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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书店与“开明精神”
作者：王国红
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其创办人章锡琛(1889—1969)，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带领书店从上海到武昌、桂林、重庆，又回到上海，南北迁徙，宣传科学与民主，主张文教强国，苦心经营，艰难发展。这个由几个文化人士(赵景深、钱君、王蔼史和索非)出资（5 000元左右)拉扯起来的民营小店，当时面临几家大出版社的残酷竞争。就其规模而言，开明不能与那些老字号、大字号出版社诸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同日而语。但在二十多年间，开明书店出版书刊1 500种以上，月平均出书五六种，最多达十种左右，其中，《中学生》杂志长销不衰，成为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品牌出版物。后来，开明书店在开封、南昌、福州、沈阳、成都、台湾等地设分店16个之多，终成六大出版社(其余五家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之一，国民政府教育部“国定本”教科书“七联”专营店之一，成为后起之秀七分天下有其一。这与开明人严谨、朴实、高效的作风，难能可贵的文化品格，崇高的民族气节是密不可分的。开明人留给我们一笔不朽的财富，那就是“求义、求新、求实、求精”的开明精神，也是出版业有效的经营之道和生存之术，对今天的出版事业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给我们编辑出版人许多启迪，值得我们深思。
一、求义：坚持正义，反对邪恶；坚持进步，反对落后
20世纪初的中国，硝烟四起，思潮泛滥。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生死存亡，国民灵魂深处需要补充、激活的是民族气节、民族大义。义成为当时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区别出版物进步与落后的主要标志之一。由谁来倡导这一主流文化、唱响这一主旋律、引导这一出版方向呢?显然只有具备了舍身取义的民族气节、铸就了高尚文化品格的人，才有这个资格。
开明书店集中了一大批具有这种文化品格的开明人：章锡琛、夏尊、叶圣陶、顾正君、赵景深、丰子恺、钱君、傅彬然、金中华、周予同、郭绍虞、王统照、陈乃乾、周振甫等。开明人的文化品格是当时社会生活和五四新文化形态打造的结果，是他们感觉、认识、情绪、信仰诸要素的总和，是他们稳定持久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是他们内在素质、思想和感情的综合。这种文化品格的具体表现是革命的民主主义、崇高的爱国主义，深厚的国学功底、开阔的西学视野，坚持真理、主持正义……
还是以创办人、管理者章锡琛及其同人为例，看看他们出版活动中的义行、义举。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他以妇女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奔走呼号。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他与胡愈之、郑振铎等联名在《商报》上公开发表抗议信，抗议反动派的血腥屠杀。1935年瞿秋白遇难，鲁迅先生编辑其译作《海上述林》，迫于白色恐怖，无一家印刷厂敢于承印，章锡琛和夏尊得知后，毅然应允。1927—1937年间，面对文化“围剿”，他将曾被禁的夏衍（原名沈端先）译著《母亲》巧妙地改为《母》，将沈端先改为“孙光瑞”继续发行。在被国民党要求删除的茅盾《子夜》第四章空白处，印上一个“删”字，表达一位正义知识分子的愤怒与抗争……1943年12月15日凌晨，日本宪兵闯进章锡琛家，把他抓去，问他为什么要抗日?他回答道：“这首先要问你们承不承认侵略了中国，要是你们不承认侵略了中国，那就根本无所谓抗日；如果你们承认侵略了，中国人民当然要抗日，抗日何罪?”[1]
抗战期间，开明书店积极投身“义卖献金”、“献书援军”活动，捐献书籍560册，多次为前线官兵送去精神食粮。[2]当“义”与“利”发生冲撞时，开明书店守住心中的沃土，不发不义之财。日本一家大书店看到开明资金有难，前来探试，愿意大量投资出版一些中文科学、文艺书籍，章先生回答：“感谢你们的好意，但在两国战争还没有结束前，暂时缓谈。”
用开明书店同人周予同的话说，开明“能强健地存在发展，真不容易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开明人具有的民族大义的文化品格是出版家与出版商的分水岭。开明同人敬业如命，在动荡的岁月里，永葆民族气节，铸就民族大义，成为开明精神难能可贵的一部分，成为当时进步文化中响亮的音符。
二、求新：出书办刊，努力求异创新，大胆改革，创造开明特色
没有求新精神，就不会有开明书店。1925年1月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第11卷第1期出版了一辑有关新性道德问题讨论专号，发表了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周建人《新性道德的科学标准》，反对封建旧道德。杂志刊出后，遭到封建卫道士激烈反对，商务印书馆不准再登这类文章，欲使《妇女杂志》回到只讲“妇德、妇容”的老路。章锡琛愤然辞职，在编译所同事的鼓励下，经过一番策划，一个全新的妇女杂志《新女性》在1926年1月问世，颇得好评，把原来的《妇女杂志》读者全部吸引了过来。[3]开明书店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产物，是求新的结果，以新求生存、图发展。开明书店成立后，首先确定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少年为自己的读者群，出版了大批文学书籍和青少年读物。如“开明文史丛书”、“开明青少年丛书”、《开明活页文选》以及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林语堂编写、丰子恺绘图的《开明英文读本》等。其中许多是新品种、新形式、新内容。如《开明活页文选》，按章锡琛的话说就是，《开明活页文选》“似乎有点创造性”[4]322。那是1927年，应上海几位大学语文教师讲课之需，开明书店选择历代名篇，分段标点，折叠成帖，编上号码，单篇出售，任意选购。到1937年时，已有2 000篇选文，成为大中学校普遍采用的国文教材。自开明文选出，书业中多有仿效。开明做了件好事，不仅有益于读者，对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4]307
再看影响最广、生存最久的《中学生》杂志，其前身是《一般》月刊（“以一般的人，说一般的话，给一般人看”，故取名《一般》）。首先，杂志为追求鲜明的个性特色，抓住稳定的受众群体，果断改版，直接取名为《中学生》，以辅导中学生文化学习为主。在解放战争时期，每期刊有“半月时事述评”，常用“曲笔”向读者揭示真相，启示读者认清美帝马歇尔“假调停、真帮蒋”等事件，这些都极难落笔，每每字斟句酌，数易其稿。[4]309其次，与读者“同气相求”。叶圣陶爱人胡墨林将《开明少年》、《中学生》的来信、来稿加以归纳：“我看他们的来信、来稿，可以说没有一个和我们的思想相反的”，“我们出这些杂志可以说得到了‘同气相求’的安慰。”（转引自王知伊《开明书店纪事》）胡墨林说出了《中学生》在青年中立足、受社会注目的道理，同时，也是《中学生》“新”于其他刊物的地方。
开明求新的地方还很多。1937年，胡愈之开风气之新，创“文摘”之祖——《月报》，是16开大型综合性月刊。每期仅1～2篇特约新稿，其余都是选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各方面已发表的重要文章，这样既延长了时事要文的生命力，又扩大了其受众面和影响力。自此以后，不少出版社有了各种形式不同、内容不同的“文摘”、“月报”。[4]31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