以达到统治目的的又一手段，貌似神圣的宗教活动只是教士们勒索钱财、养家糊口的生活手段，他们所宣传的信仰，只是为残忍的社会制度辩护的工具。在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到处说情的过程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官场腐败黑暗、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和凄惨的景象。
玛丝洛娃的悲惨命运，是对整个剥削阶级的控诉。她曾经是个道德纯洁、天真朴实的少女，是聂赫留朵夫自私虚伪的贵族本性改变了她的生命、命运。小说中怀孕的玛丝洛娃在风雨中追赶火车的情景有力地谴责了聂赫留朵夫的冷酷和无情。作者描写了此时玛丝洛娃的悲愤心情：“他，在灯火明亮的车厢里，坐在丝绒的靠椅上，说说笑笑，喝酒取乐。我呢，却在这儿，在泥地里，在黑暗中，淋着雨、吹着风、站着哭泣……”可以说，聂赫留朵夫是逼迫玛丝洛娃堕落的第一个人，因为她从此已不再相信纯洁的道德原则了。在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这两个人物身上，作者还突出表现了“复活”的主题，描绘了他们从纯洁到堕落，又由堕落走向精神上新的“复活”的过程。在玛丝洛娃的“复活”过程中，政治犯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她很快地接受了他们“反对上层人”的思想，并导致了她最后同西蒙松的结合。“复活”以后的玛丝洛娃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的少女了，她已成了一个富有利他主义精神的新人了。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是从他见到不幸的玛丝洛娃后受良心的谴责开始的，他对玛丝洛娃的帮助带有浓厚的赎罪色彩。但随着他四处奔走，接触了社会许多方面的黑暗以后，他最终将对自己的罪恶的认识上升到了对整个统治阶级罪恶的认识，他的同情心也由对玛丝洛娃一人扩展到了对整个劳动阶级。“复活”的结果，使他彻底否定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并全身心地站到了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
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真实和客观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更有独到之处。他善于在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从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多变的心理活动来挖掘人物的内在本质，这种注重描绘心理过程本身、准确捕捉千变万化的内心活动的手法，被人们称为托尔斯泰的 “心灵辩证法”。这种写作手法揭示了人物内心活动的奥秘，就如“一个人的思维的内在运动图案”，使人们看到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怎样从一些思想、感情中引伸出另一些思想、感情来的”。这种手法至今为许多作家所借鉴。托尔斯泰也是一位语言巨匠，他的语言朴实、浑厚、流畅，在不同的情节中富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准确地传达出作者的主观情绪，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托尔斯泰的出现将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前列，也为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列宁高度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创作，他说：这位“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以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列宁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第四节 契诃夫
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十九世纪末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己在中、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的艺术探索实践，被人们誉为艺术上的 “革新家”。
契诃夫生活在农奴制最黑暗和1905年革命的前夕，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充满了对旧生活的批判，更弃满对新生活的向往。他的创作在继承前辈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二十世纪的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普通商人家庭。他的祖先曾是农奴，到他祖父时才用钱买得了全家人的自由。在贫穷的家中，和父亲严厉的管教下，契诃夫度过了并不愉快的童年。15岁时，他的全家迁往莫斯科，契诃夫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和读书。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他开始在各地行医。行医生涯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扩大了他观察生活的视野，对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契诃夫在中学时期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酷爱戏剧。在大学期间，他就以安东沙·契洪特的笔名开始在《蜻蜓》、《蟋蟀》等幽默杂志上发表作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又迫于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肤浅、缺乏思想深度和迎合时尚的倾向，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滑稽故事和诙谐小品，如《在剃头店里》（1883）。1883年以后，实诃夫发表了一些优秀了短篇小说，如《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一个官员的死》、《勋章》、《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1885）等。在三千余字的《变色龙》中，作者讽刺了巡官奥楚梅洛夫这个虚伪奉迎、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形象。当奥楚梅洛夫以为咬了赫留金手指的那条狗是普通人家的狗时，他扬言要弄死这条小狗并处罚它的主人；但当他听说狗的主人是将军时，立即额头冒汗，全身哆嗦。作者通过一个人对狗的态度的转变，讽刺了巡官那种“变色龙”的本性，人们可以从这个笑话里，感受到许多残酷和丑恶的东西。《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则借一个愚昧的沙皇军警的形象抨击了农奴制制度。在契诃夫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一个虽出身低微、但却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发的民主主义倾向。在作品中，作者也多有对“小人物”的描写，但作者除同情他们的悲惨境遇外，更多的是对他们软弱无力、失去自尊、卑躬屈节的指责。《在钉子上》就表现出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厌恶。对“小人物”这一主题的挖掘在契诃夫后斯创作中也有所反映。
八十年代中翔，契诃夫对俄国现实的不满加剧，他的作品中开始有了一些表达下层人民悲哀与不幸的“严肃”作品。《哀伤》（1885）、《苦恼》 （1886）、《音尔师》（1885）和《牡蛎》（1884）、《万卡》（1886）等，其中，以《苦恼》和《万卡》为其代表作。在这一阶段，契诃夫于1890年抱病对库页岛 （萨哈林岛）考察是他该时期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萨哈林岛这座远东的苦役犯流放地，契诃夫目睹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灾害，使他在最阴暗的地方加深了对沙皇政府本质的认识，促使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产生了动摇。《第六病室》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小说通过对一所精神病院和病室里的各种弊病的描写，表现了俄国就是一座精神病院、一座大监狱的主题。“疯人”格罗莫夫就是其受害者之一。他本来是个有头脑的人，与“健康人”拉京医生相比，他更善于思索，更有判断力，而不正常的社会却将他视为“疯子”，关进监狱似的“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形象是格罗莫夫的补充。《苦恼》是一篇充满忧伤情绪的抒情短篇小说，它叙述了一个失去儿子、整日劳累仍无法维持生计的马车夫向老马倾诉自己悲苦的情景。这个虚构、近乎荒诞的故事，比现实生活更强烈、更典型地揭示了沙皇俄国的冷酷现实。
1886年，契诃夫以自己的真名发表了《好人》、《在途中》两篇小说。在这两篇小说中，出现了积极进行思想探索的知识分子形象，摆脱了过去那种轻松的诙谐、滑稽的因素，表明了契诃夫的创作已开始走向成熟。在这个时期，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要有：《乞丐》、《相遇》、《哥萨克》（1887）、 《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仇敌》（1887）和中篇小说《草原》、剧本 《伊万诺夫》（1887）以及从萨哈林群岛来后创作的《萨哈林岛》（1893—1894）。在这一时期，契诃夫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他的《草原》充满浓郁的诗意，被人们誉为描写自然景色的杰作。
九十年代，契诃夫除小说外，还写了大量的剧本，为俄国的舞台带来新的活力。他的创作在这时已更富有时代气息，在继续挖掘农村生活的题材外，他还写作了反映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探讨知识分子的出路和祖国的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作品。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小说《带阁楼的房子》（1896）、 《出诊》（1898）、《农民》（1897）、《姚尼奇》、《醋粟》（1898）、 《在峡谷里》（1990）、《套中人》（1898）和剧本《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 （1897）、《三姊妹》（1900）和《樱桃园》（1903）等。《农民》和《大峡谷》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而《我的一生》、《出诊》等已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的资本主义关系，作者在作品中揭示了工厂里劳动者整日劳作却忍饥受寒、而少数人游手好闲却占有着大量财富这一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从客观上说，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 《套中人》将 “小人物”的悲剧推向了极其典型化的程度。“套中人”别里科夫是个顽固、保守、束缚自己也禁锢别人的人，他把一切都装进“套子”里，是黑暗、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他表现了八十年代俄国那种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
剧本 《海鸥》是契诃夫对艺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索。女演员尼娜经过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最后懂得了艺术家的使命。作家特里戈林因对未来的悲观思想而放弃了自己追求的艺术。而青年作家特里勃列夫因为缺乏信仰，最后只能导致自己的艺术革新失败。《万尼亚舅舅》则描写了知识分子阶层中小人物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万尼亚舅舅和他的甥妇索尼娅虽然辛勤工作，却没有崇高的理想和生活目标，最后变得十分悲观和消沉。《三姊妹》是契诃夫创作于1905年革命前夕的作品，它通过三姊妹的命运和性格冲突，表现了“美被无辜毁灭”的主题，在该剧中，契诃夫还表达了主人公不满现实，向往新生活的情绪，但因为他们找不到实际斗争的方法，所以，他们的议论多是空洞的。在契诃夫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樱桃园》中，这种对“新生活”的呼唤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丰富的生活内容，简洁朴实的语言风格，真实的而又巧妙的艺术细节，抒情而有诗意的情绪气围，是契诃夫艺术创作的显著特点。他往往用最经济的笔墨、最巧妙的细节构思、最有感染力的气氛，勾勒、烘托出一个鲜明而又意义深刻的场景或形象。他的名言“简练是天才的姐妹”已被许多作家奉为艺术创作的原则。
契诃夫晚年病魔缠身，创作时时中断，1904年6月，契诃夫病情恶化，7月15日在德国的巴敦维勒逝世。
《樱桃园》这是契诃夫去世前的最后一部杰作。剧本描写了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拍卖樱桃园的故事，反映了旧的制度必将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这一主题。朗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哥哥戛耶夫是地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很善良，但他们身上的地主阶级恶习却使他们在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较量中必然失败。因为他们除了过挥霍享受、寻欢作乐的寄生生活外，已没有什么创造能力了。陆伯兴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具有资产者精明、强干、精力充沛、讲求实际而又冷酷无情的特点。他最后买下了樱桃园并砍伐了象征贵族统治的庄园。在青年知识分子特罗菲莫夫和安娜的身上，契诃夫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他们充满朝气、充满理想，在砍伐声中快乐地告别了旧生活，以信心和勇气投向新生活的怀抱。在 “你好了新生活”的欢呼声中，饱含着契诃夫对革命、对光明未来的呼唤。
契诃夫在戏剧方面的革新与在小说创作中所遵循的艺术原则是一致的。他的题材往往是平淡的日常生活，剧中人物也是平常的，在情节设计上，它没有传统戏剧中的冲突和高潮，情节发展平稳，但就在这种平静的、有着浓郁的抒情和象往意味的情节发展中，却透露出了人物性格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冲突，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情绪。契诃夫的戏剧艺术探索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剧本的排演中，契诃夫与著名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他们所建立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体系对当代的戏剧艺术发展仍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有世界影响的俄国作家，他是俄罗斯文学中唯一以短篇体裁创作为主登上世界文坛高峰的人，而他又以他那具有独特风格的戏剧作品，成为世界著名的剧作家。
第五节 民粹派文学
民粹派文学是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它与民粹派运动同时出现，它是民粹派作家们在直接观察人民 （指农民）生活后，创作出的反映民间生活（农民生活）的作品。它是在一定的政治主张下所进行的文学实践。
民粹运动是七十至八十年代席卷全俄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它的动力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也包含着斯拉夫主义、宗教情绪和民族主义倾向。
在众多的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地与自由社”（1876），其主要成员有米哈依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879年，因意见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成“民意党”和“土地重分社”这两个组织。其分歧的焦点在于政治斗争是否要采取恐怖手段这一问题。“民意党”认为恐怖能为革命开辟道路，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就是他们的壮举。
“到民间去”是民粹派运动中最有意义的行动。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民粹派手足无措，他们回过头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现想化，竭力维护村社和劳动组合的原则，他们视作为群体的农夫为崇拜对象，农民成了知识分子们的希望、骄傲、怜悯、悔恨、艺术偏见和革命理想所寄托的唯一目标。他们的社会理想是，依靠俄国的村社，绕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民粹派的成员们纷纷走向“民间”，去乡村或工厂。民粹派还将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试图通过他们在民间的宣传和启发，号召农民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
在民粹派运动的高潮时期，出现了民族文化的繁荣，绘画中的“巡回画派”，音乐中的“强力集团”，都是民粹主义思想贯彻到人们生活和艺术创造中的反映。
民粹派作家们将文学行为理解为“为民众”，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学能够表达他们对社会矛盾的理解，能激励人们起来革命。他们的作品总是以批判的态度观察社会，去描写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
特写是民粹派作家运用得最多的一种体裁。因为特写能够真实地表述生活中作家们所经历的事件和体验到的情感。
民粹派作家的代表人有：格·乌斯宾斯基，尼·伊·纳乌莫夫、巴·符·扎素季姆斯基、尼·尼·兹拉托夫拉茨基、卡罗宁—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基等。他们的作品以特写和中短篇小说为主，其表现的对象是农民或进步的知识分子。
尼·伊·纳乌莫夫 （1838—1901）是民粹派作家的主要代表。他出生于西伯利亚。他的作品中有揭露富农、商人和官僚剥削阶级压迫农民的《农村小商》 （1871）和短篇《机灵的女人》（1872）。在这些作品中，鱼商、小店老板成了新的剥削者，作者认为只要把这些人消灭了，天下就太平了。在纳乌莫夫的笔下，与剥削者进行斗争的结果只是失败。如《农民的选举》中，贝奇科夫本来率农民同富农斗争，结果他自己被逐出了村子。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农村公社的统计》（1873和《受迫害的人》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很真实的日常生活，具有民主主义倾向。
巴·符·扎索季姆斯基（1843—1912）是重要的民粹派作家。他的代表作品 《斯摩林村的编年史》（1874）表现了农村中贫富对立、阶级分化和村社的毁灭。农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了富农，但他们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受尽了富农的剥削，他们为富农做工，然后用高价在富农开的店铺买日用品，直到花掉最后一个戈比。季米特里发动大家和富农斗，最后自己却遭富农的陷害，当他被捕入狱时，富农却把他所经营的一切据为己有。在作者笔下，季米特里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走村社的道路是不能彻底解除农民的痛苦的。
格·伊·乌斯宾斯基 （1843—1902）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民粹派作家。他的作品并没有将“村社”理想化，并从资本主义渗入、农村的分化、个性的觉醒这些方面反映农村生活。在《农村日记》（1877—1880）、《农民和农民劳动》（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等作品中，他还揭示了农民非但没有集体主义，而且还有自私的本性。在农村里，资本的权力逐渐代替了土地的威力，他描绘了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描绘了他们是如何把一切变成商品的。《遗失街风习》（1866）是乌斯宾斯基的成名作。它通过细致的勾勒，将遗失街的全貌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有的人在受着苦，有的人在发着财，遗失街上的一切仿佛都已被扭曲、被毁灭了。这部特写集具有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人物性格，是一部难得的写真集。
乌斯宾斯基曾在七十年代几次出国，亲身观察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这都表现在他那本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特写集《罪孽深重》中。在这本集子中，乌斯宾斯基塑造了一个资产者的形象。他践踏着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制造种种垃圾。作者在书中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进行了人格化的描写。
七十年代末，对资产阶级文明彻底失望的乌斯宾斯基将自己的生活同农村联系在了一起，他从国外回来后便迁居诺夫戈诺德省沃尔霍沃的丘陵村。1878年，他还在农民放款储蓄公司当过会计。1881年，他在楚多沃车站附近的夏布连村定居下来，长期直接地对农民的生活进行观察。
乌斯宾斯基将宗法制的封闭的农村视为崇拜的偶象，而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视为洪水猛兽。这表现在他的《农民和农民的劳动》一书中。
乌斯宾斯基同别的民粹派作家一样，将村社视为未来的希望。在他的作品中，他竭立宣扬村社的群体精神。
乌斯宾斯基的作品体现了俄国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民粹派的幻想的冲突。他的作品对柯罗连柯、高尔基都产生过影响，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很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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