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作者：戴 煌
温济泽通了话，说他与张香山谈了三次，张香山终于答应了。“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温济泽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
温济泽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谈好了再去；而胡乔木偏要他去了再谈，他也只好答应了。
当时乔木的妹妹方铭正在乔木身边，据她后来对人说，乔木一挂上电话就很高兴地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来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7点半，温济泽如约到了乔木的家，搭上乔木的车，来到了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在乔木的办公室里，乔木和温济泽差不多谈了两小时。最后乔木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刘仰峤同志；副局长已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
温济泽连忙推辞说：“我20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当好普通一兵。”
乔木说：“这是社科院党组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过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温济泽就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20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他深深感到“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乔木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长邓力群主持。邓力群指定温济泽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10人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温济泽推辞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在会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闻界的不少老记者与温济泽久别重逢；倍感高兴。但是温济泽这个代表团团长只能参加公开的大会和小组会，而不能参加人数较少的党的会议，颇为别扭。
科学大会结束不久，乔木也出院了，温济泽就向乔木提出党籍问题。乔木要温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社科院政治部转给中组部。
申诉书很快就写好了，乔木在将它交给院政治部时，还附了一封自己写给胡耀邦的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政治部的同志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温济泽提出“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这时，中央五个部门的代表正在烟台开会，研究为全国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并为确实搞错了的甄别改正的问题。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要中组部的同志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看看对被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平反”还是叫“改正”。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说，即刻让干审局的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的‘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确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温济泽这只“燕子”，又轻又快又矫健地飞起来了。“改正”时他已六十有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20年的损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况社科院已有14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招考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任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得一一过问。1982年用扬病重，他又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71岁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温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烈士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了温济泽。
历时12载，包括着一千多位烈士的10卷本(革命烈士传)，于1991年全部出齐，成为向建党70周年的献礼。大约六百万字的14卷《瞿秋白文集》，也于1995年秋白同志就义60周年时全部出齐。
1996年4月本文草就时，温济泽已82岁高龄了。他得过脑血栓，腿脚不灵便，但他还继续被遴选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顾问，等等，加上个人的写作，每天仍工作不少于六小时。
温济泽这位饱受磨难已八旬开外的老者，不但没向社会索取什么，也没去“颐养天年”，而是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这是为什么，难道不值得如今许多一个劲地追权逐利向钱看的人们好生思索么?