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特立独特的批评家
作者：王予霞
桑塔格感到，越南挑战了她倡导的美学思想——艺术的力量在于建构否定；同时过度的自我意识在越南是不受欢迎的。因此，桑塔格感到理解越南文化十分困难，远不如古巴文化易于理解。桑塔格河内之行的困惑，反映了西方激进意识与作为社会改造实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战之后，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强大的民族适应力与内聚力，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重要精神支柱“也许正因为这种绝望的环境，以及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迫切性，激发它们产生了在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里所没有的努力”。③作为反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桑塔格，又怎能充分理解第三世界的革命呢？
带着对越南革命的失望，桑塔格感到古巴革命不存在那种异域文化间的障碍，在许多方面与美国有着天然的联系。古巴到处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与力量，人们可以无休止地高谈阔论，快乐地工作。 古巴人奇妙的活力不仅为革命增添了力量，而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古巴不干扰美国电台、电视，人们可以随意观看和收听迈阿密的节目；一些美国的非政治的小说充斥古巴街头。也就是说，古巴人民生活在一种较为宽松自由的多元文化环境中——西班牙文化、美国文化和约鲁巴文化的融合。有必要指出的是，古巴革命与美国激进分子所追求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反工业社会倾向完全不同，古巴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们努力促进古巴的经济发展。在桑塔格看来，美国激进分子只憧憬那种充满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毫无疑问，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必将激发出更高的道德渴求，必然是审美多于政治。这一切都说明，古巴革命已经形成了一种严肃的意识形态体系，而此种精神却是远离美国的，美国的文化精神是罪恶而衰弱的——过度的美学革命。总而言之，美国的革命不是组装，而是拆除意识，使一切都简约化且丧失了内核，变得轻飘飘的。桑塔格感到，当美国文化浸渍着舞蹈、音乐、妓女、香烟、堕胎、色情电影时，古巴革命应当引起新左派的高度重视。
桑塔格在自己的政治旅行中积极寻找革命模型，自己肩负着发现精神与社会制度新大陆的历史使命。然而，桑塔格只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而非政治家，所以她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视角都是美学式的。她推崇古巴革命，对越南革命与中国革命感到困惑不解，关键是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中越文化无法实现美学自治，更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所以，当她以持议的先锋作家的身份切入中越文化时，美学自治的激进意识又把她抛回到对自己角色合法性的反思当中。
进入80年代后，冷战局势开始松动，世界格局正在悄然改变。苏联与东欧问题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桑塔格激进的政治立场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1982年，桑塔格参加国际笔会在波兰举行的作家研讨会，适逢“团结工会”活动密切之时。当时的作家研讨会撇开文学不谈，围绕着“团结工会”大肆畅谈政治。同年，桑塔格在曼哈顿的市政大厅发表《波兰及其他问题——共产主义与左翼》的讲话。她认为，关心波兰人民的“团结工会”，“就要把我们的立场与官方的虚假辞令区别开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二元认知模式，有可能把我们引到虚假和不真实之处”。① 她感到，左翼人士并不愿意了解事实真相。她坚持要从共产主义破产、共产主义体系彻底堕落中汲取经验教训，“我们要抛弃那些自以为是的左翼，挑战我们许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激进’和‘进步’观念，重新思考我们的位置”。② 桑塔格开始全面检讨新左派的自满情绪，“我们太过于自信了，我们热爱正义，但我们并不怎么热爱真理，所以我们的大前提就错了（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对共产主义专制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③
自此，桑塔格政治立场发生戏剧性变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与革命及权力之间的关系。桑塔格虽然同情并支持第三世界革命，但始终拒斥集体主义的说教。可以说，她的政治思想未能超越资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念，所以面对苏联与东欧的复杂局势，她手中的武器仍然是传统的人道主义。桑塔格认为自己对“团结工会”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放弃左翼立场向右转，她坚持自己是为民主而奋斗的左派。总之，60年代桑塔格与美国老左派分道扬镳，80年代她又同新左派决裂，政治立场前后矛盾，令人困惑不解。事实上，桑塔格的政治思想自始至终都是以美学自治为核心的，她把文艺问题等同于道德和政治问题，出现混乱就不足为奇了。
三、 新格局中的奋进
90年代初，巴尔干半岛的局势骤然升温。波黑境内的民族问题不仅牵涉了所有的巴尔干国家，而且巴尔干三大宗教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对整个欧洲局势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战争一旦失控，可能再次点燃巴尔干这个“火药桶”。1993年4月，花甲之年的桑塔格毅然来到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当时的波黑局势与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极为相似，桑塔格就像当年的海明威那样，无所畏惧地奔赴战场。此时的桑塔格已经不再奢望唤醒知识界了，因为左翼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已经蜕变成一群远离政治的犬儒主义者。桑塔格忧心忡忡地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焦虑听众的问题，我为谁写作？我没有兴趣支持与安慰新保守主义。这是一个令人烦恼的悖论，最终我被击败了。我丢弃花费一年半时间所写的几百页（手稿）。”④
桑塔格对波斯尼亚人民在炮火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表示敬佩。她谴责美国政府干涉波黑，“我的政府应该干涉，因为它明白自己是超级势力。”同时她也哀叹美国左翼势力对此反应冷漠，此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全都远离了政治。在萨拉热窝，桑塔格尽自己所能，自费举办各种戏剧义演活动。通过演戏，向世界宣布萨拉热窝人民没有沦为动物，他们有文化素养、有思想和梦想。自1993年起，桑塔格在萨拉热窝五家剧院上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她的萨拉热窝义演活动不同寻常，约翰·伯恩斯这样评述道：“对于萨拉热窝人民来说，桑塔格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从1993年开始，桑塔格冒着生命危险，先后11次前往炮火纷飞的萨拉热窝，让世人看到她并不是来寻求机会的。当桑塔格去世的消息传到萨拉热窝时，市政府决定把当年桑塔格义演的街道命名为“桑塔格街”，以纪念这位极富正义感的作家。①
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成为国际社会的新的不稳定因素。9·11事件后，桑塔格在美国民众一片复仇声中发出了自己的理性声音。她认为：“承认这不是一次‘胆怯的’对‘文明’、‘自由’、‘人类’或‘自由世界’的攻击，而是对自称是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的进攻又有何妨呢？美国正在承担为某种利益和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美国领导者和所谓的领导者们已经让我们明白了他们可以随意操纵公众：建立信心和控制悲伤。政治——民主制度体系中的政治本应该包容异议，增进坦诚，但现在已经被心理安慰所替代。我们可以共同悲痛，但决不可一起糊涂。了解一些历史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刚刚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灌输着这句话。而我们并未找到全然的安慰。谁又能怀疑美国的强大呢？但未必每位美国公民都这么想吧！”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