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进步》杂志莱辛访谈录
作者：邓中良 缪辉霞／译
问：伦敦的生活重新塑造了您，还是1949年您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呢？
莱辛：我到伦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问：在《回家》中（迈克尔·约瑟夫出版公司，1957年），您说您是被中部非洲造就的，您从5岁开始就生活在那里，一直到30岁。您现在还有那样的自我评价吗？
莱辛：现在我会说我主要是被三件事情造就的：中部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遗产以及文学，尤其是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问：当您到达伦敦的时候，您感觉到很沮丧。后来您又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地方之一。那么现在它在您的眼中，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
莱辛：在过去十年里，伦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人也是如此。他们越来越像美国人，也更像欧洲人了。他们一直在外面吃饭，和十年前一样，在家不煮饭。他们都围坐在咖啡厅里，和欧洲大陆人一样，喝咖啡，喋喋不休地交谈，看着世界发生变化。
如果你星期五晚上出去，就会看到伦敦中心地段全都是年轻人，他们正在度过他们的快乐时光。这是很棒的事情。法国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都来这里狂欢，因为伦敦在摇滚。
问：我对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您旅行的频率很感惊讶。您几乎走遍了伦敦每个角落，给学生们读书，您还去了阿富汗、阿根廷、奥地利、巴西、中国、冰岛、意大利、巴基斯坦、美国、津巴布韦。
莱辛：我的确是去了很多地方旅行，不是吗？但是从今以后，我将不会再做更多的旅行。但是我还要去加泰隆尼亚，因为我即将被授予一个很大的文学奖项，即加泰隆尼亚国际大奖。我简直是崇拜巴塞罗纳，当然，你也知道加泰隆尼亚很想从西班牙分离出去。但是他们没有举着旗帜在大街上游行，也没有秘密杀害西班牙国王，而是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策略。他们发动了最高层次的伟大的文化运动。我对此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很不错的政治策略，也很有趣。
问:那么您写过您在中国的经历吗？
莱辛：我没有，我也许不会写，因为我一般对于短途旅行有很多印象。我去中国之前，有人告诉我中国人不会讨论政治，但这不是事实。我和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迈克尔·霍尔罗伊德去了那里，我们发现中国人很开放，看起来也毫不畏惧。他们批判性地谈论着文化大革命，没有人越过他（或她）的肩膀回头看，担心有人来逮捕自己。
在上海，我看到很大的情景反差。在一条街道上，给予人深刻印象的商店卖着最新的歌词的复制品，有着迷人的欧洲时尚风格，而在后街靠近角落的地方，有一家贫困的人挤在一间装着光秃秃灯泡的房子里。我听到一家人在唱着“生日快乐”，这有点不可思议。你也许会以为他们有属于自己快乐的生日歌。世界上每一个主导国家——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或是美国——都或多或少将它们的文化强加给了不太发达的国家。
问:我所有在学术界的女性朋友都对我说，我必须问您一个关于争取女权运动的问题。
莱辛：对于争取女权运动，我一直力陈己见，不是吗？从我所观察到的和我朋友告诉我的看，争取女权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关于教条和教堂的宗教信仰。我当然不会嫉妒美国大学的男人们。但是这个时代即将过去，它不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从理性上看，美国可能是一个非常歇斯底里的国家，道德上非常具有清教色彩。私底下你也许可以得到乐趣，但是在世界上其余的人眼里，你们看起来似乎讨厌快乐——议事日程上看似重大，自然流露性却很是欠缺。你所展示的形象是一个可怕的顺从形象。思想警察控制着你的想法吧。
有很多在媒体工作的争取女权运动者，她们认为争取女权运动很重要，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女权主义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对享有特权的妇女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没有触及到穷人和第三世界的劳动妇女的生活，这一点使我很忧伤。
问:在您最近的一本小说《玛拉和丹恩》的结尾有一段女主人公玛拉的评论，听起来很有典型的莱辛风格：“是的，很对，但是……”在这本书里你看起来很透明。
莱辛：很明显的事情是我很崇拜我的小弟弟哈里。
问:您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天才才能看懂“玛拉可能是你，而丹恩是哈里”。就像您其他很多书籍一样，《玛拉和丹恩》只是关于一次旅行。
莱辛：我讨厌听起来陈腐的说法，但是我真的感觉到生活就是一种旅行。关于这个，你还想到别的什么吗？
问：我觉得您也许会写《玛拉和丹恩》的续集呢？
莱辛：我也很想那样做，因为我对丹恩很着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每个人都不喜欢这本书。我必须等，再看看。我的时间正在一点点消逝。
（责任编辑 沈维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