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传媒低俗化原因探析
作者：徐小立 刘 赞
现象要皈依本质，让我们再回到制度的层面。纵观改革后中国媒体在结构体制上的嬗变，其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界重新界定电视业具有双重性，即既属于上层建筑又属于信息产业，从而确定电视“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产权多元化、运作机制商业化、投资方向自由化构成了当代传媒产业的特质，传媒产业已成为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的确给中国媒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传媒在经济独立的过程中累积了频率资源、版面资源、技术资源、广告资源、受众资源、发行资源等等，这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综合利用获得了长足深远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由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经济动机就开始凌驾在社会效益之上。为了配合商业社会的步伐，媒体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奉行商业至上的运作规则，以利润的攫取为旨归，使媒介产品蜕化为商品，向大批消费公众兜售。带有商品特质的媒介产品使得美的崇高和富有个性的艺术在利益诉求中逐渐消融、淡化。不仅如此，出于对商业利润的过度追逐，大量偏离新闻专业理念、违背新闻原则的虚假低俗报道频频出现。许多媒体热衷报道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如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性丑闻、恐怖袭击，对日常生活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正常信息则显得兴趣寥寥，如此便造成媒体反映的虚拟社会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某些商业网站为了提高点击率发布虚假新闻、虚假广告，炒作明星绯闻、名人丑闻，擅自传播他人隐私，揭露所谓“内幕”消息。有的甚至传播色情信息，提供下流低俗的图片和视频，链接黄色网站。这些滥用公共话语权力的行为使某些网站变成了价值消解、道德沦丧的信息垃圾场，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受到了质疑，网络媒体的公信力面临挑战。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指出：今天的媒体上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公众难辨真伪。结果，传统的公共新闻学让位于商业化的新闻学。借名人效应和明星炒作达到采访和制作成本降低，利润增加的目的是许多媒体惯用的商业化运作手段，有时候严肃的媒体也不能避免。2004年《新民周刊》刊出《赵饶：谁招谁》的报道，并将两人漫画作为封面。有的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抓住眼球经济甚至突破社会公德的底线。2004年9月6日央视国际的《今日关注》栏目关于俄罗斯别斯兰市中学人质危机的报道中竟推出了手机短信竞猜死亡人数的游戏。在我国赴阿富汗工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后，上海东方卫视也让观众有奖竞猜袭击者身份。
媒体在金钱意识话语上的单方面放大，导致了媒体文本语言低俗化愈演愈烈之势，在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的情况下，由此形成的良币驱逐劣币现象极为凸显。英国经济学家格雷欣提出：如果市场上有两种货币——良币和劣币，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相同，因为劣币成本低，人们在使用中往往选择劣币，储存良币，久而久之良币就会退出市场。如果作为劣币的低俗产品能获得受众更普遍的认同，赢得较高的收视率或点击率，取得更丰厚的赢利，那么以良币身份呈现的媒介产品就容易在市场上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原《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在回答《新闻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回答：“整个电视的环境就特别不利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尤其是庸俗低档的节目出现，我觉得他们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在制作过程中逼着我们去媚俗，逼着我们去迎合观众。”另外，当一个媒体首当其冲的经济效益难以保障后，就较难去谋求和关注社会效益，那么这就导致了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动机驱使下的低俗作品在媒介市场上的出现和滥觞，由此带来的马太效应无疑使得那些无视社会效益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发展陷入了追逐劣币的悖谬境地。
三、受众的自我赋权和心理需求的异化
在我们梳理大众传播史上受众的地位变化时不难发现，受众在话语领域的主体性在暌违已久后获得了象限合理化的确立。在口耳相传时期，传受双方统一于一个整体，随着媒介技术和媒介机构的发展，传者和受众开始分离：传者作为权力精英的喉舌掌握并操纵传播媒介负责分配信息流，传播模式。受众日益边缘化、被动化，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逐渐丧失。网络时代的来临打破了横亘在传受双方的壁垒，在网络这一新兴媒介的引领下，传播权利的砝码在传者和受众之间作出了新的调适。受众以更积极的姿态和更强势的身份参与到传播活动中，受众的主体地位和理性力量得到提升，他们倾向于诉求而非接受，乐于异议而非服从。然而，受众的自我赋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甚或带来了比传统媒体更严重的恶俗危机。网络的匿名性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说的话和不敢做的事到网上去说去做，有的人在网站社区、BBS、聊天室、博客发表、制作、张贴、转载和传播虚假新闻、迷信内容、庸俗、格调低下的言论、图片、音视频信息、造谣生事、侵犯他人隐私、谩骂和人身攻击。另外，一些所谓的网络红人凭着异于常人的丑态、媚态在网络上“长袖善舞”。他们为了出名不惜以极度扭曲的恶俗来挑战传统道德，颠覆主流价值观，这使得网络恶俗向低级趣味的方向发展。
受众的主体地位凸显，其心理需求的异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媒介的传播内容。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当商业化、消费化、娱乐化在媒体文本的语境下滋生后，对感性欲望的张扬及对内心世界的释放成为受众普遍的心理需求。“从负面可以描述为焦虑及现实的失落，也可以从正面想象为欣快症、麻醉状、使人欣喜若狂的或引起幻觉的强度。”[5]人们不再满足于平淡无奇的报道，不再关心周遭细碎平凡的事件，他们追求新奇、变化、轰动。当媒体上出现某个暴力的画面、色情的内容、名人的丑闻，娱乐的现场，他们的注意力就会马上集中。他们竭尽所能地囊括各种产生尖叫效应的报道，想要满足审丑的窥视欲，体验狂欢式的娱乐场景。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们解码现实，追求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解除了精神上的疏离感和焦虑感。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认为，欲望能提供经验的强度，能够使人们从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且能够给人带来创造力。然而，也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人的贪婪和欲望的无限扩张，不仅塑造了独断的主体，而且也塑造了工具和手段意义上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