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作者：戴 煌
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联合会(简称“民联”)，他被选为这个联合会的青年部长，接着又兼任江苏省民联和全国民联筹备处的青年部长。1932年7月17日，在参加江苏省民联代表大会时，他和很多同志被捕，被关进苏州国民党陆军军人监狱，这时他才18岁。
在监狱中，他被极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吸收入党，积极投入狱中的对敌斗争，同时刻苦学习。他按照恩格斯的科学分类，系统地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及大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教科书。经五年苦读，他对从星云到太阳系、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猿到人、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将来必会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有了粗略但明确的认识。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与很多同志才被五条件释放。第二年他到了延安，虽然只有24岁，而且又刚刚坐了五年监狱，但由于不断苦学磨砺，一到延安就能大显身手。
1946年，廖承志当了新华社社长，两年后，胡乔木边当毛泽东秘书边做新华社总编辑，温济泽直接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员会委员。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始终坚持广播，又长途转战到太行山的涉县西戍林，又转到阜平县的西柏坡，后来又进了北京城，温济泽的多才多智、谦诚谨慎、工作兢兢业业、无畏艰险牺牲的人品，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而深切的记忆。这样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党的敌人”，他们不能不百般痛惜！
本来，早在建国之初，廖承志被改任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曾经与梅益和温济泽等人语重心长地谈过话。他说他有一个希望，就是同志间相处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加强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革命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没想到时隔数载，温济泽竟被自己人推到了敌人一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何年何月才能把这样的同志再拉回来?只能等待着，等待着。
“梦中忘却‘靠边站’，还向旌旗笑手招”
当温济泽被补为“右派”时，他仍是对党忠贞不二，认为党总是对的。至于广播事业局党组说自己“右”，只能先承认下来，以后再慢慢去“认识”吧，如有“罪名”与事实不符、处理过分的地方，日后有机会总能说清楚的一延安“抢救运动”不就是很快甄别了吗?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想总该这样想，头抬得高高地向前看，但每日每时扑面而来的生活景象，总不是那么令人舒心畅气的。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有事想拨个电话、节省时间少跑腿，完全不可能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就是摆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的；也全被撤下来扔进准备化作纸浆的废纸堆里，在北京图书馆陈列架上的也被严禁借阅。发表文章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就是他出于崇敬而苦心搜集的瞿秋白文稿与史料，他也感到继续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而交给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大姐了。
尽管他一直身躯瘦弱又有肺病，也还是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劳动了一年多之后，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因为头上还戴着“右”帽，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脱了帽子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并得以在不公开的《广播业务》上发表点文章。
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7年“夺权风暴”之后，全国笼罩在恐怖气氛中。他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车去医院治病，车到一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悄没声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当作陌生人似的，都把着扶手摇摇晃晃地站着，偶尔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话都不说。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噢，原来有‘尾巴’！”
不久前，温济泽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邮电学院揪斗胡乔木的消息，就非常惦念他。没想到这次车上竟能相遇，却又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们的国家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患了心肌梗塞，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想去探望。因为自从自己被补为“右派”之后，到现在已整整十四年没见过廖公了。他说去就去，到廖公家里一看，廖公虽然消瘦了一点，但仍然保持着乐观、热情、豪爽、幽默。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他。
从谈话中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公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后四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渡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还向旌旗笑手招。”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说：“乌云终不会长久遮蔽着天空，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廖公的这些诗句和想法，也正代表了温济泽当时的心情。
温济泽告诉他，十几年来，他还是在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应缴的党费也按月积存着。廖公听了表示很欣慰，要温济泽如实写个报告，他打算找周总理说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的问题。
温济泽把写好的报告递给廖公后，过了一段时间，廖公对他说，总理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不能再给总理增添烦恼了，只能等于等再说。不久总理逝世，他们都万分悲痛。温济泽说：“我们党，我们国家，断了一根顶梁柱！”廖承志说：“还有邓小平，还有很多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还是有希望的。
温济泽成了“春天第一燕”
1978年1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对温济泽说，胡乔木打电话到他家，要他把温济泽找去与胡乔木通话，因温济泽自从被补为“右派”之后，家中一直没有电话。
温济泽匆匆到了这位老熟人家，跟胡乔木接上话后，乔木说，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充实社会科学院，问温济泽愿意不愿意去。．
“愿意。”温济泽说，“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去可以吗?”
“还是先把你调来吧，”胡乔木说，“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较快地解决哩！”跟着乔木又表示，将由他自己与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直接商谈调动事，要温济泽等着。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乔木又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