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进步》杂志莱辛访谈录
作者：邓中良 缪辉霞／译
问：您有没有撕毁过其他手稿呢？
莱辛：有的，还撕毁过两三本书。我讨厌看到到处乱七八糟地悬挂着未定型的物体。如果它们没有作用，我就要把它们毁坏。关于这本两个政治囚犯的书，我有很多不同的灵感来源。第二次大战期间，英国人抛弃了很多难民——其中一些是纳粹间谍，一些还是狂热的反纳粹分子——把他们抛弃在英国属地曼岛，而他们却把这个岛屿变成了有着管弦乐队、戏剧和讨论小组的实验性大学。纳粹分子和反纳粹分子紧挨着住在一起的地方一定是地狱。我也知道那儿曾经是地狱。也有人告诉过我哪些人住在那里。
问：您已经推出了两卷自传《我的皮肤之下》（Under My Skin）（哈泼柯林斯公司，1994）和《走在阴影中》（Walking in the Shade）（哈泼柯林斯公司，1997），一直写到1962年《金色笔记》出版时发生的事情。那么第三卷自传您将写些什么内容呢？
莱辛：我也从代理商以及出版商那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都要求我写第三本，因为第一二本在美国和英国的反响都很好。但是我却无法很简单地写出第三本。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扮演一个家庭母亲的角色，照顾着许多极端不安分的十几岁孩子。现在他们已经步入中年，我觉得把当时的一些事情公开对他们来说不太公平。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写一本关于公众和社会事件的书，而不要掺杂任何私人的事情。
问：您曾经说过您“保留着旧式的想法，即认为直到我们死去，作家的生活都是他（或她）自己的所有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您自己也似乎越来越注重隐私。
莱辛：有些事情我是不会公开谈论的。当然，我会写日记，但是日记不可能被人们阅读很长时间。当人们阅读这些日记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出现呢？我无法想像，现在读我的书的时候不能推论出来那些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对于人们对作家的生活很着迷感到好奇的原因。对于我来说，我们一直都在自己写的书里面，而且几乎是毫无掩饰的。我也想知道个人的私密生活是不是真的很重要。谁会关注人们知道你什么事情，不知道你什么事情呢？甚至当你公开一些私密事情时，大多数人还毫无知觉——直到他们也成为同一代的人，经历差不多相同的经历时，他们才能了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下定义，所有的人都是私密的。
问：您成为一个苏非派信徒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关于这个问题，您能谈谈吗？
莱辛：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苏非浪潮，苏非狂热。人人都想很快地成为苏非派一员。我一直想推出那些以苏非方式为主旨的书，却从来没有创作出那样的书。苏非主义不是你在一本书里就可以发现的，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你都不会找到苏非主义的信息。苏非主义是你必须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就和佛教一样，你不可能读了一本书之后，就会立刻得到启蒙和开化。
问：您说过苏非理想就是要创造出可以像别人看待自己一样看自己的人。在这里——伦敦，我想知道人们是怎样看待我的，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美国人的。您观察我们美国人已经很长时间了，请问您对我们是怎样看的呢？
莱辛：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人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你会在一百码的距离之外认出美国人。这是你父辈时候的事情了。他们都把纽扣扣得紧紧的（守口如瓶）。男人们穿着法兰绒西装，剃着平头，他们的嘴——他们几乎不会让自己露出笑容，更不用提说话了。我们经常论谈英国人僵硬的上唇！而美国人有着僵硬的下唇！这是困扰人的肢体语言，我认为这某种意义上和冷战有关，人们就有着那个时代的压抑感。后来20世纪60年代到了，美国人变得懒惰、散漫、随意。我也不好说这是怎样一个显著的变化。每个人都变成了与他（或她）本来完全不同的人。
问：关于20世纪60年代，您有什么必须得说的吗？
莱辛：对于20世纪60年代，我不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怀有赞美的心理。那时我在伦敦，人们说的“动荡的伦敦”。我看到很多人自杀，很多人在疯人院里自杀结束生命。还有很多不幸事故。20世纪60年代是危险的十年——当然，尽管那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很有吸引力。没有事情比人们做参加革命的游戏更有吸引力。牵涉到1968年巴黎的人，所有的人，我觉得都很引人注意。当然，我年纪大了，不能很好地享受20世纪60年代。当1968年的年轮转到的时候，我已经50岁了。要是当时我才二十多岁该多好啊。
问：在篇幅不是很长的长篇小说《第五个孩子》（诺普夫出版公司，1988年），您把20世纪60年代描述成“贪婪和自私的”。我认为您的意思是一时满足的意思。
莱辛：是的，当然。20世纪60年代也许正是历史上第一次年轻人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消费者群体和麦迪逊大街一个商业策划的时期。广告在创造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它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拥有它”的观念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我知道许多小孩都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特质是因为他们的精神所产生的，但是实际上，这与市场和贸易的现实有着很大的关联。
问：那么对于美国现在的政治环境，您有什么想法吗？
莱辛：克林顿第一次当选的时候我也在纽约，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处在极度的兴奋当中。我也想知道我那些冷静的朋友究竟怎么了。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因为这个巨大而苍白的希望而喝得酩酊大醉。后来克林顿第二次当选的时候我也在纽约，却没有人说他的好话，但是每个人都爱极了希拉里。她才有最终的决定权。所有的一切都很真实。当然，这和英国是不同的。这里的每个人都痴迷着托尼·布莱尔，他是一张新的面孔。人们从来不学习吗？
问：所有的政治家都是一样的吗？
莱辛：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是一样的。我从来没有那样感觉过。相同的是：选民们看到这些新的面孔都很激动，像克林顿、布莱尔等等——他们也有着不现实的期望，期望着世界在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任何一个和我一样悲观的老者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问：关于20世纪，如果有一段长一小时的电视节目，您想传达一些什么想法呢？
莱辛：我们好像一直都对突发事件感到惊奇，特别是翻天覆地的大灾难事件，当然还有令人兴奋的事情。看1990年，这一年苏联解体，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瓦解，柏林墙倒塌。我并不知道谁预测到了这些事件。在我看来，我们就和那些一直迫使自己适应不可预料的事件的人类一样。同时，我们在谈论着，仿佛我们处于控制的状态，但实际我们并没有。于我而言，这似乎就是20世纪的真相。我们坐在这里，而发生在南斯拉夫的最可怕的事情却在进行着。我觉得这令人恐惧。我们把贝尔格莱德炸成了碎片，但是人们却告诉我们关于它最惊人的谎言。
问：那人们没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莱辛：我想知道战争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为什么又突然结束，为什么我们英国人和你们美国人被牵涉到一些战争中，而没有牵涉到别的战争中？现在仍然有一些小规模的战争和大的蛮横行为在世界的舞台上上演。我们没有去侵略，或者说没有军事卷入其中，而在南斯拉夫的事情上我们则相反。武器制造商悄悄地煽动起战争，却不让我们知晓，这可能吗？对于他们来说，扔炸弹是赢利颇丰的生意。戈尔·维达尔不久前的一天谈到了这件事，他说的也很有道理。他说，什么时候美国的政策是不可测知的，那就请记住军事与工业之间的情结。他才是那个应该当总统的人。
问：实际的情况通常是新闻故事越长，就要花费越多的时间来看到头版或看到电视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