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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长江三大古文化区等
作者：谢芳琳等
吴越文化的核心区域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苏南、皖南和浙江省。其精神文明部分也是在元明清时期达至鼎盛，时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誉。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里还说：“浙江与江南一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
三、长江三大文化区的交融、和合
千万年以来，长江孕育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而又通过长江为纽带，把三个文化区连成一气，形成具有长江流域特色的长江文化。从另一方面来看，三个文化区也正是由于得利于长江的串联、沟通，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与和合。这特别表现在相邻的两个文化区域内，如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相互交汇与融合。而这种相互间的交汇与融合则在远古时期便已开始了。仅以考古文化中的大溪文化为例，其被认为是巴文化的主要源头。而它虽以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但分布范围却东起今鄂中南，西至重庆直辖市东部，北达汉水中游沿岸，南抵洞庭湖北岸，但“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而被认为是楚文化主要源头的屈家岭文化，则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但其西部范围也延伸至三峡。由于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在部分地区(主要在三峡地区)的互相重合，且“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陶器有承袭、演变的因素”，所以考古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直接继承大溪文化发展来的。”[7]
徐中舒先生曾就古代黑陶遗物陶鬻、陶豆出土地址分布的情形分析说，早在“金石并用的时代”，“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8]。联系到扬雄《蜀王本纪》里关于“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以其国禅之”的记载，《华阳国志·巴志》里关于“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的记载，宋玉《对楚王问》里关于“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记载，可以相信，自远古时代起，巴蜀地域就是当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个交汇地与中转站。
至于巴蜀文化与吴越文化交汇、融合的例子，在考古文化上也时有发现。其中著名一例，就是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所出土的两件大玉琮。其一为琥珀色，其二为翡翠绿。它们的造型风格竟与浙江良渚遗址所出大玉琮完全一致，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至两三千年前，古蜀人就与古越人有着相互交流与沟通。
由西向东奔腾于南中国的万里长江，早在远古时期就已把流域内的三大文化区域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文化和合的一个早期典范。
“和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是一个哲学命题，又是一种道德准则。这是一种讲和平、和谐，讲融合、合作的哲学与文化。“和合”落实在实践上，就是讲求包容，以宽广和平敦厚的胸怀去对待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万物。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9]正是这个意思。“和合”精神无疑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畴，它是居住于古代中国广阔大地上的先民所共同创造与发展起来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长江流域先民的贡献。而也正是基于“和合”的精神、“和合圆融”的思想，基于“厚德载物”的原则，长江流域先民才会在地区往来、文化交流中以虚怀若谷、怀柔远人的姿态去敞开心扉，海纳百川，从而不断地吐故纳新，集思广益，以此不断地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
注释：
[1]林一山：《顾问的话》，中央电视台编《话说长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2]《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3]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4][6]参见徐吉军：《论长江文化区的划分》，《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
[5]《隐居通议》卷一《朱陆》。
[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N85页，第404N406页。
[8]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9]《周易·象传》。
三星堆的大石壁
娟 子
有学者曾提出，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广汉月亮湾出土的那具外径70．5厘米，重达百斤以上的大石璧，当是古蜀人的一种货币。此说反映在郑德坤先生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广汉文化》里，认为大石璧是古代的一种货币，并以此与太平洋上叶玻岛巨大的石璧状货币相比较；而戴谦和先生则认为其与后代的环钱有关。
以大石璧作货币，在世界的一些民族学资料中确有所见。只是，殷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拥有了海贝等作货币，大致是不会再以大石璧作为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的。因为其太沉重，不能携带；而像太平洋叶玻岛或雅普岛居民那样陈列于家门，又似不可能。一则处于文明社会的古蜀人大致无此异域原始部落的风俗；二则如此进行商品贸易，似乎难以促进古蜀文明社会的经济繁荣。
不过，对于广汉遗址内发现的大石璧的实际功用，一些学者则提出衡权说。衡权是指权衡器或称衡器，即天平或砝码。此论以张勋燎、冯汉骥、童恩正先生为代表。
我国衡器产生得很早，《尚书·尧典》记尧时代即有“同律度量衡”之说。大致说来，衡器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三星堆文明时期，由于尚不知杠杆原理，没有发明秤，所以不论被衡(即称)的物品有多重，权石的重量都必须和它相等，这就是所谓“权与物均而生衡”。从《汉书·律历志》看，权石的种类有铢、两、斤、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