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6期

传媒低俗化原因探析

作者：徐小立　刘　赞

　　大众传播的广泛性和全民参与性使得受众这些被异化的心理需求被放大和延伸，同时这种需求又刺激媒体向丑闻化、戏剧化、幻象化的方向发展。暴力冲突、血腥事件是否比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更重要？明星的花边新闻和娱乐事件是否比农民工问题、房价上涨更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的受关注程度占了上风。吸引受众的眼球就等于获得了广告商的青睐，广告商会对这种经常被看到的版面和节目提供赞助或特约播出，那么媒体就更加不遗余力地去迎合受众的心理，不惜以煽情的标题、刺激的内容激发受众的欲望、冲动等感性心理，满足其对新奇体验和感官愉悦的强烈渴求。信息越隐秘，人们的窥视欲望就越强烈，对这种信息的占有就越渴求。人们的隐秘和内心世界在媒体面前变得无所遁形，从婚恋隐私到犯罪细节再到名目繁多的真人秀节目现场人们的种种窘境和丑态，只要受众表示强烈的兴趣，媒体就对其大力宣扬和追捧。以一部分都市报为主的报纸体系完全把私生活的曝光作为了吸引受众的手段，对诸如明星恋爱生子、性丑闻之类的题材大篇幅报道，并配以煽情的标题和肉麻的词汇。如果说名人和明星的个人空间被挤压在这个时代已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普通人的私生活以真实的状态、全景的视角呈现在公众面前就更加符合人们猎奇的心理。在电视领域，这样一批以普通人的家庭婚恋隐私为主体的节目正在走红，话题不过是离婚、第三者、婆媳不和之类浅薄无聊的东西，事件进展到高潮，主持人还常常鞠一把泪以示同情达到煽情的目的。“我们各种最隐秘的事情通过媒介技术像举行仪式一般被公之于众，不再存在禁忌的主题，每一件事情都被曝光而且每一件事情都被议论，不论这些事情是多么繁琐，在以透明、曝光、猥亵为特征的后现代传媒社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拍成电影电视，在广播中播出，制成录像磁带等；民意测验、脱口秀以及更一般的媒体都在迫使我们说出我们的秘密，即使当你已是无话可说时也是如此，这显然已成为后现代社会一道奇特的媒介景观。”[6]
　　
　　四、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和公共精神的缺失
　　
　　在传媒向低俗化演进的过程中，传媒自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和行业自律意识的淡薄，部分媒体空载了“把关人”的职责。实际上，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传媒的内容将辐射哪些层面并产生什么影响，传播媒体承载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是每个媒体都要纳入考量的基本范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媒已成为塑造公众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社会公器，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通道。美国的哈钦斯委员会为防止新闻界滥用权力就曾提出报刊的五种责任：（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和态度的工具；（4）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5）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
　　作为承载社会责任的大众传媒，它要整合并传播公众欲知应知的社会信息来引导舆论的正确走向；它要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确立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它要通过弘扬正义、关怀人文在整个社会诠释符合理性的主流价值观；它要承载社会成员对真、善、美的期待与追求，生产出富有美学和人文意义的精神产品；它要构筑一个机制完善的信息交流平台，加强社会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社会各群体中成员的融合；它要成为建构公民社会的有效机制。
　　值得重视的是，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传播媒体对他们的影响是直观深刻的。在媒体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下，他们很容易以此为尺度来塑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媒体展示真善美的社会现象和情境，可以达到让年轻人涤荡心灵、净化思想的作用，而媒体宣扬的虚假负面信息则会让他们的精神世界蒙上阴影甚至误入歧途。那么，传媒在发挥其教育功能的时候，往往超越了家庭和社会所传导的作用，从而担负着更深远更持久的历史使命。“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新闻界有一种相似的责任……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而且也许是最强大的；它们必须在成熟和阐明本共同体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中承担起教育者那样的责任。” [7]
　　就整体而言，大多数传媒秉持着新闻专业理念，传承着传统的新闻道德观和价值观，而一部分媒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扭曲了新闻的真实涵义，消解了媒介产品的社会功能，将新闻推向了畸形发展的道路。
　　在“杨丽娟追星事件”中，一些媒体恶意策划炒作，把这则新闻价值有限的事实刻意强化。他们一方面把杨丽娟包装成“弱势群体”对其进行“爱心捐助”并津津乐道自己伪善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乐此不疲得以新闻轰炸的方式聚焦于杨丽娟及其家人，从言行举止、每日行踪到家乡生活状况、家族精神病史，事无巨细一概披露。“众多传媒热衷于报道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个当事人的‘控诉’，却惟独忘了自己。事实上，将杨勤冀最终推向大海的，可能有几只兴奋的手掌，其中一双用力最猛的，正是那些口水四溢的娱记和他们背后渴望吸引眼球，提高发行量的传媒老总。”[8]
　　在“杨丽娟追星事件”中，媒体没有从心理层面和家庭教育出发，关注青年人的反常追星问题，而将其塑造成一个“疯狂的粉丝”；没有批判社会泛娱乐时代的激情和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对事件进行盲目追逐炒作，此举无疑践踏了新闻道德和社会公义。
　　媒介从业人员自身素质的低下和道德意识的匮乏也是造成媒介产品低俗化的因素之一。在面对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失范现象时，媒体必须以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报道和评论，如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所出现的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夜情、包二奶、大学生未婚同居现象等等。如果一味从道德多元和价值中立出发，单纯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甚至在态度和倾向上颠倒黑白，是非不分，那就违背了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传媒在低俗之风暂难遏制的势头下，还是应该始终把自己定位于推进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文化传播工具，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以自身为中坚重新构建理性与道德机制，重塑高屋建瓴的人文导向和价值关怀，生产出丰富而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引导人、愉悦人、教育人、鼓励人，这才从根本上把握了新时期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出版社，1990.
　　[3]高丙中译．文化研究再思考[M]．文化研究，2003，（1）.
　　[4]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5]詹姆逊，王逢振等译．快感:文化与政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商务印书馆，2001．
　　[7]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李泓冰．谁害死了追星女之父[N]．人民日报，2007-3-0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当前我国传媒低俗化的表现、原因及对策研究”（0606016B）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徐小立，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新闻学博士；刘赞，湖南师范大学新闻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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