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大风起兮云飞扬
作者：汪 毅
值得凝眸的是，张大千的师古化古主张与其面壁敦煌求证中古美术及舶来宗教文化艺术本源而碰撞所形成的“核裂变”（这里，尚未包括张大千曾涉足考察大足、广元、龙门、麦积山等石窟区域与1927年在朝鲜考察金刚山榆岾寺、三佛寺石窟，1950年赴印度考察阿旃陀石窟艺术，以及继后赴韩国考察庆州石窟），那真是惊涛裂岸。
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十分丰富，就质地而言，有纸本、布本、绢本；就时代而言，几乎囊括了北魏至元约一千年的代表作；就内容而言，涉及到佛教经籍、佛门人物、因缘故事、飞天、生动可爱的藻井，龛楣、龟蛇、野猪、花鸟，以及大量的世俗人物等，有一种集敦煌壁画大成的思维与表现。为此，艺林赞誉，推崇备至，我们从1944年5月四川美术协会编著、西南印书局印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中可窥一斑。“特集”的序言盛赞此展览：“新中国文艺复兴，将以此为壕。”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评价更直接，文章标题即为“唤起中国的文艺复兴”（此论成为当时舆论主旨），并在文尾呼吁：“我希望中国的文艺复兴，将能由此取得影响而为之兴起，成都将成为中国文艺复兴之斐泠翠城。”知名学者蒙文通更是充满激情地赞美张大千的绘事堪比《出师表》，“其气磅礴，其势挺纵，所云泱泱大国风者，吾必以张君为巨擘也。”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亦撰文高度评价：“成都旧时有小巴黎之称，如果将来大千能把他的作品都留在成都，至少在美术方面，成都以比巴黎无愧色……张大千早已不仅是中国的张大千，他是二十世纪全人类的张大千。”此外，张群、林思进、陈寅恪、马鉴、谢无量、沈尹默、叶绍钧、冯汉骥、吴作人等20余位学者、诗人亦分别以诗文评介张大千面壁敦煌的盛举与伟绩。从这个名宿群体的评述可以结论：张大千的临摹敦煌壁画已超越了画家与绘画本身的意义而“唤起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意义，应该具有欧洲文艺复兴的等同意义，让我联想到最完美地将文艺复兴的理想变为现实而被誉为“文艺复兴崇高的山峰”的米开朗琪罗以及他震撼世界的《大卫》、《摩西》等不朽作品。这个意义，无疑拓展了我们对张大千综合研究的范畴，有助于我们对张大千贡献的重新定位；同时，它亦奠定了张大千作为中国文艺复兴先驱的地位，堪称今天我们努力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厦的不朽基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如果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张大千是唤起中国文艺复兴的代表，他们堪称比肩屹立中华文化的两座峻峰，让我们如仰广袤苍穹之星斗，如望无垠大海之灯塔，并油然而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思仰慕之情，以深深感慨中华文化的脊梁。进而还需要表述的是，该展览期虽仅有数天且门票价不菲，而且不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全部（从1943年刊于成都由沈尹默题署、张大千自序、门人罗新之、刘君礼辑录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目次中悉知，此次展览临摹画作仅44幅，另附所拍摄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窟摄影作品20帧。所展临摹画作的对象，为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时间跨度长达700余年，即北魏至五代的；内容以佛门人物——卢舍那佛、萨埵王子、大势至、文殊、菩贤、观音、飞天、大梵王、阿修罗王、天王、劳度叉、比丘尼等，以及世俗人物——于阗国王及其皇后、西平王、敦煌王、托西大王、回鹘国公主、都督夫人、近侍女等为主，兼及佛窟装饰图案与飞禽走兽。这些临摹作品，大多有注评，包括原作时间、尺幅、背景等，以及参与临摹者姓名。据笔者统计，其中24幅临摹作品有张大千的子侄张心智、张心德；门人肖建初、刘力上；藏僧昂吉、格朗、三知、晓悟分别参与），但观者已是万人空巷，达12000余人。试想：如果上述名宿与一般观众能看到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全部276幅（现分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特别是目赏到近在四川省博物馆藏品中所“发现”的40平方米的巨幅作品，那将是何等的震撼，又该有何等评价！当时《中央日报》、《新新新闻》、《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曾发行特刊，高度关注此展。至于张大千所临敦煌壁画的精湛，国民通讯社报道说：“洵堪媲美原作。”为此，四川美术协会还认为“此种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让我们感慨魅力成都早在60年前便拥有一个美丽的光环——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在此，我格外感慨的是：倘若这个美丽光环的命题成立，并能再度挖掘与整合；那么，这对于四川美术的再认识和整体推进，以及对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当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它提升了20世纪四川、乃至中国美术的内涵，赋予了我们今天建设四川文化强省的特别活力。是的，张大千功莫大焉！
上述可见，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及其展览的重大影响和价值，可以并让他受益无穷——即《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复活了敦煌，把固定的敦煌盘活成移动的敦煌，让它不仅随大千先生先后在中国的兰州、成都（四川美术协会主办）、重庆（教育部主办）、上海、台湾等地举办，还在印度、日本、法国等国举行（据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原处长高文介绍，敦煌研究院于20世纪60年代曾从四川省博物馆借去大部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进行复制性的临摹，并将这些摹品展于东京、北京等地）；而且该展览近年来还巡回于成都、北京、广州、南昌、长沙、深圳、合肥、台湾、澳门等地，轰动学术界与艺术界。台湾“故宫博物院”亦在台湾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并出版画册。可见，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作为一个专题性的展览，其展览和传播敦煌艺术的影响可谓空前，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