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特立独特的批评家

作者:王予霞




  2003年,桑塔格发表《关于他人的苦难》,从理论层面上探讨公众如何通过影像来观察与认识恐怖活动的。这部著作虽然理论色彩过于浓厚了一些,但直接指涉现实是显而易见的。桑塔格看到,自1839年发明相机到1880年报刊开始采用照片以来,影像在再现恐怖与死亡方面胜过了文字叙述和绘画。在西方一片反恐浪潮中,桑塔格感到有必要从文化角度深刻剖析影像与恐怖的关系。
  毋庸置疑,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媒体从遥远处观察战争。90年代,公众对波黑冲突的情感也是由记者的摄影所激发的,可以说是CNN的辉煌战果。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是一场高科技战争的影像:如流星般的导弹划过天空,显示了美军的绝对优势。当9·11事件发生时,那些从塔楼中逃离出来的人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真实的”,“是超现实的”,“很像好莱坞的电影”,“像一场噩梦”。2003年4月,当美英联军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时,完全掌控在美英联军手中的传媒,再次向世人彰显了影像的无比威力。把恐怖与战争景观化,其实就是允诺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旁观者。此观念延伸下去,便是荒唐地以为世界上少数发达国家的人民可以优先成为旁观者,成为别人痛苦的观赏者。他们以为凭借这种新闻消费者的思想形式,就能反映别人的苦难。然而,这些新闻消费者对战争、残暴根本没有切身的感受与体验,而是习惯于通过传媒,从遥远处观看恐怖与暴力。桑塔格担心长此以往,人们将陶醉于暴力与恐怖之中,且陷入思想贫乏状态。
  2004年5月,美军在前萨达姆的阿布格来布监狱里的虐俘事件曝光后,全球舆论哗然。桑塔格不顾年高体弱,撰写了最后的长文《关于虐待他人》。这是继《关于他人的苦难》后,她对美国现实所做的最后一次理论剖析。
  桑塔格认为,布什政府只想尽快息事宁人,限制与此相关的肇事者——那些照片的传播者们,无意解决由照片所暴露的政策与领导者的问题。美国政府不承认在阿富汗、关塔那摩湾等监狱中有虐俘现象,企图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在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发言中,尽可能地回避“虐待”字眼。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美军进驻卢旺达时所发生的“种族仇杀”——也尽量回避“种族仇杀”。
  传统的战争摄影属于摄影记者的职能范围,如今士兵们凭借着数码相机,全都成了摄影者。他们随时可以记录身边所发生战事,记录自己的欢乐、暴行以及对战争的观察等等。他们相互交流,并以互联网发往全球。虐俘照片反映了布什政府的对外占领政策,就像20世纪比利时对刚果、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那些不顺从人民所实行的蹂躏与侮辱一样。美军士兵之所以这样蛮干,那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些囚犯属于劣等民族与宗教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现在人们还很难预测虐俘事件对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虐俘照片都是围绕着性的,强迫犯人刺激性行为。摄影的深度满足已经不是传统的亲临与观望了,而是充分的快感,把计划的事件拍摄下来,这种快乐是相机的快乐。虐俘事件绝不是一种变态行为,而是布什政府推行反恐战争以及树立美国国际形象的产物。布什政府在国内推行战争的虚伪宗教论,无休止的战争演变成无休止的监禁。如果质询的突出特征就是关押的话,那么肉体的侮辱和折磨就不可避免。我们生活在数码相机时代,迫使美国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虐俘事件的存在。然而,国际红十字会在一年中所提交的有关阿富汗、伊拉克的虐俘事件却得不到任何答复。照片打破了美国领导者的沉默,因为照片记录了事实。这是一个数码相机自我生产与自我传播的时代。
  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说:“这些关押人员可不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他们是杀人犯、恐怖分子、造反之徒,或许他们的双手沾满了美军的鲜血。我们很头痛如何对付这些人。”美国政府认为,媒体进行了错误的宣传,煽起了全世界的反美情绪,这些照片会让很多美国人丢掉性命的。显然,美国濒临死亡不是由于这些照片,而是由于照片所展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与此相关的决策。这是虐俘事件发生之后,对美国政府最尖锐的批评,充分体现了桑塔格政治的率直与坦诚。从波黑战争到反恐,桑塔格在左翼知识分子纷纷远离政治的情况下,仍然孤军奋战,坚持走“作家之职责就是社会批评家”的道路。对于外界的褒贬她丝毫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展现了一代思想家的特立独行的风格。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末西方新左派崛起之后,立即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桑塔格正是在这个时候步入美国文坛的,并且以激进的批评理论迅速建立起学术地位。桑塔格的批评理论同新左派运动密切相关联的,她倡导的“营地旨趣”、“反对释义”、“新感觉”随之成为广泛采用的批评术语,从文化艺术领域扩散到社会政治领域。进入70年代后,随着越战的结束,美苏对峙是广阔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原先疾风暴雨式的民权运动一下子失支了矛头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桑塔格有意识地与激进主义保持距离,但是她有理论探索方面不断深化。80年代未,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自行解体,西方知识分子彻底放茺了左倾期待。因此,在波黑战争与科索活危机中,西方知识分子却放度了批判立场。此时的桑塔格执著地走“左”的道路,她对自由人仅的表达,对萨拉热窝的关注都同她的文化批评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总而言之,无论是她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政治之旅,80年代对苏联集权制的评击,还是21世纪对反恐的独特见解,都坚持了活动的批评者,桑塔格的行为与萨特极为相似,她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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